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II|产业链与流向:贸易流向和价格
5产区地理与农时日历
5.1 大豆:美巴阿三角与南北半球错位节奏/生长季节/气候降水影响/单产波动情况
全球大豆生产高度集中在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三角地带,它们分属不同气候带。
① 美国中西部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生长期温和但7–8月盛夏若遭高温干旱则单产易大幅下滑(如2012年美国旱灾导致大豆单产崩塌)。
② 巴西产区跨热带和亚热带:北部(如马托格罗索州)为热带季风气候,雨季充沛可实现一年两熟(大豆后种“萨夫里尼亚”二季玉米);南部巴拉那等州气候较温和,亦适宜种植大豆但更易受厄尔尼诺/拉尼娜引发的季节性旱涝影响。
③ 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属温带半湿润气候,年际降水波动大,夏季(1–2月)常有干旱高温风险,导致花荚期损失(过去三年拉尼娜已使阿根廷大豆连续减产)。总体而言,美国大豆产量稳定性略高,美国全国大豆单产年际波动标准差约7.2%,而巴西约10.3%,巴西年景间产量起伏更剧烈。
南北半球季节反差使供应节奏错位。
① 美国和南美大豆生长错峰:美国春季播种(4–5月)、夏季开花结荚(7–8月)、秋季收获上市(9–10月);
② 巴西/阿根廷则于南半球春季播种(10–12月)、次年1–3月鼓粒成熟,主收获在3–4月。因此全球每年有两次“大豆收获潮”,一波来自北半球秋季的美豆新作,另一波来自次年春季的南美新豆。
这种季节互补确保全年均有大豆供应,但也意味着价格随产区轮换而波动——例如每年10月美国丰收期大豆出口旺盛压低价格,而2–4月巴西收获上市又带来新一轮供给高峰。此外,南美双季种植提高供应潜力:巴西部分地区利用温暖气候实现大豆-二季玉米轮作,2020年代巴西持续扩种,2023年产量达创纪录的1.74亿吨并超美豆近30%。美巴供应此消彼长,但也受极端天气影响错位:如巴西2021/22年南部干旱减产,促使美国次年扩大种植面积,发挥了跨季调节作用。
5.2 油菜:春/冬生态类型与区域分布 /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中国/印度 生长季节
油菜(芸苔属油料作物)按生长习性分为冬油菜和春油菜两大类型,分别适应不同产区生态位。
① 加拿大草原(萨斯喀彻温、阿尔伯塔等)种植耐寒的春油菜(加俗称油菜籽Canola),每年5月播种、7月开花结角、9月收获。加拿大作物生长期短,高温干旱风险集中在开花期(7月);一旦遇上极端热浪或干旱,其单产会暴跌。例如2021年北美“热穹顶”导致加西部油菜减产35%,总产仅1260万吨,创2007年以来最低。
② 欧洲与中国主要种植冬油菜(需春化处理):在秋季(8–10月)播种,幼苗越冬,次年4月开花、6–7月收割。冬油菜生长期长,潜在产量高但对天气变化更敏感——冬季极端低温可冻害、早春倒春寒或初夏干旱逢油菜开花结荚期会严重减产。典型案例是2017年欧洲4月异常霜冻叠加干旱,德国、法国等地油菜花受冻,欧盟当年菜籽产量被下调至约2050万吨,接近2016年低谷。
③ 澳大利亚是南半球油菜主产国,种植季节与欧洲相反:4–5月初冬播种、春季(9–10月)开花结荚、11月左右收获。澳洲油菜同属冬性类型,但生长期跨冬雨季,相对规避高温风险。各产区品种不同但最终产品相似:现代“双低”油菜品种(低芥酸油、低硫苷粕)在欧中澳广泛种植,与加系Canola实质相近。冬油菜因生长期更长,一般单产比春油菜高20–30%;但春油菜胜在成熟早、适宜高纬度,支撑加拿大多年稳居全球第一的油菜籽产量和出口国地位。
近年来全球油菜籽产量主要来自加拿大、欧盟、中国、印度和澳大利亚五大产区,它们2023/24年合计占世界总产约85%。其中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产量高度外向型,出口量占全球70%以上,是全球油菜贸易的两大支柱。
5.3 葵花籽:黑海-欧盟-阿根廷轴线与黑海物流依赖/乌克兰/俄罗斯
向日葵耐旱耐贫瘠,主要分布在欧亚草原地带和部分温带地区。
乌克兰和俄罗斯在过去二十年已崛起为全球最大的葵花籽生产和加工中心,两国在战前合计贡献全球一半以上葵花籽产量,并占到全球葵花油和葵粕出口的近3/4。乌俄广袤的黑钙土平原非常适宜向日葵生长,春季(4–5月)播种、盛夏(7月)开花灌浆、初秋(9月)收获。
在黑海正常通航时代,乌俄大部分葵花籽均就地压榨成油粕,再从黑海港口外运。但这种物流格局形成高度依赖:港口航道一旦受阻,对全球供应链冲击巨大。例如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初期,乌克兰向日葵压榨出油量锐减、出口受阻,欧洲中部和南亚买家立刻面临食用葵油短缺和价格飙升。同年3月全球植物油价格指数创历史新高,其中葵油涨幅尤甚。后续通过“黑海粮食走廊”部分恢复出口,葵油价格才从2022年的高位回落。
欧盟自身也是重要的葵花籽和葵花油消费市场,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法国等国有一定葵籽产量,但仍需从黑海地区进口原料或成品以满足压榨和食品需求。阿根廷位于南美温带,同样种植向日葵(9–10月播种,12月开花,次年2月收获),年产量约300万~400万吨,在战前是继美国和欧盟之后的第三大葵花籽生产国。阿根廷大部分向日葵籽也本地压榨,葵油主要出口至印度等亚洲市场。
值得关注的是,黑海以外地区的向日葵贸易量相对有限,因此黑海通道即全球向日葵命脉:战时乌克兰为减少滞库,不得不通过多瑙河驳船及铁路外运葵籽至欧盟压榨,但运输成本高昂、运能有限。这种情况下,乌克兰2022/23年葵粕出口同比腰斩,全球饲料用户被迫增加豆粕和菜粕替代。总体而言,黑海地区的地缘和物流状况直接决定了全球葵花油粕的供应节奏和价差格局。
6压榨产业链与可达粕量
6.1 结构:籽→压榨→食用油和饼粕(压榨模式:印度/阿根廷/巴西/中国生态)
产业链整合程度因地而异。
油籽经压榨可转化为两大产品:食用油和饼粕(蛋白饲料)。典型流程包括预处理、压榨和溶剂萃取,将油脂从种子中提取,残渣经烘干制成粕类。
全球油籽压榨产业存在“独立压榨 vs 一体化贸易”两种模式:一些企业专注于本地压榨业务,通过采购原料、销售油粕获取加工利润;另一些则是大型跨国粮商,将油籽种植、物流、压榨、贸易纵向整合,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这些粮商(如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等)往往既控制产地收购和港口出口,也拥有沿江沿海的大型压榨厂和下游分销网络。整合模式使其能尽可能透支整个价值链,在原料充裕地区满负荷压榨,在需求地组织油粕贸易,从而平滑地区差价、获取复合利润。
而部分国家则以本土独立压榨商为主(例如印度大量中小型菜籽/豆粕厂,集中服务国内饲料和食用油市场)。产业链结构也受政策影响:阿根廷对大豆原粮征收更高出口税、油粕税率相对低,激励粮商投资本地压榨,促成阿国成为全球最大豆粕豆油出口国。
相比之下,巴西过去对原豆出口限制少,大量大豆以原粮形式出口到需求国(尤其中国),本土压榨率一度只有约半数;但近年来在生物柴油政策推动下,巴西压榨规模上升,2023年更因阿根廷歉收首次短暂超过阿国,成为年度最大豆粕出口国。
