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随着苏联解体与欧洲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处于北约同盟关系下的中东欧在俄欧地缘夹缝中谨慎地与俄罗斯互动，形成一种基于“倚西望东”模式的独特安全“新中间地带”。以往研究已分析影响中东欧国家对俄乌冲突立场的诸多因素，但忽略了地缘政治这一传统核心变量。北约东扩与俄乌冲突重塑了中东欧的地缘政治格局，使中东欧在整体上对俄罗斯的威胁感知增强。本文根据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地缘关系的不同，划分为从内至外三层结构，探讨了地缘对中东欧对俄罗斯不同态度立场分化的影响。结果显示，与俄罗斯在地缘结构和文化中联系紧密的内层中东欧国家在现实中趋向反俄罗斯，而关系稍远的中外层国家则多处于摇摆中立或倾向亲俄罗斯。未来中东欧在欧洲内部的战略地位将持续呈现上升趋势，给俄、欧双方乃至中东欧内部带来复杂影响，也将对该区域及俄乌冲突未来的可能走向提供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 键 词： 俄乌冲突；中东欧；地缘政治；“新中间地带”
作者简介： 汪金国，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等；郑楚彬，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2023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东欧政治与外交
作为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中东欧地区是大国博弈背景下的“兵家必争之地”。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与北约东扩的进程加速，中东欧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曾将欧亚大陆看作是辽阔的中间地带，并认为该地区的站位选择能够影响美国的最后胜利。而这一观点对中东欧地区也同样适用，该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俄欧交汇处，一直受到两大力量中心的深刻影响，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对冷战期间的中欧地区有过一段描述，即“地理上处于欧洲中心，文化上处于西方，政治上处于东方”。事实上，这种格局在冷战后并未完全消失，而且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地区逐渐从美苏之间的缓冲地带过渡到美欧与俄罗斯之间的“新中间地带”。随着中东欧国家的政治转型和外交政策的调整，许多中东欧国家选择“脱俄入欧”，加入欧盟和北约，以寻求更广泛的安全保障和经济发展机会。但这些国家在与欧盟和北约保持紧密联系的同时，也努力维护与俄罗斯的互动，形成了一种“双线”连接的特殊格局，包含与欧盟和北约联结的“明线”及与俄罗斯互动的“暗线”。中东欧国家在俄乌冲突下利用有限的自主性，展现了不同的态度立场和对外战略决策，对冲突进程及可能走向发挥一定影响。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苏联解体后，中东欧国家处于俄欧夹缝的重要战略地位，成为各国竞相争取的对象。独特的地缘位置让中东欧这样一个小国和中等强国聚集的“中间地带”拥有了“左右逢源”的资本，中东欧国家的安全战略选择与行动也让美欧与俄罗斯之间的对外决策和部署发生变化。
在地缘政治变动的背景下，国内外学者对中东欧国家不同的对外立场偏向都有过相关的分析研究，可具体总结为如下几种方向。其一，侧重于对中东欧国家在周边大国影响下对俄罗斯立场中的经济和能源等因素的分析。其二，从历史角度出发，分析目前中东欧国家对俄欧立场和关系的变化及未来走向。其三，侧重分析外部的军事危机及俄罗斯的行动与中东欧对外政策之间产生的双向影响。这些分析多维度地探讨了大国互动、经济联系和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国内政治认知对中东欧国家决策的影响，主要聚焦于单一或交叉因素的作用机制。在地缘层面虽有所涉及，但主要侧重于将中东欧国家视为小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战略选择案例，强调其作为缓冲区的角色，并探讨其如何在大国博弈中寻求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也有学者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评估中东欧地区潜在的“破碎地带”风险，即该区域因地理、历史及政治因素而可能陷入的动荡与不稳定状态。 在关于地缘远近影响中东欧对外关系的相关研究中，也有学者将靠近西欧的中东欧国家称为“内环国家”，将靠近俄罗斯的东欧国家称为“外环国家”，并以此分析中东欧对华因安全利益造成的分化。尽管学术界已对中东欧国家在俄乌冲突中立场分化的动因进行了详尽地解析，也有学者通过地缘因素分析中东欧的对外立场，但缺乏全面系统的分析，因此，在解析地缘因素如何影响中，东欧国家俄乌冲突的立场上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地缘优势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关系到国家获取资源优势和战略优势的能力。西方地缘政治理论，如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陆权论以及豪斯霍弗尔的生存空间论，都深刻揭示了地缘因素对国际关系的重要影响。中东欧地区在欧洲地缘政治叙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常被认为是地缘政治的核心区域。麦金德曾提出经典的三段论：“谁统治了东欧，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便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便控制了世界”。这片麦金德称为处于德俄之间“中间层”的国家群，在历史上多次受到大国的争夺。甚至有学者认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民族历史上的敌对源于前者控制东欧的顽固欲念”，并因此引发了世界大战。因此，中东欧地区不仅地理位置重要，连接着欧洲的东西部，而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突出的战略价值。在战略上，中东欧是欧洲安全的关键地区之一，其稳定与否也直接关系到整个欧洲的安全局势。在资源上，中东欧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对欧洲国家的能源供应具有重要意义。
