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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来中国古外销陶瓷的发现与研究综述
孟原召
[摘 要]
四十年来，国内外考古工作蓬勃开展，陶瓷窑址、水下沉船、海外遗址中发现了一大批外销陶瓷实物遗存，成为十分重要的学术研究资料。随着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新技术方法的应用，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进入了一个持续快速的发展阶段，在广度和深度上均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
一、引言
“考古学是历史学的源泉。”它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遗存资料，促进了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以研究古代遗物为主的古器物学、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以全面复原古代人类社会历史为目标的现代考古学的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中国引入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初入时即属于历史学范畴，“是以人类留下来的遗迹遗物来研究历史的”，用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将古陶瓷研究与考古相结合的陶瓷考古也逐步发展起来。20世纪20年代以来，以陈万里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突破了古代陶瓷器收藏、鉴赏及文献研究和考证的范畴，认为“照过去的老路——只靠点滴的文献史料进行研究，是无法取得显著成效的”，于是“走出书斋”，将传统古器物学研究中的陶瓷器与古代瓷窑遗址的考古调查结合起来，开拓了一条中国古陶瓷研究的“新路子”，逐渐形成了陶瓷考古研究的新领域。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瓷窑遗址考古调查陆续开展并持续进行，考古工作者对耀州窑、磁州窑、定窑、钧窑、汝窑、洪州窑、景德镇窑、长沙窑、越窑、龙泉窑、德化窑、建窑、漳州窑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瓷窑遗址做了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学术成果，为中国古代制瓷手工业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为中国古代外销陶瓷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产地判别的比对资料。
陶瓷器是古代中外贸易往来中十分重要的对外输出商品，汉晋时期在国外地区已有使用和流传，晚唐五代以后，逐渐成为大宗的外销货物，如宋代朱彧《萍洲可谈》记有“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且“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在海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除了流传有序的公私收藏外，在海外地区考古工作中亦有大量发现。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海外地区发现的中国古代陶瓷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商品类瓷器，如赏赐品、礼品等，此类数量有限；另一类则是作为商品对外销售的陶瓷器，这类最为常见，而且数量非常大，一般称之为“外销瓷”或“外销陶瓷”，也有学者称为“贸易陶瓷”、“外贸瓷”等。本文所论主要即是这类外销陶瓷器，这无疑是中国古外销陶瓷海外市场及消费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20世纪60年代及以前，在这些外销陶瓷资料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陶瓷器的海外贸易史料和早期考古发现，一些国外学者已对瓷器贸易、产地、工艺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其中，20世纪20年代以来英国陶瓷学者对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中国陶瓷器的研究和美国学者波普对伊朗和土耳其所藏的元明青花瓷器的研究尤为突出；日本学者则开始赴海外地区调查中国外销瓷，以1964、1966年受埃及政府之邀，由小山富士夫和三上次男率领的出光美术馆团队对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的全面调查为代表；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也开始关注和研究。整体而言，这一时期并未成为研究热点，受到考古工作开展的局限，而多集中于传世所见的元明清时代瓷器，学者关注角度也多在于海外发现或历史考证。
