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即时：国际新闻深度报道的时间性

时间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客观存在，更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在社会理论的视野下，时间是衔接结构与文化、系统与行动者的中介，一方面嵌入社会结构之中，被人们赋予某种文化价值与社会意义，另一方面又是维持社会结构再生产的动力，使社会行动者得以协调彼此行动，推动社会网络有序运转（郑作彧，2018：274-275）。行动者的行动受到时间规范的制约，需要与其他行动者的时间节奏相互配合，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和生活所需的任务（亚当，1994/2009：53）。与此同时，个体也具有一定的时间自主性，可以根据自我的意愿对时间安排进行控制（Clancy，2014）。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社会的工作和生活节奏普遍进入了“加速”状态（罗萨，2013/2015：30）。在媒介技术加速与社会变迁加速汇聚成的时代洪流面前，作为“时间机器”（Schlesinger，1977）的新闻业首当其冲。加速作为一种社会症候，塑造着研究者对数字时代新闻生产的理解。全球各地的新闻动态都会在第一时间通过社交网络广泛传播，这使得新闻生产的周期被急剧压缩，即时性（immediacy）成为主导新闻生产实践的时间标准，能否在第一时间发布新闻，成为公众评判媒体机构专业性和权威性的重要标准（Usher，2018）。记者被比喻成困在笼中不停奔跑的仓鼠，穿梭在无休止的热点之中，在7×24的新闻循环中耗尽心力（Usher，2016）。

上述悲观的论调凸显了日益匆促的时间结构（temporal structure）对新闻生产过程的约束，却遮蔽了新闻生产者在实践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未能呈现出新闻生产的完整图景。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新闻是国内民众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渠道。作为一种跨越国家和语言边界的生产实践，国际新闻的作用不仅在于快速传递信息，更在于增进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相比于发生在身边的日常新闻事件，绝大多数国内受众并不熟悉国际事件的背景信息。因此在事件发生后，记者除了实时推送快讯之外，还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搜集整理背景资料，联系消息源采访，帮助受众从更多角度了解现场细节，厘清事件来龙去脉。这种解释性的新闻实践属于深度报道范畴，既是主流媒体在数字时代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多数国际新闻记者的自我期许所系（张洋，2022）。相比于快讯，深度报道的生产周期较长，报道素材更加丰富，发布节点也更加灵活，具备更加复杂多元的时间性特征，但这种独特性尚未被充分理论化。本文由此出发，探究国际新闻深度报道生产过程中新闻从业者对时间资源的策略性利用，从而与既有的新闻时间性研究展开对话。

新闻生产的时间性（Temporality）——即时间在新闻生产过程中表现出的形态和特征——历来是新闻社会学的经典议题。既有研究主要从新闻生产过程和新闻文本叙事两个角度进行考察。

（一）新闻生产常规的时间性

相比于其他类型的知识生产，新闻生产的核心特征在于日常实践中排布着密集的截稿时间（白红义，2018）。记者需要追逐瞬息万变的社会现象，在极其有限的时间内采集事实，并以具有效率的形式呈现。因此，媒体机构需要将有限的人员、版面（时段）和时间资源分配给不同类型的新闻生产任务，并根据任务的轻重缓急进行排序，进而围绕新闻生产制定严密而细致的时间表，确保工作得以如期完成。这些在新闻实践中探索出的操作策略，日积月累在新闻编辑室中沉淀下来，形成了工作常规（甘斯，1979/2009：136）。

研究者发现，新闻组织会通过不同类型的结构化策略来管理时间资源：一方面通过设置截稿时间、定期召开编辑部会议等集中化策略，统一管理团队成员的时间节奏；另一方面通过将新闻内容类型化、错开不同团队的工作时间等分散化策略，使得新闻生产流程更加灵活，避免大量信息集结（陈百龄，2016）。最常用的类型化策略是将新闻内容区分为硬新闻和软新闻，其中硬新闻依赖即时性以争夺注意力，软新闻则诉诸人情味来塑造情感共鸣（塔克曼，1978/2022：54）。硬新闻面临刚性的时间约束，软新闻的时间节奏则较为弹性灵活。因此，从事不同类型新闻生产的团队，其工作节奏具有明显差异（Boczkowski，2010：35-52）。此外，新闻生产依赖于记者与不同社会组织的消息源之间的互动交流，因此新闻生产的周期还嵌入重要消息源的日程表之中，根据消息源的工作状态来调整自身的时间节奏（Fishman，1980：67）。

