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地区难道没有农业问题研究吗？

Does the Arab region have an agrarian question?

阿拉伯地区有农业问题研究吗？

摘要

在关于粮食主权（food sovereignty）和农业生态学（agro-ecology）的讨论中，以及英语国家的农村社会学（Anglophone rural sociology）的讨论中，涉及中东/北非（阿拉伯）地区时，这些讨论各自都存在着盲点。本文聚焦于这些问题，概述其中一些初步概念，讨论研究路径，并指出了某些使阿拉伯地区与其它地区不同的社会政治特征。本文聚焦于包括战争和国家问题以理解该地区农业问题的必要性，以及区域性学术生产中的进展和退步。本文通过以下步骤进行：（1）论证阿拉伯地区在主要的农民研究期刊中的相对缺失；（2）综合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学术生产浪潮；（3）强调与粮食主权和农业生态学问题相关的地方性传统；（4）列出一系列需要解决的理论的、历史的和分析的路径。

导论

从美索不达米亚的肥沃新月地带（Mesopotamia’s Fertile Crescent）到作为罗马粮仓的北非土地（the legerdemain of North Africa as the Granary of Rome），阿拉伯地区的过去充满了乡村景象（术语可以围绕人类生活划定知识和法律的边界，而这种划定边界的行为不应表现为无价值的。我使用“阿拉伯地区”这个短语，而不是熟悉的“中东-北非地区”，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连贯的单元，考虑到阿拉伯内部的经济发展进程、普遍使用的阿拉伯语通用语，以及将该地区编织在一起的跨国家机构，这些机构在知识、政治和经济方面有着不同强度的联系。显然，这样的机构排除了其他位于或在该地区边界上的国家——以色列、伊朗和土耳其——它们有着语言差异且未被殖民。此外，阿拉伯-北非地区包括了使用双语的少数民族，如阿马齐格语和库尔德语的使用者，以及许多较小的少数民族。奥斯曼帝国/土耳其的传统包含追溯到对现在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地区的长期政治控制。从分析长期过程的区域研究视角来看，这种包含是有意义的。但在分析关于该地区的当代学术生产时，它则不然。正如费尔加尼所写：“尽管持续的、最近加强的并且资金充足的尝试去定义替代方案，‘中东’、‘MENA’或‘阿拉伯国家、伊朗和土耳其’的术语，‘阿拉伯地区’的定义是一个连贯且有意义的历史实体。在科学领域，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也是真的。”（Fergany 2000, 65）。此外，我仅轻微涉及阿拉伯半岛，其农业历史在阿曼和也门之外被严重忽视。——作者注）。很多错误的声音声称，阿拉伯地区农业的衰落是基于对土地肥沃程度过度夸张的描绘——这是资本主义“文明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的借口（Davis 2007）。基于类似的理由，负责确保地区石油安全“发展项目”的管理者们（McMichael 2011, 80），建立了Ta们自己的反政治机器（Ferguson 1990），从而将阿拉伯的现状构建为一个需要发展干预的对象。最近，美国和欧盟组织使用了一批新的术语：圣战、恐怖主义、内战、极端主义、宗教、叛乱和反叛乱。这些术语有助于授权Ta们的干涉，以处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国活动家引起的病理（Mamdani 2005）。词语在变，但它们的含义保持不变。Ta们的纠正措施往往自我限制于消除神话（Rudy 2007），告诉我们什么是错误的，但很少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存在的”，而不是“什么是存在的”。与此同时，牧民、坎儿井、绿洲、绿色革命、种子库、硬粒小麦、海枣、半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农业企业，以及农村地区与威权主义、社会运动和政治暴力之间的关系，都现实存在但却都几乎不被看不见。

尽管政治经济学在阿拉伯地区研究中现在正经历着小小的复兴（Haddad et al. 2016），但主要的农业出版物——《农民研究期刊》（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南方农业》（Agrarian South）、《农业变革期刊》（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农业与人类价值》（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以及《农村社会学》（Sociologia Ruralis）——仍然对这一地区发表的文章较少，而阿拉伯地区研究很少触及农业问题。因此，阿拉伯地区并未成为关于农业问题（agrarian question, AQ）更广泛讨论的一部分，而农业问题（AQ）在该地区研究中基本上是缺失的。此外，其它地区对农业问题（AQ）的框架往往未能处理帝国主义问题。虽然这样的差异是不合理的，但这在阿拉伯地区是严重扭曲地存在的，因为人们忽视了帝国主义封锁着决定阿拉伯农村发展和不发达现状的主要因素。农业专业期刊对阿拉伯地区的近乎沉默与该地区的政治历史和学术生产的政治有关。一方面，进步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一直在持续衰退，国家对社会福祉的兴趣已经减弱。另一方面，地方性的知识工作已经从农业问题转移向别处。帝国主义与这三种变化都有关联。

然而，经典的和“新”的农业问题仍然是阿拉伯地区发展轨迹的核心。本文介绍了经典问题，讨论了它们在该地区的表现，然后分析了国家问题——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是如何成为该地区农村发展的核心的。接着，本文调查了许多主要的期刊，经验性证实了阿拉伯地区的被代表性不足（underrepresentation）。本文提供了一个精挑细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伴随着对学术生产的调查，重点关注埃及、突尼斯、也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将它们作为我勾勒的理论观点和知识史的指示性和说明性案例。本文关注的是1970年后的时期，因为这是农民研究在英语社会科学中凝聚的时期（本文的综合形式要求我有时必须以权威的口吻写作，否则参考资料的长度会轻易地是作品长度的两倍。——作者注）。然后，本文重新整理了本地区对我们概念储备的贡献，并展示了研究战争如何影响阿拉伯农业问题（AQ），对撰写关于帝国主义和去发展（de-development）的文章是有益的。接着，本文转向现有的空白，专注于农业生态学和国家农业政策，并将它们作为起点，勾勒出研究议程的要素。最后，本文重新框定了一些关于土地、农业政治和粮食主权的问题，以反击此前对这些议题的排斥。这些排斥是通过农业政治的框架发挥作用的，这种框架几乎是现代拉丁美洲或南亚衍生的理想类型。尽管这些地区确实面临着国家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它们的农业问题与国家问题相互作用（Felicien, Schiavoni, and Romero 2018），但它们也是粮食主权和农业生态的辉煌历史的模板或范例。当理论从拉丁美洲的孵化器传播到美国时，它很容易变成具有规范性或自明性的理论，淡化了在阿拉伯地区发挥作用的因素，特别是与外国力量有关的因素，而不是作为一个灵活和可调整的工具，以理解当地的农业社会现实。与此相反，我提出一种接近南阿拉伯农业（Arab agrarian south）的方法，它接受了与区域发展和粮食主权相关的知识工作所需的分析元素。

阿拉伯土地问题

在民族解放斗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重新配置了农业问题（AQ）之前，有三个核心组成部分，简称为农业问题1（AQ1）：在社会转型斗争中农民阶级的作用，通常是指恩格斯（Engels）的农业问题（AQ）；农业问题2（AQ2），资本主义如何重组农村以及这些变化对社会转型的影响，或者说是考茨基/列宁（Kautsky/Lenin）的农业问题（AQ）；以及农业问题3（AQ3），或者说农村在为现代化/工业化积累资本中的作用，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的农业问题（AQ）（Bernstein 2016）。多国的民族解放历史阐明了“经典”的农业问题是如何基于基础性的排斥建立起来的。Ta们避开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原始积累是如何通过定居者殖民主义或价值流失构成早期农业过渡（McMichael 1997）以及它们的反面，即第四种农业问题（AQ）：国家（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并在政治上突出了民族问题。后续的学术研究将他对农业问题的分析工作与他同时期的政治实践以及他关于帝国主义的并行著作区分开来。——作者注）。此外，城市和农村的粮食问题日益构成第五个农业问题（AQ），将城市和乡村联系在一起。生态问题同样与前五个农业问题（AQ）密不可分。这些问题是以一种风格化的方式肯定乡村对社会转型的核心地位。它们并不是简单的累加。它们是迭代的，改变了人们对早期农业问题（AQ）的理解，“要求在新的层面上对它们进行澄清和重新定性”（Moyo, Jha, 和 Yeros 2013, 104）。