这些早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逐渐引起了学者对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的兴趣，并于20世纪60-70年代，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遂成为中外学者颇为关注的一大学术热点问题。这一现象的形成有其良好的学术基础，适逢这一时期涌现出了极佳的发展契机。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在日本“丝绸之路”热的影响下，日本学者在探讨中国陶瓷器的海上贸易线路时提出了“陶瓷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1966年，日本学者三上次男以中国陶瓷在海外各地的流布情况为基础，将这条古代东西方之间的陶瓷贸易与交流的海上贸易线路，称之为“陶瓷之路”，并于1969年进一步扩充撰成专书《陶瓷之路——东西方文明接触点的探索》，认为它连接了“中世纪东西两个世界”，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与此时同，1968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一书使用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其立意和出发点便是东西方之间的陶瓷贸易与交流史。二者所提之“陶瓷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便是古代沟通东西方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海上贸易通道，而中国外销陶瓷器正是这条海上贸易通道上的广泛销往海外地区的重要商品和东方象征之一。这一研究思路和学术视野对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影响极为深远，并促使其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重要学术热点，进一步影响到古代外销陶瓷窑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水下沉船的发现与研究等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1974年泉州湾宋代海船的发现，促使学术界掀起了海外交通史研究的热潮，突出的表现即是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的成立和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湾古船陈列馆”的建成开放。在此学术背景下，藉由改革开放之春风，随着陶瓷考古新发现和中外学术交流的增多，古外销陶瓷研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遂成为中国古陶瓷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的成立和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的翻译和编印即是其突出表现，并连年召开专题学术研讨会，尤其是“陶瓷之路”概念由日本引入中国后形成了研究热潮，这一热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并得以持续发展，大大推动了中国古外销陶瓷的研究。这也奠定了此后四十年外销陶瓷发现与研究的学术基础。
近些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一些学者在对20世纪中国陶瓷考古和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中即涉及到了外销陶瓷，也有学者专门对中国古外销瓷的研究历史做了回顾，从中可以看出古外销陶瓷研究的发展历程。随着陶瓷考古的新进展、水下沉船的新发现和学术视野的不断拓展、新技术方法的应用，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再次迎来了新的发展，并取得了许多新的学术成果。
由于中国古外销陶瓷包含了从窑场生产到消费者使用的过程，中间主要是通过海上贸易通道完成的。因此，循此思路，下文拟从陶瓷窑址、水下沉船、海外地区的发现，以及外销陶瓷专题研究等几个方面，对四十年来中国古外销陶瓷的发现与研究概况进行回顾。
二、窑址考古发现与研究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全国各项考古工作的全面恢复和发展，古瓷窑遗址考古调查与发掘得以迅速发展，尤其是为配合《中国陶瓷史》的编撰，各地区开展了一系列调查和发掘工作，填补了很多陶瓷史研究的空白。其后，窑址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持续开展，多数是配合基本建设工程，也有一些是带有一定学术目的的主动性项目。经过考古工作者四十年来的辛勤耕耘，一些著名瓷窑遗址的面貌取得了新的发现和认识，一些华南沿海地区陶瓷窑址的认识则有了突破性进展，这其中即包含了一批产品广泛销往海外地区的陶瓷窑址。窑址考古发现的材料虽然不是直接的外销陶瓷器资料，但其对外销陶瓷生产状况与产地判定、技术特征与年代断定等均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因而在探讨外销陶瓷时有必要对其进行概述，下文择其要对其略作介绍。
（一）窑址考古调查
