好的，用户之前问过关于中国人与民主适应性的问题，现在转向探讨普世价值和人性。得先理清这两个问题的关联，可能用户是在深层思考文化差异与制度的关系。
用户身份可能是学生或研究者，关注政治哲学或社会学。当前问题更理论化，可能想通过理解普世价值是否存在，来评估不同制度的合理性。
需要区分“普世价值”和“人性”两个层面。用户可能担心如果价值因文化而异，是否意味着人性也不同，进而影响制度选择。比如，之前的讨论涉及民主是否适合中国，现在可能想从更根本的人性角度找依据。
要注意避免重复历史决定论，而是强调人性的共同基础如何在不同环境中表现各异。可以指出价值是实践的产物，而人性是潜在的常量，这样既能承认多样性，又不否定人类共通性。
还要留意用户可能隐含的对文化相对论与普世主义的矛盾，需要平衡两者的解释，避免绝对化。比如，承认价值观的具体差异，但归结到共同的心理需求，这样能为跨文化对话留空间。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且重要的问题，它触及了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核心。我们可以分层来探讨。
简单的回答是：制度千差万别，很难说有全球完全一致的、具体的“普世价值”清单；但在这些差异之下，确实存在着共同的人性基础，而正是这共同的人性，催生了各种文化中相似的、核心的价值追求。
下面我们来详细阐述。
第一部分：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议与共识
“普世价值”这个词本身带有很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容易引发争论。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是否应该追求美好生活”，而在于这些价值的具体内涵、优先次序以及实现方式。
表面的差异与对立：
自由 vs. 集体：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可能将个人自由置于最高位，而东亚儒家文化圈或一些社会主义制度可能更强调集体和谐与社会责任。
正义的解读：对“正义”的理解也大相径庭。可能是程序正义（过程公平）、结果正义（分配公平），也可能是基于某种特定传统的价值观。
实现路径不同：同样追求“幸福”，有的制度认为应通过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来实现，有的则认为需要通过国家引导和集体奋斗来实现。
深层次的共同基石：
尽管有上述差异，如果我们不纠结于具体的教条，而是观察更底层的、人类普遍的心理需求和道德直觉，就会发现惊人的共通性。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指出，一些道德模块是跨文化共通的：
同情/关怀：厌恶看到他人（尤其是无辜者）受苦，并有关怀的冲动。这是利他主义和禁止伤害的基础。
公平/互惠：渴望得到公平对待，憎恶欺骗和不公。这是正义感和合作的基础。
忠诚：对所属群体（家庭、部落、国家）的归属感和奉献精神。
权威/尊重：对长辈、传统和合法秩序的尊重，这有助于维持社会结构。
纯洁/圣洁：对超越个人利益的崇高感的追求，对某些禁忌的遵守。
不同文化和制度，实际上是在对这些共同的人类道德模块进行不同的排序、组合和阐释。一个制度可能特别强调“忠诚”和“权威”，而另一个则可能将“公平”和“同情”放在首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另一方完全缺乏被压抑的模块。
第二部分：共同的人性是存在的
答案是肯定的。人性是普世价值和不同制度产生的共同土壤。
生物学与进化基础：人类作为同一个物种，拥有相同的基本生理和心理结构。我们都有：
基本需求：生存、安全、归属感、尊重、自我实现（参考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基本情感：爱、恨、恐惧、喜悦、悲伤、同情、嫉妒。这些情感是跨文化共通的。
认知能力：理性思考、计划未来、共情（理解他人感受）的能力。
人性是复杂的，不是单一的：人性中同时包含着“善”与“恶”的潜力。
合作与利他：我们有同情心和合作精神，这使我们能够建立大规模的社会。
竞争与自私：我们也有生存本能、领地意识和排外心理。
制度的作用：好的制度，正是为了抑制人性中阴暗的一面（如贪婪、暴力），激励和扩大光明的一面（如合作、创新、同情）。不同的制度，可以看作是人类为了应对生存挑战，基于对人性的不同理解和侧重点，而设计出的不同“操作系统”。
结论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总结：
不要期望存在一份所有文化、所有制度都完全同意并同等排序的、具体的“普世价值”清单。 价值的具体表达和实践深受历史、地理、经济等特定情境的影响。
但共同的人性是真实存在的。 正是这份共同的人性——我们对痛苦的恐惧、对幸福的渴望、对公平的追求、对亲人的爱、对被尊重的需要——构成了所有道德体系和法律制度的深层基础。
制度的差异，反映了不同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为了应对特定挑战，对如何最好地实现这些根植于人性的普遍愿望，所做出的不同路径选择。 民主制度、协商制度、贤能政治等，都是试图回答“如何组织一个社会才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其成员的人性需求”这一根本问题的不同方案。
因此，问题或许不在于“有没有普世价值”，而在于我们是否承认全人类共享着同样的人性基础，并愿意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话和理解，在不同制度的实践中寻找那些能够最大程度促进人类繁荣的共同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