“经典”的与当代的农业问题如何适用于阿拉伯地区？

首先，关于政治方面——恩格斯的农业问题（AQ）：该地区存在着拥有大量或主要是农村人口的几个大国。小农、农民和牧民在过去的100年里几乎每一次重大的反体系斗争中都处于核心地位。这些人口，连同饥饿的城镇居民和贫民窟居民，仍然是政治的核心。农业仍然是区域发展和欠发展的核心，在像伊拉克、也门和埃及这样的大国，或像突尼斯这样的小国，“国家主权项目（national sovereign projects）”（Amin 2017）基于粮食权利和小农农业，可能构成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解决横跨农村和城市区域的社会和生态危机（Ayeb和Bush 2019，149-163）。同时，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农民道路”（La Via Campesina LVC，成立于 1993 年，是一项国际运动，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万农民、无地工人、土著人民、牧民、渔民、农民、农民工、中小型农民、农村妇女和农民青年。它建立在坚实的团结和团结意识之上，捍卫农民农业的粮食主权。——译者注）式运动在阿拉伯地区并没有达到几乎相同的规模。其次，关于农村和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或农业问题2（AQ2）。在阿拉伯地区，农村不平等现象极为严重，这是造成巨大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阿拉伯的农村比城市更贫穷，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源于农业的萧条：农场上的债务无法偿还，土地价格超出了农村家庭的承受范围，尽管小规模农业仍在持续（Nour 2015; Ayeb 2017; Fautras 2017）。第三，关于工业化程度的问题仍然是关于发展模式新兴辩论的核心议题，并且在早先关于在资本短缺和与技术转让相关的外向价值流动中适当技术的论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GREDET 1983）。第四，存在一个食物的农业问题（AQ）：在城市中，2011年粮食价格成为不安和动荡的焦点。广场上到处是要求面包的口号，因为国家在金融引发的商品价格通胀下摇摆不定，补贴系统不堪重负（Chakraborty 2015）。这种通胀是发端于当地农业的传递效应，因为该地区是z世界上对粮食依赖最严重的（Porkka et al. 2013），这也是非石油国家面临不平衡支付的原因之一。第五，生态问题，在农业生态被视作新兴的发展战略同时气候变化作为日益增长的威胁的背景下，构成了前面每个农业问题（AQ）的组成部分。

最后，第六，帝国主义战争加剧了土地、劳动、生态和社会再生产的问题——这是不断恶化的不平等发展的症状和原因。一方面，这凸显了国家和主权一贯的重要性：首先，作为承载特定压迫的基本社会单位——尤其是战争和制裁（历史上，制裁对阿拉伯地区的最贫困人口造成了最大的伤害。——作者注）。其次，作为一个透镜，通过它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平等的发展。第三，作为一种关系，不平等的发展在这种关系性中得以复现。第四，作为历史上农村贫困人民抵抗这些压迫的一种方式。第五，作为一种分析单位的阿拉伯民族，也作为观察联合进程的视野以及构想发展的地理空间。另一方面，这种暴力往往预先阻止并否认了土地改革或生态正义的斗争（在2018年的一次会议上，讨论贝鲁特的生态不平等交换时，一位黎巴嫩活动家评论说，在持续的轰炸恐惧或现实面前，围绕环境组织起来是困难的。——作者注）。这种暴力与该地区易于获取且质量上乘的石油密不可分（以艾伦·格林斯潘的话为例，“[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主要是]关于石油的”。——作者注）。此外，正如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委员会西亚部（UN’s ESCWA）所主张的，石油的存在以及为控制它而引发的战争意味着“迄今为止国际关系的持续动荡已将许多阿拉伯国家置于资本积累的被剥夺一方”（2009a）。由于战争通常席卷整个国家，这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发展水平，因此需要特定的工具来理解区域的农业问题（AQ）（Kadri 2016）。在过去，这种暴力的帝国主义根源意味着依赖理论主导了对区域社会现实的解释。在当下，该地区生活在帝国主义的阴影之下。因此，只要战争和国家在发展和农业研究的边缘或通过“冲突”、“极端主义”、“安全”或最糟糕的“恐怖主义”等错误描述的学科隔离中，就不可能处理区域性农村问题。这些术语代表了根植于世界规模内的不平等发展，而这种不平等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国家发展，这些发展建立并加强了巨大的地域社会差异——阿拉伯地区正是世界上内部差异最不平等的（Alvaredo, Assouad, 和 Piketty 2018）。由于这样的战争，阿拉伯国家现在经历了生产力的损失，这种情况类似于殖民主义。在世界其它地区，关于“后发展”问题的论争已经阐明了当地发展进程的社会-生态成本，或其内部的不均衡。在阿拉伯地区，即使是按照传统指标，国家实际上也失去了农业能力和人口。战争一直是这种逆向发展的中心机制。如果战争是决定发展结果的主要因素，那么在提出这样的问题时，必须关注战争如何扭曲，破坏、拒绝或以其它方式决定农村阿拉伯的发展。这迫使我们首先清楚探析一个聚焦于农业问题（AQ）的不同视角。

过往研究概述

关于阿拉伯地区农村问题专业期刊中出版情况的数据给我们提供了哪些信息？（我使用关键词毛里塔尼亚、索马里、沙特阿拉伯、巴林、苏丹、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突尼斯、埃及、巴勒斯坦、约旦、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也门或阿曼在数据库中进行了搜索。传统上，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地区被包括在美国对该地区的研究中；基于之前讨论的理由，我将其排除在外。——作者注）从2001年到2019年，《农民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JPS）共发表了六篇关于该地区的文章，大约800篇中没有一篇是关于其主要人口中心埃及的。《农业与人类价值》期刊（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AAHV）发表了四篇文章，共1100篇中的四篇；较新的《农业变革期刊》（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发表了两篇文章，共500篇中的两篇，其中一篇是关于早期伊斯兰时期的埃及。较新的《南方农业》期刊（Agrarian South）发表了关于该地区的一篇文章，而一个相关的书籍项目特意包括了一篇关于巴勒斯坦的文章（Hilal 2011）。（该期刊的一位编辑在交谈中告诉我，Ta们几乎没有收到关于该地区的任何投稿。——作者注）在那个时期，《农村社会学》期刊（Sociologia Ruralis SR）没有专门针对该国家群的文章。再往前追溯，出版模式相似：《农民研究期刊》（JPS）在1991年至2000年间发表了两篇文章，1981年至1990年间没有发表任何文章，1970年至1980年间发表了一篇。《农业与人类价值》期刊（AAHV）在1991年至2000年间发表了两篇文章，1981年至1990年间没有发表任何文章。《南方农业》期刊（SR）在1991年至2000年间发表了一篇文章，1970年至1990年间没有发表任何文章。在这个时期，阿拉伯人约占全球人口的5%。上述期刊中，不到二十分之一的文章处理了该地区的问题——有时低至0或0.5%，尽管最近比以前要好一些。

这些出版物的不同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沉默也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更不用说它们还受到了审查。这说明存在一个供应端问题。尽管情况开始有所转变，但阿拉伯地区学术知识的生产方式与其它地区不同，也不同于过去的方式。虽然大都市的学术生产在限制、优先事项、目的和受众方面与地方性学术生产有所不同，但两者之间有着脐带般的联系：首先，它们都要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其次，地区特定的条件影响着该地区学者对本地区所写的内容；第三，这些条件影响着知识和理论如何到达以英语学术界为导向的学者。这种塑造目的是塑造——或者挑战——国家政策。

研究和创造“中东”

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学者以及政策是如何理解和解读该地区，特别是与农村/农业发展相关的问题？关于定义和代表阿拉伯地区的大量文献已经出版。普遍认为，该领域是在冷战的阴影下形成的，并且随着从垂直分割的殖民帝国向在美国主导下的后殖民国家形成转变。二战后的区域研究将世界体系分解成适合分析（Palat 1996）和控制（Kolko and Kolko 1972）的碎片。南亚或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的专家至少部分地挑战了这一宗旨，并在关于农民和农业的基础文献中产生了反响，包括《农民研究期刊》（JPS）中的大量文献。对于阿拉伯地区来说并非如此，专业期刊的沉默是有目共睹的。

我不是第一个注意到该地区学术生产异常性质的人。由于帝国主义利益需要为其诡计辩护，没有哪个地区比阿拉伯地区更频繁地被误解（Said 1995）（参见（Ahmad 2008）。——作者注）。争议附着在关于当代阿拉伯地区的基本事实上。例如，关于也门胡塞运动的辩论，被简化为争论它是否受到伊朗的指导、支持或意识形态上的结盟，而不是追溯战士们是否来自梯田山坡、贫民窟或其他地方，或者Ta们的斗争如何反映农业问题，即使仅仅是模糊的分析都没有。过多的实证争论不能归咎于该地区某种坚固的“不可知性”。这要求一种知识社会学，我们的认识论建立在政治经济之上。对该地区进行的过分错读，根植于其处于世界体系的核心位置，主要是基于西方对石油和石油美元的控制。相反，阿拉伯地区为争取主权和发展而进行的斗争，创造了内生性学术生产的社会条件，同时，西方控制该地区的驱动力，也对这种地区性学术影响英语学术界的能力产生了反作用。