窑址考古调查是获取古代窑址分布和初步了解各瓷窑产品及主要特征的重要方法。除了分布广泛的一般田野考古调查外，陶瓷考古学者还开展了一些名窑遗址的较为细致的系统调查，尤其是近些年来一些窑场的大规模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对其制瓷面貌及发展情况有了较为全面的新认识。这一时期涉及到外销陶瓷的工作主要有，河北临城、内丘邢窑的调查、磁县磁州窑的调查、曲阳定窑的调查，浙江慈溪上林湖越窑的调查、龙泉窑的调查、金华铁店窑的调查，安徽繁昌窑的调查，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赣州七里镇窑的调查，湖南长沙窑的调查，福建浦城大口窑、晋江磁灶窑、德化窑、汀溪窑、安溪窑、莆田窑、漳州窑、东溪窑等的调查，广东潮州窑、梅县窑、石湾窑等，还有广西地区窑址的调查。这些调查工作一般目的性较强，工作多较细致，基本掌握了各陶瓷窑址的分布情况，对下一步的考古发掘工作和深入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窑址考古发掘
考古发掘则是在调查工作基础上，为进一步了解该窑场的制瓷手工业面貌而开展的系统揭露，是获取其产品特征、烧成技术及发展阶段的基本方式。这一时期的窑址考古发掘工作蓬勃开展，有的发掘面积大、持续时间长，成果尤为显著。其中，一些著名窑场或华南沿海地区窑场便涉及到产品外销，其中不乏有的窑场是以海外市场为主要目的，从而对外销陶瓷的生产区域及面貌特征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北方地区主要有：陕西铜川耀州窑的多次发掘，对唐三彩、五代宋元时期瓷器的面貌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河北邯郸观台磁州窑较大规模的发掘，出土了一大批宋元时期瓷器，至明清时期窑场则转移到了彭城一带；内丘和临城邢窑的试掘，出土了一批唐五代时期的白瓷；曲阳定窑的发掘出土了丰富的瓷器和窑具等遗物，对宋金时期定窑产品有了新的认识；河南巩义窑的发掘出土了大量唐三彩、白釉绿彩和白瓷，还出土了一些洒点蓝彩和组成花纹图案的器物及几件青花瓷器，可与黑石号沉船和海外地区发现的遗物相对应；河南禹州钧台、神垕钧窑的发掘，对钧窑的时代、面貌等有了新的认识。
南方地区数量更多，湖南长沙窑的发掘，出土的颇具特色的唐代青釉褐彩瓷器常见于海外地区遗址；浙江慈溪上林湖及周边区域越窑、东钱湖越窑的发掘，出土了一批唐五代至北宋时期的青瓷；浙江龙泉窑的考古发掘工作开展较多，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为配合基本建设进行的大规模的调查与发掘，以及2006－2007年枫岩洞窑址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宋元明时期的窑炉、作坊遗迹以及一大批瓷器、窑具等遗物，基本上弄清了龙泉窑的范围、规模、生产技术和产品特征等；安徽繁昌窑遗址也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其中，2002年、2013－2014年柯家冲窑址的发掘，2014年骆冲窑址的发掘，揭露出了一批五代至宋代的窑炉、作坊、窑具及瓷器遗存等，对研究南方地区早期青白瓷和白瓷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江西景德镇窑也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行了多次抢救性考古发掘，揭露出了一大批五代宋元明清时期的窑炉和作坊遗迹，出土了一大批瓷器标本，近年来又发现了一些晚唐五代时期的瓷业遗存；赣州七里镇窑、吉州窑的发掘，也大大促进了对海外发现类似产品的认识。
福建地区陶瓷产品外销的窑址数量较多，考古发掘工作开展也较多，主要有：晚唐五代时期的福州怀安窑，宋元时期的建阳建窑、南平茶洋窑、武夷山遇林亭窑、松溪窑、将乐碗碟墩窑、闽清义窑、晋江磁灶窑、南安窑、汀溪窑、德化窑，明清时期的德化窑、漳州窑、东溪窑，等。广东地区窑址发掘有潮州窑、梅县水车窑、新会官冲窑、大埔余里窑、香港大埔碗窑以及早年发掘清理的广州西村窑，等，涉及外销的窑场由唐代直至清代。广西地区有永福窑、容县城关窑、中村窑，等。
这些窑址的发掘工作开展比较广泛，出土了一大批资料，其产品也销往海外地区，尤其是近些年来因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热潮而更为突出，不仅为陶瓷考古分期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也为海外地区发现中国陶瓷器的产地判定与综合研究奠定了基础，是中国古代外销陶瓷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料。
三、水下沉船的发现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潜水技术与设备的发展，欧美地区水下考古学逐渐发展起来，一些沉没于海底的沉船得以发现和科学发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组织或机构开始在东南亚海域进行沉船打捞，水下考古学者也逐渐开始在这一海域进行调查和发掘，发现了一些不同时代的沉船，其中不少便载有大批的中国陶瓷器，此外还见于明清时期大西洋、印度洋等海域的一些沉船遗址。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由西方引入这一学科，开始建立水下考古事业，经历三十年的发展，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中国沿海地区发现了一批五代至清代的沉船遗址，大多数均装载有大量的陶瓷器。这些水下沉船出水的中国陶瓷器是古代外销陶瓷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年代集中、类别丰富、数量众多，对于中国外销陶瓷和海外贸易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文大致以沉船时代为序简要进行介绍。
（一）唐五代时期