中东欧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它们与俄罗斯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例如，波罗的海三国在历史上曾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并与俄罗斯接壤，与俄罗斯有着深厚的政治和领土联系，对俄罗斯的态度相对谨慎和警惕；中欧国家在历史上曾受到俄罗斯的强大影响，对俄罗斯有着深刻的历史记忆和警惕，对俄罗斯的态度相对冷淡和疏远；而部分巴尔干国家与俄罗斯有着较为密切的历史联系，加之在宗教上与俄罗斯有共同之处，与俄罗斯的地缘关系又相对疏远，这些国家对俄罗斯的态度趋于友好和亲近。匈牙利地缘政治学者艾格尼丝·伯内克（Ágnes Bernek）认为，中东欧在地缘政治意义上属于欧亚之间的“桥梁区域”，中东欧国家在面对变化的欧亚格局时，需要以全新的地缘政治思维方式来审视俄罗斯，并进行更多的现实评估。由此可见，地缘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东欧地区对俄罗斯的态度，俄乌冲突更是进一步凸显了中东欧地区的战略地位，也迫使中东欧国家重新审视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及自身在欧亚大陆中的角色和定位。
在当今地缘政治回归大背景下，美欧等多方面的因素对中东欧国家在对俄罗斯态度中起到影响作用，但地缘因素对解析中东欧国家的立场变化具有核心意义。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广泛以中国—中东欧“17+1”合作机制中参与的国家来界定中东欧。由于希腊与其他中东欧国家存在较大差异，且具有一定特殊性，故本文采取中东欧 16 国的说法，暂且不将希腊列入本文中东欧国家的讨论范围。国内外学界或是以作为主体的角度，从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切入来分析个别中东欧国家对俄欧的态度立场变化，或是以其作为客体的角度，从地缘政治方面切入，将中东欧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其在俄欧之间的缓冲作用。以上对中东欧国家的分析，尽管触及多个层面，却往往局限于特定视角，未能充分且系统性地探讨地缘因素，特别是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之间地缘位置的亲疏远近关系对其立场和行动产生的深远影响，并且也很少有学者将这一关键因素置于核心位置，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剖析。此外，学界对于地缘政治存在多种理解和争论，也过度关注其中的现实主义因素，因此有学者认为，“地缘政治至少要包含一部分地理因素，不应该仅仅是竞争或现实政治的代名词”。因此，为了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本文将回归地缘因素，通过构建中东欧与俄罗斯地缘关系远近的三层结构，以解决地缘因素对中东欧国家俄乌立场的影响等相关问题，并分析在地缘影响下该区域的互动关系会出现怎样的未来走向。
二、俄乌冲突与中东欧地区地缘形势新变化
随着北约和欧盟的东扩，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导致一系列的地缘政治冲突。这些冲突不仅威胁到中东欧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也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中东欧地区的地缘形势在北约、欧盟、俄罗斯和美国等力量中心的复合影响下发生新的变化。
（一）北约东扩影响中东欧地区的战略格局
苏联解体后，中东欧地区面临安全真空，强烈的不安全感使中东欧国家需要寻求各种路径以维护自身安全。中东欧国家在地缘上属于欧洲，又经历过苏联社会主义的领导，随后从原先的苏联阵营转到北约东扩的进程中去，出现阵营“倒戈”现象。北约先后进行了五轮东扩，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在 1999 年率先加入北约，2004 年后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斯洛文尼亚等九个国家也陆续加入北约。北约在东扩过程中采取“双轨政策”：一方面采取阶梯式“入约”进程，接纳中东欧国家；另一方面，对俄罗斯进行安抚，并通过大部分有名无实的伙伴计划邀请俄罗斯参与部分合作峰会，以达成“温水煮青蛙”的效果。俄罗斯在对待北约的态度上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转变过程，从苏联解体初期对北约东扩意向“半推半就”，到科索沃危机后对北约的口头抗议，再到俄格冲突开始有了实际行动，并对北约产生一定的警示。直至俄乌冲突爆发，这就成为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以及“战略觉醒”的重要节点。 因此，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安全缓冲空间，进一步影响了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战略格局。