中国作为最大进口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入多家跨国和本土企业投资沿海压榨厂,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压榨格局:目前全国大豆压榨产能逾1.6亿吨,前三大企业(中粮、中纺集团旗下益海嘉里、九三集团)占比超过40%,外资巨头也占据大量的份额,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压榨国(自2010年以来一直处于全球首位)。
总体而言,油籽压榨行业已呈寡头化与全球化态势:全球性的几大公司控制着主要贸易和加工量,如2022年中国最大压榨商益海嘉里年处理量达2270万吨,邦吉则是欧盟最大的油籽压榨商。区域上亦有本土龙头:加拿大菜籽压榨由瑞士维特拉(先正达集团)和邦吉等主导,乌克兰葵花籽压榨龙头包括Kernel等本土企业,但其产品销售离不开跨国贸易商网络。产业链一体化的结果是压榨活动可跨地区调剂——当某地原料不足或成本高时,跨国公司可提高其他地区的开工弥补供应;但在极端情况下(如阿根廷罢工或黑海停运),仍会造成阶段性全球油粕供给偏紧和价格剧烈波动。
6.2 得率与质量:出油率、出粕率、蛋白含量(工艺/品种/天气)
油籽压榨的物料平衡中,出油率和出粕率是关键技术指标,一般受种子品种特性和加工工艺决定。不同油籽含油量差异大:以干基计,大豆含油约18–20%,菜籽约40–45%,葵花籽高达40–50%(油用品种)。采用现代预榨+溶剂浸出工艺,可将油脂提取率提高到98%以上,因此成品粕中残油通常<1.5%。这意味着出粕率基本等于100%减去种子含油率和水分流失等。例如:加工100吨含油20%的大豆,可产豆油约19吨、豆粕约79吨(另有约2吨损耗,包含水分、杂质等)。若种子含杂质或水分高,则实际出油出粕量按净干物质折算会略低。加工工艺参数也会影响蛋白和油分留存:压榨时温度和浸出溶剂控制不好,会导致粕中残油过高或蛋白变性。
一般来说,工艺目标是在尽可能多取油的同时保持粕的高蛋白可利用性。不同品种和产地的油籽本身品质差异也很重要:豆粕蛋白含量因大豆品种和种植条件而异,例如巴西豆粕粗蛋白通常略高于阿根廷粕,而美国豆粕纤维偏低、赖氨酸消化率较优。这些质量差别直接影响粕在饲料配方中的价值,国际贸易中买家常以蛋白含量分级(如阿根廷以46.5–47%蛋白豆粕为标准)。再如菜籽粕蛋白约36–38%,但含硫甙需脱毒控制;葵花粕有去壳与否之分,去壳粕蛋白可达40%以上,不去壳则因含壳多蛋白偏低但纤维高。压榨过程中添加脱壳、脱皮工序可提高粕蛋白浓度。原料水杂也是影响因素:收购时油籽都有基准水分(大豆13%、菜籽9%、葵籽8%等)及杂质标准,超标则须烘干清理,否则不仅压榨出油率下降,还会增加设备磨损和溶剂消耗。
实践上,为提高出粕率和粕蛋白,有些压榨商对原料进行干燥脱皮(如对大豆裂解去皮以减少纤维);但这也会减少出油量一点点,需在经济上权衡。极端天气同样会影响产品质量:如2021年加拿大特旱,油菜籽瘪粒多导致出油率降至41%(平常可达43–44%),出粕率相对提高,但因籽粒品质差、含糖高,压榨过程难度增加。又如葵花籽遇冷夏,油酸积累少会使油碘值变化,精炼损耗上升。
总之,压榨环节不仅决定“可达粕量”的绝对值,也影响粕的营养质量。工艺改进和原料分级,可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出粕率和粕蛋白:例如新型低温豆粕工艺保留更多可溶性蛋白,价值优于普通豆粕。对于需要高蛋白粕的水产和反刍料来说,质量因素有时比数量更关键。
6.3 产能与季节性:产能布局、开工节律、物流节奏(中/欧/美/巴/阿/加)
全球压榨产能分布呈现贴近原料产地和主要消费市场双重集中:一类是在主产国的港口和内陆物流节点,方便吞吐本地丰产油籽;另一类是在主消费国的沿海或边境,针对进口原料就近加工、服务本国市场。例如,中国、欧盟缺口大国将压榨厂设在大港口附近,以消化进口大豆或菜籽;而美国、巴西等自产过剩国既在内陆种植区建有工厂,也在河港集散地布点,以便产品外运。主要国家产能(2024年数据)概览:中国大豆年压榨设计产能约1.1亿吨(高峰时月度开工900万吨),居世界首位;美国大豆年产能约6500万吨(集中于爱荷华、伊利诺伊等大豆带各州,近年因生柴需求新增多家工厂);巴西约5000万吨并在扩张;阿根廷约4500万吨(主要集中在罗萨里奥附近巴拉那河沿岸的20多家巨型工厂,单厂日处理能力常超1万吨);欧盟油籽综合年产能约4500万吨(含菜籽、大豆、葵籽等,分散于法国、德国、荷兰等国,跨国公司与本地合作社共存);加拿大菜籽年产能约1100万吨,主要在草原三省靠近产地,并有部分豆粕厂在安大略处理大豆。季节性开工率受原料收获供应和产品需求拉动。
北半球产区自秋季新粮上市后,压榨开工率通常攀升:美国豆厂开工在10–12月往往达到年度高点,因为新豆丰盈、豆油需求也进入冬季节假日旺季;欧盟菜籽在自家7月收获后从8月起高负荷加工,至冬春可能因籽料耗尽而降低开工等待进口补给。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则在3–8月是开榨高峰(对应收获季和紧随的出口旺季),到了10月以后部分工厂进入检修淡季,等来年新豆再启。
“到港—开工—出货”典型时差方面,进口原料主导的地区如中国,海外采购大豆需要1个月海运,到港通关约几天,入厂压榨再1–2天产出成品,随后豆粕通常直接散运给下游饲料厂。正常情况下,从大豆到豆粕上市约7–10天。但若遇通关延误或物流瓶颈,这一周期会被拉长。2025年春中国就出现大豆积压港口、运输不畅的情况:拖车调度紧张下,大豆从港口运抵工厂需20–25天,远高于平时一周内的速度。此类延误直接导致4月中国大豆压榨骤降、豆粕供应吃紧。可见物流衔接是可达粕量实现的最后一环。一旦某环节出问题,即使总产和产能充裕,也会出现阶段性供应缺口。例如2022年美国密西西比河枯水限制驳船运能,导致当年秋季美湾沿线大豆运不出、内陆压榨吃不完,豆粕反而一度供应过剩压低价格;而次年情况反转,内河恢复、出口强劲时,本土豆粕供应趋紧价扬。这些都体现了压榨产能利用的地区不平衡和季节错配,需要通过全球贸易和库存调节来均衡。
6.4 主要压榨单位/集团的区域格局
全球油籽压榨行业高度集中,一些龙头企业跨区域布局、各有侧重:在北美,ADM(Archer-Daniels-Midland)是历史最悠久的压榨商,在美本土运营二十多家大豆加工厂,并通过Golden Peanut涉足花生、以及近年扩产菜籽压榨;Cargill、Bunge也在美国各州和加拿大西部拥有大量工厂,例如邦吉在加拿大参与了数家菜籽厂投资,嘉吉则在北达科他新建生柴配套豆厂。南美压榨由跨国与本地共同主导:阿根廷境内压榨能力高度集中在罗萨里奥港区,主要由本土企业(如Vicentin、AGD等)和跨国商(邦吉、路易达孚、嘉吉等)运营。邦吉是阿根廷第一大豆粕出口商,ADM则通过并购维持高市场份额,是巴西境内第二大大豆压榨商。欧洲油籽压榨格局同样由几大跨国牵头:如邦吉拥有德国、法国、荷兰多座油厂,为欧盟最大压榨商;ADM在欧有豆菜籽厂十余座;法国农业合作社集团如Avril也掌控当地菜籽压榨的重要份额。中国的压榨行业在“走出去”粮商和国内民企共同作用下成寡头:益海嘉里(金龙鱼)是中国头号大豆压榨商;中粮集团(COFCO)通过并购整合跃居前列;民营的九三集团则深耕东北产区。
外资方面,ADM、邦吉、路易达孚、嘉吉均在中国沿海有合资或独资油厂,使中国成为压榨势力最复杂的市场之一。其他地区如印度,榨油业者以众多中小型私营厂为主,集中处理本地油菜籽、花生和部分进口大豆;乌克兰的向日葵压榨过去被本土“大农场集团”掌控(如Kernel、一亩地集团),但内战冲击下,国际谷物商也加强了乌粕油贸易和代加工合作。