这一阶段的沉船并不多，主要在东南亚一带。据目前发现的资料，载有中国陶瓷器时代最早的沉船是黑石号沉船，1998年发现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打捞出水有瓷器、金银器、铜镜及其他金属器等，船货中以瓷器为主，多达67 000余件，长沙窑瓷器占大多数，达56 000余件，还有一些越窑青瓷、广东窑场烧造的青瓷和北方地区巩县窑等窑口的白瓷、青花、白釉绿彩瓷器，其中一件长沙窑釉下彩绘碗的外壁刻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826）铭记，再结合船体结构形态，可以推断该船为唐代晚期的阿拉伯商船。最新的考古发现是在越南中部广义省平山县发现了一艘9世纪的Chau Tan沉船，但其周围被后期遗存扰动严重，出土有唐代越窑青瓷、北方白瓷和三彩器等；泰国湾附近也发现了一艘9世纪的PhanomSurin沉船，位于海湾附近的淤泥中，据船体结构判断应为阿拉伯商船，出有广东等地的青釉、褐釉陶瓷器等。
印度尼西亚爪哇海域的井里汶沉船，2004－2005年打捞出水49万件（片）器物，包括金器、银锭、铜器、铁器、漆器、铅币、锡币、锡锭、玻璃器和玻璃料、青金石、红蓝宝石、象牙、香料、珍珠、水晶、东南亚陶器、中国瓷器等，应为东南亚船舶；其中，出水完整器155 685件，可修复的器物约76 987件，瓷片尚有约262 999片，其中以越窑青瓷为主，可达30万件，还有一些北方和南方地区的白瓷器等，根据所发现器物，可初步推断井里汶沉船年代为10世纪后期。沉没于印度尼西亚海域的印坦沉船，打捞出水的船货有金、银、铜、锡、铅、陶器及中国陶瓷器等，据统计，出水的中国陶瓷器7 309件，广东生产的青黄釉小罐数量为4 855件，其余则以越窑青瓷为主，还有少量青白瓷和白瓷；据水下船体构件推测其为东南亚造船舶，年代大致为10世纪。这一时期沉船还有印度尼西亚爪哇海域的加拉璜沉船。
中国沿海则有福建平潭海域的分流尾屿五代沉船，出水遗物均为越窑青瓷；而居于南海贸易航线关键区域的西沙群岛海域也有五代时期沉船遗存的发现，如石屿四号沉船、银屿五号沉船遗址等，出水遗物则多为越窑青瓷、广东地区青瓷和褐釉瓷、南方或北方地区的白瓷。
（二）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发达，沉船数量大为增多。这些沉船多分布于中国沿海、东南亚海域和东北亚海域。
福建沿海地区有莆田北土龟礁一号沉船、平潭大练岛西南屿水下文物点、小练岛东礁村水下文物点，泉州湾后渚港沉船、法石沉船，漳州海域半洋礁一号沉船，连江定海白礁一号沉船、莆田北土龟礁二号沉船、湄洲岛文甲大屿沉船、漳浦沙洲岛沉船、圣杯屿沉船、平潭大练岛元代沉船等，不同阶段出水陶瓷器组合有一定差异，主要有浙江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德化窑青白瓷、闽南窑场青瓷、莆田庄边窑青灰釉瓷、连江浦口窑青灰釉瓷、晋江磁灶窑酱釉器、福清东张窑黑釉瓷等。
广东海域则有南海Ⅰ号沉船，保存较好，2007年整体打捞出水，据最新发掘成果，装载的船货多达18万件，以陶瓷器、铁条材、铁锅居多，陶瓷器均有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德化窑白瓷和青白瓷、福建青瓷、闽清义窑和晋江磁灶窑瓷器等，以及少量北方地区瓷器产品，还有金银器、银锭、漆器、铜镜及大量铜钱等。
西沙群岛北礁五号沉船、北礁四号沉船、银屿八号沉船遗址等，多见器物组合为闽粤桂沿海地区青白瓷、广东佛山奇石窑酱釉器等，北礁四号沉船还出有龙泉窑或松溪窑青瓷。南宋时期则以西沙群岛光礁一号沉船为代表，发现于1996年，虽然保存状况不佳，但仍出水陶瓷器、铁条材、铜镜等遗物约有万余件，其中绝大部分为陶瓷器，有龙泉窑、松溪窑和南安窑青瓷，闽清义窑青白瓷和青瓷，景德镇窑、德化窑青白瓷，磁灶窑酱釉器等，其中一件义窑青釉盏内壁刻有“壬午载潘三郎造”，初步判断“壬午载”应为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银屿七号沉船出水遗物与其类似。元代则有石屿二号沉船，出水有景德镇窑卵白釉和青花瓷器、德化窑白瓷、磁灶窑酱釉瓷、莆田庄边窑青灰釉瓷等。
东南亚海域沉船发现数量较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海域均有发现。印度尼西亚海域的西村廖内沉船，出水主要为广州西村窑青白瓷、青釉褐彩瓷和酱釉器等；西村勿里洞沉船出水也多为广州西村窑青釉瓷、南方地区白瓷和福建地区的青白瓷等；廖内林加群岛西北部鳄鱼岛沉船则出水有广州西村窑青瓷和酱釉器、龙泉窑或松溪窑青瓷、佛山奇石窑酱釉器、潮州窑青白瓷，以及景德镇、广西北流河流域和闽南地区青白瓷、磁灶窑酱釉器等。爪哇岛北部海域的爪哇海沉船，据推测应是一艘南宋早期沉船，出水陶瓷器有景德镇窑青白瓷，龙泉窑青瓷，松溪窑和南安窑青瓷，闽清义窑青白瓷和青瓷，德化窑青白瓷，晋江磁灶窑酱黑釉器，福建地区黑釉瓷，还有一些福建地区烧造的白釉褐彩和白釉划花器等。爪哇海域的哲帕拉沉船，出水有德化窑青白瓷、闽清义窑、连江浦口窑、莆田庄边窑青白或青灰釉瓷，龙泉窑和闽南窑场青瓷，磁灶窑酱釉器等。马都拉岛海域的枢府沉船则主要是景德镇窑的卵白釉瓷器。马来西亚海域的丹戎新邦沉船，出水300多件可复原中国瓷器，包括德化窑青白瓷、闽清义窑瓷器、南安窑青瓷、磁灶窑酱釉器等。马来西亚沙巴州北部海域的玉龙号沉船则出水了大批龙泉窑青瓷，为元代中晚期沉没。南沙群岛海域的碎浪暗沙沉船，出水有景德镇窑、德化窑青白瓷、闽清义窑青白瓷和青瓷、南安窑青瓷、磁灶窑酱黑釉器，以及福建地区的黑釉瓷和白地褐彩瓷等。榆亚暗沙东北部海域的调查员沉船，出水有景德镇窑青白瓷、龙泉窑青瓷，以及福建德化窑青白瓷、闽清义窑青灰瓷、磁灶窑酱釉器等，还有金属铜环和铁质凝结物。菲律宾海域的圣安东尼奥沉船，出水有南安窑青瓷、福建窑场青瓷、磁灶窑酱釉器等。
斯里兰卡阿莱皮蒂海岸文物点，也出土有广州西村窑青瓷、青白瓷、酱釉器，潮州窑、闽南地区窑场和景德镇窑青白瓷，以及耀州窑印花青瓷等。
北方则有辽宁绥中三道岗沉船遗址，出水磁州窑白地黑花、白釉、黑釉、孔雀绿釉产品等。
