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中国-良渚文化图案、符号和文字》--前言
陈逸民 陈莺
《元中国-良渚文化图案、符号和文字》是一本怎样的书呢？或者说，作者在构思和写作中是想把它写成怎样的书呢？
它可以写成一本学术类的著作，在探讨人类文明早期进程的研究中，其学术性是这类著作的基本要素。因为在一切尚未定论的探索中，物证和结论的科学性是特别需要强调的，它不仅需要文字学方面的学术支撑，也需要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文学、民族学、神话学乃至宗教学知识的支撑。这样的著作，如果学术性太强，其受众面也一定比较狭窄，更主要的是我们的学术水平不足以担负如此重任。因此，我们只能用散文化的语言来叙述我们所看到的一系列物证，以使阅读不太枯燥，以使读者在愉快的阅读中领悟我们5000年前的祖先在刻划图案符号中的精神追求和演变成文字中的思想轨迹。这样，它也许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是一本散文化的报告，它向现代人类报告我们的祖先是如何跨进文明的门槛。为此，我们会用大量的馆藏的和民间的良渚时期的陶器、骨器和玉器，用这些器物上刻划的图案符号和文字，来叙述良渚人是怎样记录他们的历史、怎样创造辉煌的文明，从而探索良渚文明演变的脉络，探索它对中华文明形成的重大影响。
1 刻符黑陶罐
在展开我们的讨论之前，先介绍一本2015年4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书--《良渚文化刻画符号》，该书的陶器篇中把刻画符号分成象形符号、抽象符号和其他符号，而石器篇和玉器篇可能是数量较少而不作章节分类。此书十分严峻，每一件器物，即使是陶片，也都交待了出处，以便查考。难能可贵的是，书中也把一些征集品列入，如书中600至602页所示的罐，编号为“南湖87C3-658”，在良渚博物院展出时明确注明为“刻符黑陶罐”“征集器”，图1就是展出时的说明。这件陶罐的刻画符号较多，我们会在后面展开详尽的讨论。把征集品放进这样一本文博界主编的学术著作中，以张炳火为首的研究团队可谓心胸开阔，这种不拘泥于不是考古出土的器物不承认的观点，是认识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思维方式。我国古代史上的许多重大发现往往是在不经意中由非专业人士实现的。当王懿荣从一大堆中药中寻找商代文字的线索时，他不是一个职业的文博人士；当C字龙在三星他拉村被小孩拖在地上玩耍时，赤峰市博物馆原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的馆长苏赫先生并不因为这是村民的发现而遗弃；当王道士向斯坦因介绍敦煌经卷时，斯坦因并不怀疑这是王道士埋的地雷。器物的真假并不在于是谁发现，或者是以什么方式发现！而在于这件器物的材质、器型、工艺、表面皮壳的附着物及其受沁情况，器物的纹饰图案，所有这些特征是否和器物所存在的时代相吻合。台湾故宫的邓淑苹先生说过“博物馆员依据艺术史的风格分析，以及长期经验所累积培养的鉴定能力，的确可以超前于田野考古发掘，将流散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物，辨识出来”。[1]这种把流散品中的文物辨识出来，才是研究者真正应该具备的功力。也许，在辨识流散器的过程中，难免有假的东西混入，但能力是在不断辨识中提高，绝不能因此而忽视流散品的存在，任何轻视流散品的观点，完全可能导致流散品的毁灭或者流出国门。在良渚刻画符号和文字的研究中，我们必须重视流散品的研究，好在我们的研究没有职称评审的苦恼，没有学术地位的考量，面子更不是我们考虑的因素，搞出些笑话来，也能让人开心，所以就无所顾忌，我们在本书中，会有大量流散的良渚文物出现，非如此，我们就不能认识良渚文明所创造的辉煌。
不少学者一定会置疑这些流散的良渚文物的真伪，因而它们所承载的文字的真实性也一定会受到置疑。
我们很难顾及这些置疑，即使是出土的文物也为受到不少的置疑！在个别人眼中，凡是不合自己观点的、凡是不和自己一个学派的、凡是和自己有过过节的、凡是没有显赫学术地位的研究都会被置疑。
比如，著名的丁公陶文，它由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在邹平县丁公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但是，还有学者对它表示怀疑，而山东蓬莱一中的王显春则以克里斯蒂的笔法和布洛的精明，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对此表示极端的怀疑。
河南贾湖龟甲刻符，1987年5月被河南贾湖考古工作队队长张居中在发掘过程中发现，这枚距今8000年前的龟甲上有着类似象形字和方块字(目、日、父)的文字。有人认为所谓的文字是在发掘过程中刻上去的。其理由是距今8000年前没有象形字，更没有方块字。由此张居中等被列为造假的嫌疑人。
