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女性的劳动、文学与生命体验——美国诗人苏·多罗访谈

苏·多罗：

我叫苏·多罗。上世纪70至80年代，我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的多家工厂和铁路公司担任机械技工。我曾先后在三家工厂工作，而每一家的机械车间里，我都既是第一位女性，也是当时唯一的女性员工。

我走上这条职业道路的经历有些特殊。当时我已结婚，育有五个孩子。不料有一天，丈夫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我必须独自想办法挣钱抚养孩子。最初的六七个月异常艰难。有一次，迫于无奈，我从商店偷了一只棒球手套和一磅汉堡肉——手套是为儿子生日准备的，汉堡肉则是用来做晚餐。不幸的是，我被当场抓住。这件事让我上了法庭。与我一同受审的是一名持枪抢劫加油站的男子，而我的罪名只是偷窃食品和一件体育用品。最终，法官判处我们两人同样是一年缓刑。对他而言，这算是从轻发落；而对我这样为生活所迫的单身母亲来说，这一结果却令人五味杂陈。

不过，也正是通过这次经历，我的缓刑监督官告诉我一个名为“人力培训与发展法案”的援助项目，旨在帮助低收入或弱势群体接受职业培训。项目提供机械加工、木工和文秘等不同技能课程。起初，他们建议我选择文秘方向，但我认为文秘收入不足以支撑我和五个孩子的生活，于是坚持要求进入机械加工班。

我从那个培训项目毕业了，是密尔沃基那个项目里的第一个女性。其实在培训期间就很艰难。困难主要来自老师，他以前只教过男学员，所以他总是先入为主地认为我干不了。因此，我不得不向他证明，男学员能做的任何事，我都能做。更何况，我只是需要有人教我操作机器——只要你示范给我看，我就能做。

所以，当老师不在旁边的时候，班里的很多学员就会教我，他们大多是越战老兵，对战后生活感到迷茫，身上还带着战争的种种创伤。他们技术真的非常非常好，早就懂得怎么操作那里所有的机器，参加这个项目只是为了挣点钱。他们就会教我如何开机器。

采访者：

他们是主动想教你吗？

苏·多罗：

不完全是。那些伙计人确实很好，他们并不在乎我是个女人。背地里他们也许会议论我，谁知道呢。但关键是，他们当时经常处于吸毒后晕乎乎的状态，大多数人一直那样。我不知道老师是没发现，还是根本不在乎，反正挺有意思的。我自己可得保持清醒，我可不想把自己的手指头什么的给切掉。

就这样，我算是正式进入了这一行。我的第一份工厂工作是在一家小型的碳刷厂。碳这种材料很脆，呈深灰色。不论是用带锯切割还是用机床加工，都会扬起黑色的粉尘，弄得浑身都是。厂里几乎没有什么除尘设备，仅有的吸尘装置也根本不管用。正因为恶劣的工作环境和其他一些问题，我和一些同事尝试在厂里组织工会。结果，参与组织的其他人只是被警告了一下，而我却被解雇了。我记得后来回工厂取工具箱时，所有人都以为我拿不到失业救济金了。于是我特意把第一张失业金支票带过去给他们看，告诉他们："想用这种理由剥夺我的失业金？没门！瞧好了，祝你们好运，继续'好好干'吧。"

接下来我去了阿里斯·查尔莫斯拖拉机厂，那是一家拥有上万人的大厂。之前的海尔维格碳刷厂规模很小，大概只有一两百人，而这里是真正的巨无霸，生产拖拉机及其所有零部件。当时我的失业金快用完了，必须尽快找到工作。我去那边申请了五六次，却总被告知没有岗位。后来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就去了几街区外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简称UAW[1]）当地办公室。接待我的是一位女性业务代表，我向她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她直接告诉我："不对，他们最近一直在招人，招的全是男性。"并给了我那段时间完整的招聘名单。

我拿着这份名单去了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简称EEOC[2]），提出了申诉。委员会将我的投诉转给了阿里斯·查尔莫斯的管理层。果不其然，他们突然通知我：有岗位了。接着他们就想尽办法，给我做了所有可能的X光检查，试图找出我身体上的问题。等我离开那儿时，没浑身发光都算奇迹了。结果他们什么毛病也没查出来。