东北亚海域有元代晚期沉没于朝鲜半岛海域的新安沉船，发现于1975年，1976－1984年经10次发掘和1次调查，打捞出水遗物主要包括铜钱、陶瓷器、金属器、石材、墨书木简、紫檀木、香料、药材、胡椒和果核等。出水陶瓷器20 691件，除了7件高丽青瓷和2件日本濑户窑釉陶外，皆为中国陶瓷器，以青瓷居多，白瓷和青白瓷次之，再次为黑褐釉瓷器，窑口几乎包括了南北方代表性窑场，包括龙泉窑、景德镇窑、磁州窑、吉州窑、赣州七里镇窑、金华铁店窑和福建地区窑场的白瓷、青白瓷、黑瓷等。新安沉船出水墨书木简364支，为沉船的货物标签，其中一件墨书“至治三年”（1323），为判别沉船的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近几年，韩国泰安马岛海域发现了多艘高丽时期沉船及陶瓷器、锭石等遗物，出水了一些中国宋元时期陶瓷器，尤以福建窑场的青釉、青白釉、酱黑釉产品居多。
从上述沉船出水的陶瓷器组合来看，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沉船中所载陶瓷器有着不同的组合，多是来自不同窑场；即使是同一沉船中发现的陶瓷器一般也是来自不同地区、多个窑场的产品。由此可知，沉船发现陶瓷器对研究当时海外贸易状况的重要性。
（三）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海外贸易制度发生较大变化。明朝初期虽实行海禁政策，但仍有陶瓷器输往海外地区；至明代中后期开放海禁，东印度公司等欧洲商船频繁来华贸易，使得明末清初成为这一阶段海外贸易最为活跃的阶段，以至在清代中期以后，欧美商船的海外贸易仍较为发达。这一阶段的沉船数量也较多，随着新航线的开辟，除了中国沿海、东南亚等海域外，大西洋、印度洋等海域也有一些沉船发现，但仍以南海海域发现数量最多，中国陶瓷器仍是重要的贸易商品之一，不过这一时期则以景德镇民窑青花瓷、龙泉窑青瓷、漳州窑青花瓷、德化窑白瓷和青花瓷、广彩瓷器、宜兴紫砂器等为主。
中国沿海海域的浙江渔山小白礁一号清代沉船，福建平潭老牛礁明代中期沉船、九梁礁明代晚期沉船、碗礁一号清代沉船，广东汕头南澳一号明代晚期沉船，西沙群岛北礁三号明代沉船、珊瑚岛一号清代沉船，等等。其中，南澳一号沉船出水瓷器近3万件，主要为漳州窑青花瓷器、景德镇窑青花和五彩瓷器；碗礁一号沉船出水瓷器有17 000多件，绝大部分为景德镇窑青花瓷和五彩瓷器。
菲律宾巴拉望海域的皇家舰长号、皇家舰长暗沙二号沉船，利纳浅滩沉船，潘达南岛沉船，吕宋岛圣安东尼奥沉船、维达号沉船，好运岛海域西班牙大帆船圣迭戈号沉船（1600），苏禄海格里芬号沉船（1761）。泰国湾帕提亚沉船、西昌岛一号、二号沉船；越南海域富国岛沉船、平顺沉船、头顿沉船（约1690）、金瓯沉船（1723-1735年），等等。马来西亚海域万历号沉船、马六甲海域沉船，文莱海域的明代中期文莱沉船，印度尼西亚海域中国帆船号（哈彻）明末沉船、荷兰东印度公司哥德马尔森号商船（1752）、迪沙如号沉船、泰兴号沉船（约1822），等。大西洋海域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哥德堡号沉船（1745年），法国东印度公司康迪王子号沉船（1746），荷兰东印度公司毛里求斯号沉船（1609）、白狮号沉船（1613）、乌斯特兰号沉船（1697）、奈伦约号沉船，等等。非洲东海岸肯尼亚蒙巴萨耶稣堡外的葡萄牙圣安东尼奥·唐纳号沉船（1697），等等。印度洋、太平洋海域也有其他一些装载中国瓷器的沉船发现。
明清时期欧美商船的装载量一般都较大，船货类别丰富多样，所载瓷器少者几百、上千、几千余件，多者可达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件以上。比如，1600年沉没的西班牙商船圣·迭戈号（San Diego）出水文物达34 407件，其中瓷器有5 671件；1745年沉没于距离目的地哥德堡市不远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商船哥德堡号（Gotheborg），装载有2 388捆瓷器、2 677箱茶叶、19箱丝绸等约700吨物品，中国瓷器竟多达50万余件；1752年沉没于印度尼西亚海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哥德马尔森号（Geldermalsen），1985年由英国人迈克尔·哈彻打捞出水15万件景德镇窑瓷器和125块金条或金锭（即Nanking Cargo，“南京货”），由佳士得拍卖行在阿姆斯特丹拍卖 ，根据航海日志记载，该船装载有瓷器239 200件、漆器625件、丝绸5 240匹、茶叶686 997公斤以及木材、金条等货物；1822年沉没于印度尼西亚海域的泰兴号（Tek Sing）商船打捞出的青花瓷器也多达35万件。
此外，在一些港口码头遗址中也发现了数量较多的同时期行销海外的外销陶瓷器，如泉州法石古渡口遗址、文兴、美山古码头，出土了大量外销陶瓷残片，包括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福建窑场青瓷、青白瓷、酱黑釉器、白瓷、青花瓷等。这一现象在明州、福州、泉州城市遗址及临近区域遗址中较为明显，如香港居址、九龙圣山遗址，澳门的龙嵩街、营地大街和公局新市等南北湾遗址，广东上川岛大洲湾遗址，台湾澎湖地区，东南亚、日本等地沿海港口遗址发现中也有体现，可谓中国陶瓷器经由港口或中转地销往海外的重要证据。
这些沉船遗址发现的外销陶瓷器大部分为完整器，且大多是批量发现，尤其是其器类组合情况反映了不同时期外销产品类别的差异，不仅为中国外销陶瓷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一定程度上还可从中看出不同的海外贸易港口和贸易发展阶段，弥足珍贵。
四、海外地区的发现