而同样是1987年发掘的河南濮阳西水坡蚌塑龙虎墓（1号主墓，2、3号从墓）。1987年8月以后，西水坡考古工地总指挥孙德萱发现龙虎墓，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冯时先生发现北斗、四象等。该墓刻意表现的是春秋以来的天圆地方”思想和“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和北方玄武，也称为四陆、四灵、四兽或四宫”的天文观，有人以蚌塑技术始见于“文革”，而龙的造型是模仿了现代工艺品为由，置疑该墓的嫌疑人为孙德萱，规划设计嫌疑人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冯时。
1993年4月，江苏高邮龙山文化龙虬庄发现陶文。有人又以陶文的字面留有西夏文和手写英文的痕迹为由，又根据张敏的表白和周晓陆《生命的颂歌——关于释读龙虬庄陶文的一封信》，[2]判断并置疑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的张敏以及周晓陆为龙虬庄陶文的制造嫌疑人。
只要打开百度输入“李学勤造假”五字，就能搜索到33900个类似的信息。有趣的是，笔者曾在2011年的上海书展中，在电梯上把一个由邵国田先生发现的流散良渚陶片上的符号（图2）请教李学勤先生时，他客气地指出这是一个伪造的刻划。李学勤先生同样置疑流散的出土器，这就是流散器物最容易得到的待遇。由此可见，即使如同李学勤这样的学术权威，他的置疑和他被置疑，也是经常的事情。因此，置疑和被置疑在学术领域是经常可以碰到的事情，只要不是恶意攻击和肆意抹黑，相互置疑就是学术探索的润滑剂。
最为著名的文物置疑事件就是轰动一时的曹操墓的发现，新闻界的置疑一直不绝于耳。
难道因为这些置疑就能阻止它们的存在和研究吗？
回到良渚，它的刻划符号是不是客观存在呢？
据新华社电（记者 冯源2013、7、11）“在良渚文化的各处遗址中，庄桥坟遗址是发现带有刻画符号的器物最多的。更重要的是，在这批器物中，有两件残石钺两面均刻有‘原始文字’”。
笔者当时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明华先生，他说要上网看看。必竟是业内的专家，几天后（7、16）他在上海的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也说良渚文字》一文，其文如下：
近日，有媒体刊登了题为《浙江发现中国最早原始文字比甲骨文早千年》的文章，说在平湖庄桥坟遗址石钺上发现的距今5000多年的象形文字，得到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李伯谦先生的确认。
这本来是一条令人兴奋的新闻，但网民的反应却是一片吐槽：“这些中国字，你认识哪一个？”“靠谱吗？”“又是一个曹操墓……”看来这个领域的许多泡沫把网民的心给泡凉了，麻木了，不屑一顾了。也有人比较谨慎，“急不得，慢慢研究论证吧。”经了解，我发现资料还是比较可靠的，至于由“这些刻画符号将中国的文字史向前推了1000多年”，给人以前所未见缺乏研究由此而发的错觉，有必要加以诠释。
陕西半坡村、河南贾湖、江苏龙虬庄、安徽双墩、上海崧泽等一些比良渚文化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在出土的玉、石、甲骨、陶器上，早就发现过一批似字的刻画。不过那些刻画或描绘，究竟哪一种、哪一家是中国文字的源头，它们是不是文字，争论极大。有专家通过对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多个契刻符号的研究，认为文字的产生可以早至距今8600～7800年，有的专家却直贬其观点，是一派胡言。不过，谁也意想不到，中国最早原始文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上海已有发现，并在1976年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上得到引证。
1962年，闵行马桥遗址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件良渚文化的阔把黑陶杯，由于承受不了地层的挤压，出土时已经完全破碎。经仔细观察，发现在杯底上有两个纤细隐约的刻画，形状与甲骨文形式接近。左边一个呈长柄、弯顶、三叉镦形结构，与甲骨文、金文的“戈”字，金文的“钺”、“咸”等与长柄兵器有关的字相近。右边一个仅剩上半截，不敢猜测。可喜的是这个遗址还有多个甲骨文式的字形。以后，上海及江浙诸遗址中有了更多的发现。金山亭林遗址一件良渚文化带盖黑陶罐底上的“井”字形刻画，与甲骨文、金文，乃至今天使用的“井”字完全一样。1974年，在江苏吴县澄湖良渚古井出土鱼篓形陶罐上出现了横向排列的四个细刻陶文，引起了考古界的极大重视。有识作“方钺五偶”、“巫钺五俞”等越国建国的珍贵文献说，有识作中国“太阳年星历记录的原始文章”等等。其实，其中的八角纹刻画绵延至今，一般认为它是太阳纹，应该是长期使用却始终未向文字发展的类似青铜铭文中的图符徽记。