北约的持续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甚至企图突破乌克兰这最后一道防线，彻底引发了俄罗斯强烈的“不安全感”，导致俄乌冲突的爆发。从本体安全的角度分析，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矛盾源于“欧盟及北约东扩明确把俄罗斯排除在外，双方都把对方设定为增强身份认同和本体安全的‘他者’，也就是实际的对手或敌人”。 此外，俄乌冲突是基于“俄国传统文化和观念建构的一场战争”，其现实根源是俄罗斯“对 21 世纪以来国际战略形势的判断”，直接目的是“让乌克兰‘去纳粹化’和‘去武装化’”。北约东扩与乌克兰的申请加入无视俄罗斯的安全需求，使俄罗斯在欧洲遭受更大的排挤与孤立。无奈之下，俄罗斯只能通过军事化行动建立缓冲区，以保全自身安全。当俄乌之间矛盾再起，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安全问题被激活，中东欧国家周边环境急剧恶化，成为俄欧之间的“次缓冲区域”。中东欧的地缘格局进入重塑进程，彻底引发了该区域新一轮的安全矛盾。
作为安全的“新中间地带”，中东欧是欧洲安全局势的一个缩影，安全风险不断攀升，地区的地缘政治脆弱性与流动性显现，各种安全的不确定性纷至沓来。尤其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试图利用这关键时机拉拢更多欧洲国家加入自己阵营，进行实质上的东扩，以压制俄罗斯。在最新的《北约 2022 战略概念》中，北约将俄罗斯视为影响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中东欧是北约东扩后期的核心，北约对这些俄欧之间“中间层”国家的大幅吸收，打破了原先的地缘平衡局势，严重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缓冲空间，激化美俄矛盾。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给欧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最为典型的转折是，原先的欧洲中立国为寻求安全保障，纷纷要求加入北约。在俄乌冲突爆发几个月后，此前一直犹豫的芬兰和瑞典向北约递交申请并顺利入约。这使北约与俄罗斯的陆地边界增加了上千公里，波罗的海也成为俄欧对峙的战略突破口之一，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被大幅挤压，整个欧洲的战略格局也发生扭转。
（二）欧俄关系导致中东欧国家阵营分化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布特别军事行动后不久，欧洲老牌强国立刻敏锐觉察到骤升的危机感：时任德国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曾发文称，“世界正在面临着划时代的转折”。其中保留使用的德语词“时代转折”（Zeitenwende）甚至成为德国的年度词汇。因此，俄乌冲突的爆发进一步扭转了世界格局，将整个欧亚大陆“阵营化”，俄欧关系急转直下，其中欧洲大国基本属于“一边倒”，站队乌方。俄乌冲突带来的安全风险外溢使俄欧之间紧张关系愈演愈烈，中东欧国家加强对安全问题的关注，使区域内部出现明显的阵营分化。在中东欧地区，除了塞尔维亚等少数国家声援俄罗斯，大部分中东欧国家在媒体上发表对俄罗斯“入侵”行为的谴责。虽然中东欧处于北约同盟体系中，但其对于自身危机的恐惧仍无法消退，随着俄乌冲突的常态化持续，欧亚大陆逐渐陷入一种近似于“新冷战”的漩涡。由于中东欧地区小国聚集，部分国家的国力甚至不如乌克兰，所以在周边地缘政治局势恶化的情况下，区域内大部分国家陷入国土安全困境。
随着俄乌冲突的深入发展，支持乌克兰的欧洲阵营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但事实上，与俄邻近的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有多方面的合作，因为跟随欧洲制裁俄罗斯，自身也受到很大的影响。还有部分中东欧国家（如塞尔维亚）因表示出对俄罗斯的支持，遭受到欧洲的“孤立”，甚至遭到某些欧洲国家的威胁。俄乌冲突爆发后，曾出现西方战斗机伴飞塞尔维亚客机的情况。当时，刚连任的总统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公开在媒体采访中表示：“由于塞尔维亚是欧洲唯一没有在俄乌冲突中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国家，这让塞尔维亚面临压力。” 俄乌冲突也推动了西巴尔干搁置二十年的入盟进程，欧盟重启北马其顿与阿尔巴尼亚的入盟谈判，并以此鼓励更多国家申请加入西方阵营，削弱俄罗斯的潜在势力，这也取得了一定效果。继乌克兰公开表示，要加入北约和欧盟。邻近俄罗斯的其他欧亚小型国家（如格鲁吉亚和波黑）也都进入欧盟候选国与潜在候选国的行列。中东欧的大部分国家位于北约的框架下，尽管俄乌冲突后中东欧国家重拾对北约的信任，但依然感受到俄罗斯的威胁，在地缘上位于双方阵营的交汇地带，中东欧存在成为“新前线”的危险。
由于对冷战时期苏联统治的痛苦历史滤镜，中东欧各国加深了对俄罗斯发动军事行动的恐惧。随着 2008 年俄格冲突与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的层层递进，2022 年的俄乌冲突是对中东欧地缘安全恶化的催化剂。面对俄罗斯带来的传统安全威胁，中东欧国家掀起了军事安全的恐惧浪潮。例如，捷克在 2023 年最新的安全环境评估中认为，捷克领土受到直接军事攻击的可能性已攀升至自冷战以来的最高值。 中东欧国家担忧扩大化的军事冲突会迅速蔓延至本土，成为危机“外溢”后俄罗斯“进攻”的下一个对象。俄罗斯的无人机也多次侵扰到罗马尼亚的领空，并在其境内留下残骸。时任罗马尼亚总统克劳斯·约翰尼斯（Klaus Iohannis）表示，这种情况“严重侵犯了罗马尼亚的领土和主权”。对此，约翰尼斯要求在罗马尼亚领土上设立区域特种作战部队司令部（HQR-SOCC），以保持黑海周边的安全稳定。在俄乌冲突初期，保加利亚一直追求在大国力量之间保持“平衡”，随着安全危机的扩大也转而加入到安全合作中。保加利亚总理迪米塔尔·格拉夫切夫（Dimitar Glavchev）充分肯定了在黑海地区的军事协调走廊，并积极与罗马尼亚签署关于区域特种作战部队的谅解备忘录，旨在加强北约东南侧翼的威慑和防御潜力。由于历史问题，波罗的海三国中存在大量的俄罗斯跨界民族，而全副武装的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与白俄罗斯紧紧夹击着连接波兰与波罗的海三国的苏瓦乌基走廊，立陶宛认为这是“发自内心的威胁”，担忧成为北约和俄罗斯在环波罗的海的对峙中薄弱的“突破口”。俄罗斯不断开展带核军演，将战略轰炸机和带核潜艇开至北约国家边境附近，北约将波罗的海变成“内海”，围堵俄罗斯北部出海口和关键贸易航线。虽然北约承诺为波罗的海周边的中东欧成员国提供军事部署，但俄罗斯依然给这些相对弱小的国家带来巨大安全压力。由于自身安全防备薄弱，欧盟防务框架收效甚微，中东欧国家更加依赖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保护。北约也借此机会在中东欧地区派送武器及派遣军队，以武装其“东翼”，中东欧成为两方军备竞赛的战场，夹在俄罗斯的威胁与北约的军事部署中，陷入安全困境。