于是他们又把我安排进一个都是老员工的车间，那些老师傅脾气坏得很，压根不想要女工。我猜管理层是希望这些人故意给我错误指示，或者想办法让我干不下去。但除了一个讨厌的家伙之外，其他老师傅其实都很帮忙。他们看得出我并不需要太多照顾，只需要清楚地告诉我："这台机器归你操作，你的任务是这个。"一旦交代清楚，我就能完成。我不调情，不穿惹眼的衣服，就是个普通干活的人。后来他们也了解到我要养五个孩子，更明白了我不是来找对象，只是想安稳工作。

在长达九个月的试用期里，公司可以随便找个理由开除你，工会也帮不上忙——尽管你照样交会费，但在试用期内不受工会保护。那段时间，我每晚都只是埋头干活，熬过了一天又一天。

那段时期，每晚都有人事部的人来找我。我当时上的是第二班，他们拿着我之前向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提交的投诉书，问我：“现在你愿意撤销它了吗？”意思是，既然我已经得到了工作，一切都“完美解决”了，就该签字撤诉。在那段时间里，我结识了装配部门和其他一些部门的工友。他们都劝我：“千万别签任何东西。一旦你签了，他们随便找个借口，比如说你‘瞪了谁一眼’，就能编个理由把你开除。”所以我坚持不签。

车间里有个叫迪克的家伙，说真的，他人如其名（Dick有“混蛋”之意），行为总是很怪异。我尽量不理他，专心做自己的事。他有个手写的活页本，里面贴满了不堪入目的色情图片，内容极其恶劣，涉及儿童、人兽交等，你能想到的最恶心的东西都有。他上白班，我上晚班。每天我来接班时，都会在我操作的机器上——准确说是厂里的机器，只是归我使用——发现他用胶带贴着一张他当天“精挑细选”的色情图片。我会对他大吼，把图片撕碎扔掉，然后尽量无视他。我向工会投诉过，但他们说无能为力。那是70年代，恐怕“性骚扰”这个词都还没出现。工会的人只是说：“他就是那样的人，你就忍着点吧。”

直到有一天晚上，我来上班，发现迪克还没走。那天，我准备操作的机器（一台15英尺高的摇臂钻床）上并没有色情图片。我要加工的零件是拖拉机外壳的一部分，还留在机床工作台上，需要钻一个直径一英寸半的孔。按照车间规定，如果一项活没干完，就由原操作者第二天接着干，别人不能动，设备保持原样。我安装钻头的套筒组件非常沉重。我看向迪克，他脸上挂着诡异的笑容。我心里咯噔一下，现在我跟很多女性说，一定要相信你的直觉，它就像后脑勺的第三只眼，能察觉出哪个男人不对劲。当时，我伸手去碰那个套筒组件，结果整个装置竟然掉了下来。如果我当时开了机床，那个重物飞转起来击中我的胸口或脸部，我必死无疑。

那一刻，我什么都明白了。我尖声呼救，叫来了工会代表、领班和所有人。我告诉他们：“我一直忍受这些下流把戏，但现在他想要我的命！这事必须到此为止！”那时我已经仔细读过工会合同。我知道里面有一条条款，尽管没有“性骚扰”这个词，但有关于“作为工会成员应遵守的行为规范”的规定。我利用这一条对他提起了正式投诉。那家工厂是“闭锁工厂”，如果不是工会成员，就不能在那里工作。所以，如果我能因为他行为不当而把他踢出工会，他就会丢掉工作。

结果是这样的：他最终没有失去工作。但第二天，一大群工会和资方代表——我称他们为“暴风雪”，因为他们都戴着白帽子——涌进车间，沿着过道走向他，对他大声斥责。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敢骚扰我。我在那里又工作了大概两三年。这段经历让我深信，女性必须相信自己的直觉，如果感觉不对，那一定就是不对。

最后十年，我在密尔沃基铁路公司工作，那里的氛围非常好。密尔沃基铁路公司在我去之前也几乎没有女性员工，除了二战“ 铆工罗西（Rosie the Riveter[3]） ”那个时期。我想那时可能有一些女工，但我不太确定。我的朋友维罗娜——我是在工作的最后一年才知道她的——她是二战期间在铁路食堂工作的，战后食堂关闭，她利用食堂工作获得的工会会员资格，成为了第一名蓝领女工。所以，我算是维罗娜之后，车间里的第一个女性。铁路公司真的很好，我无比热爱那份工作。我制造车轮和车轴，组装轴承。