压榨产能的区域差异还反映在原料品类上:北美以大豆为主(年压榨占比>90%),南美也是大豆为王;欧盟压榨菜籽居多,其次向日葵;中国除大豆外还有相当菜籽和花生压榨量。因此,各企业也有所专长:如加拿大的理查森国际(Richardson)专注菜籽,土耳其的Aves偏重葵花籽加工。
总体集中度方面,据行业统计,全球油籽压榨前十大公司合计处理量占比超过55%,其中前四“ABCD”则超过30%。这种高度集中虽带来规模经济,却也意味着个别公司的运营决策(如检修停工、配额调整)可能影响地区供应格局。不过,由于各公司多布局全球,区域风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不像过去本地小厂时代容易出现原料短缺下的大面积停工。
6.5 价值结构约束:油粕强弱格局下可达粕量
油籽压榨的经济驱动来自油、粕两端价格共同决定的压榨利润。然而在实际市场中,常出现“一强一弱”的不对称局面:例如油价大涨而粕价低迷(油强粕弱),或反之粕紧俏油滞销(粕强油弱)。这两种情形都会影响压榨厂的生产积极性和可达粕量供应节奏,但机制有别:
① 油强粕弱:当食用油或生物燃料需求旺盛推高油价、而同时饲料需求低迷令粕价疲软时,压榨利润往往仍然可观(因为油一项就覆盖了大部分原料成本),于是工厂有动力超计划满负荷生产,以榨取高价油收益。结果是粕产出被动增加,市场出现“供应过剩”。近期美国即是如此:可再生柴油掀起豆油需求热潮,国内大豆压榨产能扩张23%,2023–2025年豆油价格坚挺,促使工厂频繁开机,豆粕产量随之激增并大量出口。边际效应则是豆粕价格进一步走低、挤压其他蛋白粕(菜粕、葵粕)的饲料份额。在全球市场上也可观察到:美豆油因生柴拉动飙升,豆粕供大于求价格走软,令欧洲和亚洲买家增加豆粕用量、减少菜粕葵粕,这又压缩了菜籽和葵花籽的压榨利润。因此,油强粕弱情境下可达粕量并不短缺,反而可能过剩;但长此以往,低粕价会开始侵蚀压榨利润。当粕价格跌至近乎“零附加值”甚至倒贴处理费时,工厂才可能减产限榨。
例如2023年下半年,在豆油高位但豆粕价格大跌背景下,阿根廷一些厂商面临豆粕外销难、库存积压,不得不略微降低开工率。整体而言,“油领跑”阶段,全球可达粕量充裕甚至过剩,但价值结构失衡埋下调整隐患:一旦油价回调或储油成本上升,压榨将很快收缩。
② 粕强油弱:若饲料需求旺、蛋白粕奇货可居,而植物油市场低迷(可能因棕榈油丰产或消费替代减少),则粕价高企成为压榨主要收益来源。此时工厂仍倾向保持高开工以赚取粕利润,但油的滞销可能成为瓶颈。因为油作为副产品仍有绝对产量,需要找到出路:当食用油渠道消化有限时,多余的油可能转用于生物柴油或积库存。如果库存油容纳达极限、油价跌破出厂变现临界,那么尽管粕价诱人,企业也不得不停机等待油价回暖。欧洲菜籽压榨在2019年前后就经历过类似情况:欧盟菜粕需求旺盛但菜油因为生物柴油政策变数一度过剩,当时菜油/豆油价差大幅走低,许多厂商压榨利润主要来自菜粕。然而菜油库存高企、价格低迷拖累整体盈利,一些独立油厂难以为继被迫减产,使得欧盟菜粕供应反而不足、价格进一步飙升。地理倒挂也会发生:当一个地区粕价特别强时,会吸引别处的粕输入而减少当地压榨动机。
例如2020年下半年中国豆粕价飙升、而同时豆油平淡,在榨利有限情况下中国反而增购阿根廷豆粕成品(进口同比增三倍),变相“进口可达粕量”而减少国内压榨。极端案例是2022年初印尼曾禁止棕榈油出口导致全球植物油暴涨,但豆粕市场相对平静、压榨利润更多来自粕端,于是部分国家考虑进口他国豆油、减少本国大豆压榨,仅购入豆粕满足饲料需要。总体来说,在粕强油弱格局下,可达粕量表面偏紧(因为压榨不再无条件扩张),但高粕价本身会抑制需求并刺激贸易再平衡。例如2021年加拿大菜籽歉收导致菜粕稀缺价涨,欧洲饲料业用更多豆粕顶替,全球蛋白粕供需最终重新平衡。压榨厂方面则会权衡:若油价长期过低,可能通过降低榨利门槛或政府补贴才能维持生产。因此通常粕强油弱局面持续时间不会太久——要么油价回升(如生物柴油政策调整刺激吸收库存油),要么粕价回落(需求侧调整)。这种动态确保油籽加工不会无限增产粕但也不致长期萎缩,可达粕量最终围绕平衡点波动。
综上,油粕价格此消彼长是压榨行业的常态,也是供需调节机制的一部分。“油强”时期,油脂需求成为驱动,粕端供应被动增加且价格走低,有利于养殖业降低成本;“粕强”时期,则饲料需求托底压榨,但植物油可能积压,进而限制压榨度。对于分析可达粕量,应密切关注油粕价差变化:价差如长期倒挂(油价过低),压榨开工将受限而粕供应趋紧;价差如扩张(油价高企),则压榨将充分释放粕供应且跨品种粕价产生联动下行。近期美国就是典型油强压榨扩张,2024年豆粕预期过剩并冲击菜粕葵粕市场,而欧盟因生柴需求放缓菜油走弱、菜粕价格支撑不足,2025年初菜籽压榨利润承压下滑。这些现象表明:油粕此消彼长不仅影响压榨企业盈利,更塑造了全球蛋白饲料的供应格局和价格锚。理解这一约束,有助于判断可达粕量在不同市场环境下的变动和区域调剂能力。
7贸易格局(Seed / Meal / Oil)
7.1 Seed:油籽原料贸易流向与港口枢纽。(大豆:出口-美/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加拿大 进口-中/东南亚/埃及/中东/北非/墨西哥/欧盟 南美-东亚/南美-欧盟 菜籽:出口-加拿大/澳大利亚/乌克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进口:日本/欧盟/墨西哥/中国/孟加拉 葵籽:出口-俄/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 进口-土耳其/欧盟 黑海-欧陆)
油籽(主要是大豆、菜籽、葵花籽)在全球范围内大量贸易,其贸易格局高度集中于少数出口国向主要进口国输送原料的通道。
(1)大豆(Soybean)贸易:
① 全球大豆出口主要由巴西、美国、阿根廷三国供给,它们合计占到世界大豆出口量的80%以上。其中巴西现为头号出口国,2023年出口创历史纪录达约1.02亿吨(约合37.44亿蒲式耳),占全球出口的50%以上。美国作为第二大出口国,2023年对外销售约4870万吨,比巴西少一半左右。阿根廷近年来因鼓励压榨而减少原豆出口,战前年出口维持在5–8百万吨量级,2023因大旱更降至不足3百万吨。其他出口有巴拉圭(每年4–6百万吨,经巴拉那河转运至阿根廷出海)、加拿大(主要在安大略种植的非转基因大豆部分出口欧日,规模200–300万吨)等。
主要进口国中,中国一骑绝尘——每年进口大豆约9000万~1亿吨,独占全球进口量的60%左右,是全球最大的大豆买家。2024年中国进口预计达1亿吨,占全球贸易增量的绝大部分。其他进口大豆较多的有欧盟(每年1500万吨左右,用于补充本地蛋白料不足)、东南亚(如泰国、印尼、越南合计700–800万吨)、埃及/中东北非(约500万吨)及墨西哥(400万吨)等。
② 贸易航线上,核心通道是南美→东亚:巴西有超过70%的大豆销往中国,装船港口集中在北部的桑托斯、北弥州港和伊塔基等,以及南部帕拉纳瓜港;美国大豆50%以上出口也去中国,大豆季从美湾港群(路易斯安那州达尔格仁湖区、NOPB港等通过密西西比河入海)装船,太平洋西北PNW港口(西雅图、塔科马附近)也承担部分运力。
南美→欧盟航线也很重要:荷兰鹿特丹和西班牙等港口是巴西、美国大豆到欧的重要接卸地。阿根廷的大豆多经罗萨里奥上游港口集结后由巴拿马型货轮运至亚洲、欧州(不过阿根廷更大量出口的是豆粕豆油)。