（三）俄乌冲突威胁中东欧地区的内部安全
巴尔干地区本就潜藏着未解决的内部矛盾，而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更是触动了巴尔干这一“火药桶”，使其局势更加紧张且难以预测。西方智库学者将俄欧之间包括波黑和塞尔维亚在内的一众国家称为“欧洲不稳定之弧”。在俄乌冲突之初，西巴尔干地区的安全局势就受到影响，其中塞尔维亚“亲俄派”与波黑塞族共和国由于与俄罗斯的强大联系，激发了其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分歧，这使得德国时隔十年又一次派兵前往波黑维和，以保持波黑的局势“稳定”。对此，北约和欧盟的高级官员表示担忧，“乌克兰战争造成的不稳定可能会蔓延到西巴尔干地区”。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欧洲大国在美国的鼓动下纷纷对俄罗斯进行多轮广泛的制裁，涉及能源、金融、科技、传媒等多个领域。因此，除了军事危机的传统安全威胁，俄乌冲突还加剧了中东欧地区的内部安全忧虑，中东欧面临安全问题再扩大，涌现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粮食保障、能源供给和难民危机等复合性的非传统安全风险。
在粮食保障方面，中东欧的众多国家与法国、德国等“老欧洲”国家相似，在军事安全领域依赖北约的保障，而在粮食供应和能源需求方面，则依赖于俄罗斯与乌克兰。俄欧之间的能源制裁僵持使欧洲度过史无前例的“寒冬”，而俄乌冲突带来的“饥饿危机”也在扼制欧洲的咽喉。俄罗斯、乌克兰两国是欧洲最主要的粮食出口国，俄乌冲突使整个欧洲的粮食市场发生震荡。黑海的不稳定局势升级后，欧盟开辟途经中东欧运输航线，也给该地区国家带来困扰，部分中东欧国家民众不满外运粮食对本地农产品的价格冲击，并提出抗议，于是欧盟出台政策限制乌克兰农产品在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的自由交易以平衡其国内市场的稳定运转。在能源供给方面，对俄罗斯依赖较小的西方国家积极发动对俄能源禁令，追随的欧洲诸国在经历能源“去俄化”的同时也付出“自杀式”代价。欧洲面临能源供应不足、价格上涨等窘境，并影响到国内政治稳定，引发民众不满。2022 年 8 月，数千名捷克民众在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抗议能源和食物价格上涨并表达对政府的不满。9 月份，疑似亲俄团体支持的约七万民众在同一地点抗议，甚至要求菲亚拉政府下台，而面对这些抗议者，菲亚拉 (Petr Fiala) 总理也坚定其亲西方政策。他认为，“不存在‘第三条道路’，即某种独立于东方和西方的东西”，并以历史教训回应亲俄势力：“那些把我们转移到东方的人并不是在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他们会把我们扔进东方独裁政权的束缚中。我们已经有过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在难民危机方面，俄乌冲突也使欧洲经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大的难民危机。 而地缘位置接近、历史文化相似且政策相对温和的中东欧国家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成为乌克兰难民的首选之地。波兰作为俄乌冲突中的中东欧“反俄先锋”，接收了超过半数的乌克兰难民，而随着俄乌冲突的长期化叠加对俄罗斯能源制裁引发的能源危机，欧盟也未能兑现承诺波兰的资金援助，人口结构严重失调的难民潮使波兰日益不堪重负，国内各种问题接踵而至，严重影响波兰经济的有序运转。相较于西欧老牌发达国家，经济相对落后的中东欧国家却接受了远超能力范围的乌克兰难民，这也带来源源不断的外溢影响，如经济损失的扩大、人口结构的失调、法律法规的失序、传染病的扩散、欧盟成员的分化、意识形态的对抗及就业市场的冲击等。 这些问题使难民逐渐成为中东欧国家的负担，各种安全风险增加，威胁其国内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
总之，北约东扩加剧了俄欧矛盾，俄乌冲突的爆发使中东欧的地缘安全局势恶化。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一整片区域的中东欧国家都受到了来自不止一方的安全威胁，对俄乌冲突风险外溢的恐惧及美欧的推波助澜，也进一步使中东欧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非传统安全危机给俄欧博弈下中东欧这片安全“新中间地带”带来的扩大化影响，使中东欧国家在俄欧之间的外交政策选择变得更加谨慎，以寻找“第三种选择”来满足持久对抗此类危机的能力。
三、中东欧国家对俄乌冲突立场分化的具体
表现及影响因素