[1] 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mobile, Aerospace, and Agricultural Implement Workers of America）是美国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工会之一，最初主要代表汽车行业的工人，后来将其代表范围扩大到了航空航天和农业机械制造等多个领域。虽然此处中文名称翻译中保留了“汽车工人”的传统译法，但它的实际成员范围已经广泛得多。

[2] EEOC 是一个联邦机构，负责执行联邦法律，以保护求职者和雇员免受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性别（包括怀孕、性别认同和性取向）、国籍、年龄（40岁或以上）、残疾或遗传信息的就业歧视。

[3] 二战期间（1940年代）美国政府为鼓励女性进入工厂，填补男性参军后留下的劳动力空缺而塑造的一个宣传形象和象征符号。她代表了成千上万走出家门、进入钢铁、机械、军工等重工业领域工作的女性。经典形象可见于一张著名的海报：一位身着工装、手臂弯曲秀出肌肉的女性，配以文字“We Can Do It!”（我们能行！）。这张海报后来已成为女权主义和女性力量的国际象征。

采访者：在铁路上工作有什么特别棒的地方呢？

苏·多罗：我喜欢加工大型部件，比如车轮和车轴。这和我第一家工厂（海尔维格）成天对付那些小零件完全不同。那里的工友们都很会讲故事，这也激发了我记录工人故事的兴趣。我在爱丽丝·查尔莫斯和海尔维格时就写过一些，但在铁路公司写得最多，因为那里有太多可以讲述的故事了。

采访者：你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

苏·多罗：是的，没错。然后，如果我写了一首关于某个人的诗，其他工友还会有点"吃醋"，跑过来问："你怎么不写写我？" 他们非常可爱。

工作环境也很棒。公司位于密尔沃基的梅诺莫尼河谷，有一条叫基尼康尼的河流过（这个名字是原住民语，意思是"河流交汇处"）。我上白班，早晨来上班时，经常看到工友们在河里钓鱼，钓到的鱼随季节变化，有时是三文鱼。午餐时，他们就在一个用旧油桶改成的烤架上烤鱼，非常有意思。我有时也会在午餐时间沿着河边散步，采摘野花和野葱[1] ，把野葱洗干净拌在沙拉里。这一切都非常美好。

当然，那里也有一个混蛋，就像爱丽丝·查尔莫斯的迪克一样。这种人通常也不受其他男工友的待见，他们喜欢拍马屁、打小报告。

有一天，我正在操作车轴车床，加工车轴两端的轴颈。我需要爬上一架25英尺高的金属梯子。在我下来的时候，那个家伙在其中一级梯阶上抹了油脂，我没看见，脚一滑，从大约20英尺的高度摔了下来。幸好我戴着安全帽，头部没事，但肩膀脱臼了。我摔倒后，看见他正回头看着我，脸上带着笑容，然后迅速溜出了大门。

我被送到了医院。后来得知，工友们替我狠狠教训了他一顿。领班也表示，尽管没人亲眼看到他做手脚，但他再也不受欢迎了。于是，他就这样被清退了出去。

采访者：这太难以置信了。这两件事都......这真是对任何人来说都极其残忍的行为。

苏·多罗：我真的很爱那份工作。这引出了我们之前谈到的，关于技术工人如何应对职场环境的问题。每个女性技工都有自己的忍耐底线，这个底线因人而异。你不能，也不应该对另一个女工说："你就忍忍那些脏话吧"或者"偶尔被拍下屁股也没什么"。因为每个人的承受限度是不同的。

在建筑业甚至更艰难，因为你在一个工地干一段时间，好不容易分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想约你、谁想搞破坏后，项目结束，你又得去一个新的工地，面对全新的一群人。所以你会经历无数个"第一天"。很多女性技工因此更愿意去公用事业公司或港口这类稳定的地方工作，这样每天是在同一个地点做木工、电工、铁匠等。