港口枢纽方面,全球最大的大豆出口港是巴西的桑托斯港和卢米特兰港,每年发运大豆数千万吨;美国的USGC新奥尔良港区则汇集中西部农产,是美豆出海门户(但近年密西西比河低水位频发对其形成制约)。运输方式以海运散货为主,大豆贸易量巨大,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与大豆季节出口有相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贸易的季节互补:每年10月至次年2月美国大豆供应主导国际市场,3–8月则南美新豆登场抢占亚洲市场份额。这种轮换也引发所谓“巴西升贴水”与“美湾升贴水”的价差变化。此外,基于转基因监管和食品安全原因,仍有少量非转基因大豆贸易,如中国和日本从加拿大、乌拉圭等采购非转基因大豆用于食品加工,但量在数百万吨范围内,不影响大势。
(2)油菜籽(Rapeseed/Canola)贸易:
油菜籽全球贸易量相对大豆小得多,每年约16–20百万吨,但近年来因产量变动和需求增长而有所上升。主要出口国中,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位居前两位。
① 加拿大年产80–2000万吨菜籽,其中一半左右供出口。2022年因歉收只出口370万吨,2023年丰产则出口预计回升至750万吨以上。加拿大菜籽出口目的地前三:日本(年约240万吨,加拿大独供,占其国内菜油加工原料几乎100%)、欧盟(近年来波动大,2021年减产后一度年进口加籽250万吨,2022/23因加产量恢复+乌克兰受阻又有所增加)、墨西哥和中国(两国传统上各200万吨左右,但中国2019–2021因检疫问题暂停大部分加菜籽进口,2022年底恢复后规模逐步回升)。
② 澳大利亚菜籽出口崛起明显:2021/22澳菜籽大丰收,出口创纪录达约530万吨,2022/23进一步增至近600万吨。澳菜籽主要销往欧盟(近年占其出口的80%以上),成为欧盟弥补自身减产和乌克兰供应不足的第一货源;
③ 另外亚洲的日本、孟加拉国也采购澳菜籽。第三大出口来源过去是乌克兰(战前每年出口200–250万吨菜籽,主要供欧盟榨油),但战争导致2022/23出口量下降。目前俄罗斯菜籽出口有一定增加(近年约70–100万吨,对华为主),哈萨克斯坦也出口数十万吨至中国和欧盟。
主要进口国方面,欧盟近年成为全球最大菜籽净进口方:2022/23年 6欧盟从非欧国家进口730万吨菜籽,较上年猛增(其中澳占3.5Mt、乌2.4Mt、加1.0Mt)。
① 欧盟年压榨需求稳增但本土播种受限,每年有15–25%原料需依赖进口。
② 中国传统上是菜油消费大国但菜籽自给不足,年进口菜籽在150–300万吨波动(来源以前主供加拿大,后因转基因审批问题暂停多年,2019–2021主要从乌克兰、蒙古等试采非转基因菜籽;2022年底恢复加籽进口后,2023年从加拿大进口已超200万吨)。
③ 日本年进口约240万吨菜籽(加拿大小粒黄籽为主,少量澳籽);
④ 墨西哥进口140–180万吨(几乎全从加拿大)。另外中东的阿联酋等近年新建菜籽压榨厂,也开始从澳大利亚大量买入菜籽。
港口方面,加拿大菜籽主要通过温哥华和太平洋沿岸港出口远东,以及经五大湖-圣劳伦斯水路到欧洲;澳大利亚则从西澳的杰拉尔顿、东南的墨尔本等港装运至欧亚。乌克兰菜籽传统出口港为黑海敖德萨、尼古拉耶夫等,战时则经多瑙河口和陆路转出,增加了成本和难度。随着地缘变化,欧盟进口来源也在调整:2024/25预计澳大利亚仍为最大供应方,俄罗斯对华出口更多,未来贸易流向可能继续区域化(如欧盟高度依赖澳乌,加拿大重返中国市场)。
(3)葵花籽(Sunflower Seed)贸易:
与大豆菜籽不同,向日葵籽国际贸易相对不发达,因主产国多倾向本地压榨。然而,2022年起的黑海冲突打破常规,葵籽贸易陡增。
① 乌克兰原是全球最大葵籽产国,但出口原籽很少(2020/21仅约20万吨)。2022/23在港口受阻、压榨受限情况下,乌克兰葵籽出口剧增至约250万吨,主要经陆路运往欧盟邻国压榨。
② 俄罗斯对原籽出口历来征重税以保护国内加工,但2021年其南部大旱减产,政府一度放松管制,2021/22俄出口葵籽约70万吨,后又恢复限制。
③ 欧盟内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有少量余量外销邻国。
主要进口方
① 过去是土耳其(其国内葵油厂会从黑海沿岸小量买籽),以及意大利、荷兰等用于特种榨油。
② 2022年后欧盟成为最大葵籽买家,通过免关税措施进口乌克兰葵籽超过200万吨,为本地油厂提供原料。葵籽贸易总量仍远低于油粕贸易。例如2021年全球出口葵籽不足300万吨,不及葵油贸易的一半。但在特殊情势下,原料贸易成为替代方案:乌克兰2022年出口受阻时,大量葵籽改经多瑙河水运至欧盟加工,有效缓解了欧洲葵油短缺。
贸易通道集中在黑海—欧陆:乌克兰葵籽由多瑙河口的康斯坦察中转去欧盟内部;俄葵籽若出口多走里海通道至哈萨克斯坦或走远东(量小)。
总之,葵花籽国际贸易高度取决于黑海地区的政策和物流。未来若乌俄恢复正常压榨,则葵籽跨境贸易或将回落。
7.2 Meal:豆/菜/葵粕流向与价格中心(出口:阿根廷/巴西/美国/印度 进口:越南/泰国/印尼/中国/欧洲/韩国/中东 结构/影响)
蛋白粕是全球饲料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豆粕因蛋白含量高(约47%)且氨基酸平衡好,是交易量最大的粕类,每年全球跨境贸易约6500万吨。
① 阿根廷长期为世界最大豆粕出口国,平年出口量可达2900万吨左右,占全球出口近一半。阿根廷豆粕以其高蛋白和稳定供应成为国际价格基准,罗萨里奥离岸(Up River)FOB报价被广泛引用。
② 巴西近年来提高压榨后,豆粕出口快速增长,2023年因阿根廷歉收,巴西豆粕出口首超阿根廷,达约2000万吨,成为当年头号出口国。
③ 美国豆粕出口量约1200–1300万吨/年(其余多数自产自用),主要销往墨西哥、东南亚和欧盟。
④ 印度是另一个豆粕出口玩家,在国内大豆丰收且压榨过剩时(例如2021/22年度),年出口曾超300万吨,主要卖往东南亚和中东。但印度豆粕蛋白略低且含壳多,在国际市场竞争力有限,且印度时有出口限制。
进口方面,欧盟是全球最大豆粕进口地,年净进口约1650万吨,用于饲料配方(荷兰、法国、西班牙等国有大型饲料企业依赖南美豆粕)。
① 东南亚国家如越南、泰国、印尼也大量购买豆粕以补充本国压榨不足。
② 中国因自身大豆压榨充裕,很少进口豆粕(偶尔在极端情况下如2022年巴西装船推迟时小量买过美豆粕应急)。
③ 价格中心方面,阿根廷豆粕具有风向标地位,其FOB报价与芝加哥期货一起构成豆粕定价基准。在2020年代阿根廷有时因罢工或汇率因素供应不稳,巴西豆粕(帕拉纳瓜FOB)逐渐增重。
④ 欧洲进口豆粕多参考鹿特丹CIF价格。菜籽粕(菜粕)贸易量较小,每年约500–600万吨,主要出口国是加拿大和印度。加拿大菜粕(Canola Meal)年出口300–400万吨,大部分通过铁路运往美国西部畜牧业(美国牛奶业非常青睐加菜粕作奶牛日粮)。加拿大也海运一些菜粕到东亚(如赴日本、韩国);
⑤ 中国曾在2010年代大量采购加拿大菜粕作水产料,但近年减少。
⑥ 印度因国内菜籽压榨有盈余,每年向韩国、越南、中东等出口100–150万吨菜粕(其不含转基因且价格低,具有一定市场)。
⑦ 欧洲菜粕因本地产本销,跨境贸易不多(德法产菜粕主要供欧盟内部)。价格方面,菜粕通常贴水豆粕,价格中心在欧洲(泛欧菜粕价格受豆粕和本地需求共同决定)。
⑧ 但在2021年加拿大减产后,全球菜粕非常短缺,一度菜粕对豆粕出现升水。葵花粕贸易主要环绕黑海,乌克兰和俄罗斯每年合计出口葵粕约450–500万吨(战前数据),占全球葵粕贸易的绝大部分。