笔者在全面分析了甲骨文与这四个刻画字形、字义的相近关系，尤其是认定良渚文化的带柄斧形礼器——玉戚，汉字戚、钺、戊、戌、武等直接导源于澄湖陶罐上的第二个刻画之后，于1990年在《考古》上发表了《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陶文》专论，率先提出“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原始的文章”一说，得到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的赞赏。以后，又在上博建馆五十周年“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上撰文提出：“良渚文字，在中国文字的产生过程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1995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李学勤先生经过研究，认为：“良渚文化的陶器和玉器上，业已发现了好多刻画符号，有象形的，有抽象的，还有几例是若干符号连成一串的……不承认其为文字是很困难的。”
恩格斯说：“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过渡到文明时代。”著名学者夏鼐先生认为：“一个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有了文字制度。”可见文字的起源、产生，在社会发展、文明进程研究中的地位是多么地重要。我想，现在的问题不在于社会的轰动和无端的猜疑，而是学术界应该积极改变过去各自为政、零敲碎打的方式，罗列发现，共享资源，以严谨的科学态度，逐字逐句地分析探讨，以求共识。
作者全文转载张明华先生引文，是要证实置疑声的存在是一种很难避免的现实。在对待流散文物的态度上，存在着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外国博物馆征集的不少良渚文化的器物，它们当然都是流散文物，但一旦被国外的博物馆珍藏，就很少有人会怀疑它们的真实性，比如，美国佛得尔美术馆收藏的四件良渚玉璧，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阿伯特博物馆收藏的良渚玉譬，它们上面的刻划符号没有中国学者怀疑它们的真伪，这只能说，外国学者对中国良渚文物的鉴定水平高于国内学者。
事实恐怕绝非如此！只是国内学者瞧不起国内民间收藏家的水平而已。
其实，发现良渚文字并不是新闻，在相关的博物馆的库房中，放着不少陶器上都有文字或类文字的符号。相关的学者都对已经发表的文字类符号作过大量的学术探讨，张明华夫妇就对良渚一件陶器上的文字类符号进行过研究，他把一排几个文字，从左至右和从右至左的不同排列作了不同的解释，我们在后面的叙述中将会引用他们和其他一些学者的解释。至所以大量的文字没有发表，是因为相关的研究还没有完成，不过，2015年4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书《良渚文化刻画符号》把这种发现的符号公示于众，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还有没有躺在库房中的其他符号呢？这本书虽然搭建了一个研究的平台，但它本身并没有对这些刻画符号展开讨论，我们相信众多的学者一定会以此展开自己的学术研究。在此背景下，我们想添一把火，把良渚时期的刻划符号给公众一个可以认知的平台。
这就是我们这本《元中国-良渚文化图案、符号和文字》的写作初衷。
因为是“元”中国，所以在探讨良渚文明对中国起源的影响时，必须对文明产生的要素叙述我们的观点。
刻划符号由此形成的文字是人类早期文明的标志，这种标志促进了世界性的人类寻根思维在现实中的努力，由此形成的文明的探索应该是全方位的广义的和发散性的。但在学者的总结和归纳中，逐渐把文明的出现限定在三个限止中，这就是文明的三要素，即城邦的出现、青铜器的应用和文字的使用。
在探讨早期中国的文明进程中，许多学者都以文明的三要素作为确定5000年前的中国是否已经达到文明社会的标准。在本书讨论的良渚文化的社会状况中，如果机械地以这三条标准来判断良渚社会的发展阶段，也许会简单地以良渚社会还处于新石器时期而一言概之，从而对“元”中国的忽视。然而，当良渚社会的城市轮廓被考古发掘证实之后，关于良渚文化的社会形态是否已经达到文明社会的阶段，已经成为学界一个十分热烈而又敏感的话题。
2007年发现的良渚时期古城，其年代上限很可能在公元前2300年至2600年之间。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从史前社会人类聚居的角度观察，它足以称得上是一座古城，其2.9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没有合并前的上海市静安区三分之一的面积，把它称之为古城丝毫不错。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后世海堤的偶然围接。[3]可喜的是，这种置疑已经逐渐被不断出土的实物所否定。