数字技术的发展持续影响着新闻生产常规的时间性，呈现出加速的时间、提前的时间、拉长的时间和冲突的时间四种典型变化，记者的日常工作被密集的截稿时间所宰制，陷入疲于奔命的工作状态（王海燕，2019）。为了应对数字环境下海量的新闻线索和即时的发布时间，媒体机构会对标互联网时间调整自身工作安排（周睿鸣，2020），通过构建灵活的制度安排和紧张的工作氛围来塑造记者们的时间结构（伊俊铭，2024）。生产周期缩短，导致媒体生产的原创性深度新闻减少，更多依靠同质化的内容来填补空白（陈阳，2019）。但媒体也会采用差异化的工作节奏，兼顾时效性和专业性的要求（陶文静，张宇昭，2023）。

（二）新闻文本叙事的时间性

时间是组织新闻文本的基础逻辑，也是塑造新闻故事的话语资源。因此，新闻时间性的另一重要维度即是考察新闻文本如何使用特定的时间性语汇和叙事策略来构筑意义（Tenenboim-Weinblatt & Neiger，2018）。新闻文本叙事的时间性更多体现出新闻生产的能动性。记者通过采用不同类型的叙事方式，可以引导受众理解新闻事件的视角，进而构想面向未来的行动（泽利泽，2017/2022：247）。

新闻文本中最常见的时间性策略是对时间性词汇的运用。在英文语境中，新闻报道的标题常用现在时书写，强调事件发生不久，以此建构报道的时效性价值（贝德纳雷克，卡普，2017/2023：106），而报道正文则大多以过去时态书写，暗示着事件已经尘埃落定，从而消解了社会进程的开放性（Schudson，1986）。在中文语境下，新闻报道中常见的时间性词汇包括“昨日”、“突发”等，这些措辞会强化事件的“当下性”，将复杂的社会现实压缩成时间线上的孤立片段（臧国仁，钟蔚文，1999）。实证研究发现，从1980年到2020年，中国媒体的新闻报道在标题中提到事件发生时间的比例越来越高，事件发生时间距离报道发布时间越来越短（王海燕，刘湘，2023）。新闻文本加速的现象发展到极致，就成为当下中国新闻业中颇为流行的“刚刚体”奇观：通过反复强调新闻的即时性，营造出刻不容缓的时间紧迫感（张庆园，李欣，2024）。

在泽利泽看来，新闻对当下的亦步亦趋仅仅是呈现给公众的前台，在新闻生产的后台实践中，现在、过去、未来等多重时间性复杂地交织在一起（Zelizer，2022）。为了使报道文本显得新鲜夺目，记者有时会刻意忽视事件之间的关联，将突发事件视为个别现象（甘斯，1979/2009：213）。但整体而言，机构媒体的新闻报道越来越重视解读事件的时空背景，将“过去”作为一种时间资源，希望通过回溯过去而预测未来（Tenenboim-Weinblatt，2015）。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航失踪后，面对始终缺乏实质进展的全球焦点事件，各国记者通过搜集过去的背景信息和设想未来的可能性，持续为受众带来“事件感”（Sonnevend，2018）。近年来可视化等技术的发展更为新闻叙事的时间性注入更多可能，使之呈现出复现过去、预测未来等更加复杂的时间图景（刘涛，薛雅心，2023）。

（三）总结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学者围绕新闻生产过程的时间性和新闻文本叙事的时间性开展了大量理论分析和经验考察，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正如泽利泽在回顾新闻时间性研究时的反思：目前主流的新闻生产研究过于强调数字技术带来的时间加速感和枯竭感，忽视了新闻时间性的更多元面向，未能充分发掘时间概念包含的潜能，进而限制了人们对新闻业未来的想象（Zelizer，2018）。具体而言，目前关于新闻时间性的研究主要围绕快讯类内容展开，由此总结出的工作常规和实践策略并不完全适用于深度报道生产，特别是无法解释深度报道对专业性的追求。根据新闻时间性的维度划分（王海燕，范吉琛，2021），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现时性”（nowness），很少将“准备性”（preparation）和“回溯性”（retrievability）纳入经验分析视野，未能充分阐明过去、现在、未来在报道中的关联逻辑。因此，本文将以国际新闻生产为例，承袭既有研究的理论脉络，从新闻生产常规和新闻文本叙事两个角度，对数字时代深度报道生产的时间性展开考察，尝试解答以下两个问题：