这是一种艰苦的生活，但我热爱它。

采访者：那么，你为什么离开了密尔沃基铁路？

苏·多罗：因为它破产关闭了。公司倒闭时，根据与资方达成的协议，每个工会（梅诺莫尼河谷厂区有13个不同的工会）资历排名前25的员工可以获得一笔买断费，金额是25,000美元。我的资历排在第26位。

工会主席来找我谈话，他说："苏线公司（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的猪眼调车场）从来没有女工，他们不想要女人，也从未雇佣过女人。如果你声称你要去那里工作，资方为了阻止你，说不定会破例给你买断费，这样你就不用去了。你觉得怎么样？"

我考虑几天后，觉得那是一大笔钱，足够我们一家搬去加州了。于是，我向管理层表示我接受了明尼阿波利斯的那份工作。后来我才知道，密尔沃基和明尼阿波利斯的工会主席通过气，他们认为把我——一个女人——送到一个排斥女性的管理层那里，是对资方的一种绝佳反击。这场"阳谋"持续了两个月，最终我如愿拿到了买断费，为我们家开启了新的篇章。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在那儿工作了，暂时住在汽车旅馆里，心里一直想着：他们到底什么时候才给我买断金？结果他们压根没打算那么做…… 

有一天晚上我在干活，我们一共三个人。我排在第二个：我前面的人在用割炬切割报废棚车的部件；我抡着大锤把零件砸到地上；我后面的人再把零件捡起来装进他的手推车。 

正当我抡起大锤要砸下去的时候，工头突然走到我面前，我差点把锤子砸到他脚上。他说：“多罗女士，我能问个问题吗？” 我继续哐哐地砸着锤子。他问：“你当时为什么没接受买断？” 我说：“因为我不符合条件啊。” 他说：“你的意思是，如果给你买断金，你会接受？” 我说：“是的。” 然后他就匆匆走开了。五分钟后，他回来了……就这样，我们才有了搬来加州的这笔钱。

采访者：你在明尼阿波利斯工作了多久？

苏·多罗：大概两个月吧。

采访者：那你在铁路系统总共工作了多久？

苏·多罗：差不多十年？不对，还差一点，没拿到退休金。必须干满十年才能领，我大概干了九年零八个月左右。

采访者：你们搬到加州之后情况怎么样？

苏·多罗：我和我丈夫（再婚）当时都以为找工作不会太困难。我以为我能在湾区找到工厂的活儿，他甚至在离开前就已经有几个工作机会了。所有人都觉得我们疯了。你要理解，在密尔沃基，只要是土生土长的人要离开那里，所有人都会说：“你肯定会回来的！你肯定会回来的，你不会喜欢外面的。加州糟透了，老是地震，那块地方迟早要塌进海里去！你会回来的！” 要搬到一个所有人都整天对你这么说的地方，心里其实非常害怕。不过……我有点跑题了，但我们确实想来到这儿。嗯，你刚才问什么？

采访者：你们搬到加州后发生了什么？你刚才是不是说以为找工作会很容易？

苏·多罗：我丈夫后来确实找到了一份工作，具体是哪个我现在记不清了。好像是在奥克兰市政府，是帮别人找工作的，他的工作就是帮助别人就业。 

但我却找不到机械师的工作。当时这里发生的情况和密尔沃基一样——工厂纷纷倒闭，出现了很多关厂潮。  后来报纸上有一则招聘广告，招一个叫“技术行业女性协会（Tradeswomen, Inc.[1])”的执行董事。我丈夫拉里看到了广告，他对我说：“这个你能做，你会打字，你能行。” 我说：“不行，他们不会要我的。我没上过大学。执行董事啊！当执行董事总得是上过大学的吧。” 

但关键是，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一位干过技术行业的女性的来担任这个职位。他们还希望候选人有和不同族裔人群打交道的经验，注重多样性。而我在密尔沃基的经历——我参与过的为开放住房、为穷人游行等等所有示威活动——正好符合这点。

[1] 技术行业女性协会（Tradeswomen, Inc.）是一个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美国非营利组织。它的核心使命是支持、培训并倡导女性进入和留在建筑、制造、机械等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技术行业。其主要工作通常包括：帮助女性掌握入门技能；为在职女性创造一个可以分享经验、应对挑战的社区；推动工作场所的公平政策，反对性别歧视和性骚扰；提高社会对技术行业女性从业者的认识和接受度。