为了制定阿拉伯发展成果的研究框架，我跨越时间，观察了五个重叠的浪潮，并跨越空间，观察了不同类型的国家。这些“浪潮”包括殖民主义（约1830-1956年）、激进和再分配式的发展主义（约1952-1970年）、国家引导的资本主义（约1970-1991年）、新自由主义（约1985-2010年）以及“去发展”时期（2000年至今）。外部强加的战争打断了平衡，泛阿拉伯的抱负随着发展成果的起伏而兴衰。发展成果是通过争取建立包含更广泛民众基础国家的斗争构成的：中立的或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共和国，包括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也门、伊拉克（Hinnebusch 2010）；以及处在一种不同且非常特定方式的国家，突尼斯，唯一和美国结盟的共和国，它通过激进民族主义军事政变、自下而上的街头示威、劳工和农民组织（Batatu 1983, 2012）以及通过泛阿拉伯政治形态传播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而出现。与之并列并对抗其它共和国的是与美国结盟的君主国：摩洛哥、沙特阿拉伯、约旦、科威特和卡塔尔，其中大多数是石油国家。

学术生产发生在两个宽广的时期：第二波和第三波是其中之一，持续到1990年，是共和主义和大众民族主义的产物。第三波和第四波是另一个，是西方播种的反革命的产物，我在研究议程的部分进行了讨论，鉴于1990年后的理论和政治“低谷”，其中全球激进主义和激进学术生产急剧退缩，地区性战争的加剧和扩大标志着这一点（Levins 1996）。然而，2011年之后，情况有所好转。在这些时期内，阿拉伯语/法语地区的学术生产和美国/英国英语地区的学术生产并没有共享相同的分期。但在两种情况下，1990年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阿拉伯地区的政治经济学：殖民主义、反殖民主义、发展：1830-1970

十九世纪期间，殖民主义席卷了该地区。它从初级农业生产中提取了剩余价值，并将可耕种土地从粮食生产转向出口——在伊拉克是海枣，在阿尔及利亚是葡萄酒和小麦，在突尼斯是小麦和橄榄油，在埃及是棉花——这是边缘与核心互动中反复出现的模式（Patnaik and Patnaik 2016）。它还控制了北非的磷酸盐和阿拉伯-伊朗东部的石油。殖民主义原始积累的温室加速并深化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导致了广泛的殖民地欠发达和去发展，并在二战结束时几乎将整个地区纳入价格关系（price nexus）之中。尽管大约在1916-1939年间，该地区出现了一系列反殖民、民粹主义或原民族主义的农民起义，但殖民主义仍然在持续（e.g. Abdelmoula 1987; Beinin 2001, 86-93; Swedenburg 2003; Abisaab 2009）（马什里克（Mashreq）指的是阿拉伯东部：埃及、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马格里布（Maghreb）指的是阿拉伯西部：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毛里塔尼亚。更广泛的定义将马什里克扩展到利比亚以东的整个阿拉伯世界。——作者注）。在社会反抗中，殖民主义在1940年代至50年代开始让位于新殖民主义。1948年将历史上的巴勒斯坦领土转手变为以色列领土的独特情况并非殖民行动的退却，而是殖民的前进，这是一场关于土地的斗争和对农民的原始积累，将Ta们与其生产资料分离，让一些人无产阶级化，让其Ta人成为难民营中的乞丐（Mousa 2006; Sayigh 2008）。

失去巴勒斯坦使得人们的思想结构远远超出了历史上巴勒斯坦边界的范围。阿拉伯军队的糟糕表现和殖民地的突然巩固让阿拉伯旧政权失去了信誉：那些政治机构和土地所有者，Ta们领导着这些机构，或者为Ta们服务。当然，摩洛哥的里夫战争（the Rif War in Morocco）、法国对叙利亚的轰炸（the French bombardment of Syria）以及1936-1939年巴勒斯坦的起义（the 1936–1939 Revolt in Palestine）都激活了泛阿拉伯的团结。但从1948年开始，巴勒斯坦成为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地区代名词（Kazziha 1975），将周边地区编织成一个地区性的民族-农业问题（Moyo andYeros 2011）。从摩洛哥到阿曼，农民和无地农民对土地提出了要求，动摇了剩余的殖民地政权。这些要求在民族解放斗争和对内部农业改革的要求中表现得最为强烈。泛阿拉伯主义的鼓动常常溢出殖民地和后殖民地的边界（e.g. Rūīsī 1995）。1952-1970年期间，城市和农民的斗争凝结成类似多米诺骨牌的去殖民化，在来自下层的发展压力下，包括巴勒斯坦的丧失加速了内部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激进化。土地是一个主要问题，因为旧贵族阶级的政治、社会和国家的不合法性交织在一起。毛派的农民动员影响了马格里布和也门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个去殖民化的进程依赖于一个独立的埃及，增加了主权共和国的名单。

去殖民化也在冷战中得到了表达。在去殖民化的战场上，现代化作为政治遏制出现，以在殖民秩序崩溃之际维持旧有的帝国价值流动。英国逐渐放弃了对阿拉伯地区的控制，转而让给了美国，这很快演变成了一种双轨策略：与反动国家勾结和与共和国冲突（Citino 2002），在一个框架内，一方面受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金融架构对发展的限制，另一方面受到全球压力，要求采取更激进的措施，使得“发展”成为非共产主义且诱人的替代方案。在形式上拥有主权的国家中，人民和规划者在土地改革、合作社与个体农业、农村/农业或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吸收以及工业化等问题上进行了斗争。每个都与一个国际化但又具有国家发展困境的问题紧密相连：谁将控制石油。阿拉伯地区大量易于获取的石油储备是战后欧洲重建和全球“现代化”的能量基础。石油也是国际市场上主要的交易商品。其价格取决于政治上操控的供应或抑制（Blair 1976）。限制供应意味着必须阻止或预先阻止民众对国家地下资源的控制，这意味着要限制或阻止农民和工人的政治动员。帝国主义列强更青睐君主制而非共和制国家。“主权”问题引起了激烈讨论：是更激进还是更温和的力量，是更多倾向于还是更少倾向于重新分配农业议程的力量，将接管或统治新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会专注于建立国家粮食系统和重新分配土地，还是会依赖美国小麦来养活本国人民并抵御农业改革？激进情绪会渗透还是包围外国利益的核心地带——沙特阿拉伯吗（Bsheer 2018）？

这样的问题给1952-1970年这一时期打上了印记——这是一个地区性的，但又苦乐参半的时代。后殖民国家的形成是伴随着共和国和君主制国家的国家发展主义。从后殖民的起初开始，农业问题就具有国际性。激进的共和主义在重新分配的国家政策和泛阿拉伯主义尝试中得以体现，无论是通过意识形态还是通过战争，如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Arab Nationalist Movement）、埃及的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或是之前的阿拉伯复兴党（Ba’ath）。阿拉伯民族主义，即使在它的“浪漫”阶段，也是一种区域性的民族大众意识形态，它构建了争取土地和社会重新分配的斗争，以反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这些是不平等发展机制的体现。泛阿拉伯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一个发展的框架。它将对抗经济分裂，并努力实现经济统一，这是反帝国主义的基础。这反过来将使剩余能够有效地用于工业化——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农业问题（AQ）。

在这些主要为农村的社会中，人民主权意味着关注小农和农村无产阶级的需求。监禁异见思想家和共产主义游击队员，同时剥夺地主和贵族的财产——从马格里布到马什里克，土地从殖民者手中转移到被殖民者手中——如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或者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如埃及、叙利亚。合作社在共和国中蓬勃发展。基于新扩展但仍然有限的市场，进口替代工业化得到了发展，因为农业生产变得更加国家化。共和民族主义意味着国家致力于确保社会需求。边界并没有限制自由梦想的界限。纳赛尔主义既是反共产主义的，也是地域性导向的一极，迫使反动国家进行“作为镇压叛乱的发展（development-as-counterinsurgency）”（Yom 2015; Citino 2017, 164ff），并试图通过统一叙利亚和埃及来实现泛阿拉伯的团结。与此同时，在整个这一时期，美国、法国和英国试图限制和打压阿拉伯民族主义，并始终支持那些推动减少农业再分配的力量，而不是那些推动更多再分配的力量。农业问题在一个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展开，在这个体系中，抵抗和反叛乱在地域战场上同时发生。