⑨ 葵粕最大进口市场是欧盟(约250万吨/年,用于牛奶和禽料的蛋白补充),其次是土耳其、白俄罗斯等邻近国,以及一些亚洲国家(韩国、日本偶尔采购低壳高蛋白的葵粕)。阿根廷也出口少量葵粕(30–50万吨级)至欧亚。价格中心为黑海FOB价(俄乌葵粕离岸报价),交织参考附近豆粕价。2022年乌克兰葵粕出口锐减近60%,欧盟被迫用更多豆粕替代,葵粕价格一度飙升并倒逼俄罗斯放宽出口限制以平抑市场。
总体看,豆粕的国际贸易和定价影响最大,菜粕和葵粕因量较小,价格更容易受区域供需波动驱动。近年来,豆粕、菜粕、葵粕三者的相关性有所提高:豆粕过剩时,其价格下跌会拖累其他粕,压缩它们的生产盈利;反之若豆粕供应收缩、价涨,则菜粕葵粕也能顺势提价、扩大市场。这种蛋白粕联动使得油粕贸易成为一个整体生态,需要综合研判。
7.3 Oil:软油脂流向与价格锚定机制,油端如何反向牵制粕端(豆油:出口-阿根廷/巴西/美国 进口-印度/中国/孟加拉/阿尔及利亚/摩洛哥 菜油:出口-加拿大/乌克兰/欧盟/俄罗斯 进口-中国/美国/欧盟)
植物油(包括豆油、菜油、葵油等“软油”和棕榈油等)是压榨联产品,它的贸易格局和定价对粕类市场有重大影响。这里简述三大软油:
① 豆油:全球豆油出口量约1200万~1500万吨/年。
A.长期以来,阿根廷稳居最大豆油出口国,年出口可达550–600万吨,占全球约一半,其主要客户包括印度(最大买家,每年自阿购豆油200~300万吨,用于食用油消费)、中国(偶尔采购,平年100万吨以内,在国内供应紧张时才增购)以及孟加拉、秘鲁等。
B.巴西在满足国内生柴掺混后,余量近年出口扩至每年140–160万吨,主要卖往印度、印尼(有时互补棕榈油缺口)等。
C.美国豆油出口在100万吨上下波动,销往墨西哥、韩国等邻近市场;但由于美国近年生物燃料对豆油需求激增,出口占比正下降。
主要进口国方面
A.印度是头号豆油进口国(年进口300–400万吨,除阿根廷外也买巴西和美国豆油)。
B.中国在高价年份也进口一定数量豆油(如2020年曾买阿根廷豆油)。
C.孟加拉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也是阿根廷豆油的固定客户。
芝加哥期货价格是全球豆油基准,阿根廷Rosario FOB贴水/升水相对芝期是贸易商关注的指标。通常阿豆油FOB较便宜,因其供应链效率高且为争夺印度市场而定价有竞争力。近年因美国内需,芝加哥豆油期价走强,南美豆油成品大量填补亚洲缺口,阿根廷豆油一度对芝加哥大幅贴水。不过随着美国进口减豆油、改用本土,国际豆油价格锚又转回南美主导。
② 菜油(菜籽油/芥花油):
年贸易量约500万~600万吨。
A.主要出口国:加拿大(其菜油出口约130–150万吨/年,大头卖美国西海岸炼厂做可再生柴油,其次出口中国食品工业,但对华出口2019–2021几乎停滞,2022后部分恢复)、欧盟内部贸易一些,但总体欧盟是净进口菜油(从乌克兰进口菜籽油做生物柴油原料)。乌克兰战前年出口菜油约70–80万吨,目的地多为欧盟炼油企业;俄罗斯也出口部分菜籽油至中国(远东铁路运送)。
B.进口国:中国在2015年前后曾高峰每年进口近100万吨加拿大菜油(供瓶装油市场),后受转基因政策影响骤降;美国则常年自加拿大进口100万吨以上菜油用于食品与生柴;欧盟过去两年进口乌克兰菜油以补充能源。价格以加拿大ICE菜油期货和欧洲鹿特丹菜油报价为基准。菜油价受生物柴油政策支撑,通常高于豆油,若生柴配额不变而菜籽歉收时菜油价格会强势拉升,从而刺激棕榈和豆油替代。
③ 葵花油:黑海是绝对中心:
乌克兰和俄罗斯合计占全球葵油出口的约75%。乌克兰平年出口葵油450–550万吨,俄罗斯约300万吨。次要出口国阿根廷年售60–80万吨。
A.主要进口市场:印度长期为最大买家,每年购入乌俄葵油200–250万吨,是印度食用油消费的重要部分;欧盟进口150万吨左右,用于食品和餐饮;中国亦进口部分葵油(2020年前后每年20–50万吨,近年因高价有所减少);还有土耳其、中东诸国偏爱葵油。葵油价格锚在“鹿特丹葵油”和黑海FOB报价。
B.葵油常较豆油有溢价(因品质和稳定性受欢迎)。但供应集中度高导致战时波动剧烈:2022年乌克兰葵油断供,价格一度同比翻倍,迫使消费者改用豆油棕榈油。2023年走廊通畅时,葵油又大幅贴水豆油以重夺市场。油端对粕端的反向约束在贸易上表现为:当某一种油严重短缺或过剩,会驱动压榨行业调整,从而影响对应粕的供应。如2022年葵油出口锐减,欧洲被迫多压榨豆菜籽弥补油脂,豆粕菜粕产出随之增加,压低了欧洲蛋白粕价格。反过来,2023–2024年美国豆油需求旺盛,豆粕大量余出外销,压低全球蛋白粕价,连带削弱欧洲菜油/菜粕压榨利润。
由此可见,油脂贸易格局和价格不仅自身重要,也通过改变压榨动力,牵一发而动全身地影响蛋白粕供应。棕榈油作为全球产量最大的植物油(主要在印尼、马来),其价廉量大对软油有天花板效应:当豆菜葵油供应偏紧涨价过猛时,进口商往往加大棕榈油采购,抑制软油进一步上涨。这种油脂间的替代竞争也是油端制约粕端的间接机制——油价若涨到令需求破坏,则压榨会放缓,粕端供应也将收缩。
7.4 地缘与航运冲击:通道受阻如何改变到岸节奏与成本(黑海通行/内河低水位/港口罢工与物流中断/运费与保险升水)
大宗农产品贸易对物流通道高度依赖,任何地缘政治或运输条件的异常都可能影响到岸节奏和成本,从而传导到价格。
① 黑海通行风险: 俄乌冲突导致黑海港口一度关闭,乌克兰谷物和油籽出口改道陆路/内河,运输效率大降、保险和运费骤增。2022年2–6月乌克兰葵油几乎无法海运,全球买家竞相采购替代品,价格飙升。7月起通过联合国粮食走廊协议部分恢复海运,缓和供应紧张,但俄方2023年7月退出协议后,黑海船运保险费率再度上涨30%以上,加之俄军袭击基辅粮港,加剧航运不确定。目前乌克兰被迫更多依赖多瑙河小港和铁路,但这些路径成本高昂。ERS分析指出,乌克兰谷物油籽面临“高运费高保险”的双重负担,平均交易成本较战前高出数十美元每吨。为保持竞争力,乌克兰卖方只能压低离岸报价,导致乌国内粮价长期受压。地缘冲突还引发贸易政策连锁:一些周边国家为保护本国农民,对乌粮食实施进口禁令,也干扰了正常物流。黑海作为葵花油粕和小麦、玉米的出口大动脉,其不稳定已成为全球买家的一大风险溢价来源。若冲突持续,欧洲中东买家将继续调整供应链(更多从南美和北美采购豆粕和谷物),贸易流向重组带来的额外运距和成本最终反映在全球价格中心上。
② 内河低水位: 世界主要农产集散的内河航道一旦低水,物流能力急剧下降,运费和升贴水迅速变化。美国密西西比河承载一半以上美玉米大豆出口运输,平时1艘驳船可装约1500吨粮。但2022年秋该河流域遭遇百年一遇干旱,水位跌破-10英尺,驳船被迫减载(吃水每减少1英尺即少装约7000蒲式耳/约190吨)且限速通行,运费飙涨3–4倍。粮食外运不畅导致内陆收购价暴跌:2022年10月阿肯色州靠河的地区大豆现货基差比正常年份多下跌50–60美分/蒲。全美估计因此大豆农民收益减少近3亿美元。2023年秋情形重演,持续低水位迫使农户惜售或转用铁路卡车,部分累库至次年春水位恢复才外运。相似的,阿根廷的巴拉那河是谷物油籽上河收集、下河出海的主动脉,每年4–9月枯水期如水深不够,阿根廷罗萨里奥港必须减少每船装载量、增加排队等候时间。2021年拉尼娜导致巴拉那河水深创20年新低,一度仅7.6米,迫使船舶减载15–30%,运费成本上升20美元/吨左右。阿根廷 FOB报价因此相对巴西大豆一度升水,以弥补买家增加的海运成本。河运瓶颈还会挤压压榨:如2020年巴拉那低水时,大豆运抵工厂不足,有些压榨厂阶段性停机。这些内河问题通常季节性,但频繁发生将改变贸易节奏:例如越来越多美国农户在低水预期下提前在夏季售粮、避开秋季河运高峰。