采访者：看来你在密尔沃基还挺积极参与政治的？

苏·多罗：是的。

采访者：那是哪种政治倾向呢？

苏·多罗：哪种政治倾向？我最初只是个普通的民主党人。那时我还和第一任丈夫在一起，我是当地民主党选区支部的秘书。但后来我基本上算是被踢出去了，因为我去法院门口抗议了……那时候我的孩子们还小，还在上学。

因为当时我是个家庭主妇，白天有时间去做这些事。那正是黑豹党运动不仅在奥克兰，也在全国兴起的时候。当时有一位非裔美国人被指控谋杀受审，但很明显他是无辜的。想想看，他开着一辆小小的甲壳虫车，据称步枪放在后座，他一边开车，怎么可能从后座拿出枪来射击？整件事太荒唐了，即使对我这样一个住在密尔沃基南城的白人主妇来说，看报纸都觉得说不通。于是我开始去法庭旁听。

我注意到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比如，如果一个非裔美国人来法庭做……嗯……“旁听者”？我想不起那个词了。如果他们戴着太阳镜，法警会要求他们摘下来；但白人戴着太阳镜就可以直接进去。他们就是想看清黑人的眼睛，想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这简直太疯狂了。

我开始写文章谈论这件事。因为我是选区支部的秘书，负责编写通讯稿。我一直都在写各种通讯——家长教师协会的、教会的等等。所以我写了关于这次审判的文章，显然这引起了当权者的注意，我想可能是联邦调查局。他们让支部主席把我开除了。于是我接到了民主党一位负责人的电话，他说：“苏，很抱歉，但你不能继续担任这个职位了，原因是……” 等等。这真的算是我政治生活的开端，因为我开始看到太多不公平的事。

我始终热爱写作。大概在同一时间，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非裔美国人社区有一个写作班。那是在密尔沃基，当时法律还规定非裔美国人必须住在隔离的社区里，不能住在别处。那个写作班叫“回声作家工作坊（Echo Writer’s Workshop）”。报纸上的文章介绍了一位非裔美国女性，她和我一样有五个孩子，她在报上发表了一首诗。诗的大意是：“白人们，你们在哪里？为什么不来做点什么？” 于是我写了一首诗回应她。报社本不该把她的地址给我的——

采访者：但他们给了。

苏·多罗：是的，他们给了。所以我把我写的诗寄给了她，我们因此成了朋友，然后我开始参加“回声作家工作坊”，这让我在政治上更加觉醒。

在之后的岁月里，除了民主党，我再没有正式加入过任何政党。我从未加入共产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工人世界党、十月联盟、革命联盟等等。那个年代左翼组织层出不穷，大概有20个不同的团体都声称自己代表工人阶级，很有意思。

采访者：所以，尽管你把那些具体的党派身份放在一边，但那些真实的经历和人脉，让你在加州找工作时成了一个非常出色的候选人。

苏·多罗：说得对！谢谢你帮我串联起来，正是如此。技术行业女性协会招聘委员会里有一位女性以前就来自密尔沃基。所以她了解密尔沃基的情况。

采访者：结果怎么样？你得到那个职位了吗？

苏·多罗：我得到了，我拿到了那份工作。工作很好，我在那里干了将近三年。但那是兼职，而即使在那个时候，湾区的生活成本也很高。我同时做了几份兼职才能维持生计。

后来，我了解到劳工部的“联邦合同合规项目办公室（简称OFCCP[1]）”。我知道这个机构，因为在我担任部门主管期间，通过技术行业女性协会认识了一些人。有一位女性事务局的地区主管，叫玛德琳·米克瑟（她还在世，住在伯克利），她告诉我联邦合同合规项目办公室 有一个合规官的职位空缺。我申请了，因为那是一份全职的政府工作，福利很好。我得到了那份工作，于是在接下来的很多年，大概有15年左右，我都在 OFCCP 做合规官。

我们的工作是去建筑工地、他们所谓的“供应与服务”公司（比如银行、保险公司等各类企业）进行平权法案和平等就业机会的审查。如果有员工提出平等就业机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简称为EEO）或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2]）相关的投诉，也会交给我们机构来调查。我做了很多年。