发展主义黄金时期的学术生产

在这个时期，共产主义是指导方针，苏联的信誉给各个共和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认识到了规划的重要性以及制定社会变革蓝图的必要性。此外，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影响了许多年轻人（包括那些在研究机构和规划机构工作的年轻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包括认识到有限再分配的发展主义与中国的农民道路之间的巨大分歧。对变革的渴望，变革在发展主义国家中的具体化，以及它们随后理解自己社会的需求，促进了区域政治经济学和农村社会学的传播。突尼斯产生了关于牧民和平原的经济民族志（Bessis 1956）和草原社会学（Attia 1966）。《当代埃及》（L’Egypte Contemporaine）和《突尼斯社会科学杂志》（Revue Tunisienne des Sciences Sociales）举办了关于农业改革的辩论，并磨练了区域发展经济学的前沿。国家规划机构，特别是在共和国中，将潜在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家纳入规划机构的怀抱，有时当这种同化转变为反革命时会抛弃这样的批判家，有时一些人又会从囚犯转变为规划者（Filali 2004; Naccache 1982; Mansour 2010）。知识不仅仅是学术性的，它还是发展计划的基础。

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局限性日益令人失望，加上横跨三洲大陆的阿拉伯团结增强（Bouamama 2016年），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批判性的发展主义——即由国家内部的知识分子对国家政策或社会力量图谱进行的内在批判，被视为修订规划努力的初步——开始逐渐让位于依附性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这些方法超越了结构-历史叙述，转向了“核心”——“边缘”发展模型的解释，这些模型是建立在核心/边缘相互对抗和构成的世界体系之上的产物。此类工作通常涉及农村发展，是阿拉伯发展主义自我批判的一部分，包括对土地改革的局限性进行猛烈抨击。这些学者借鉴了马格里布专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开创性工作。阿明（1957年）的论文深入剖析了广义的发展理论，但直到1970年才发表。在此期间，随着他的影响力扩散，他关于马格里布（1966a，1966b）和埃及（Riad 1964）的著作成为了区域社会科学的标杆（哈桑·里亚德（Hassan Riad）是纳赛尔主义民粹独裁统治下阿明的笔名。——作者注）。然而，英语世界对阿拉伯地区的研究，作为资金充裕的基金会的产物，仍然被现代化理论催眠，这阻止了从区域研究到区域间学科研究、跨区域学科研究的任何传递的形成（Lockman 2010）（现代化理论认真对待农业改革，但实施了没收性农业改革的不结盟国家却立即被视为敌人。——作者注）。

1967年：Ta们的右边有大炮

在发展理论左转和对毛思想（Maoism）日益迷恋的背景下，1967年来临了：这一年，以色列击败阿拉伯军队，并占领了西岸、加沙地带、戈兰高地和西奈半岛。这是政治和知识轨迹的转折点。以色列对阿拉伯军队的胜利结束了在许多共和国中激进化的发展主义倾向，使那些将反帝国主义与社会再分配结合在一起的阿拉伯国家失去了合法性（在利比亚和伊拉克，这些远离前线且并非前线国家的地方，它产生了相反的效果：（First 1974; Wolfe-Hunnicutt 2011）。——作者注）。在埃及和叙利亚的核心地带，右倾的“纠正”运动让军事失败具体化。小农和无地农民失去了制定发展性契约条款的能力。由中农和大地主领导的公司式农民组织与国家官僚机构融合，引导资本主义道路。北非和也门发生了绿色革命，在外国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巨大的水坝横跨区域水道。部分由美国制造的世界石油价格的暴涨，进一步增强了地区资本家和Ta们所依附的美国核心的力量。这个时期主要包含1970年-1991年的埃及（Bush 2000），1970-2000年的叙利亚（Hinnebusch 1989, 1995），以及1970-1990年的突尼斯。国家停止了土地征用和重新分配，转向出口导向型工业化（export 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EOI），并建立了农村发展计划以保护小农的社会再生产。像突尼斯、埃及和摩洛哥这样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国家，无法通过EOI确保全社会的社会再生产，并早已放弃了通过扩大农业改革从下层获得积累。劳动力出口和汇款使Ta们与区域石油繁荣联系在一起。农业依赖外部资本流动（Zamiti 1977），正如社会依赖粮食进口（Woertz 2013）。这促成了城市社会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地区反革命的减缓，保护社会契约（Kadri 2016）并确保了高经济增长率。与此同时，资本主义逐渐渗透到农业中，逐渐破坏了可持续技术并使生产碳化，导致不可持续的水资源开采，通常是用于水果和蔬菜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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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地区的依附理论和农民地理学

随着发展主义逐渐僵化为国家管理，它不再直接受到激进学生、农民和工人的压力。发展主义的黄金时代逐渐失去了光泽，更激进的力量试图深入民众，并用权力取代压力。1967年的失败，即“纳克萨（the naksa）”，催化了浪漫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情感的瓦解，并以一种新的、更激进的形态重新组合。从阿特拉斯山脉（Atlas）到阿拉伯海（the Arabian Sea）的思想、文化和政治运动，“回应了毁灭性的打击”，并“对其原有的纳赛尔主义倾向进行了自我批判，开始向更激进的方向转变”（Takriti 2013, 106），通常带有毛思想的色彩（Hāfiz 1979），为1967年之前就已经孕育中的社会批判注入了新的精神。农民不再仅仅是国家慷慨施舍的对象，而是社会革命的主体，随着新锻造的意识形态从南也门到佐法尔（Dhofar），从黎巴嫩到约旦再到巴勒斯坦流亡者中，Ta们的政治组织对地区激进化起到了核心作用。

区域社会科学家和激进分子，生活在直接且新近受到殖民灾难冲击的土地上，越来越多地使用核心-边缘积累模型来理解Ta们的社会。Ta们从组织和意识形态的调查与再创造中汲取力量，并受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学生运动和左翼团体的推动——在黎巴嫩，例如，一些团体似乎威胁要夺取政权。虽然1950年代至1960年代是结构主义理论关于不平等交换的鼎盛时期，但1970年代至1980年代见证了区域社会科学将不平等交换与生态学、国家阶级动态和技术联系起来（Ajl即将出版）。在突尼斯，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学论文可以在不涉及阿明的情况下发表，他在依附理论和对毛思想的参与方面的丰富理论和实证工作，在阿拉伯地区吸引了广泛的追随者，那里的不均衡发展就像晴天一样清晰。未来阿拉伯（Mustaqbal al-Arabi）成为了发展对话的核心参考点，与此同时，像贝鲁特的Al-Farabi和开罗的Dar al-Mustaqbal al-'Arabi这样的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关于农民和非正统经济学的文献。依附理论蓬勃发展，分析了埃及的农业现代化和支付平衡危机（Husayn 1982; Dowidar 1984）。摩洛哥和也门在本土水资源收集技术方面取得了杰出的工作（Mundy 1985; Pascon 1985），这是在生物群落中分析不足的一种农业生态形式，其中水是限制因素，用于播种土地（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突尼斯的索菲·费尔丘（Sophie Ferchiou），叙利亚的哈娜·阿卜杜拉（Hana Abdallah），以及摩洛哥的纳吉布·阿克布西（Najib Akesbi）。——作者注）。突尼斯看到了这些技术的研究与依附理论强调打破边缘-核心价值流动的结合（El-Amami 1984; Ajl 2019a）。阿拉伯民族主义发展主义也是区域合法化意识形态，为这项工作在推动雨水收集计划的区域发展论坛中流动创造了空间。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黄昏，“粮食安全”成为了这样一个术语，在其中根本对立的农村世界愿景相互斗争——一方面，国家主导和设计的粮食安全工程式是农业进出口的正平衡，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另一方面，受到阶级和生态影响的愿景是，其中适当的种植和土地将与农民相匹配（Bedoui 1982, 1986; Mahjoub 1982）——粮食安全将意味着小农的社会安全。

尽管这是区域社会科学的黄金时代，但学术生产也面临着障碍。区域发展主义的政治外壳是独裁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伦敦、巴黎、莫斯科或华盛顿的议会和国会的依赖程度，与对本国公民的依赖程度一样”（安德森2016年，第440页），以保持区域地下财富不落入该地区人民手中。共和国在政治上变得僵化，部分原因是由于毁灭的威胁以及Ta们认为需要铁腕控制的需要，部分原因是随着政变的发生，国家财富越来越少地用于通过国家引导的再分配来改善小农和工人的生活，越来越多地用于使精英阶层富裕。（作者注：关于农村的热月，请参见（Ajl 2019b）。）然而，对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名义承诺为知识工作开辟了空间，来自下层和左翼的持续压力也是如此。在发展主义独裁统治的几十年里，探究比传播更自由。在突尼斯，关于殖民资本主义或后殖民农业现代化的许多最佳研究都作为论文而搁置。这种控制还意味着将提出异端农业和工业范式的知识分子投入监狱，就像1981年埃及的伊斯梅尔·萨布里-阿卜达拉（Ismail Sabri-Abdalla）所遭遇的那样。对现代化农业政策的批评是持续的，但往往是非法左翼的工作，为绝望的政治斗争提供信息（布基拉2012年）。在殖民主义持续存在的地方，它阻碍了学术生产：在巴勒斯坦的西岸，以色列试图“禁止‘不受欢迎’的研究”（Awartani 1982年，第17页）。在以色列洗劫贝鲁特后，于1982年掠夺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的档案，破坏并抹去了学术研究的原材料。想象一下，一群人被迫编写关于剥夺和土地盗窃的故事——也就是说，Ta们的农民历史，Ta们的农业问题叙述——但没有档案。通过这些方式，在殖民主义或后殖民发展独裁统治下，学术生产所嵌入的政治环境阻止了它轻易地融入并为英语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信息，包括农民研究。