中国古代外销陶瓷最终流向海外地区的使用者，大多是作为日常生活用器，诸如各类饮食器、盛储器等，与当时、当地的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其中不乏专供外销或订烧的产品，也有一些属于陈设类器、供器或玩具等，从而满足了人们的多方面和多样化的需求。因而，海外地区的考古发现和流传有序的传世品和收藏品，可以反映各时期不同地区人们的使用情况。从总体来看，中国古代外销陶瓷的海外市场发展大体可以为两大阶段：一是晚唐五代至元末明初，消费地主要集中于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南亚、中东地区和非洲东海岸等地；其二是明代中叶至清末，消费地在之前基础上，随着全球贸易网络的扩张而大大拓展，遍及亚洲、非洲、欧洲、美洲、澳洲五大洲，数量也大为增加。
（一）晚唐至明初
这一时期的外销陶瓷器主要发现于东北亚地区的日本、朝鲜半岛，如日本的福冈太宰府鸿胪馆遗址、博多遗址群、京都府长冈京遗址、平安京遗址与奈良平城京遗址；东南亚地区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越南、柬埔寨、泰国等；西亚地区的伊朗希拉夫、波斯湾北岸伊朗南部遗址，南亚地区的印度、斯里兰卡，非洲东海岸的埃及福斯塔特遗址、肯尼亚沿海遗址、坦桑尼亚的基尔瓦遗址等地，均有一定数量的中国陶瓷器出土。
晚唐五代时期的外销陶瓷以越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巩义窑瓷器、长沙窑瓷器等为主，安徽、福建、广东地区所产的一些瓷器也销往海外。进入宋元时期，海外发现的中国瓷器的地点分布范围扩大，数量增多，品种丰富，规模远远超过了晚唐五代时期，外销产品以青釉和青白釉瓷器为主，也有不少白釉、酱釉、黑釉、白地黑花、钧釉瓷器等，元代还有卵白釉和青花瓷器等。由于水路交通发达，运输便捷，瓷器的产地不限于沿海地区，许多内地窑场的产品也大量外销，主要有北方地区的磁州窑、定窑、耀州窑、钧窑等，以及周边的一些其他窑场；南方地区则有江西的景德镇窑、七里镇窑、吉州窑等，安徽繁昌窑，浙江的越窑、龙泉窑、金华铁店窑等，福建的松溪窑、浦城窑、建窑、将乐窑、闽清义窑、莆田窑、连江窑、德化窑、晋江磁灶窑、南安窑等，广东潮州窑、广州西村窑等，其中以景德镇窑系青白瓷、龙泉窑系的青瓷、磁灶窑器颇具代表性。
（二）明中期至清末
这一时期主要是西方人来华贸易，以明末清初、清代中晚期的陶瓷器外销最为突出。海外地区使用中国陶瓷器的区域迅速扩大，有东北亚地区的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的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等；西亚的伊拉克、伊朗及土耳其等，非洲的埃及、坦桑尼亚、肯尼亚等地。最为突出的是，这一时期开始大量销往欧洲地区，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意大利、英国、比利时、瑞典等国家，美洲地区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牙买加、秘鲁等地，以及澳洲地区，尤其是各东印度公司来华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中国瓷器的使用已经遍布欧美各地。
这一阶段中国陶瓷器的外销以景德镇民窑、漳州窑、德化窑、东溪窑等为主，类别以青花瓷器为主，五彩瓷器和德化窑白釉瓷器也较为常见，清代还有宜兴紫砂壶、石湾窑陶瓷器。青花、五彩瓷器常见成套使用的餐具、茶具、咖啡具等，器形较大的罐、瓶等也较多见。青花瓷器数量最巨，其中的“克拉克瓷”，国内很少使用，欧洲人颇为喜爱。彩瓷在清代也很受西方人欢迎，一些在广州上彩烘烧而成，即“广彩”，图案常见西洋题材。明代晚期以后的德化窑白瓷外销数量也很大，称之为“中国白”，其中不乏西洋人物雕像。还有一类西方人订制的带有徽章的瓷器，即“纹章瓷”，种类多样，颇有特色。
五、外销陶瓷专题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末学术界掀起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的热潮以来，随着各类考古新资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视野的拓展，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各项外销陶瓷专题研究也逐步深入。大体可以概括为古代外销陶瓷的生产、流通、消费三大领域，包括外销陶瓷的生产面貌与技术特征、产地界定与年代断定、产品运输与海外贸易状况、外销区域及类别、技术传播与文化交流、海外贸易体系与世界贸易网络等。这些不同的专题研究往往又是与前述三个方面的考古发现相辅相成的，下文仅作一简要介绍。
（一）生产领域
这一方面主要是外销陶瓷窑址和生产面貌的研究，包括以此为依据的产地判断和年代推断。通过窑址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来判断水下沉船及海外地区发现的陶瓷器的窑口及年代，一直是外销陶瓷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这也是国内陶瓷考古学者所具有的研究优势。因此，在此基础，一些学者有针对性地探讨了不同地区或不同窑场的生产与外销问题，如越窑、长沙窑、定窑、景德镇窑、龙泉窑、德化窑、漳州窑等，以及泉州、福建、广东、江西等区域性外销陶瓷的研究；还有关于一类外销陶瓷产品的专门研究，如军持、陶瓶等。有的学者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探讨华南沿海地区的仿烧问题，如福建、广东的仿龙泉青瓷；以及瓷业生产模式问题，如苏基朗关于两宋闽南广东浙东外销瓷产业空间模式的分析，何翠媚关于宋元时期闽南地区瓷业发展的研究。还有学者从海洋史的角度探讨瓷业生产的“海洋性”问题，如吴春明、王新天关于古代东南海洋性瓷业发展历史的研究。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科技分析测试手段在古陶瓷应用中的发展，一些学者开始利用化学成分分析方法，通过与窑址采集标本的比对，来判断沉船及海外地区发现的外销陶瓷的产地问题，如崔剑锋等对肯尼亚蒙巴萨耶稣堡出土青花瓷器、南海Ⅰ号沉船出水瓷器的分析，李国清等对陶瓷之路上德化瓷的分析，费舍尔等对景德镇窑和漳州窑外销青花瓷器的分析，徐文鹏等对爪哇海沉船出水青白瓷产地的分析，解决了一部分不易区分的外销陶瓷产地问题。
