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美国告别了被誉为“漫长的繁荣”的1980年代，踏入了缓慢增长的1990年代。
好消息是冷战快要结束了，坏消息是美国经济也在崩溃的边缘。
一、宏观大环境
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自1982年11月开始的长达92个月的经济扩张迎来终结。
从1980年代由里根经济学主导，通过大幅减税、放松管制和庞大的国防开支等操作，虽然刺激了增长和就业，但也留下了高额财政赤字和巨量贸易逆差。
进入1990年，经济的疲态已然显现，当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仅为1.9%。
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事后的判定，一场经济衰退从1990年7月正式开始，并持续到1991年3月。
这场衰退始于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危机通过石油也影响了美国经济。
海湾危机发生后，国际石油价格的飙升，从每桶约15美元暴涨至近40美元，严重打击了消费者信心和商业活动。
在油价高企中，居民面对未来不确定性，缩减了消费，零售销售萎靡，汽车销量下滑。
与此同时，企业利润受到挤压，投资意愿减弱，失业率开始从年初5.2%的低位逐步攀升，在年底达到了6.3%。
二、财政政策
老布什在1988年竞选时说出著名的竞选口号“看我的嘴型：绝不加新税”（Read my lips: no new taxes）。
然而，面对日益严峻的赤字压力和国际社会对美国财政纪律的担忧，布什总统不得不做出改变。
1990年，签署了“1990年综合预算调节法案以及预算执行法案”（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 of 1990和Budget Enforcement Act of 1990），将最高税率从28%提高到31%。
这是一项标志性的妥协：一方面，它确实违背了不加税的承诺，引入了包括提高汽油税、奢侈品税，以及提高最高所得税率在内的增税措施；
另一方面，它也试图通过设置支出上限和“随收随付”（Pay-as-you-go, PAYGO）规则来控制政府开支。
这一政策虽然在长期看有助于改善财政纪律，为未来的削减赤字奠定了基础，但在短期政治和经济上却是一场灾难。
老布什失去了共和党内的保守派基础，削弱了政治信誉；同时，增税是一种紧缩的财政政策，可能加剧了美国的经济衰退。
三、货币政策
格林斯潘自1987年接替保罗·沃尔克以来，已经以其在“黑色星期一”股灾中果断注入流动性，而具有“市场稳定者”的美誉。
1990年，他的挑战从应对金融市场恐慌，转向了管理实体经济的软着陆，乃至硬着陆后的复苏。
此时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面临着典型的政策两难：一方面，海湾危机引发的油价飙升，带来了通胀上行的风险，这是中央银行的天敌；
另一方面，经济活动的明显放缓，叠加金融体系的压力，特别是由商业房地产坏账引发的储蓄与贷款危机，又要求货币政策的支持。
格林斯潘明锐发现此次油价冲击是暂时性的，不会引发1970年代那样的工资-物价螺旋式通胀，而经济衰退和金融稳定的风险才是最严重的。
因此，在通胀率仍高于4%的情况下，美联储开启了降息周期。
美联储的宽松经济政策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缓冲垫，在财政政策收紧之时，通过降低借贷成本，支撑商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为后续的复苏铺设了基础。
四、美元
在整个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元都保持着强势，这得益于高利率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以及美国作为安全避风港的地位。
进入1990年，美元汇率经历了波动，但总体而言仍相对坚挺。
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尽管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但其深度和广度在当时看来是可控的，美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和深厚的金融市场，依然对全球资本具有吸引力。
其次，海湾危机等地缘政治动荡，反而强化了美元的避险属性，全球资本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稳定。
然而，美元的强势也并非没有代价。它使得美国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加昂贵，从而加剧了本就庞大的贸易逆差，对国内的制造业构成了压力。
综观1990年的美国经济，总统布什被财政赤字所困，在政治承诺与经济现实之间做出了艰难却代价高昂的选择，其紧缩性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可能加深了经济的阵痛。
与之相对，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则以一种前瞻性的视野，和灵活的货币政策进行应对，在通胀担忧尚未完全消散之际便果断降息，为经济的软着陆和未来的复苏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