由于媒体性质、定位和实践传统的影响，不同媒体的国际新闻生产机制也存在一定差异。研究者采取“点面结合”的方式收集经验材料。首先，研究者于2020年5月至7月期间，在澎湃新闻国际部进行田野观察，每周进入田野3~4天，旁听每周两次的编辑部会议，其余时间则观察记者的日常实践，沉浸在新闻实践情境中，深入观摩国际新闻生产的时间节奏和影响因素。自2021年至2025年，研究者每年均多次重返田野点进行跟踪观察，持续收集经验材料。

与此同时，研究者借助深度访谈拓展经验材料范围，旨在了解不同媒体的国际新闻生产流程和不同媒体记者对自身工作节奏的感受与反思。研究者采用滚雪球的方式联系受访者，自2020年4月至2025年3月，累计访谈国际新闻记者、前记者、分管领导、编辑、实习生75人，受访人的供职单位包括24家机构性媒体和7家从事国际新闻内容生产的网络媒体，涵盖了中国大陆绝大多数从事原创性国际报道的媒体机构。每次访谈时间为半小时至3小时不等，平均时长约1小时，研究者对部分受访者进行了多次补充访谈。此外，研究者还逐一找来受访者提及的报道文本，与受访者自述相互印证，考察报道文本叙事中的时间性策略。

通过整合访谈材料与田野观察材料，研究者力图最大限度地把握中国主流媒体国际新闻生产的整体面貌。如前所述，目前国内外学界已有大量研究围绕新闻生产时间性展开考察，积累了成熟的理论资源和分析框架，但既有研究多数聚焦于快讯类内容，缺少针对深度报道时间性的考察。因此，本文以“拓展个案法”（Burawoy，1998）为核心方法论处理经验材料，参考既有研究的理论脉络，从新闻生产常规和新闻文本叙事两个角度展开分析，进而基于国际新闻深度报道的时间性特征与既有研究对话，旨在从不同的实践形式中提炼出新的理论解释。

在国际新闻生产中，深度报道可以分为综合解读报道与原创深度报道两类。综合解读报道的篇幅通常在1500字到3000字之间，记者通过查阅背景资料进行内容整合，1篇报道的生产周期为1~2天。原创报道的篇幅通常在3000字以上，记者在综合解读的基础上，进一步联系当事国家的消息源进行采访，提供丰富鲜活的现场细节。由于跨国采访难度较高，1篇原创国际深度报道花费的时间少则1周，多则1月，需要投入较多资源，并非所有媒体都有能力负担。

相比于争分夺秒的日常新闻生产，深度报道被称为“注定的迟到者”（Wilson，2018），并不会将即时性奉为主导的价值标准和实践规则，而是从专业逻辑出发，追求报道的信息量和解释力。但新闻毕竟与时间相伴而生，其公共价值和传播效果会随着时过境迁而快速下降。正如受访人49（34岁，编辑）所说：“一个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随便发一篇快讯，两三个小时之内的阅读量都会很高。过了这个节点，阅读量和影响力就会有明显下降。如果隔了半天以上，这时就需要找一些其他人没写过的点，提供信息增量。”

因此，国际新闻深度报道的生产常规需要在时效性和专业性之间寻求平衡。由此而形成的时间性主要体现在深度报道的生产周期和发布节点两方面。

（一）量“时”而行：时间资源与报道生产周期

在新闻生产所需的各类资源中，新闻从业者围绕新闻报道而投入的时间是最核心的要素。媒体机构既要通过源源不断的报道维持稳定的内容产出节奏，获得受众关注，同时又需要高质量的深度报道来塑造公众口碑，积累行业内外的文化资本。但新闻生产团队的人手有限，意味着可以投入新闻生产的时间资源总量是相对固定的。因此，媒体机构需要权衡评估增加报道数量和追求报道质量的双重目标，对层出不穷的新闻事件进行类型化处理，从而将稀缺的时间资源合理地分配给不同的新闻报道任务。