然而，其中一些材料开始传入或在英语学术界产生回响。《开罗社会科学论文集》（Cairo Papers in Social Science）经常发表关于乡村世界的论文（例如，Reem Saad（1998年）对一个受益于纳赛尔土地改革的社区进行的民族志研究。——作者注）。《中东报告》（Middle East Report）是阿拉伯地区唯物主义分析的基准，包括关于粮食和农民的内容。但在1979年之前，它难以摆脱意识形态隔离，进入阿拉伯地区研究的主流——这是由于其与西方权力中心的密切关系，导致了其独特的政治化。（作者注：2019年3月28日对乔尔·贝宁的采访。）从“恐怖主义”这个毫无意义的词，到“伊斯兰教”这个什么也解释不了的词，一个又一个意识形态的妖魔阻碍了在其它地区运转的理论传输，那里的地方斗争刚产生了理论，这些理论就被纳入西方学术生产中。阿拉伯地区研究的重心一直远在拉丁美洲研究之后，后者受到古巴革命和中美洲农民起义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一些障碍仅仅是语言上的：马格里布的法语使用者和马什里克的阿拉伯语使用者的知识产出并没有那么容易流向英语使用者，而像《地中海人民》（Peuples Méditerranées）这样的期刊是区域农村社会学的宝库。——作者注）。尽管如此，关于古巴等问题的地区性和英语学术工作从未完全相同，但它们是相关的。相比之下，阿拉伯地区一些最激进的国家实验、农业改革的尝试，特别是其左翼，对西方受众来说几乎是未知的。因此，对于阿拉伯地区来说，即使是该学科最批判性的前沿，最有可能研究的小农农业、筛选反叛乱的公报以寻找农民起义的痕迹，也结构性地转向了批判的经验主义。试图垄断事实的高地往往是抵御“谬误”的一种方式。因此，对这一地区的研究比其它地区的研究在理论上不那么自觉。即使试图坚持真理，在意识形态的飓风面前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批判的社会科学家能做的只有这么多。部分由于这些限制，即使阿明的影响变得更加全球化，他的思想也很少进入英语批判或马克思主义农民研究（《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一直是持续的例外，而《非洲政治经济评论》（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和《南方农业》（Agrarian South）给予了他工作显著的位置，政治经济期刊《中东报告》（Middle East Report）也与阿明（Amin）以及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进行了互动。——作者注）。此外，在这一时期，期刊《农民研究》（JPS）及其编辑很少发表关于依附理论或世界体系理论的文章，通常只是为了批判它（e.g. Banaji 1980; Bernstein 1979）。阿拉伯地区的知识分子和该期刊生活在不同的精神宇宙中（cf. Hamzaoui 1979）（莉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同样指出，在1989年，中东地区几乎没有经济人类学。——作者注）。无论如何，黄金时代几乎在开始的同时就进入了铂铅的时代。帝国主义通过战争和新自由主义，撕裂了研究区域批判社会科学短暂繁荣的社会和政治条件。

阿拉伯地区的新自由主义

尽管我们可以正式地区分出农业问题在何时“更多”地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或“更多”地受到物理战争的影响，但这种区分在某种程度上是启发式的。该地区战争不断——在反殖民的民族解放和阿拉伯世界的农民战争中，几乎没有片刻的喘息，紧接着就是由外部驱动的战争被点燃或引发，波及整个地区（在许多证实这一点的研究中，参见Miller（2007）。从那个日期起，可以加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以及巴勒斯坦持续的战争。——作者注）。对此的时期划分并不能十分整齐。在黎巴嫩，战争并非跟随新自由主义，而是塑造了新自由主义。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战争和新自由主义成为历史织物的一部分：在利比亚新自由化之前，外部攻击已经对其造成破坏，美国煽动了伊朗-伊拉克战争和黎巴嫩内战，区域资源以及激进的社会运动和政党不再能作为发展的原材料或代理人，因为后者被迫为生存而战。小农不再为补贴、租佃关系或土地而斗争。Ta们的社会冲突转移到了军事层面——过去在黎巴嫩和伊拉克，现在在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

我们仍然可以将阿拉伯地区的新自由主义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的解体是国家发展主义的丧钟。在全球新自由主义攻势中，阿拉伯国家从计划发展中退缩。在整个1990年代，那些曾经用越来越薄弱的社会保护层包裹小农的国家，剥夺了小农的保护，使Ta们暴露在“自由”市场的暴力之下（Bush 2002）。在北非，投入补贴减少，各个国家撤销了租佃保护。之前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越来越多地转向出口导向型农业：在北方冬天无法种植的花卉、水果和蔬菜。此外，部分反体系（在伊朗）或亲体系（沙特阿拉伯）的政治伊斯兰的兴起，后者与石油美元挂钩，并通过广泛的机构网络在全球传播，这与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丧失相辅相成，无论是在大众还是知识层面，都对阿拉伯南方农业的学术生产产生了明显的影响（e.g. Gómez García 1995）。

这样的变化导致了学术生产更广泛的变化，计划或替代方案的想法失去了影响力。在20世纪80年代，以英语为母语的对阿拉伯地区的唯物主义研究，曾与阿明接触并研究粮食和农民问题，但并未逃脱更广泛的幻灭（关于南亚和拉丁美洲学术生产中这些过程的分析，请参见Ahmad (1997); Womack (2005)。）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转向其他地区，很少有该地区的史学家撰写农村历史，“农业问题”或“al-mas’alah al-zirāʻīya”作为知识兴趣的话题在北非和南非都消失了。（作者注：尽管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情况，一些已在上文中提及，还有其他包括Mouldi Lahmar（1994年）、Martha Mundy（1996年）、Kamil Mahdi（2000年）和Habib Ayeb（2010年）等，这些学者至少在职业生涯中期发表作品，Ta们的思想形成于我所讨论的反革命发生之前。——作者注）。随着新自由主义和战争融合成一个整体，这打击了该地区的农业结构，理解和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方法和物质基础也随之消失，成为这些过程的一部分。例如，1990年后的叙利亚农村社会学几乎是一张白纸（cf. Sarkis Fernández 2019; Selby et al. 2017）。我们对1990年至2011年期间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使得这段时期成为一个阴影区，并且由于缺乏相关基础，我们对2011年后的去发展知识的了解也变得模糊不清。在其他地方，突尼斯是唯一一个与西方国家结盟的共和国，在1990年代结构调整期间停止了对谷物和橄榄油的生产成本调查，而国家制造的贫困统计数据使这些决策的社会后果变得模糊不清。政府失去了调查社会的兴趣或需要。收集宏观社会学或唯物主义人类学研究所需原材料的机构要么很少，要么故意被破坏，以逃避而不是阐明社会科学（Mundy 1989, 97-98; Kadri 2015, 24-25），以及该地区各国对统计服务的投资很少（ESCWA 2009b）。威权新自由主义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不足，学术生产受到严重削弱，这是该地区尚未书写的篇章（cf. Mamdani 2007），而专制国家则对发展主义的伪装表示不屑（在此期间，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 the Council of Lati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s）和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CEPAL）等机构在拉丁美洲继续存在。例如，尽管南方没有一个地区完全摆脱了失望情绪，但拉丁美洲几乎在1980年代的农民革命结束之前，就迎来了1990年代的萨帕塔起义（Zapatista Rebellion），随后是1997年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当选。南亚有自己的发展轨迹，但印度围绕《经济与政治周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聚集了长期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群体，其规模足以构成自己的知识重心。——作者注）。在地方投资不足的情况下，社会科学越来越受到外部驱动的研究议程的影响（Rodenbeck 2000; Ben Salem 2009），随着外国资助的“专家”时代盛行（2019年4月8日对哈比卜·艾布的采访。——作者注），或被西方诱导的时尚所吸引：计算机技术、“全球化”或城市化，而不是农村发展不足的核心问题。独裁政权在农民组织成立的初期就进行压制，限制它们只能在非正式的网络中活动，而不是充满活力的运动，或者干脆将它们扼杀，同时使社会科学家研究这些问题变得危险。在1990年代获得学位的区域学者可以理解，许多区域独裁政权不允许对当代农业问题进行批判性的学术研究，或者必须事先得到国家的批准，这削弱了其批判性。