冷战期间，中东欧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被苏联视作与西欧之间的缓冲区，成为冷战中的脆弱工具。苏共中央也曾为保持在中东欧地区的影响而镇压各国的改革派，如 1956 年的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以及 1968 年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事件。苏联武力镇压改革，使中东欧地区的各项发展陷入“停滞的二十年”，也为中东欧各国种下“恐俄”的历史记忆。这给未来中东欧对俄罗斯的行为判断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冷战的阴霾逐渐散去后，中东欧地区逐渐开始探索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新定位。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欧盟东扩的推进，中东欧国家不仅在经济上日益融入欧洲大陆，其政治与安全观念也经历了深刻的转变。然而，历史的伤痕与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使得该地区在面对国际冲突，尤其是涉及俄罗斯的事件时，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度与立场。这种态度的分化，不仅反映了各国历史、文化和外交政策的差异，也深刻影响着欧洲乃至全球的安全格局。俄乌冲突的爆发更使中东欧原有的安全框架濒于瓦解，中东欧各国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胁，尤其是与俄罗斯接壤或地缘位置接近的国家。
（一）中东欧国家对俄乌冲突立场分化的具体表现
根据 2024 年秋季的欧洲晴雨表，中东欧 16 国在回答俄乌冲突是否对本国是安全威胁的问题时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立场（见表 1）。其中，坚定认为俄罗斯行为对本国存在安全威胁的国家中，排行前列的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及波兰，而塞尔维亚在该项调查中对于俄罗斯是威胁的说法则呈反对态度，保加利亚、波黑、黑山和北马其顿等国家对该问题持相对平衡中立的态度。
因此，在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两年的情况下，不同的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恐惧程度虽有区别，但总体上还是将俄罗斯视作安全威胁。随着俄乌冲突长期化与内外因素的影响，部分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态度稍有转变，但依旧能根据其执政党的外交语言与政策判断出其目前的立场，这些立场也影响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双向互动，进一步对俄乌冲突的走向产生影响。截至 2024 年 10 月，在中东欧 16 国中，根据对俄、乌双方态度，基本能够分化出三类国家（见表 2），分别是坚定反俄派、对俄友好派和中立派。但事实上，第三类的中立派也有自己的态度偏向，或是随着政府的换届而更改立场。
中东欧处于俄欧安全的“新中间地带”，在大国博弈背景下充分体现其高度的地缘敏感性。中东欧多国在地理位置上与俄罗斯邻近，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与俄罗斯本土在北部直接接壤，而其余的中东欧国家则由北向南包围着白俄罗斯、乌克兰和黑海，成为西欧与俄罗斯之间的屏障。中东欧地区的立场分化在某种程度上和不同国家与俄罗斯的地理位置相关联，以及与苏联的关系远近程度有关。与俄罗斯地缘越接近并且关系越紧密的中东欧国家作为“中间地带”的敏感性远超其他区域内国家，其对俄罗斯的恐惧程度也大幅提高。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根据地缘关系及历史关系的远近分成三层结构（见图 1）因此，对中东欧地区与俄罗斯之间地缘因素与立场分化的关系也有多种解释。
（二）中东欧国家对俄乌冲突立场分化的影响因素
首先，与俄罗斯接壤的内层国家与俄乌冲突中坚定反俄的国家重合，这类国家在历史上都曾属苏联的势力范围，俄乌冲突后将俄罗斯视作最大的威胁，在冲突中增加对乌援助，加强与美欧联系并对俄制裁。地缘政治位置也使波罗的海三国及波兰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和地缘政治扩张保持高度警惕。在北约东扩的进程中，若乌克兰加入北约，那么乌克兰就成为北约对抗俄罗斯的前沿阵地，靠近俄罗斯的内层国家便有了战略缓冲的空间，这符合该部分国家的安全利益。因此，当俄乌发生冲突时，内层国家尤其是波兰坚定表达对北约吸纳乌克兰的支持，成为反对俄罗斯的前锋。与北约和欧盟的紧密关系也使波罗的海三国及波兰在应对俄罗斯威胁时更加自信和坚定，并倾向于寻求西方的支持和保护，以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
作为中东欧具有领导潜力的中等强国，波兰是反俄的先锋。波兰其因位于俄欧与波罗的海交叉口的地缘中心而受到多方势力的关注。波兰与俄罗斯全副武装的“飞地”接壤，而波俄矛盾也在其加入北约后逐渐激化，俄罗斯不满北约将军备部署至波俄边境，对俄罗斯造成潜在的军事威胁。作为“新中间地带”的典例，俄乌冲突促进了波兰“雅盖隆思想”的再复兴。波兰希望提升自身在欧盟中的影响力，重塑欧洲权力格局，提高自己在中东欧地区乃至整个欧洲的战略地位。因为在历史上曾经历过俄、普、奥三次瓜分，波兰对俄罗斯有着复杂的历史情感。在冲突发生之初，波兰就公开支持乌克兰，不但驱逐俄罗斯外交官，还大量购置武器并支援乌克兰，帮助训练乌克兰士兵。2022 年 6 月，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布的报告显示，94% 的波兰人将俄罗斯视为主要威胁，这一比例更是达到该项调查自 2007 年开展以来的最高点。美欧默许波兰的高调行为，多次向波兰出售价值上亿美元的武器，并强调与波兰的伙伴关系。 俄乌冲突后欧盟普遍将军费提升至当年 GDP 的 2% 时，波兰却已经大幅增加并远超其他欧洲国家，并在北约 32 个成员国中位列第一。尽管面对俄乌冲突带来的新挑战与外部的压力，波兰依旧希望扩大在中东欧地区乃至整个欧洲的影响力。
而军事实力相对弱小的波罗的海三国是中东欧为数不多的之前的苏联国家，其以环绕波罗的海与圣彼得堡的独特位置成为俄罗斯的重点关注对象。波罗的海国家在冷战后与俄罗斯的交往过程充斥着脆弱性，基于相对弱小的国力和其曾被苏联占领的历史记忆，波罗的海国家对俄罗斯的潜在威胁极度恐惧，并在加入北约后又陷入与俄罗斯关系的“安全两难”。俄乌冲突爆发后，拉脱维亚陆军指挥官戈杰斯（Sandris Gaugers）上校曾表示，“一个新的铁幕即将来临”。 北约大幅在波罗的海国家增加驻军，升级军事防御措施，并考虑永久驻军。俄罗斯认为，波罗的海三国与其走“公开敌对路线”， 加大边境的军事部署与不对等制裁。西方媒体认为，俄罗斯极有可能对波罗的海三国发动袭击，开辟“第二战场”，以夺取北部出口，这将使俄乌冲突进一步扩大延伸至欧洲东北部，在波罗的海地区形成俄罗斯与北约的第二波较量。