在日常新闻实践中，新闻时效性和专业性之间的协商嵌入媒体机构的制度性要求和权力关系之中，呈现出动态的、语境化的特征。首先，不同媒体机构根据自身要求制定相应的工作规则，规定不同类型稿件的计分标准，以考核达标制或绩效奖励制的形式调控记者的行动。例如新华社、中新社等通讯社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及时准确的国际快讯，确保各国发生的重要新闻不能遗漏，以发稿量作为考核驻外记者的主要标准，记者每月要撰稿数十篇，因此深度报道在驻外记者的日常产出中占比不高。相比之下，《财新周刊》、《凤凰周刊》等媒体专注产出深度报道，负责国际新闻的记者通常每月撰稿6~8篇，有较多时间开展采访，更多考虑报道的专业质量而非时效性。例如受访人58（32岁，记者）认为：“时效性对我们来说肯定不是最重要的考虑，写快讯我们也比不过新华社。我们主要是做深度报道，要花时间打磨。”

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目前多数从事国际新闻生产的团队都打造了自己的公众号或视频号，通常保持内容日更。这种运营节奏对深度报道的生产周期施加了刚性限制，要求团队必须从每天的新闻中至少挑选出一两个主题做出解读，但匆促的时间限制了报道深度的发掘。就如受访人31（34岁，记者）所说：“我之前供职的媒体，每天都要出一篇热点新闻解读稿，对稿件深度要求不高，但对时效性的要求比较严格，当天早上定的题，晚上必须交稿，不管写到什么程度。”

其次，深度报道生产依赖记者、编辑、分管领导之间的合作协调，不同行动者对时效性的判断和追求可能存在差异，围绕报道的生产周期展开持续的协商。在多数国际新闻记者心中，围绕时效性的竞争并非自身职业的核心意义所在。例如受访人50（34岁，记者）在采访越南“金特会”时，是国内媒体中最早找到会议酒店的记者，但她认为自己“一点都没想争做第一个发布某消息的记者，我们最早发布了这条消息，但我并不觉得非常开心自豪，因为那只是一条很简单的快讯，我希望可以提供更有深度的信息”。也就是说，撰写国际深度报道的记者普遍希望多争取一些时间，采访到更多消息源，把稿件撰写得更加扎实。

但时间投入带来的信息增量，面临着时间推移导致的价值折扣的挑战。正如受访人5（35岁，主编）所说：“这就是永恒的两难。我们也希望记者打磨稿子，但是时间点过了，它的传播效果就不好。所以既不能一味要传播效果，也不能不管不顾地花时间去打磨。什么节点上出什么稿子，不能一味求全，等事件过去了这个稿子就废掉了。”因此，编辑需要更多考虑报道的传播效果和团队的产出数量，督促记者尽早完成。为了让模糊的时间节奏变得结构化，组织会设置工作任务的时间表，使得不同的行动者可以清晰地预期彼此的行动进度（Zerubavel，1985：43-44）。对从事国际新闻生产的团队而言，除了记者日常报题之外，每周1~2次的组会也是协调团队中不同成员时间节奏的仪式。记者需要在组会上报告自己手头稿件的操作进展以及预计完成的时间，主编和编辑则根据现有的进度判断应当投入更多时间资源发掘素材，还是到此为止尽快发布稿件。通过定期的组会沟通，新闻生产团队在不同成员的时间节奏之间建立起“同步性”，从而围绕接下来的行动策略达成共识。作为新闻生产团队的主导者，主编既可以决定时间资源的分配，也可以通过设立刚性的时间节点，对团队成员施加时间压力。但从事写作的记者个体也具有一定的“时间主权”，可以与编辑进行协商，在刚性时间节点所确立的界限之内自主调整稿件的生产周期。

（二）伺“时”而动：受众期待与报道发布节点

即时性意味着弥合时间的距离，消除等待的过程（汤姆林森，2007/2022：154）。但在新闻实践中，虽然话题时效性同样是深度报道的重要考量，但新闻生产团队经常会出于某些原因将完成的报道暂时按下，等待更好的发布时机。从时间社会学视角看来，等待是一种时间性实践，源自社会成员对时间的协调需求，不同主体之间围绕时间进行协商，以满足各自的时间框架（邓玥馨，2024）。新闻生产的时间节奏不仅取决于编辑室的内部常规，同时还受到媒体与受众关系的影响（蔡雯，伊俊铭，2023）。因此，深度报道生产中的等待行为，实质是媒体机构与受众围绕报道发布节点的协商。