战争与阿拉伯农业问题

如果新自由主义宣告了作为研究过程和对象的发展的黄昏，那么战争则带来了去发展的午夜时刻。在过去的十年里，从利比亚到黎巴嫩，再到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在意识形态几乎真空的情况下，外部驱动的战争在内部社会裂痕上充当了锤子和凿子的角色。威权主义的停滞变成了发展的倒退。过去，沃尔夫的农民战争/革命（Wolf’s peasant wars/revolutions）是传播的媒介，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农民研究的繁荣和农业问题的重生。如此巨大的动荡使现代化范式中消失的农民理论失去了信誉。在我们的时代，需要一种不同的分析方法来重新审视阿拉伯地区的农业问题（AQ）。将战争编织进来应该消解一种经济主义的区域农业问题（AQ）观点，这种观点避开了帝国主义暴力作为农村社会去发展的中心推动力，以及这种理解的推论：将国家问题置于我们思考阿拉伯农业问题（AQ）的前沿是必要的。即使接受对农业问题（AQ）的经济主义简化，将战争纳入农业问题（AQ）也是必要的，因为战争是决定工业和农业部门积累与去积累的地缘政治机制。

包括战争带来了其他方法论上的重新定位。战争不仅仅打破了国家-法律的物理外壳。战争还撕裂了社会，将人们从土地上连根拔起，摧毁工厂，中断或蒸发了农业推广服务。同时对学术生产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基本的农业关系发生了转变或被撕裂。像“农业问题”或“农村居民”这样的社会学范畴，指的是世界体系内的历史关系。它们不是理想类型。在一个被战争撕裂的地区，我们必须准备好去拉伸和重塑那些用来解释其它农业历史的概念。阿拉伯地区迫使我们重新考虑什么是“农业”问题，谁是无产阶级，以及不同的社会地位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构成价值。阿拉伯地区的农业阶级关系不仅仅是“农民”和“地主”，“商人”和“商品生产者”。如果一个叙利亚或伊拉克的农民或农村无产者逃往约旦或黎巴嫩，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反应是将叙利亚乡村视为被固定角度的摄像机捕捉，但这只能捕捉到社会现实的一角。另一种反应是扩大镜头的角度，考虑这样的群体一旦离开Ta们可以作为“农村”或“类似农民”的社会主张的物理土地基础，可能会扩大当地和全球规模的劳动力储备军并遭遇压低工资。因为国家生产的发展技术人员或医生与创造农业剩余价值相关，我们需要扩大农业变革机制的范围到帝国主义，显示它是如何影响国家发展的。熟练的阶级逃离，往往永不返回。当然，人们可以也应该进一步扩大镜头的角度，审视那场战争的起源：美国对某些地区国家的定位，以及围绕美国财富和权力所依赖的石油池进行精细政治操作的需要。

2011年之后战争的无处不在也对关于农民道路（LVC）或粮食主权的沉默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在美军炮火摧毁主权的脆弱外壳，或限制外部谷物流动的同时，讨论也门的粮食主权有意义吗？也门的粮食问题与其被政治暴力吞噬的现实是不可分割的，与持续存在的阿拉伯民族问题和美国的行动密切相关。该地区应该促使重新考虑国家-农业问题：因为世界体系中仍然存在国家形式上的不平等，因为一些国家拥有司法主权而一些则没有，这种不平等在该地区尤其严重。因为通过不均衡发展存在非正式的国家内的物质不平等，表现为国际收入差距的不断增加（Arrighi, Silver, and Brewer 2003）。如果不认识到理论上或事实上民族解放问题仍然是核心，也门或巴勒斯坦的粮食主权是不可想象的。

阿拉伯地区的特殊性不仅仅需要我们重新定位什么是农业问题，或者农业研究应该包含什么内容。它们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该地区缺乏更多关于其农民的学术研究，因为地域政治决定了学术研究的空间分布。在去发展时期，学术生产的最基本条件并不总是具备。摩洛哥的绿洲允许进行研究（Rignall 2016），而叙利亚的帕尔米拉在2011年之后则不允许。在今天的叙利亚或也门进行宏观社会学或长期民族志研究极为困难。伊拉克的农村社会历史只能在国家图书馆被焚毁后，以及著名的书籍商人在一次自杀式袭击后散落四方，现在再次在毯子上摆书时，才能艰难地重写。新自由主义意味着图书馆的开放时间缩短，剥夺了学生接触知识的物理能力。在埃及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对具有批评性的外国研究生的逮捕和谋杀进一步封锁了当代的探究。还有其它原因使得谈论变得困难。对于那些像农民道路（LVC）巴勒斯坦成员艾哈迈德·贾拉达特（Ahmed Jaradat）所说的“定居者殖民项目”发表意见的人，仍然存在严厉的制裁，并且有义务“通过‘两个维度，一个社会和民族主义’来‘保卫土地’”（2018）。巴勒斯坦是典型的土地斗争，然而其特定的民族维度却遭受了批判农业研究的忽视。

批判性农业研究：来自阿拉伯世界的闪光

对阿拉伯世界的分析不仅仅是全球农业历史织物中缺失的一块。它使我们能够理解现代历史中关键且理论不足的元素或机制，并阐明当代建立粮食主权或以自我为中心的发展尝试。为此，我现在转向区域农业历史中几个具有启发性的时刻。每一个时刻都相对不为人知。每一个时刻都记录了现代化的底层。每一个时刻在某种程度上都涉及抵抗。斗争塑造了我们所见，使现代性模式化流动的暴力变得明显。它重新制定研究的优先选项，重塑认识论和理论。最后，斗争通过人文主义同情和对社会的想象影响学术优先选项。正如博拉斯（Borras）所指出的，“二十世纪前75年的农民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农业研究的议程，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明确还是含蓄”（2009）。这些诠释来自斗争的民族解放阶段的顶峰，以及民族解放的国际黄昏。它们暗示了需要重新磨练用于评估农业世界的长期使用的视角，因为斗争是“过度”的时刻（Neocosmos 2016），超出了先前理解抵抗的框架。

在大多数边缘地区，土地是财富的主要来源和价值提取的源泉，因此需要持续将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国家作为维持劳动力储备和出口商品作物的国家。无论是石油丰富的还是石油贫乏的阿拉伯国家，都通过政治纽带紧密相连。因为石油是全球积累的核心，农业问题、国家问题以及石油控制是不可分割且国际化的。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阿曼的佐法尔（Dhofari）云雾森林中，受南也门毛派成功的影响，自给自足的农民发起了反对阿曼苏丹国的共和革命。Ta们将叛乱维持到20世纪70年代末，吸引了来自地区产油国和英国军队的镇压力量。农民研究的理论视角尚未对阿曼进行审视，阿曼的英文文献相当有限，公平的说，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区域研究的保守性。佐法尔农民的视角允许我们更好地观察化石资本主义的农村社会历史及其对世界体系的重构。区域共和革命将石油酋长国视为区域和全球权力的中心。这样的酋长国，以及它们背后的英国/美国，都明白需要消除农业主体及其对共和主义和民主的要求，以维持国内的等级秩序和支撑全球资本主义的石油-石油美元体系。佐法尔的民主可能已经传播到其他地方，并使那个体系陷入困境。因此，阿拉伯地区/佐法尔农业问题和农业反革命与石油作为全球去农民化的能源物质基础是不可分割的（Araghi 1995）。区域农民斗争揭示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构成，包括社会技术的消除和世界农民使用价值的贬值是如何基于对区域小农的原始排斥。对农业问题的经济主义分析偏重于积累，关注工业化，绕过了工业化为了什么的问题，并忽视了替代评价和社会视野（Martinez-Alier, Munda, and O’Neill 1998; McMichael 2016）。此外，破坏区域发展成果和农民起义一直是高度盈利的石油驱动资本主义的基础，这种资本主义现在以资本世（Capitocene）和人为全球气候变化的形式对地球本身发起了攻击。石油资本主义，其轮廓被一场失败革命的历史闪电照亮，突然且清晰地表明它并非终极目的，它是历史上形成的，因此，它是可能并且可以被历史地解构的。