后来我在工作中受伤，处理得不是很好。我进入了联邦工人补偿体系[3]。当初帮我介绍工作的玛德琳·米克瑟那时已经退休了。我们这些年一直是朋友，她知道我热爱写作，擅长编写通讯之类的工作。她刚退休，想创办一份不是杂志，而是那种通讯简报，用来帮助招募女性进入技术行业。她是全美劳工部女性事务局中唯一一位专注于推动女性进入学徒制和技工行业的局长，她非常了不起。

总之，她知道我因为受伤无法正常工作，正处于工人补偿体系中。她说：“我们何不……” 而且我也需要一份工作，在那个体系里，你必须有一份被批准的工作才行。于是，我们创办了《薪水的自豪（Pride in a Paycheck）》。这就是这份刊物的起源。

没有玛德琳就不可能有它。玛德琳的资助方式是这样的：她的母亲去世后，在伯克利留给她一栋房子（即使在现在，伯克利的房子也很贵）。她卖掉了房子，将一部分钱投入了旧金山基金会，但指定这笔钱必须用于帮助蓝领职业女性。有人需要为蓝领女性项目筹资时，就可以向她申请，《薪水的自豪》也是这样获得资金的。

这样维持了很多年，后来资金枯竭了。没有更多钱了。我该怎么办？我决定把它变成一个商业项目，申请了奥克兰市的营业执照，完成了所有成立企业必须的手续。在过去的五六年里，《薪水的自豪》就是通过广告收入维持的，它现在仍在网上，免费阅读，网址是 www.prideinapaycheck.com。上面的所有内容都是免费的。

这就是大致的经历了。在这期间，我一直坚持写作。我想，这就是我的故事了。

[1] 该机构负责确保与联邦政府有业务往来的承包商及分包商遵守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和非歧视性政策，不得因种族、肤色、性别、性取向、性别认同、宗教、国籍、残疾或退伍军人身份等因素歧视雇员。

[2] EEO 是一项基本原则和法律框架，它规定在雇佣决策中——包括招聘、晋升、薪酬、培训等各个环节——不得因个人的种族、肤色、宗教、性别（包括怀孕、性别认同或性取向）、国籍、年龄（40岁或以上）、残疾或遗传信息等因素而进行歧视。EEO（平等就业机会）是底线要求，意味着“不设障，不歧视”。Affirmative Action（平权法案）则是更高要求，意味着“主动伸出援手，促进机会平等”。

[3] 联邦工人补偿体系（Federal Workers' Compensation Program）。是美国政府为其联邦雇员设立的一种工伤保险。它的适用于所有美国联邦政府的文职雇员（不包括军人）。只要是在工作期间、因工作原因受伤或患病，无论责任在雇主还是雇员，都能获得补偿，雇员通常不能起诉雇主。该保险支付所有必要的医疗费用；如果因伤无法工作，支付大部分工资损失；提供职业康复，帮助雇员重返工作岗位。由此确保雇员得到救治，并最终帮助他们安全地恢复工作。

采访者：在结束之前，我想再稍微问一下关于写作的事。这听起来非常有意思。您是怎么开始的？这写作的种子从何而来？在这些年里，您是如何坚持写作的？您刚才提到您一直在写故事，或者记录工友们的经历。

苏·多罗：我大概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开始写作了，那时也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就像现在老师告诉你的那样：写你所知道的。所以我刚开始写作时，就写些花啊、树啊、上学的事，还有男朋友——虽然我并没多少男朋友，但会写写暗恋的人之类的话题。

后来，当我参加了“回声作家工作坊”之后，我的写作变得……其实在那之前，因为旁听审判那些事，我的写作就已经开始带有政治色彩了。我也会写我的孩子们，写儿童故事，那时候就做这些。当我开始从事蓝领工作后，可写的东西太多了，但几乎没时间写。所以我就随身带个小本子在口袋里，就是那种小小的、黑白封面的、里面是横线纸的笔记本。

采访者：像警察用的那种记事本？

苏·多罗：对，就是那种。我在工作时就带着它。我会写工友们，写工作本身。后来我决定……这样记录不是很好吗？在参加“回声作家工作坊”之前还是之后来着？我想是之后……不对，应该是在那之后，我加入了另一个叫“女性主义作家协会”的诗社。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了吧。当时有五六个女性，每个月聚一次，讨论彼此的作品。那时我已经在写作了，而且已经在做蓝领工作了——对，所以这肯定是在“回声工作坊”之后，因为我已经是蓝领工人了。