其次，对俄友好的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分别位于中外层，在地缘位置上与俄罗斯保持一定距离，这些国家分化中东欧“西倾”合力，在经济与能源等方面与俄罗斯保持合作，侧面化解俄罗斯被欧洲“围剿”的困境。匈牙利在地缘位置上不与苏联国家接壤，因为其在外交政策上更倾向于与俄罗斯保持合作，而不是完全追随欧盟的立场，被视为欧盟中的“异类”。在俄乌冲突出现后，匈牙利力排众议，仍旧保持与俄罗斯合作的态势，不支持乌克兰采取激进策略，并以 1956 年事件作类比以说明不能完全信任西方，认为乌克兰应当寻求更加和平的方式解决俄乌冲突。在俄乌冲突发生后，匈牙利还反对欧盟在能源等方面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以保持俄罗斯的原油输送，防范本国的能源安全危机。处于外围的塞尔维亚在中东欧地区情况较为特殊，其并未加入北约，虽多次试图融入欧洲未果，但又无法失去俄罗斯的帮助以陷入安全困境。自俄乌冲突出现以来，塞尔维亚就坚定地支持俄罗斯，究其现实原因，一是塞尔维亚在经济与能源方面需要大量依赖俄罗斯，二是俄罗斯在科索沃问题上支持塞尔维亚的领土完整。因此，塞尔维亚在外交政策上选择与俄罗斯保持紧密关系，以维护其国家利益。匈牙利、塞尔维亚两国顶住西方的压力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其与俄罗斯的特殊友好关系也有助于维护地区稳定与安全。这些国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西方的压力，防止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俄罗斯初期“孤立无援”的窘境。然而，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立场也对欧盟和北约构成了一定的挑战。这两个国家的选择表明，欧盟和北约在扩大成员和推动地区一体化方面并非一帆风顺，需要面对来自成员国内部的不同声音和立场。
再次，保持中立的中东欧国家大多数处于中外层，在地缘位置和历史关系中与俄罗斯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这些国家是“新中间地带”中变数较多且最为复杂的部分，有些国家经常随着国内政党的轮换出现外交政策“左右摇摆”的现象，其中不稳定的部分为俄乌冲突向欧洲方向的进一步扩张埋下隐患。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民族矛盾，这些国家内部往往存在不同的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例如，捷克在泽曼政府时期走“亲俄”路线，但随着换届后“亲美”政府的出现，捷克整体倒向西方，公开声明将支持乌克兰作为外交和安全的一项任务，并将俄罗斯视为安全和风险的来源。斯洛伐克在俄乌冲突初期的立场与捷克相反，不仅为乌克兰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甚至位列欧盟国家前列。随着亲俄总理菲佐（Robert Fico）的连任，政府换届后“亲俄派”陆续上台，斯洛伐克的立场也发生了转变，新政府开始反对制裁俄罗斯，并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因此，中东欧国家国内政治力量的变化造成其对外政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对俄乌冲突产生影响。当西欧“声援”大于实际援助时，中东欧的反俄国家为乌克兰提供实际帮助，其中也存在美西方利用中东欧“借力”打击俄罗斯的策略。若中东欧国家相继转向西方，俄罗斯的缓冲地区将面临持续丢失的危险，这也可能引发俄罗斯的不安全感，导致俄乌局势恶化。
最后，几乎没有站位偏向的国家主要处于外层，在地缘位置上距离俄罗斯较远，在历史文化和政治联系上与俄罗斯关系相对疏远。首先，其中大部分属于之前的南斯拉夫国家，而现在国力衰弱，自顾不暇，国内政治具有特殊性。例如，在国内党派斗争中存在相似数量的“亲俄”与“反俄”政党，两派势力相对均衡，使国家没有明显的政治站位，常采取“双轨”原则。斯洛文尼亚一边谴责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却还保持着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而波黑内部塞尔维亚族与克罗地亚族分别倾向俄、乌两方，波黑本身政局不稳，故在俄乌冲突中成为“弱势的中立者”，是中东欧“新中间地带”不稳定的因素。因此，波黑并不具备制裁俄罗斯后抵御风险的能力，保持对俄欧双方的谨慎就成为这些外层国家的最优选择。其次，这些国家在能源供应上也高度依赖俄罗斯，这种能源依赖使这些国家在处理与俄罗斯关系时更加谨慎和务实。根据德国数据统计门户网站一项在俄乌冲突前的调查显示，位于西巴尔干的波黑和北马其顿，在天然气供应上完全依赖俄罗斯（100%），而其余排名靠前、对俄罗斯有较高能源依赖度的中东欧国家还有拉脱维亚（92%）、塞尔维亚（89%）、保加利亚（79%）、斯洛伐克（68%）等。最后，波黑仍未加入欧盟和北约，塞尔维亚也仅加入了欧盟的部分初步协议，这种滞后使得这些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更加注重自身的利益和立场，而不是完全追随欧盟和北约的立场。
总之，处于俄欧的“新中间地带”，中东欧国家的地缘敏感性影响了其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在历史渊源和地缘位置上与俄罗斯关系更为紧密的内层国家，更容易将俄罗斯视为对本国安全和发展的潜在威胁。相比较而言，与俄关系相对疏远的部分中外层国家，在对俄罗斯的态度上则显得犹豫和徘徊。事实上，大部分中立的中东欧国家既希望与俄罗斯保持一定的合作和联系，以获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利益，又担心过度亲俄会引发美欧等西方国家的不满和制裁。此外，美、欧等外部势力的影响与中东欧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差异，也使其在对待俄罗斯问题上存在不同态度，造成中东欧国家对俄立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四、中东欧国家的立场分化对区域合作的影响