③ 港口罢工与物流中断: 阿根廷港口工人和卡车工会罢工素来频繁,每年收割季谈判不顺就停摆。2020年12月油籽工人大罢工持续25天,使阿根廷豆粕豆油工厂全线停产、100多艘货轮滞港等待。此举导致全球豆粕现货供应骤紧,欧洲和东南亚价格短期飙升5–10%。2024年8月阿根廷工人又罢工一周,造成40余艘船延误,80%的出口码头陷入停滞。政府紧急调停后才恢复作业,但罢工期间失去的出口窗口已无法完全弥补。法国等国也发生过港口工人罢工,使得进口大豆/豆粕无法及时卸船,法国一度出现饲料厂缺料。南美公路封锁也是风险,巴西常有卡车司机为抗议油价堵路(2018年曾持续10天瘫痪全国物流,豆粕交货违约潮)。物流中断直接减少当期可达粕量供给,通常逼迫买方启动备用库存或寻求他国供货,从而推高区域价格直到运力恢复。
④ 运费与保险升贴水: 航运市场本身的波动也影响到岸成本。2021年全球集装箱航运危机和燃油价飙升,使散货船日租金翻倍,谷物远途运费一度同比上涨60%。这造成近岸供应优势凸显:例如同样玉米,法俄对中东买家更具价差竞争力,美国玉米对东亚出口则因运费高涨受挫。当年许多买家提前采购或改从近邻进口,贸易流量暂时调整。保险成本方面,战争险在黑海冲突中剧烈变化:战前黑海货险费率约占货值的0.025%,战时一度涨到5%甚至拒保。乌克兰粮食走廊协议期间,保险费降回0.35–0.4%。高昂保险费相当于每吨小麦增加30美元成本,这笔钱大部分由乌卖家承担,摊薄了当地农民收益。如若保险再涨,乌粮将更难与他国竞争,只能降价或停运。又如2023年苏伊士运河通过费和保险上涨,也增加了美湾到亚洲的运费,使得美豆对巴西豆在东亚市场更不利。另外自然灾害导致港口受损(如2020年中国大连港爆炸影响进口大豆卸船)、运河堵塞(如2021年长赐号堵塞苏伊士运河短期推升运价)等,也都会临时改变物流格局。大宗贸易通常会分散风险,例如粮商会租入保险、选择替代港口或改期,但成本上升不可避免,最终传导至商品基差上涨。
整体来看,物理世界的每一个环节——从内陆运输、港口装卸到远洋航线、政策风险——都会通过改变物流顺畅度来塑造“到岸节奏与成本”。这些变化一方面可能导致供需错配、价格波动,另一方面也会促使贸易流重新排序(如一条通道堵了,买家转向次优通道)。正如要求中提到的“哪条通道一堵就换排序”:现实里,当2022年黑海通路受阻,欧洲和中东立即调整从美洲采购葵油粕、小麦、大豆,国际贸易流量排名发生显著变化;当密西西比河低水,美豆出口节奏减慢,巴西市占率上升。这些案例充分说明线下物流对价格世界的深刻影响,也是研判农产品市场必须考虑的因素。
Part III|平衡表与周期:从量到价
8 全球分布格局与年度平衡表(USDA 口径)
8.1 指标与逻辑(产量/压榨量/消费量/进出口/期末库存/库销比)
谷物油籽市场的年度供需平衡表包含一系列核心指标:产量(收获产量)、压榨量(加工为粕和油的数量)、消费量(包含饲用、食品和工业用等总消耗)、进出口(跨国贸易流动),以及期末库存。
在美豆等作物的平衡表中,这些数据按照营销年度统计(例如美国大豆市场年度为9月-次年8月);不同国家和半球时序各异,但USDA会将各国产量和消费基于本地作物年汇总,同时把贸易数据调整到统一的国际贸易年度(通常10月-次年9月)以确保全球总量口径一致。库存消费比(即期末库存占年度总消耗的比例)是评价供应宽紧程度的关键指标:历史经验表明,当库存相对消费处于低位时,市场供给紧张预期加强、价格往往高企;反之库存充裕时价格低迷。因此,库存既是供需结果,也是影响价格走势的前瞻信号,行业参与者(贸易商、政府等)密切关注这一比率来判断粮油市场的紧张程度并决策是否启动储备调节。
8.2 进出口主导国家层级(大豆主产国:巴西/美国/阿根廷/中国 油菜主产国:加拿大/欧盟/中国/印度 葵花籽主产国:乌克兰/俄罗斯/阿根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 消费+畜禽饲料(中,欧,美,粕类消费中心)/食用油市场(印度,东南亚)/生物燃料(北美/欧盟)+大豆玉米比价分配种植面积-油菜籽(加菜籽)与小麦、大麦等构成轮作或竞争(加拿大/欧洲)+软油和棕榈油的替代效应(东南亚)
① 大豆方面,生产高度集中于美洲:巴西、美国、阿根廷合计产量占全球约80%以上。当前巴西约占40%、美国近30%,阿根廷约10-15%,其次为中国等(虽是大豆主产国之一但几乎全部自用)。贸易格局上,巴西和美国互为最大出口国,美国农业部预测2024/25年度两国大豆出口将接近5,100万吨规模。中国则长期是最大进口国,近年大豆年进口量在9,000-1亿吨之间,占全球贸易六成左右。
USDA-大豆生产
② 油菜籽方面,主产区分布相对分散:加拿大和欧盟产量各约占全球两成左右(加拿大近年来产量在1900万吨上下,约22%),中国、印度也都是重要生产国。出口则主要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黑海地区:加拿大单国出口常占全球过半。
USDA-油菜籽生产
③ 葵花籽方面,生产与出口高度依赖黑海:战前乌克兰是世界最大葵油出口国,俄乌合计贡献全球葵花油出口约三分之二;欧盟内部(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和阿根廷也有一定产量。
全球油籽消费集中于畜禽饲料和食用油市场:例如大豆压榨所得豆粕主要用于畜料,因此饲料需求旺盛的国家/地区(中国、欧盟、美国等)是粕类消费中心;植物油则在人口稠密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东南亚)和生物燃料实施地区(北美、欧盟)需求量大。
全球油籽格局还与其他农产品存在此消彼长的联动关系。种植端,大豆与玉米在美洲共享可耕地资源:每年美、中西部和南美的种植者都会依据大豆和玉米的比价来调配种植面积(例如当大豆价格相对更优时,巴西可能扩种大豆而压缩二季玉米)。
同样地,在加拿大和欧洲,油菜籽(加菜籽)与小麦、大麦等作物构成轮作或竞争:加拿大草原省的农户在出口不确定性增加时倾向于从依赖出口的油菜转种本地消化为主的春小麦,欧洲亦常在冬季谷物和冬油菜之间平衡收益。需求端,油籽产品与替代品的价格此消彼长:软油(豆油、菜油、葵油)和棕榈油在全球食用油市场上互为替代,当东南亚棕榈油丰产且价格低廉时,会压制豆油菜油的出口报价;反之若棕榈油供应受限,进口国会更多转购豆油等软油,推高其价格。例如2022年初印尼短暂禁止棕榈油出口,加剧了当时植物油供应紧张局面,迫使主要买家改购其他食用油。
USDA-油籽:世界市场与贸易
8.3 关键因素(美大豆单产水平/加拿大油菜籽播种面积/黑海葵籽出口)
在全球油籽供需平衡中,有些变量对最终库存和价格的影响尤为显著:
美国大豆单产:美国作为全球主要大豆供应国,其丰欠对世界平衡表影响深远。美豆单产每 1蒲式耳/英亩 的偏差就意味着近数百万吨产量变化,会直接改变当年全球可供出口和库存水平。例如,若美国大豆单产较预期下降2%,则产量将减少约9200万蒲式耳(约250万吨),在需求假设不变下可使美豆年末库存大幅降低,逼近过去紧缺年份水平。历史上美国大豆产量的意外下滑(如2012年旱灾导致单产骤降)往往引发全球豆价飙升,当年库存消费比跌至极低。因此每年夏季美国作物生长关键期的天气预报都会成为市场焦点——美豆单产的微小变动就可能撬动全球供需格局。
加拿大油菜籽播种面积:加拿大是最大油菜籽出口国,其播种意向直接决定全球菜籽供应松紧。相较单产,面积变化往往是人为决策,可提前预判:例如1990-2017年间,加拿大油菜播种面积从不足250万公顷增至超过930万公顷,几乎扩大四倍,推动加拿大菜籽产量大幅攀升。而在近年,受干旱、高成本及病虫压力影响,加拿大播种面积略有缩减;2025年预期播种面积将同比再降约2.5%至870万公顷。面积此增彼减对供应影响立竿见影:如农民因出口前景不佳而转种小麦,则下一年度菜籽产出上限被压低。一旦主产国面积出现超预期扩张或收缩(比如高价刺激下的扩种或低价导致的弃种),就成为全球油菜籽平衡表最“省力”的调节项——无需等气候变化,供应前景已被改写。