这个诗社对我有两点帮助非常大。它是个非常轻松的工作坊，感觉没有谁是老师，大家都在互相支持。有时一位女性会说：“我只想读这段给你们听，你们不用说什么，我只是需要读出来，让文字经过我的耳朵，知道有听众。”也有人说：“我这段文字或这首诗卡住了，能给我点建议吗？”每个人需求不同，没有人会给出不被需要的批评。那真是个让写作者成长的好地方，对我帮助很大，尤其是在写作技巧方面，因为我当时确实不太懂。

她们对我的蓝领题材既着迷又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她们会觉得：“你干嘛要写这个？”不过总的来说真的很好。后来我整理打印了一本小册子，我想那算是我的第三本书吧。

在“女性主义作家协会”期间，我读到了几位作家的作品。我会去图书馆找女作家的书看，我发现了梅里德尔·勒苏尔[1]，她大概是四五十年代的作家；还有玛格丽特·兰德尔[2]，她和我年纪相仿，是位政治作家。梅里德尔·勒苏尔写的是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故事，写中西部的穷人。我发现她还活着，住在明尼阿波利斯，就想办法联系上了她。“女性主义作家协会”偶尔会邀请作家来大学讲座，我设法促成邀请了她，由大学支付酬金——这事想想挺有趣的，因为我没上过大学，却假装是那里的人似的。她来了，我们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我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书就是通过“中西部村庄于声音出版社（Midwest Villages & Voices[3]）”出版的，这是梅里德尔·勒苏尔和她的女儿、女婿经营的出版社。就是这样，我的第一本书通过梅里德尔·勒苏尔出版了。

[1] 梅里德尔·勒苏尔（Meridel Le Sueur，1900年2月22日生于美国艾奥瓦州默里镇，1996年11月14日卒于威斯康星州哈德逊）是一位美国作家，在其小说、新闻和诗歌作品中宣扬女权主义和社会改革。勒苏尔在中西部平原长大，深受其家族社会政治行动主义传统以及美洲原住民女性讲述的故事和诗歌的影响。她高中辍学，曾在无声电影中出演角色，并于1920年代末开始创作小说和从事新闻工作。她游历美国各地，为《工人日报》（Daily Worker）与《新群众》（New Masses）等左翼报纸撰稿，报道失业、流动劳工、罢工以及美洲原住民争取自治的斗争等议题。

[2] 玛格丽特·兰德尔（Margaret Randall），诗人、女性主义者、摄影师与社会活动家。生于纽约，长于新墨西哥。1950年代返纽约期间，她与抽象表现主义及"垮掉的一代"文艺圈交往甚密。1960年代移居墨西哥城后，共同创办双语文学杂志《羽角（El Corno Emplumado / The Plumed Horn）》。因参与1968年墨西哥学生运动被迫离境，辗转布拉格后定居古巴生活11年，其经历载入回忆录《改变世界：我在古巴的岁月（To Change the World: My Years in Cuba）》。她曾总结道："古巴接纳了我们，我们选择像当地人一样生活，逐步理解了革命社会的光与影。"

[3] 中西部村庄与声音出版社（MV&V）是一家植根于中西部激进文学传统的小型独立出版社，总部位于明尼苏达州。该出版社由作家兼活动家梅里德尔·勒苏尔（Meridel LeSueur）及其女儿雷切尔·蒂尔森（Rachel Tilsen）和德博拉·勒苏尔（Deborah LeSueur）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立，旨在为工人、女性以及那些常常被忽视或边缘化的群体发声。更多相关信息可见于www.midwestvillages.com

采访者：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苏·多罗：叫……在《心，家庭和安全帽（Heart Home and Hard Hats）》之前，还有一本叫《飞鸟与工厂（Of Birds and Factories）》。那本不算正式出版，就是自己打字然后复印装订的那种，我不知道该叫什么。这真的就是我出书的起点了。后来我的作品也被收入了很多其他选集。