作为俄欧间的“新中间地带”，中东欧地区不仅是一片连接地带，更是大国势力交汇的焦点。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中东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交挑战与机遇。因此，中东欧各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分化，或将对该地区的合作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中东欧各国对俄乌冲突立场的差异性影响地区合作进程。此前，波兰利用地缘优势，积极加强与其他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创建或参与了“维谢格拉德集团”“布加勒斯特九国模式”“三海倡议”“东部伙伴关系”等合作机制。法国地缘政治专家雷诺·吉拉德（Renaud Girard）也曾在《费加罗报》中将波兰称为“欧洲第四大国家”。鉴于波兰在俄乌冲突中持激进的反俄立场，其重要的影响力使地区合作转向，波兰将更加重视与本国立场一致的环波罗的海合作。2024 年3 月，时任波兰总理图斯克（Donald Tusk）在访问维尔纽斯时表示，“欧洲安全的重心已显着向北转移”她指出，波兰与其北方的合作“在地缘政治问题上，尤其是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问题上，用一个声音说话，并将朝着完全相同的方向行动”。
作为中欧区域合作典例的“维谢格拉德集团”曾将乌克兰危机视作俄格冲突后欧洲的最大危机，并公开表示援乌立场，为乌克兰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但在俄乌冲突的持续影响下，“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分歧也逐渐显现。2024 年 9 月，斯洛伐克外长尤拉伊·布拉纳尔（Juraj Blanár）和匈牙利外长彼得·西雅尔多（Péter Szijjártó）再次与拉夫罗夫讨论能源安全等方面的合作，此举遭到了其他成员国捷克和波兰的批评。 俄乌冲突中的立场问题也使中东欧地区传统兄弟国家出现分歧。例如，捷克对与其关系紧密的斯洛伐克存在不满，捷克总统菲亚拉公开表示，“斯洛伐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兄弟国家。不过，它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普京的利益”。2024 年 4 月，捷克认为，捷、斯两国在关键外交政治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决定推迟或停止两国的政府联席会议，以回应斯洛伐克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因此，中东欧国家基于对俄乌冲突立场不同，引发伙伴国家的不满，最终激化地区合作的潜在矛盾。
其次，对中东欧地区而言，俄乌冲突的终结与否都很难改变其对俄立场，而俄罗斯对乌克兰让步的可能性较小。因此，俄罗斯依旧保持在中东欧地区的影响力，以及与中东欧密切的经贸往来。事实上，中东欧地区也将更加与“老欧洲”趋同，重点关注美国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但中东欧总体上也将保持对乌克兰的支持，尤其是像波兰这样坚决反俄的内层国家。2024 年美国大选后，乌克兰外交官德米特罗·库列巴（Dmytro Kuleba）在接受波兰记者采访时曾充分肯定了波兰与乌克兰的紧密联系，希望在美国缩减援助的情况下受到其欧洲合作伙伴的帮助，并表示“乌克兰是波兰的前线，波兰是乌克兰的后方”。2024 年 10 月，在捷克国防部的支持下，捷克武器制造商捷克斯洛伐克集团（CSG）与乌克兰签署了在乌生产火炮与弹药的协议，并计划在 2025 年生产 10 万枚弹药，在 2026 年生产超过 30 万枚弹药。尽管随着局势的发展，这些协议在实际履行层面的效果还有存疑，但中东欧国家尤其是一直作为军工重地的捷克和波兰，还将大力在军事上全方位且持续地对乌援助。
从国家内部来看，中东欧国家的政党选举也将对中东欧未来的外交政策有极大的导向性影响。例如，在 2024 年 12 月罗马尼亚大选中，亲欧派与亲俄派再次交锋，亲欧的拯救罗马尼亚联盟党（USR）候选人拉斯科尼（Elena Lasconi）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现在不得不在俄罗斯或欧盟之间做出选择。”b 中东欧国家内部的政党选举对未来外交政策的影响不容忽视，这种选择困境不仅存在于罗马尼亚，也正是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一个缩影。而对于有着较为明确亲俄或是反俄立场的国家，这种立场会保持延续。例如，2024 年 12 月初，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表示，特朗普的胜选不但增加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也带来危机升级的风险，而匈牙利将与俄罗斯合作以寻找避免美国制裁的解决方案。