这些从生产角度开展的研究大大推动了沉船及海外地区发现外销陶瓷器的深入研究。
（二）流通领域
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结合水下沉船的发现进行的，包括外销陶瓷产地（窑口）到贸易港口、海上贸易航线、海外地区港口及具体消费地这一完整的流通过程。由于陶瓷器主要以水路运输，与之相关的内河水运、造船技术、航海技术、海外贸易港口以及海外贸易政策等也是流通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些学者对沉船出水的陶瓷器作了专门研究，如谢明良、约翰·盖伊等对黑石号沉船陶瓷器的研究，沈岳明对井里汶沉船越窑青瓷的研究，袁泉等对新安沉船出水花瓶的研究，郭学雷、丁见祥对南澳一号沉船年代与航路等问题的研究，也有学者对各海域或地区沉船出水陶瓷的综合考察，如越南、中国等。一些学者在探讨沉船和海洋贸易问题时，对出水的中国陶瓷器的海外贸易多有涉及，如黑石号沉船与9世纪的海上贸易，焦天龙对南海南部地区沉船的研究，刘未对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地区沉船的研究，童歆对9-14世纪南海及周边海域沉船的研究，吴春明对环中国海沉船及船货的综合研究，以及李庆新关于南海Ⅰ号沉船与南宋海外贸易、孟原召关于华光礁一号沉船与宋代南海贸易的研究，等等。
有的学者结合港口或变迁研究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陶瓷外销问题，如明州、泉州、月港、厦门等，以及港口和贸易航线的研究，如项坤鹏关于9-10世纪域外中转港问题的研究，森达也对宋元外销瓷窑口和输出港口、福建和日本贸易航线的研究，还有学者探讨了区域性的海洋陶瓷贸易，等等。
一些学者对海外贸易政策与陶瓷器外销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如刘淼对明代前期海禁政策下瓷器输出的研究，布朗对明代瓷器贸易“空白期”的研究；以及新航线开辟后西方人来华后的陶瓷贸易，如王冠宇对葡萄牙人东来初期海上交通与瓷器贸易的研究，甘淑美对西方各国漳州窑贸易的研究，马尼拉帆船的陶瓷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陶瓷贸易，等等。
（三）消费领域
这是外销陶瓷研究者最为关注的领域，国内外学者结合海外地区的考古发现和流传有序的公私收藏，对中国古代外销陶瓷器的消费问题进行了持久的、多角度的研究，包括消费区域、产品类别、地域特征、艺术风格、市场变化、技术传播与文化交流等。其中，对海外地区所发现的中国陶瓷器的整理与研究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中外学者对此倾心尤多，这在前述海外地区发现的记述中已多有介绍，在此不再赘述。此外，一些学者对中国外销陶瓷在海外地区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研究，也有学者对元青花的输出方式、日本出土贸易陶瓷的历史背景、明清时期中日瓷器的国际市场竞争等问题作了探讨，而有的中国陶瓷器则在当时已经成为风靡一时的收藏品。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外销陶瓷器的市场与消费情况。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外销瓷的艺术风格进行了探讨，如明清时期外销瓷的艺术特色与外来风格研究，以及明清时期纹章瓷的研究，也反映了海外市场对外销陶瓷风格的影响因素。
有的研究者探讨了中国制瓷技术对海外地区的传播和交流问题，最为突出的是熊海堂关于东亚窑业技术发展和交流史的综合研究，还有唐代陶瓷器对9-10世纪伊斯兰地区制陶业的影响、越窑青瓷技术对朝鲜半岛制瓷业的影响、中国制瓷技术在东南亚的传播、漳州窑对日本陶瓷的影响、景德镇外销瓷及其制瓷技术的外传、青花瓷器对17世纪荷兰代尔夫特陶器的影响、17-18世纪中国制瓷业对欧洲的影响，等等。
此外，一些学者依据这些外销陶瓷器资料，探讨了中外或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如李梅田对唐代陶瓷中的外来文化因素的研究、陈克伦关于元代青花瓷器中的伊斯兰文化因素的研究、马文宽对明代瓷器中伊斯兰因素的考察、陈建中对德化外销瓷中的东西方文化互动的研究，李知宴对唐代陶瓷和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的研究，贾兴和结合斯里兰卡出土中国陶瓷器对斯中文化交流的研究，李金明关于明清时期中国瓷器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的研究，朱培初关于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交流的研究，等等。这些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海外消费者和外销陶瓷生产之间的不同程度的互动。
（四）综合研究