第二次“时刻（moment）”正是试图做这件事：去瓦解那些剥夺了巴勒斯坦人对自己国家生产力控制的殖民发展，首先是土地。虽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和约旦以及西岸的民众委员会早已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骨架，但第一次起义（1987至1991年）标志着与加沙地带和西岸占领的直接地方对抗。社会和国家问题在一次精彩的混合中结合在一起。在其它区域发展理论中——基本需求、自主中心发展（Mansour 1979）——只是纸上谈兵的概念，在一次被连根拔起的营地居民、乡村土地委员会和合作社（Kuttab 2018）的起义中变成了现实。这场失败的革命的前沿磨练了农业实践，回归到自给自足的农业，并从以色列雇主那里撤回劳动力，抵制Ta们的商品。巴勒斯坦人使生产和消费政治化。Ta们尝试确保民众对粮食供应的控制，使用当地可用的生产方法（采访，艾琳·库塔布，贝鲁特，2019年4月14日。——作者注）。这是农业生态学和粮食主权的先声。这段经历呼吁使用批判性发展研究的方法论和概念工具，这些工具可以从理解在缺乏国家主权的情况下建立粮食主权的尝试中受益，这种尝试在当时被理论化为通过民众保护的发展（Samara 1990）。除了重新提出民族问题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土著人民（Daigle 2019）来说，那些年提供了将发展与斗争融合的洞察，并与当前关于国家在粮食主权中的角色的辩论相关。佐法尔和巴勒斯坦的经验表明，关于在更广泛的殖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当代农业问题的资本政治架构（Bernstein 2006）之外的反抗、以及失去了“其它”发展的问题，如何被经济主义对农业问题（AQ）的简化所掩盖。

此外，战争并非发生在国家的框架内，而是通过由劳动力迁移、政治意识形态和发展压力交织的地区螺旋式扩散。考虑一下战争和新自由主义是如何在也门、伊拉克和埃及的农村发展结果中相互联系的。首先，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前，也门长期向沙特阿拉伯出口劳动力，这扭曲了农村发展，并为粮食进口依赖奠定了基础。由于也门在抵抗外国侵略方面仍然强大，拒绝支持1990年对伊拉克的战争——伊拉克本身是一个经济上由国家高度控制的可怕共和国——沙特驱逐了也门工人，将超过一百万的劳动力倾泻到也门的贫民窟、草原和梯田斜坡上，这些劳动力市场难以吸收（Ajl 2018a）。1991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制裁制度开始实施，导致农业能力的绝对损失（Gordon 2010; Harrigan 2014）。埃及对那场战争的同意伴随着债务减免、新自由主义和农村重组。历史上，也门、伊拉克和埃及是马什里克（Mashreq）的主要人口中心和农业生产者，是地区农业问题的核心，每个国家几十年来一直是帝国主义的目标——实际上，自去殖民化以来就是如此。战争是农村发展路径根本转变的借口或润滑剂，如果不采用足够宽广的视角来观察整个地区，同时聚焦于石油、战争和国家，那么这些转变就无法被有意义地理解。

阿拉伯地区过去和现在的状况，受到了帝国主义的打击，打破了那些认为资本主义会逐步发展生产力的叙述。它消除了像伯恩斯坦这样的论点，即在世界范围内有足够的资本用于工业化，从而也消除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农业问题（AQ）（原始积累）的情况。对于那些正在经历战争的国家来说，（拥有）主权的工业化是不可能的。工业化也不可能在阿拉伯地区之外实现，除非是通过农村和城市大众阶级斗争的复兴，这种斗争捍卫并超越了民族。阿拉伯地区清楚地表明（尽管其他地区也越来越看到自己的去发展经历），批判性的发展/农业研究必须将去发展（Roy 2001）作为历史常态来包含。许多阿拉伯国家即使在难以捉摸和神秘的名义价格总和方面，也经历了净农业去积累。在学科对阿拉伯农业问题视而不见的情况下，对政治经济学的区域贡献就会消失。一个将可能性排除在外或忽视“持续去发展”的世界体系理论是片面的——并且是有缺陷的。然而，这些缺陷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作为密码来解码。去发展不是一个经验概念上的怪异现象，也不是再次将阿拉伯地区特殊化的场合，而是一个重新概念化世界体系（McMichael 1990）的催化剂。我们可以将阿拉伯农业的现状视为未来在生态灾难下农业问题的预兆，是那些几乎已经抹去其它发展路径的现状和过去（Ajl 2019c; Sharma 2017），以及定居殖民的现状和过去，这些是“原始”的去发展，而“发展”就是建立在这些之上的（McMichael 1997; Estes 2019）。这也不是全球农业历史首次见证这样的“片段式”错位。维多利亚晚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见证了人为的殖民地农村饥荒（Davis 2002; Patnaik 2018）。殖民地收入紧缩与战争引发的“去发展”瘟疫有着相同的病因。在现在广泛呼吁去殖民化方法的时刻，阿拉伯地区邀请我们重新考虑殖民主义的农村政治经济学。历史告诉我们，当代的去发展是一个熟悉的事情。

粮食主权，斗争，研究的途径和障碍

关于当前对区域粮食主权（FS）的研究和努力，我既不可能也无兴趣去引用所有关于该地区的工作。相反，我研究了农药、种植园、牧民贫困和污染等日常问题。我的目的是清除那些遮蔽这个农业南部地区的ISIS和掠夺性独裁的漫画形象，并阐明，在媒体描绘该地区为这些幽灵的表象之下，农业问题依然存在，对农业问题的研究已经缓慢上升，与对农村世界更广泛兴趣的复兴相一致。

首先，对当代学术生产景观进行一些比较性的语境化描述。许多新的农村研究学问集中在粮食主权（FS）和农业生态学上。对粮食主权（FS）和农业生态生产的研究日益增多，这与农民运动的兴起相一致。斗争推动理论。例如，巴西无地农民运动产生了数十篇文章——甚至有一期专门讨论巴西的特刊（Pahnke, Tarlau, and Wolford 2015）——描述了内部动态、教育学和战略（Perreault 2008），而拉丁美洲的农业生态运动则产生了大量的知识史和综合叙述（Altieri 和 Toledo 2011）。这项工作描述和理论化了运动情况，正如早期一代的学问从全球南方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汲取力量一样。

阿拉伯地区自1990年以来的社会斗争的规模远小于拉丁美洲，这已不是什么新闻。然而，农业生态学和粮食主权（FS）确实存在，关于它们的学术研究也是如此。例如，1990年之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地球峰会（Earth Summit）等国际机构中传播的环境生态转向，为环境工作创造了空间和资金。与此同时，民族植物学或“传统”知识方法（cf. Agrawal 1995）逐渐传播，研究了牧民和梯田（Zurayk 1994; Davis 1996）。虽然存在政治生态学，但经验主义倾向占主导地位（Ali-Shtayeh et al. 2008; You et al. 2016; Akakpo et al. 2018）。

2000年之后，区域性的关键发展或农业生态学工作逐渐复兴，这一复兴被低估了。在阿拉伯语地区，关于本土品种和粮食方式（Al-Hakimi et al. ，2008；Batal, Al-Hakimi and Pelat，2012；Couscous: Seeds of Dignity 2017；Tesdell，2018）以及生物多样性（Ayeb and Saad，2013）的研究有所增加。虽然其中一些工作完全是学术性的，但大多数是与更广泛的政治议题紧密相连。巴勒斯坦，特别是约旦河西岸，已经对伴随持续占领而来的文化错位和农村生活价值贬低进行了反击。有社区支持的农业和关于野生粮食植物的研讨会，帮助人们重新与Ta们母亲和祖母的知识联系起来（采访，奥马尔·特斯德尔，2019年4月3日。巴勒斯坦农业生态学家Saad Dagher在这里也是一个关键人物。——作者注）。一些受苏联培训的农学家已经重新培训为农业生态学家。像Ma'an这样的研究机构处理粮食主权（Kurzom，2015）、阿拉伯世界的气候变化，并重新激发了自主发展的愿望。在黎巴嫩，人们努力组织粮食主权并回归季节性适当的作物，以缓解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采访，Jana Nakhal，2019年12月8日。——作者注）。然而，尽管拉丁美洲的粮食主权/农业生态学已经发展得很好并且具有反思性，但阿拉伯地区大量的知识历史仍然未被书写。例如，法国激进的农民主义农学家如Rene Dumont与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自己的农民主义社会科学家之间存在未知的交叉授粉（Naccache，2009，66-68）。这段未被书写的历史是地区独裁和学术生产压制的牺牲品——回想一下，独裁是地区和国际间不平等积累的外壳。此外，如上所述，阿拉伯地区在1980年代对粮食安全话语进行了先见之明的重新阐述，预示了粮食主权方法。这种粮食主权的原型历史也仍然未被起草（cf. Ajl，2018b），早期农民主义方法与这种早熟话语之间的交叉授粉，未被研究。而拉丁美洲关于粮食主权的宪法实验被迅速地刻入社会科学和历史（Peña，2016；Flores, Ruivenkamp and Jongerden，2018），埃及在其宪法中为粮食主权提供的后起义条款几乎不为人知（Nour，2015），突尼斯未成功的同样尝试也鲜为人知（M'Barek即将出版），在粮食主权的全球地图上留下了空白。尼罗河政治生态学早期工作与埃及小农之间的关系，以及后来向粮食主权努力的关系，同样鲜为人知（采访，哈比卜·阿伊布，2019年4月8日。穆罕默德·阿提夫·基什克的工作至关重要。——作者注）。