舒德森多年前就曾指出，媒体机构陷入了对时效性的盲目追求，这种追求更多是一种同行之间的攀比，与公众利益关联甚微（Schudson，1986）。多数受众并不在意媒体是否在第一时间发布报道或哪家媒体最早发布报道，影响报道流量和影响力的核心因素实则是发布稿件的时间节点是否契合受众的新闻消费期待。数字化时代精密的监测技术将受众日常的新闻消费时间节奏“转译”为数据化的阅读量和信息流（谢静，2019），使得媒体机构可以根据受众反馈情况来调适自身实践（王敏，2024）。由此，受众对深度报道常规的时间性产生持续的影响。

在国际新闻生产中，综合解读性报道的时效性要求较高，报道发布的时间弹性以小时计，嵌入受众的日常时间节奏之中。经过数字化转型的数年探索，目前新闻行业已经基本形成了对受众新闻消费习惯的共识，即每天上午的通勤时间和晚饭后的休闲时间是社交媒体上深度内容消费的黄金时段。但国际新闻的日常实践同时受到本国时间和国外时间的约束（钱进，2013），不同国家间的时差使得新闻事件的时间分布与国内新闻不同。多数国际新闻都来自外国政府机构在工作时间发布的消息，而美国又是全球媒体的报道焦点。因此，每天国内时间下午3点之前是国际新闻生产的低谷期，记者和编辑主要关注周边国家的新闻动态。从下午3点开始，欧洲的动态逐渐进入国内媒体的视野。但直到晚上8点之后，来自美国的重大新闻开始源源不断出现，国际新闻热点的高峰期才开始到来。

当重大新闻事件发生后，记者着手整理背景资料，撰写成综合解读报道，待到成稿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本国受众的新闻消费黄金期。面临新闻发生时间、生产时间与消费时间的错位，许多媒体选择主动放弃对即时性的追求，重新分配新闻生产与发布的节点。稿件如果不能在晚上10点之前发布，则通常会留到次日清晨，除非事件本身处在持续变动之中。正如受访人5（35岁，主编）所说：“大部分稿子会留在第二天早上发，因为早上稿子少，容易被推荐，大家上班路上也会点开看。但对一些随时发展的事件，比如巴以冲突，第二天早上事态可能已经变化很大了，那么稿子一定要在晚上发出来，再晚也要发掉。”同理，如果稿件在第二天下午定稿，则通常会留到晚饭后的时间发布，以获取更高阅读量。

相比于综合解读报道，原创性国际报道的生产周期更长，发布节点更加灵活，等待的时间弹性从数天到数月不等。Zelizer（2022）曾经以2021年17家美国媒体选择同时发布Facebook内部文件为例，指出媒体对时效性和首发的追求，有时会让位于同时性、节奏、连续性等其他类型的时间性考量。原创性国际报道则更多采用“养题”的方式，试图在潮起潮落的舆论热点中捕捉受众的期待。所谓养题，即提前做好采访和写作，同时持续关注事件的新近动态，等待最合适的时机发布。例如受访人31（33岁，记者）在2024年7月赴非洲采写中非农业合作议题的报道，她从当年5月底开始准备，在8月初完成报道初稿，但一直等到9月份中非合作论坛前夕，中国民众对于中非合作的关注度达到高峰，才将报道发布，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类似的时间性策略，也体现在国际深度报道的叙事中。

如前所述，“过去”是新闻报道的重要资源。根据新闻行业的共识，所谓深度报道即“以今日之事态，核对昨日之背景，说出明日之意义”。从新闻时间性的角度，深度报道之“深度”主要体现在为短平快的新闻消息注入绵延的时间维度，将瞬间的、点状的时间拓展为持续的、线性的时间。既有研究已经指出新闻报道将当前事件与之前的事件联系/割裂的方式，但较少对深度报道中“过去”与“当下”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细致辨析。因此本文将借镜史学理论中经典的“事件-结构”区分，理解国际深度报道的时间性。概言之，事件和结构是两种书写历史的方式：事件由叙述构成，旨在回答“发生了什么”；结构由概括和描述构成，旨在回答“那时是什么样的”。面对同样的事实材料，写作者既可以将其建构为一起连续发展的事件，也可以将其塑造成相对静态的结构中的元素（普罗斯特，1996/2018：260）。由此出发，笔者将国际深度报道的时间性策略区分为“事件结构化”和“结构事件化”两种类型。