黑海葵籽出口通道:对葵花籽及其产品而言,物流通道本身就是供应的命脉。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战争前合计占全球葵花油出口约66%,乌克兰单国即贡献一半以上。因此黑海通道是否畅通对全球葵油供应影响巨大:2022年冲突爆发后乌克兰港口受阻,葵花籽大量滞留或改为经陆路外运原籽,全球市场突然失去主要葵油来源,迫使进口国转购其他油脂并推高整体油价。即便产量本身并未完全消失,但物流瓶颈使得有效供应锐减,其冲击程度不亚于一次大减产。当黑海地区出口受限时,欧洲、中东等依赖该产地的买家不得不提升对美洲和其他产地的采购,带来运费、升贴水飙升,区域间价差迅速拉大。可见通道畅通度本身就是平衡表上的隐形杠杆:和平时期它默默无闻,一旦受阻却能迅速主导供需格局。
综上,美豆单产、加菜面积、黑海通道分别代表了产量、播种、物流三个层面的敏感杠杆。这些因素以很小的变化,就可能对全球三大油籽的库存和价格产生乘数级影响,因而市场高度关注其边际变动。
9 库存与价格结构的周期学
9.1 大减产年份的共性(期初库存偏低/价格影响消费+贸易流向/影响跨一年度-库存极具消耗+价格搞起+农民扩种+影响贸易政策+需求挤压/恢复的周期性循环)
研究近几十年的粮油市场,产量出现断崖式减产的年份往往呈现一些共性特征:
① 其一,期初库存偏低。也就是说,在灾害发生前库存消费比已处于历史分位的低位,使得市场缺乏缓冲垫。例如2012年美国大豆大旱之前,美豆结转库存就降至仅1.45亿蒲式耳,库存占用比接近历史最低;因此灾害一来,供需缺口直接反映到价格上。
② 其二,年内供需被迫再平衡。当产量断崖下跌,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促使消费和贸易流向调整:出口国会削减出口以优先满足国内压榨或消费,进口国则寻求替代来源或减少用量。例如2012/13年度美豆减产后,美国对部分需求实行配给,年末库存降到“管道库存”水平,同时南美提早收获的新豆在次年初填补了部分出口空白,实现供需的过渡衔接。再如2021年加拿大菜籽遭遇特大干旱减产35%,当季加拿大菜籽出口被迫腰斩以保国内压榨勉强运转;欧洲、日本等进口国则提高从澳大利亚等地采购频率,勉强渡过缺口期。
③ 其三,影响跨至下一年度。大减产年份往往以库存急剧消耗收尾,而高企的价格信号会刺激下一季全球相关作物增产:农户扩大播种、单产在恢复性生长后反弹,甚至贸易政策也可能调整。例如2022年全球油脂油料价格飙升后,欧盟农民在2023年普遍增加油菜种植面积约4%以争取高收益;又如上一季供应短缺迫使需求被抑制,一旦新产季缓解供给压力,压抑的需求(如补库、恢复饲料配方等)又会反弹,对下一年度形成支撑。整体来看,大减产年的供需冲击不是孤立的年度事件,而往往通过库存的“蓄水池”传导到后续年度,引发种植反应和需求挤压/恢复的周期性循环。
9.2 熊→牛的库存路径(丰产周期结束的预期转变/流通通道受阻-地缘政治or政策or运输/需求抬升-WTO or生物燃料政策)-共同迹象:库存由累转降+库存消费比见顶回落+市场预期从过剩转向短缺+价格由跌转升
油籽市场从供过于求的熊市转向供不应求的牛市,通常出现三种典型路径:
丰产周期终止: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丰产累库之后,只需一次严重天气挫折便足以扭转趋势。库存高企往往令价格低迷、种植收益缩水,终于在某年引发种植缩减或关键生长期天气不利——供应激增的势头戛然而止。例如2010年代中期全球大豆经历连年增产、库存刷新高位,但2016-17年南美产区天气转差、加之中国需求旺盛,库存拐头向下,价格随之见底回升。类似地,2020年之前加拿大菜籽、乌克兰葵花籽连年丰收压低价格,种植面积增速放缓甚至下滑,一场意外的干旱或早霜即可引发产量跳水,把市场从“宽松预期”迅速拉回“偏紧现实”。
流通通道受阻:非基本面的供应中断也能令市场迅速从熊转牛,即所谓渠道掣肘。典型情形是地缘政治或政策骤然限制出口供给。历史上2007-08年粮食危机期间多国粮食出口禁令就放大了价格涨势(大米、小麦短期暴涨三成以上)。油籽领域,2022年俄乌冲突使葵油和葵粕出口几乎停滞,同期印尼出于平抑本国通胀禁止棕榈油出口,一个月内多种食用油价格指数创下历史新高。这些外生冲击来的突然:在发生前全球库存也许看似充裕,但因为货源无法流通,局部乃至全球出现有效供应短缺,从而引发恐慌性采购,价格脱离原有基本面锚定水平而飙升。等到通道恢复或政策取消,价格又可能迅速回落重归基本供需轨道。
需求侧抬升:第三条路径由需求的结构性跃升驱动。相对缓慢的供给增长遇上突然加速的需求,就会逐渐吞噬过剩库存并推升行情。例如2000年代初中国加入WTO后蛋白饲料需求猛增,20年间中国大豆年进口量从不足1050万吨激增至超1亿吨,把全球大豆市场带入紧平衡并促成2007-08年价格飙涨。又如生物燃料政策改变消费格局:美国2007年实施RFS标准后,玉米乙醇和豆油制生物柴油需求大涨,相当于在短时间大幅减少了有效可供出口的粮油库存,令价格在相同库存水平下攀上新台阶。同理,欧盟近年提高生物柴油掺混目标刺激菜油消耗增速一度远超产量增速,也制造了油籽市场从宽松转为偏紧的拐点。需求驱动型的牛市往往来得相对缓慢但底部扎实,一旦供应跟不上新的需求平台,库存会逐年走低将价格引向多年的上行周期。
需要强调的是,现实行情往往是上述因素的组合共振。以2021-2022年为例,拉尼娜导致南美大豆和加拿大菜籽减产(供应转弱),中国生猪存栏恢复推升饲料需求(需求转强),叠加俄乌冲突和贸易政策干扰(通道受阻),共同催化了油籽从熊转牛的剧烈行情。不同触发路径对价格和库存的影响节奏各异,但最终都体现为库存由累转降、库存消费比见顶回落,市场预期从过剩转向短缺,价格由跌转升并进入新的波动区间。
9.3 库销比、区际价差与期限结构(地区间价差/库存影响/价差信号反应地区供需状况-港口库存+内陆物流顺畅情况+收获季主产区粮油集中上市现象+套利机制)
库存水平和分布不仅决定长周期的价格方向,也塑造着价格结构——体现在地区间价差和近期与远期合约的关系上。一般而言,当库存相对需求极度紧张时,买方为了立即拿货不惜付出溢价,导致近月价格高于远月,即出现现货升水、期货近月升水(期现或近远倒挂。相反,在高库存宽松情况下,供应充裕且有持货成本,远月价高于近月以补偿库存持有,这就是远期升水格局。以2012年美国旱情为例,当年玉米、大豆供应告急,近期交割月期货飙升远超后面合约,显示市场急于争夺有限现货;而在丰产库存高的年份(如2016-2017年),期货曲线往往呈上升倾斜,鼓励囤货待售。
库存的地域位置也直接影响地区间基差(现货相对期货的升贴水)和区域价差。产地仓库库存积压时,卖方竞相抛售会压低产地现货相对期货的报价,表现为基差疲软甚至贴水;反之当某一地区库存见底、可售货源稀少时,买方出高价争夺现货,现货较期货大幅升水,基差走强。
这种价差信号清晰反映出地区供需状况:基差走强通常意味着该地供应偏紧或出口需求旺盛,基差转弱则多是供应过剩或需求不振所致。当内陆物流受阻或出口猛增导致港口库存见底时,港口基差会上涨、当地现货价相对于期货大幅升水,而产地由于粮源外流库存下降也跟着收紧提价。又如收获季时主产区粮油集中上市,仓容和需求有限令产地现货大幅低于期货,基差疲软甚至负值,以鼓励囤入仓库、通过远月期货出售锁定利润。