值得注意的是，突尼斯的起义撬开了独裁统治之后，突尼斯南部发生了土地接管，凯尔肯纳群岛和加贝斯的穷人环境主义，发展模式的讨论（Ayeb 2014），以及小农动员。一系列区域性的粮食和农业运动及网络，从阿拉伯粮食主权网络，到国家级的农民团体，到研究集群如突尼斯的粮食主权和环境观察站，黎巴嫩的蒂马尔（Thimar），和巴勒斯坦的玛卡奈亚特（Makaneyyat），执行学术-活动家项目以建立对区域粮食系统的了解——以便更好地改变它们。并且，大量明显年轻的学者返回乡村，研究阿拉伯乡村的过去和现在（有太多这样的学者无法一一列举姓名，Ta们研究的问题从重新审视该地区在殖民时期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到后殖民时期的现代化和发展问题，再到当代的发展障碍，特别是与资源开采、工业化农业和粮食主权相关的问题。——作者注）。

然而，这样的工作严重不为人知。这些空白和遗漏不断膨胀和增多，直到存在巨大的空白区域，就像旧地图上那些神秘的标记：“此处有龙。”镇压和恐怖主义研究的意识形态魔法介入，将该地区塑造为一个幽灵和幻影的区域，而不是一个日常对面包和正义的需求标记着起义并继续塑造2011年后的社会斗争的地方，在那里对土地、水、种子和作物的获取塑造和破坏了该地区农村居民的生活。因此，阿拉伯地区往往过于频繁地成为一个被遮蔽的领域。对遮蔽耸耸肩比召唤基于社会学想象的团结精神——政治工作的一个基础——要容易得多。而知识盲点变成了知识隔离墙。区域学术劳动被隔离于批判性农民研究中的更大方法论和理论进步和关注（以及所暗示的政治联盟）之外，而后者则失去了区域理论——区域斗争和经验在思想中的结晶。与此同时，本地知识建设被封锁，加剧了可疑的国家统计数据、破碎的国家统计机构和破碎的国家的破坏性影响。社会的外部蒸发与国家对其农业现状的学术研究的抹去并行。例如，想象也门实现“对自身的知识发展”变得不可想象（Mundy和Pelat 2015，100）。这种知识可能不需要主权，解决阿拉伯农业问题的一部分是看到发展斗争是如何被转移到国家层面的（Kadri 2015，85）。

如果我们可以同意处理阿拉伯地区的乡村意味着参与国家层面的农业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注意到这种参与的障碍。在这方面——本着学术对话的精神——我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障碍，因为它们可以反映出未经审视且因此未受到挑战的假设，关于什么是或不是农业问题，什么在或不在农民研究的范围之内，以及人们看到了什么和什么仍然未被看到。例如，最近《农民研究》期刊(JPS)关于农业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论坛哀叹“对MENA（中东和北非）的遗憾缺乏贡献”。然而，莱维恩（Levien）、瓦特（Watts）和海蓉（Hairong）（2018）避免接受任何此类贡献到特刊中，该地区在参考文献中也未出现。在这个具体的农业马克思主义研究议程中，同样没有战争和帝国主义，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要素。如果理论是实践在思想中的提炼，我们应该记住农民道路（LVC）的（2017a）巴斯克地区宣言（Euskal Herria Declaration）的话：运动面临“轰炸、军事占领和种族灭绝的经济措施”。在那一年（2017b），农民道路（LVC）的阿拉伯地区代表团更明确地详细阐述了这些机制，以及对团结的需要，以培养公正农业未来的可能性。

审视农业研究如何能够对这些声明投以批判性的光芒是必要的。这不是为了更好的和更响亮的宣传，也不是围绕争论的理论装饰。相反，我的观点是，这些声明明确表明，阿拉伯地区农业运动面临的实际问题包括国家维度的矛盾、社会对抗和帝国主义，这些都需要在批判性农业研究和农业马克思主义中进行分析。将阿明——可能是外围发展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塞进一个拥挤的脚注中，并不利于与阿拉伯/非洲地区的农业马克思主义对话。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体系/依附理论，它们追溯到一个跨三大洲和非洲的根源，也未出现在特刊中。围绕着被接受与未被接受的学术研究领域划界，无论是隐性还是无意中设定研究计划，手势、话语和沉默都在说话。在阿拉伯背景下，不平等通过外国干涉和战争被巩固和加剧。认识到这一事实的政治动员将影响区域发展。一个避开世界体系中国家不平等和产生这种不平等机制的农业马克思主义，将无法将区域斗争和思想与关于粮食主权（FS）和农民福祉的主流农业研究讨论联系起来，特别是当阿拉伯地区的一个问题是主权本身时。

结论

《农民研究》期刊（JPS）表明了对更广泛理解农业过去、现在和可能的未来的承诺，它正在为该地区争取空间，作为考虑非洲农业政治的一部分——一个阿拉伯地区横跨并经常关注的大陆（Abdel-Nasser 1954）。就像农业生态、农民道路（LVC）和粮食主权越来越多地为世界上许多地区设定讨论条件，在这些地区这些方法占主导地位，阿拉伯地区关于土地、殖民主义和战争的斗争与发展相结合，设定了粮食安全可能或不可能实现的参数，永远悬挂在民众运动的视野之内或触手可及。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战争不应该使农业视野崩溃为生存斗争。同时，粮食安全不能是一个先验的框架。它必须拥抱向人民和穷人能够获得良好粮食所需的社会政治条件迈进的步伐。而步伐是从某个地方开始的，而不是从无处开始。

在这方面，本文澄清了阿拉伯地区特有的几个问题。首先，它是世界石油的心脏地带，这导致外国力量不断干预，并使用政治上的威权主义来阻止人民对地区资源的主权。大量的石油也意味着持续不断的暴力，其规模远远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暴力和石油并没有使该地区变得特殊，也不应该让其脱离农业研究的范围，更不应该重新唤起区域历史社会学已经驱逐的石油租赁国家的幽灵。相反，它们的存在应该促使我们考虑农业问题是如何通过战争——殖民和反殖民、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表现出来的，以及它们是如何与石油在该地区的存在相关的。战争不能被排除在农业问题之外。此外，帝国主义和威权主义影响政治斗争和学术生产。发展斗争被转移到国家层面，在那里它也被刑事化——例如，通过恐怖主义名单，这些名单禁止某些由非阶级民族主义组织的、被剥夺了根基的小农组成的地区力量，并且只将它们视为“恐怖分子”。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发展和农业问题的地区学术生产在大约1987-1991年间进入了特别严重的衰退期，这正是广泛地区农业崩溃的时刻。第三个方面是威权主义对学术生产的压制、新自由主义对统计数据和学术工作的投资不足，以及国家的物理解体。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左翼的大规模和广泛撤退，因为那些最关心理解农村世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迅速撤退。相比之下，拉丁美洲当时正在经历区域新自由主义民主化。然而，这与来自MST、萨帕塔和厄瓜多尔的CONAIE以及古巴的全社会对农业生态的斗争同时发生（Rosset et al. 2011），这些斗争将拉丁美洲的农业生态学工作推向了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关于阿拉伯地区农业问题的工作将不会与在南亚或拉丁美洲出现的工作相同。

因为理论不仅仅是反映现实，更是丰富了斗争，我以更坚定的、尽管是临时性的建议结束本文，以加强具有具体行动主义含义的研究/出版议程：阿明在区域农村和开发研究以及农村依附性分析历史中的影响；阿拉伯关于绿色革命和大规模灌溉的历史；战争对区域农业系统的影响以及战后重建的前景；制裁如何影响依赖输入的农业系统和依赖粮食的社会形态；区域定居资本主义的过去和现在；特别是通过北非的资源开采的环境不平等交换模式；更多关注殖民和后殖民时期的农民运动，包括千禧年和“现代”运动，以及“伊斯兰主义”农村社会运动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关于持久的小农的民族志地理工作。列出所有区域学术研究和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是完全不可能的，Ta们正在写作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但是，已经有足够的数量可以与其他地区并肩站立，接受阿拉伯农业世界可能与科特迪瓦、哥伦比亚、加拿大或科伦坡的乡村看起来不同。从世界某个特定地方的视角，带着特定的乌托邦之路，确实是必要的，甚至是迫切的，甚至是绝望的，如果我们真的开始“为世界上许多房间和许多世界腾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