（一）事件结构化

在研究者的惯常认知中，新闻报道代表了只关注当下事件的“现时主义”（presentisms），将素材按照时间顺序机械地罗列在一起，缺乏创造性、连续性的叙事结构（Hannerz，2004：208）。布罗代尔（1969/2021：29-67）将短时间段的叙事称为“新闻记者的时段”，认为史学家应当关注更长周期的历史变迁。海登·怀特（1987/2005：230-240）则认为“新闻故事无论多么有趣味，都只是局限在编年史的范畴”，只有当写作者依靠剪裁素材为编年体记录加上一种“时间性结构”，将不同时空中的事件连结起来时，才能为事件赋予历史性的意义。

但对国际深度报道而言，记者只有将事件置于当地独特的历史脉络中进行解读，才能帮助国内受众理解远方事件给当地人带来的影响。正如受访人36（38岁，主编）所说：“我会要求记者至少在关于一起事件的前3篇报道中都要把事件的历史背景讲清楚。现在是网络时代，跟过去报纸的读者不一样，有可能你已经写了3篇了，但对读者而言他看的第1篇，所以一定要把必要的历史背景交代一下。”因此，记者在报道中经常将新闻事件与当地此前发生的历次事件联系起来，让历史背景与现场观察和采访得到的素材相互交织，进而阐明新近的事件在何种程度上具有“转折点”或“历史性”的意义（吉内肯，1998/2016：115）。本文将这种回溯当地历史、建立解释逻辑的时间性策略称为“事件结构化”，即将新闻事件置于当地历史变迁的结构中进行讲述。

这种连结不同时空事件的时间性结构与史学书写异曲同工，但新闻生产终究并非专业的区域研究和历史写作，生产常规的时间性在两个方面塑造着叙事的时间性。首先，非即时性的生产常规既是对事件进行结构化解释的前提，也制约着结构化解释的深度。记者需要及时跟进时事热点，即使是基于现场采访的长篇原创报道，采写周期通常也不会超过1个月。记者要在短期内广泛查阅学术论文、媒体报道和政府报告，快速恶补当地社会的背景知识，形成自己的认知和判断。例如受访人74（46岁，前记者）所说：“我每次出国采访之前和回国之后，都会查阅很多资料，读很多书，包括联系当地学者做一些外围采访，把当地事件的历史背景梳理清楚。”在突击阅读的基础上，记者会对各类二手材料进行高度凝练的筛选和概括，将当地现实中的一系列事件编织成整齐的情节和时序，旨在解释事态为何会发展到当下的境况，从而对当地的社会变迁进程进行“再时间化”。这种由结果倒推原因的写作方式正是常见于史学著作的“辉格式解释”（巴斯菲尔德，1931/2012：64-65），由此形成的叙事通常具有封闭的情节结构，即通过选择性地强调事件的某些侧面，在过去和当下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但究竟将此前发生的哪些事件建构成当地社会变迁的转折点，如何阐释事件的转折性意义，则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依赖记者本人的知识结构、价值倾向以及消息源的影响。

其次，国际深度报道的目的是解释最新事件的成因与影响，必须以当下的新闻事件作为出发点和结局，不能让历史资料喧宾夺主。例如受访人34（43岁，编辑）要求部门里的记者：“在报道中回溯历史要注意把握程度，尽量写得精简一点，不要像历史文章一样写得那么详细，新闻报道的重点是在新的时间点上给读者提供分析。”因此，国际深度报道既不像快讯仅仅聚焦瞬间的事件，通常也不会涉及“长时段”的历史演变，而是一种中距的时间书写，定位于近几年至几十年间的社会变迁；试图揭示的通常也并非稳定、静态的深层社会结构，而是社会结构所呈现出的“势态”（conjuncture），即结构潜在的变化倾向（休厄尔，2005/2012：218）。例如在一篇关于土耳其大地震的现场报道中，记者通过300余字概括土耳其近20年的政局变动和基建浪潮：“前政府在1999年地震应对中出现的失误，推动了正发党（AKP）和埃尔多安在2003年上台……在这20年的统治中，土耳其出现了全国范围的建筑热潮。在埃尔多安当选后的几年里，政府对住房建设的许可增加了两倍，摩天大楼、高架桥梁和宽阔的柏油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又在地震中被夷为平地。”（汪伦宇，喻晓璇，2023）。