3 嘉兴博物馆藏品
4 青浦博物馆藏品
5 良渚博物院藏品
6 良渚博物院藏品
古城已经存在，文明标志的青铜工具又在哪里呢？其实在寻找早期文明的过程中，没有必要被现代学者所确定的文明三要素所左右，现代学者确定的三要素不一定符全人类早期社会的全部社会现象。文明的发展不可能是线性的，不同地域的人类早期文明在其发展进程中，完全可能存在不同的模式，所谓青铜工具换成比较成熟和发达的生产工具似乎更为妥当。而良渚文明有着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它的玉器极为发达，它已经不同于石器时期比较简单粗陋的生产工具，在其作为实用工具的同时，不少玉器已经具备礼器的功能。如图3和4是实用的工具，而图5和6则是作为礼器使用的玉琮和玉璧。良渚出土玉器往往一次就以千计，总计出土的良渚玉器有数万件之多，还在不断增加之中。由此可见，制玉用玉已经是良渚时期一个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玉的广泛使用，已经是良渚时期一种十分发达的文化现象，玉渗透到良渚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良渚人的精神生活几乎被玉所制作的礼器所左右，因此，把良渚的用玉和制玉现象来替代青铜器的使用作为良渚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不仅在考古实践中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在理论研究中也是完全值得探讨的。
剩下的就是良渚时期是不是存在文字，如果良渚社会已经出现文字而且是比较成熟的文字，那么把良渚社会定为我国早期文明古国的说法就完全站得住脚了。
2015年4月出版的《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一书，罗列了600多个陶器和玉器上的刻划符号，它羞羞答答地认为良渚时期已经出现了文字的萌芽。这种学术的羞涩是以学术的严峻为基础的，它虽然也把一些征集品作为讨论的依据，但仅仅局限于文博工作人员自己征集的流散在民间的藏品。但这种严峻到刻板的思维方式，又使一些明显为良渚时期出土器物的陶器和玉器，被排斥在外，不管这些陶器和玉器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而这些流散在民间的陶器和玉器，上面有很多刻划的图案、符号甚至文字，从它们图案的精致程度、线条的连接刀痕和皮壳上下的一致包浆来看（我们这里不详细论证这些器物的鉴定过程和结论），都足以证明这些流散器物的可靠性，排斥它们，很可能就排斥了已经放在我们面前的良渚文明，就可能会对一种我们还未认识的我国早期文明失之交臂，就可能失去对流传已久的我国早期社会的种种传说寻根溯源的机会，尽管这些传说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记忆中的神话，这种神话的历史性解释已经在向我们招手，唯一要做的就是对这些良渚陶器和玉器上的图案、符号和文字做一个公正客观和严肃的研究。
谁能把握住这个机遇呢？
我们要做的只是提供一个可以思考的途径，它也许荒谬也许极不成熟也许是杞人忧天，但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是中国早期文明对现代社会的一种有力的呼唤。
在分析这些良渚文字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用已经成熟的甲骨文和金文来倒退解析良渚时期的文字，但这并不说明，良渚时期的文字一定和它们有着必然的联系。在本书中，许多良渚时期的符号、图案或者文字，有的和甲骨文有着类似之处，比如“ ”字，良渚陶器和玉器上出现不少类似的刻划，它和甲骨文乃至金文上的符号基本一致，它或许有传承关系，也有可能仅仅是人类早期思维在观察某一事物时形成的类同而已，所以类同并不一定能证明良渚时期的这类符号就是甲骨文的源头。也许，良渚文字是一种进入死胡同的文字，它并没有传承下来，只不过和甲骨文有所交叉。类似的死文字在中国可能还不止一个，四川地区也出现过类似的文字，如图7青铜戈上的巴人文字，它们出现的年代较晚，上面刻有一些至今还不能解读的文字，它们和甲骨文有没有交集，至今不得其解，也是一种进入死胡同的文字。但是，如果这种没有传承的文字本身也能构筑一个未知的世界，一个我们只能在神话传说中梦幻的古代文明，也是值得我们研究和探索的。
7 重庆博物馆藏青铜 戈上的巴人文字
我们在本书中提供的符号图案及至文字，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个未知的古代文明或者说也是进入死胡同的文字呢？
请读者和我们一起判断。
[1]《故宫文物月刊》
[2]《东南文化》1998年第1期
[3]参见《观察与思考》2008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