采访者：我知道您还自己办工作坊，是吗？

苏·多罗：是的，“蓝牛仔裤口袋写作工作坊”。我大概在10年，也许是12年前创办了这个工作坊。会在“技术行业女性大会”上举办，有时社区大学也会请我去做。最初是我一个人主持，但现在我年纪大了，很高兴现在有很多女性愿意站出来共同主持。我觉得一群人合作比我自己站在那儿喋喋不休要有趣得多。

采访者：您为什么认为这对女性工人来说是一件好事？

苏·多罗：工人写作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文学类型了。我喜欢用“类型”这个词。它大概起源于三十年代，当时是作家们走进工厂，去写那里的工人。但到了六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身处其中的人开始从内部书写了。加拿大有个作家叫汤姆·韦曼，他写了一本很好的散文集叫《内部工作（Inside Job）》，很好地解释了什么是工人写作。然后，从工人写作又衍生出大学里现在有些地方开设的“工人阶级研究”课程。依我看——也许我错了——大学是在看到有这么多工人阶级出身的人真的在写作之后，才意识到有这回事的，他们可能之前觉得“这些人怎么可能写作？他们那么笨”。

无论如何，写作对女性来说尤其重要，原因有很多。其一，如果我们想招募更多女性进入技术行业——这正是我们的目标——光靠口耳相传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书面或网络上的记录，比如博客、Facebook等，过去五年左右兴起的社交媒体起到了惊人的作用。但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靠的是实打实的书。当一位女性写作者完成所有这些艰苦的工作后——她可能昨天工作了一整天，筋疲力尽——但她能把一些东西写在纸上或电脑上，这让她有种完成感。会有人读到它，甚至在她去世后也会有人读。只要文字还存在，她的故事就会流传下去。这是女性在创造自己的“她的历史”，这超级重要，因为如果你自己不讲述，没人能真实地讲述你的故事。

采访者：“她的”历史，没错。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对于想要进入技术行业的女性，您有什么建议？

苏·多罗：如果当地有像“技术行业女性协会”这样的组织，或者在东海岸有“女性技术行业从业者”之类的机构——东海岸那个叫什么来着？——波特兰、西雅图、芝加哥也都有“技术行业女性”组织。它们起初规模很小，但现在发展得更大了，也更能提供帮助。可以去了解真实的情况，了解作为女性在这一行的工作体验，以及具体有哪些工种。波特兰将要举办一个大型的“技术行业女性职业展会”，规模很大。

不要害怕去查询学徒制信息。在互联网上查找你所在地区的所有不同行业的学徒项目，不要害怕直接去申请。机会是有的，而且他们急需大量的建筑工人。有很多桥梁和道路需要维修。你会很快发现自己是否喜欢这行。

《飞鸟与工厂》

作 者： 苏·多罗（Sue Doro） 

翻 译： 吴季

策 划： 陈韵 

校 订： 宋小啤 

设 计： 李晨 

字 数： 47,000 

页 数： 312 

开 本： 115 mm × 184 mm 

出版日期： 2025年3月18日 

ISBN：978-988-76489-7-0 

零售价 ：78 RMB

本书由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引进

本书收录了美国蓝领女诗人苏·多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期间作为一名操作工、母亲、女儿和女技工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所撰写的一百余首诗作，标题取自作者在1983年自出版的第一本诗集《飞鸟与工厂》。

我们非常荣幸地得到苏·多罗的鼓励和支持，出版由吴季翻译的中文版。在协调沟通出版的这段时间里，她身体状况时好时坏，并从加州奥克兰搬到了东岸的长岛，以便靠近女儿，安度晚年。但她的电邮依然慷慨激昂，关心本书出版的同时，关注着当下的现实政治。在艰难时世中，与她因出版而缔结的联系，给我们无限的鼓励。

在本书的出版中，我们不仅收录了翻译的作品，并将她的三本诗集中诗作以外的部分视觉和文字素材收录其中，包括1983年、1986年和1992年的封面、插画、前言、作者简介和致谢，以及至今仍在使用的鼓励女性技术工人写作的《蓝色牛仔裤口袋作者手册》——由此，中文版《飞鸟与工厂》已不只是一次对苏·多罗四十多年创作集结的努力，也是见证一段跨越时间和现实语境的工人书写的出版历程，并为此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