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良将军谈金融、战略与大国崛起
从金融文明到国家核心利益，读懂中国未来的关键十年
国防大学少将乔良，自2005年起以每年3000万字的速度研读西方金融学专著，其跨界研究引发广泛关注。作为《超限战》的作者之一，乔良认为，军事与金融紧密相连，不了解金融，就无法理解美国的战略意图，更难以应对中国的“崛起之战”[k]。
一、金融是更根本性的战争
乔良指出，美国的国家生存方式建立在金融体系之上。1973年后，美国推动石油交易以美元结算，油价上涨即意味着全球对美元需求上升。高油价迫使各国兑换更多美元购买石油，从而以实物资源换取美国近乎无成本的纸币，形成“强迫信用”体系[k]。
这一体系使美国在过去四十多年中持续获利。尽管其GDP增长得益于信息技术，但真正驱动经济扩张的是“美元的出口”。乔良强调，美国已从工业贸易文明进化为金融文明——通过国家实力与军力支撑的全球信用体系，实现对世界财富的结构性控制[k]。
因此，军人必须理解金融。若不掌握这一逻辑，就无法真正“知彼”，也无法明确“为谁而战”[k]。
二、大国国民要算大账
针对钓鱼岛与南海争端，乔良认为当前并非最佳解决时机。日本借领土问题推动修宪、强化军力，中国若过度强硬反而助其达成战略目标[k]。
他主张采取“寇可往，我亦可往”的策略，通过常态化巡逻使争议区域化，为未来解决留下法理依据。但更紧迫的是中国未来十年的发展窗口期——能否平稳度过，决定民族复兴进程[k]。
乔良提醒，中国尚未建立系统的国际危机应对机制，国民也需摆脱“小国寡民”思维，学会从全局权衡轻重，真正成为“大国国民”[k]。
三、像美国一样学会等待
乔良以美国崛起为例，指出其并未急于挑战英国霸权，而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耐心等待时机。一战后英国衰落但软实力尚存，美国继续扶持德国经济（如“道威斯计划”），最终借二战彻底瓦解英帝国体系，实现权力转移[k]。
他强调，中国也需要类似的战略耐心。未来10至20年是关键发展期，应集中精力提升综合国力，待时机成熟再系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k]。
四、认清核心利益
乔良认为，中国的真正核心利益只有两条：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能动摇，二是中华民族的复兴道路不能中断[k]。
台湾、钓鱼岛、黄岩岛等虽重要，但非“核心利益”。改革开放30年，中国未依赖台湾仍实现高速发展，说明其为“重大利益”而非必要条件。而党的领导是凝聚国家精英、推动发展的不可替代力量，在当前阶段具有结构性关键作用[k]。
五、超越情绪化判断
乔良批评当前舆论中普遍存在的盲目立场：或盲目崇拜西方，或全盘否定中国。他指出，GDP总量反映国家经济规模，是中国被西方视为战略对手的重要原因。若仅看人均GDP，挪威、瑞士早已“超越美国”，但真正影响国际格局的是绝对实力[k]。
真正的战略思考应超越情绪与个人利益，避免“政府做什么都反对”的极端倾向，建立理性、系统的话语体系，赢得国际认同[k]。
六、制度反腐，不搞杀富济贫
乔良认为，未来十年国内最大挑战在于反腐的“有力且有度”。反腐应如“下老鼠夹子”，精准打击腐败分子，同时建立制度防火墙，防止运动式治理伤害整体经济生态[k]。
制度建设比惩治个体更重要，唯有将反腐成果固化为长效机制，才能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与发展稳定[k]。
争夺海外资源需军队护航，改革须借鉴先进管理模式
解决分配公平与东西部差异问题，关键在于制度性引导而非“杀富济贫”。中国历史长期陷入财富积累与破坏的循环，而西方通过遗产税、慈善激励等机制实现财富再分配，避免社会财富归零[k]。当前需切断利益集团对公共资源的持续攫取，但不应以追溯原罪方式清算，防止再度引发财富归零式动荡[k]。
中国面临的核心国际挑战是资源瓶颈。作为“地大物薄”的国家，巨量发展需求迫使中国必须获取海外资源[k]。然而，苏丹油气项目受西方干预而失败，力拓并购案遭封堵，表明此类竞争实为西方对中国发展的系统性遏制，所谓纯粹市场经济并不存在[k]。
要保障资源获取，需提升软实力、践行共赢理念，并具备抵御外部压力的能力[k]。关键在于建设强大军队，使之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利益的后盾，实现“剑到履到”，增强他国对中国军事实力的忌惮，美国在此方面的做法值得借鉴[k]。
当前中国海外投资约七八成处于亏损或“交学费”状态，不能再重复在苏丹、澳大利亚的教训[k]。未来资源竞争将更多与发展中国家展开，且可能日趋残酷，必须提前做好精神准备[k]。
军队管理应推动军政与军令分离，学习美军由中央司令部专司作战指挥、部队行政事务另由系统管理的模式，提升专业化水平[k]。更深层启示来自前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他将企业成本核算与管理模式引入美军，极大提升效率与经费使用效益[k]。
军队与地方本质相似，均涉及投入产出比，必须讲成本、讲效益[k]。美军通过引入现代管理模式，在信息技术、航天等领域引领发展，因特网等技术率先由军方应用。美军退役将领受企业追捧，不仅因其人脉，更因其卓越管理经验[k]。亨廷顿指出，先进国家的军队应是领先部分，中国军队也应在改革中走在前列，成为国家进步的引领力量[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