随着考古发现的逐渐增多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古代外销陶瓷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上述单个领域的探讨，学者们往往从实物资料出发，结合历史背景和文献史料，对不同时期的外销陶瓷进行综合研究，如苏垂昌对唐五代陶瓷输出的研究，叶文程对中国古外销瓷的系列研究论文，马文宽对海上陶瓷之路的探讨，李德金对8-14世纪外销陶瓷的研究，何翠媚等对15世纪亚洲陶瓷生产与贸易“黑暗期”与跨国贸易商的研究，布朗森从经济视角出发探讨了17世纪的亚洲陶瓷贸易，谢明良对于贸易陶瓷与文化史的系列研究，秦大树对9-10世纪陶瓷外销高峰的研究，王光尧对中国古代输出瓷器的认识和思考，曾玲玲、黄静对明清外销瓷的研究，以及日本学者三上次男、龟井明德、坂井隆夫等对贸易陶瓷史的系统研究，促进了中国古代外销陶瓷综合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根据这些发现，一些学者对外销陶瓷的海外贸易网络进行了研究，进一步从全球贸易体系中审视外销陶瓷的发展及地位，如栗建安、李旻关于早期全球化贸易中福建陶瓷的生产与外销的研究，孟原召对闽南地区宋至清代陶瓷生产、贸易与消费的研究，王光尧等对龙泉窑青瓷与全球化的研究，刘淼等对沉船、瓷器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罗伯特·芬雷从全球化贸易角度出发探讨了中国青花瓷的文化传播与发展历程，这些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日本学者三上次男提出的“陶瓷之路”，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成果。
值得提出的是，近年来一些专题性的学术研讨会和有关沉船与古外销陶瓷的专题展览，如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唐代沉船”展览、南京市博物总馆等“CHINA与世界：海上丝绸之路沉船与贸易瓷器”展览、北京故宫博物院“天下龙泉：龙泉青瓷与全球化”展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外销陶瓷的研究，而这些展览更是直观地向社会公众展示和传播了外销陶瓷发现与研究的最新成果，可谓学术与社会的有机结合，而且这一趋势正日益明显。
上述各项研究，反映了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深入探索，涉及中国古代外销陶瓷从生产、贸易到消费过程中的诸多方面，包括技术传播与文化交流、海外贸易网络与贸易全球化等问题，综合研究尤其是外销陶瓷与海洋贸易史方面的研究较为突出。
六、小结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国内外考古工作蓬勃开展，窑址考古、水下沉船、海外遗址的新发现不断涌现，以及考古材料与文物藏品资料的系统整理，为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提供了的类别丰富、翔实可靠的实物资料；同时，由于中外文化与学术交流活动频繁，大大拓宽了中外学者的研究视野，推动了外销陶瓷研究不断深入。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进入了一个快速、活跃的发展阶段，并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
通过前述中国古外销陶瓷的发现及研究史的回顾，大体可将其以20世纪末为界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其研究重点有了阶段性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外销陶瓷本身的个案研究趋向于制瓷业生产格局的整体性研究，由一窑一地之面貌特征扩展到一区域一体系之空间格局与时代变迁；第二，由侧重于外销陶瓷的产地辨识到关注制瓷技术及其传播的技术交流研究；第三，由外销陶瓷特点的整体性宏观认知趋向于关注以此为基础的微观考察，由呆板的器物类别和产品特征到生动的社会生活和艺术内涵探究，从器物史到文化史；第四，从外销陶瓷的单一商品研究逐渐延伸到以外销陶瓷为落脚点的全球贸易体系研究，可以说是从陶瓷之路的探索再次回归到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近些年来，随着考古材料的增多，学界对一些外销陶瓷研究中的不明确问题的认识逐步清晰，或者得以解决；但仍有一些外销陶瓷的产地无法确认，这显然与窑址考古工作的薄弱环节息息相关，如岭南地区的瓷业面貌认识仍显欠缺；也有的外销陶瓷资料因时代晚近或无人研究而被束之高阁，缺乏学者和社会关注，学术资料刊布也颇为欠缺；中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也颇受诸多因素限制。同时，随着更为精细的窑址区域系统调查和重点的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陶瓷器生产面貌显得愈加复杂多样，特别是大的制瓷系统下又分若干存在差异的小窑场区，以往认识或有待进一步修正甚至改变。此外，生产窑场与贸易港口之间的联系、海外集散地和港口与具体消费群体之联系、贸易模式与社会生活、海外贸易与社会经济之关系、宏观视野与微观考察之间的有机结合等问题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为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研究馆员。
原载《海交史研究》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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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恩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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