（二）结构事件化

国际新闻记者在日常实践中同时面临两重考验，一方面是要深度解释国际事件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则是要让国内一般受众产生深入了解异域政治、文化的意愿（张洋，2024）。驻外记者以及聚焦特定条线的国际新闻记者长期关注某些国家，希望向国内民众解释当地的社会变迁。但持续的变迁过程缺乏引人注目的新闻价值，遥远的地理和文化距离进一步削弱了国际议题的心理接近性，除了美国等少数全球大国之外，一般国家除非发生战乱、地震等造成严重伤亡或具有强烈戏剧性的突发事件，否则当地的结构性问题不足以被国际新闻关注。

因此，国际新闻记者需要采用一种“结构事件化”的策略，即借助戏剧性的新闻事件吸引国内受众关注，进而呈现事件背后绵延的时间过程，引出对当地社会结构和历史渊源的分析解读。结构事件化策略实则是“养题”式生产常规在文本叙事中的投射，旨在将结构性议题转化为具有时效性的新闻选题，使之契合多数国内受众的阅读期待，从而最大限度发挥报道的影响力。例如受访人52（32岁，记者）所说：“平时经常报道一些国家的新闻，时间长了就发现当地社会存在一些深层的问题。但如果我们直接说当地背后的问题，没有人去看。然后这时候编辑就会让我攒一攒，继续观察事情的发展动态，等到有一个比较戏剧性的节点出现的时候，以这个节点为由头去写。其实你会发现所谓的新闻节点只是由头，深入分析的干货都在后面。”

有时在并未出现戏剧性冲突的情况下，记者也可以通过将持续变化的问题勾连在特定的时间节点上，从而主动制造出某种值得关注的“事件”。常用的时间节点包括两类。首先是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日。不少国际新闻生产团队都会在一年之初盘点当年度主要的重大事件纪念日，提前布局相关议题的深度报道。记者和编辑可以借助历史记忆为当下议题赋予关注度和正当性，从追忆历史出发展开对现状的调查和书写。就如受访人35（33岁，编辑）所说：“比如我们一直想做海外华人相关的特稿，想展现华人在当下时代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当时刚好是太平洋铁路建成150周年，我们就趁机策划了一系列报道。”

其次是数字变化所造就的时间节点。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受访人10（41岁，记者）一直在关注全球各国的疫情动态：“从最开始海外疫情爆发，我就在做这方面的解释性报道。报道写好后，全球感染人数就将近100万了，就赶在100万的节点上发。后面就形成了套路，每到200万、300万等节点的时候，就出1篇稿。其实报道的内容是源自持续的观察和记录，这个百万的数字只是个由头，用来说服领导和读者。”在国际新闻生产中，各个主要国家GDP和人口的此消彼长，某些国际排名指标的递嬗更迭，都会被从业者持续关注。当数字指标即将出现某种戏剧性的变化时，就可以以此为题，展开对持续变化趋势的分析报道。在这种情况下，记者在连续的时间变迁中人为建构出具有转折意义的节点，将时间的切片提取为新闻事件，从而制造出不连续的时间性。

按照既有的新闻时间性分析框架，事件结构化策略和结构事件化策略都属于“回溯性”（retrievability）的范畴，但在目的和方法上存在明显差异。事件结构化策略是以新近的事件为中心，以概括、描述等结构性分析为方法，沿着时间变迁的维度对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延展解读，通过回溯过去来理解戏剧性的当下，并且隐含着某种指向未来的时间性导向。结构事件化策略则是以事件为由头，以结构性分析为目的，呈现戏剧性当下背后绵延、持续的时间过程。二者同样是对时间资源的创造性利用，旨在为新闻报道注入历史纵深感。

既有研究在讨论新闻生产的时间性时，倾向于将“加速”作为一种席卷传媒行业的时代症候，强调数字技术对新闻业的颠覆性冲击以及“即时性”等新兴价值观对新闻实践的宰制。但即使在日益湍急的时间之流中，新闻从业者也并非一味随波逐浪，而是仍然保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此前已有研究关注新闻生产中的时间能动性，发现记者会通过选择性生产、非制度化轮班等方式，抵抗组织的时间规训（伊俊铭，2024），或是依靠灵活的对标工作和策略式的工作节奏来保障额外的工作时间投入，抵抗外部的加速压力（陶文静，张宇昭，2023）。但上述研究均聚焦于记者对时间压力的有限抵抗，未能充分揭示记者如何将时间作为一种发挥能动性的资源，更好地践行新闻业的公共使命。