最后，美国将根据自身利益开展与中东欧的有利合作，以加强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中东欧也将抓住这个机会加强自身实力以求更好发展。美国作为欧洲地区影响力最大的域外国家，随着 2024 年美国大选落幕，特朗普的再次执政将对俄乌冲突与中东欧地区产生新影响。美国总统对美国对外政策有着决定性影响，面对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拜登更关注美俄对抗，而特朗普则倾向于关注后者。然而，整个欧洲包括乌克兰在内都依赖美国的安全承诺，而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就十分重视与中东欧的合作，与俄罗斯的关系也略微缓和，并以“美国优先”的战略阻碍欧洲一体化的发展，美国高层频繁访问中东欧并开展合作，而中东欧也借助这一契机扩大战略影响，进而影响欧盟决策。一直以来，中东欧地区与美国的合作极其密切。2023 年，捷克与美国签署《捷克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国防合作的协定》，加强了捷美之间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条约规定美国军队在捷克领土驻扎的条件。特朗普曾提出北约成员国应履行将国内生产总值至少 2% 用于国防的义务，否则美国不会在冲突时给予援助。中东欧自主防务的能力尚且不足，依旧依赖于盟友集体防御的帮助，并且难以达到这样的标准。特朗普领导下的经济实用主义且不稳定的行事作风，让包括捷克在内的中东欧国家对已签订的防务合约表示担忧，北约东翼的安全危机将持续恶化，中东欧国家也将面临经济与安全上的更多考虑。
从特朗普的竞选演讲中多次提到俄乌冲突能够看出，未来在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极有可能回归利益至上的路线，减少巨大的对乌援助投入，让俄乌冲突成为欧洲范围内的问题，甚至设想以重新划界等方式引导俄乌冲突走向终结。随着 12月叙利亚变局的出现，美国呼吁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对于美国提议的这种结果，法、德等西欧大国反应剧烈，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和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Mark Rutte）在美国大选后依然坚定地表示对乌克兰给予支持，声称“支持这个遭受俄罗斯攻击的国家仍然是绝对优先事项”。无论俄乌冲突是否在美国的影响下缓和，欧洲都将在各种磋商中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但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依旧受到多种局限，也仍未具备取代美国对乌援助的能力。一方面，欧洲各国仍受到巨大的经济危机的困扰，美国未来发动贸易战的可能将是欧洲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另一方面，法、德在欧盟领导力的下降也使欧洲面临团结的挑战，因此，法、德等“老欧洲”也将加强与中东欧“新欧洲”的合作，努力在与美国的交锋中维护战略自主。
总而言之，中东欧地区的未来发展也将继续受到如下几个关键因素的影响。第一，美国影响及北约与欧盟政策的转向。作为域外大国，美国在对乌援助上存在关键影响，对北约和欧盟的政策制定也有重要影响，而美国对中东欧国家支持的程度也将直接影响周边危机事态的发展。第二，俄欧关系的变化。俄欧关系的紧张或缓和将直接影响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若俄欧关系紧张并升级，双方可能会在中东欧地区拉拢潜在的盟友，这种力量角逐不仅会增加地区的安全风险，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中东欧次区域的团结，影响该区域的外交动向。俄欧关系若得到改善，则有助于缓解中东欧地区的紧张局势，促进地区稳定与发展。第三，中东欧国家的政策导向。中东欧国家内部的政党立场和外交政策将直接影响该国的国际关系与地区地位。从短期看，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等坚定反俄的国家在未来可能会继续加强与美欧的合作，而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等国也可能继续与俄罗斯保持合作，以减轻西方对俄制裁的影响。从长期看，中东欧国家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其区域的未来走向必然受到美、欧、俄的影响。这些大国关系的变化将使这片自主性薄弱的区域产生立场的偏向，即与西方融合或是回归俄罗斯的影响，甚至实现一种新的平衡模式。
五、结语
冷战后欧洲地缘格局的变迁，使中东欧国家逐渐发展为站位欧洲，却与俄罗斯产生特殊联系的“新中间地带”。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中东欧处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地区安全地位上升，逐渐成为欧洲大陆除俄乌以外的安全“次重心”。在安全威胁不断上升的形势下，中东欧也凸显出其作为缓冲地带的敏感性并发生立场分化。本文通过地缘关系构建的三层结构框架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与俄罗斯在地缘和历史上越亲密的国家，在对俄立场上越趋向反俄，而与俄罗斯地缘关系越疏离的国家，在对俄立场上越趋向摇摆或亲俄。未来中东欧国家存在因维护本地区安全利益而成为俄乌“调解者”的潜在积极因素，但事实上，其地区内部复杂的国家民族构成与立场倒向仍可能继续分散中东欧的整体影响，因此在短期内，真正能够发挥的作用还是极为有限。虽然部分中东欧国家仍在美国的支持下对乌克兰提供援助，但依然存在“后劲不足”的风险。如果美国收紧对乌克兰的援助及对欧洲的投入，依赖美国军事援助的中东欧将可能因无法承受美国“失约”的风险，陷入更深的安全困境。对中东欧国家而言，如何在俄乌冲突后保持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任务。未来中东欧国家必然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继续依赖欧盟的经济支持和北约的安全保障，虽然有时在表面上与西欧讨价还价，但实际上还积极主动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与西方深入融合，利用自身的地缘优势，继续提升有限的自主性，提高其在国际舞台的音量，找到适合的纾困之道。
本文责编：史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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