相比于碎片化、同质化的快讯，深度报道为记者提供了更广阔的自主空间。在国际新闻生产中，深度报道的时间性体现在生产常规和文本叙事两个维度。在生产常规维度，时间是媒体机构赖以完成工作任务的生产资源，时效性和专业性的要求存在持续的张力。一方面，国际新闻从业者需要判断投入多少时间资源完成深度报道。媒体机构的制度性要求塑造着记者日常实践的时间结构，编辑和记者则会在制度框架之内围绕报道的生产周期展开弹性的协商。另一方面，新闻生产团队经常在完成深度报道后并不第一时间发布，而是与受众期待进行协商，灵活地选择发布报道的时间点，以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受众的期待既包括日常新闻消费的时间节奏，也包括跟随社会热点而不断变化的信息需求。

在文本叙事维度，时间则是为报道赋予深度的资源。记者通过呈现和重构时间变迁历程，将个人的创造性思考注入对事件的解读之中。国际新闻叙事中连接当下与过去的时间性策略包括“事件结构化”和“结构事件化”两种类型：前者旨在将事件置于凝练而有序的叙事结构中，在过去和当下之间建立因果关系，解释事件发生的结构性成因；后者则从具有戏剧性的当下时刻切入，展现远方事件背后持续的变迁过程。叙事维度的时间性策略既受到深度报道生产常规的制约，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提供尽可能丰富的信息和解释，同时又与生产常规的时间性策略互为补充，通过对时间的策略性利用使报道发挥最大限度的影响力。

综合两个维度的分析，可以发现国际新闻深度报道时间性的核心在于超越即时性。面对加速文化带来的恶果，提倡放慢生产节奏、对抗商品化潮流的“慢新闻”运动曾经在全球各地风靡一时（Masurier，2015），又因其天然的乌托邦属性而逐渐偃旗息鼓。与之不同，深度报道生产中的各类非即时性生产方式和操作策略并非出于特定的意识形态诉求，而是依据实用主义原则平衡即时性的时间压力与公共性的专业追求。最终形成的国际深度报道文本注定是局促时间条件下的不完美产物，无法像人类学家一样基于数年时间的沉浸观察来书写异域文化景观，也不可能像历史学家一样细致严谨地呈现当地社会变迁的完整面貌。但也正是这种超越即时性的时间结构，使得国际新闻从业者有条件摆脱对快速流逝的时间之流的依附，不再只是碎片化地呈现全球此起彼伏的冲突和灾难，而是持续追踪和解释世界的变化，及时回应国内民众对于世界的好奇与困惑。

此处还可以对本研究的普适性略作延伸讨论。在新闻业界，深度报道大致可以归为解释性报道、叙事性报道和调查性报道三类，不同类型深度报道的时间性各有异同。国际新闻深度报道属于典型的解释性报道，本文的研究发现除了因时差而导致的时间协商现象外，大多适用于解释性报道的诸种门类。相比之下，叙事性报道的时效性要求更低，生产周期更长，发布节点更加灵活，其文本的时间性主要不在于呈现结构变迁，而是依靠时间来增加叙事的文学性。调查性报道的时间节奏更取决于信源突破的进展，而信源突破的偶然性使得调查报道的时间周期无法被精准预测，难以形成制度化的时间性常规，更加依赖个体间的沟通协调。上述论断仅基于笔者的初步调研观察，还需要更多经验研究将之推向深化。即使置身数字时代的行业剧变之中，新闻业内部的多元性和异质性仍然值得严肃对待。

自媒体的强势崛起使得曾经坚固的新闻生产常规和新闻职业规范渐趋烟消云散，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也使得人文主义的主体性边界岌岌可危。在即时通讯技术缔造的加速时间结构中，深度报道从业者将时间作为资源而进行自主支配的空间无疑是有限的。随着短视频、直播等新兴表达形式在新闻实践中的地位愈发重要，笔者调研的各家媒体的内容生产节奏整体上越来越快，从业者需要同时处理的工作任务越来越多，发自现场的深度报道正在变得更加奢侈。无可讳言，本文将深度报道生产的时间能动性予以理论化，悬置了这种能动性正在变得日益逼仄的现实状况，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同时，本文的分析呈现出一幅各行动者有序协商的新闻生产图景，没有充分处理新闻生产中的时间政治问题，即各行动者围绕时间安排而进行的冲突与博弈。以上不足之处，留待后续弥补。

（张洋：《超越即时：国际新闻深度报道的时间性》，2025年第8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