在正常年份,期货的近远月价差与基差一起通过套利机制保持一致:高库存时期,近月贴水促使贸易商买现抛期赚取持仓收益;低库存时期,近月升水则鼓励持货者抛现卖出,以平抑即时价格过度上涨。这种库存—基差—期限结构的互动,使市场价格体系自动调节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供需余缺,实现库存的跨区域和跨时间再分配。
9.4 “软锚”(基本面向:供需正常年份-库存+库消比)和“硬锚”(贸易政策+库存政策+产业政策/宏观因素+汇率利率变化)
尽管库存及其衍生的指标对价格走势具有锚定作用,但在现实中,还存在各种“硬锚”因素会暂时削弱甚至主导价格,使之偏离由库存供需决定的“软锚”水平。
一般来说,在供需正常年份,库存结构是价格的软锚——库存消费比高则价格易跌入低位区间,库存偏紧则价格中枢上移,这是基本面的内在约束。
然而硬锚因素包括政府政策、地缘冲突、宏观金融环境等外生冲击,它们能在短期内对价格施加额外压力或支撑。
① 贸易政策方面,出口国政府在国内通胀压力下常采取出口关税或禁令来优先保供,这会突然减少国际市场供给,推动全球价格超涨;2007-08年印度、越南暂停粮食出口就是典型案例,小麦大米价格被拉升到远高于库存水平暗示的程度。2022年初印尼的棕榈油出口禁令,直接导致全球食用油买家抢购替代品,价格冲破先前高点。
② 库存政策方面,许多政府定期入市收储或抛储调节行情:当市场过剩、价格过低时收购建立国家库存,供应偏紧、价格飙升时抛售储备平抑物价。这种干预相当于给市场加装了减震器——在库存过低时人为增加有效供给,在库存过高时人为减少有效供给,从而削弱价格对自由库存变化的敏感度。不过若干预过度(如长期高价收储)也可能形成新的扭曲,使价格失真于基本面。
③ 产业政策和宏观因素也属于硬锚的一部分,如生物柴油补贴提高了对植物油的额外需求,相当于在原有库存基础上平移需求曲线,令价格在同样库存水平下运行于更高平台;
④ 又如汇率、利率变化会影响出口竞争力和库存融资成本,从金融层面对价格产生快速冲击。在这些情况下,短期价格波动更多由政策预期或外部事件驱动,而非库存本身。
区分软锚和硬锚,有助于我们理解何时库存结构是主导价格的核心矢量,何时通道/政策等外生因素喧宾夺主。通常在平稳时期,市场价格围绕库存供需格局所决定的平衡水平波动,库存指标对价格的解释力较强;但在冲击发生时,价格可能暂时偏离基本面锚定。
随着时间推移,若硬锚冲击消退(如战争结束、政策松绑),价格往往又回归由库存供求决定的轨道,重新受软锚约束。因此,在研判行情时需要动态观测:平时以库存软锚衡量合理区间,突发事件期则评估硬锚冲击的幅度与持续性。当软锚和硬锚共振时(如基本面紧张又遇政策助涨),行情最为剧烈;反之二者相互牵制时,价格波动可能被限制在相对狭窄的区间内。掌握这两类锚的力量对比,对于完整理解油籽市场的周期波动与结构性行情至关重要。
Part IV|相对价值与联动:油籽的联动
10. 跨品种/跨品类的相对价值
10.1 种植端联动:大豆+玉米/油菜+小麦+大麦/葵花籽+小麦+玉米/玉米大豆比价/油菜籽小麦比价/欧洲油菜小麦比价、种植结构以利润为导向
大豆–玉米,油菜–小麦/大麦,葵花籽–小麦/玉米农户的播种决策受到不同作物间的土地和农时竞争驱动。
以美国为例,玉米与大豆比价是关键参考:若大豆相对价格偏低,农民更倾向于种玉米,反之亦然。
欧洲亦类似,观察油菜籽/小麦比价来决定冬季作物构成。2025年欧洲油菜/小麦价比攀升至2.25以上(常态约2.0),意味着油菜偏贵且价格上行空间受限,除非小麦同步回升。在乌克兰等黑海地区,向日葵与谷物的种植收益差异亦导向种植调整。例如2024年,乌克兰大豆和葵花的净收益远高于小麦(大豆每吨净利$83,葵粕$45,而小麦几乎无利可图)。战争下高通胀使农民视存粮为资产,种植结构显著倾斜向利润更高的油籽作物。
10.2 油脂端替代(软油棕榈油价差驱动配方替换/东南亚供给波动+黑海物流畅通情况)
软油 vs 棕榈油,棕榈油通常是全球最廉价充裕的植物油,形成价格地板。软油(豆油、菜油、葵油)与棕榈油价差经常驱动配方替换:当棕榈油相对大幅折价时,进口大国迅速扩大采购以替代软油。
例如2025年4月棕榈油较豆油每吨折价约$50,印度抓住价差激增棕榈油进口。反之,地缘供应冲击能颠倒排序:2022年黑海葵油断供时,全球买家被迫转向棕榈和豆油,曾一度推升棕榈油价格至历史峰值。随着供应恢复,棕榈油重新恢复折价地位。
总体而言,东南亚供给波动与黑海物流畅通情况构成“双向拉扯”:棕榈油折价扩大则软油需求受抑,若棕榈供应受限或软油缺口扩大,则棕榈油迅速填补、重塑价差。
10.3 粕类与蛋白链的替代:替代因营养品质+配方受限/豆粕(高蛋白氨基酸平衡好作基准蛋白)/菜籽粕(蛋白较低,富含纤维,抗营养物质(硫苷))/葵花粕(高纤维,赖氨酸苏氨酸偏低)/玉米酒糟(部分替代豆粕和玉米,含粗纤和磷高)/鱼粉(蛋白质极高,氨基酸齐全,水产和幼畜料中不可或缺,价格昂贵供应有限)
替代功能与边际不同蛋白原料在饲料中的替代受制于营养品质和配方限制。豆粕蛋白含量高(~47%)且氨基酸平衡好,是基准蛋白源。
菜籽粕蛋白较低(34-38%)且富含纤维和抗营养物质(硫苷等),猪禽日粮中添加比例有限,一般不超总日粮的10-15%,否则因适口性和养分缺陷影响生长。
葵花粕同样高纤维、赖氨酸和苏氨酸含量偏低,在禽料中用量亦受限。
Sunflower and rapeseed meal as alternative feed materials to soybean meal for sustainable egg production, using aged laying hens
DDGS(玉米酒糟)蛋白适中 (~30%) 且富能量,可部分替代豆粕和玉米,但含粗纤和磷高,添加上限通常约20%,超过则饲料利用率下降。
鱼粉蛋白质极高(65%以上)且氨基酸齐全,在水产和幼畜料中不可或缺,但因价格昂贵供应有限。
Substitutes for Fishmeal: Soybean Meal
一般情况下,饲料配方在成本压力下会尽量用次一级粕替代豆粕,但需辅以合成氨基酸补足营养差距。比如豆粕价格飙升时,配方师可能提高菜粕/葵粕用量,但通常仍需豆粕提供关键赖氨酸,完全替代不现实。因此,粕类之间存在一定边际替换,但品质门槛决定了替换“天花板”。
11. 宏观与汇率传导
11.1 汇率(货币贬值刺激外销/升值抑制出口->潜在政府干预/2020雷亚尔贬值/比索管制+政府政策/加元汇率变化/俄卢布升值)
BRL、ARS、CAD、UAH/RUB 对价格与出口的传导主要出口国产业币值波动可迅速改变其FOB报价竞争力和出口节奏。
① 例如,巴西雷亚尔贬值直接降低巴西大豆的美元报价,使其较美豆更具竞争力。2020年初巴西雷亚尔大跌近30%,巴西港口大豆价(雷亚尔计价)创纪录高位,但美元价同比略降。结果巴西在2020年上半年出口大豆近7000万吨,同比激增36%。
② 反之,阿根廷比索受管制且高通胀下不断贬值,农户常将大豆当作保值资产囤积。2022年政府推出“诱导-惩罚”并举措施:一方面设立优惠“豆元”汇率(1美元兑200比索,高于官方140),一周内促使农户出售360万吨库存;另一方面威胁对持粮超过产量5%的农户提高贷款利率,以逼粮出库。
③ 加拿大加元汇率变化则影响菜籽出口盈利:加元疲软至0.74 USD时,加拿大菜籽在国际市场更具价格优势,但也压缩以本币计价的农户收益和压榨利润。
④ 黑海地区,汇率同样牵动谷物流:2023年卢布曾大幅升值(从USD/RUB 100升至80),叠加全球价低迷,使俄小麦FOB报价上涨、出口利润骤降。俄罗斯出口商和农民一度惜售,期待卢布回贬至90以上恢复利润。
总体而言,出口国货币贬值往往刺激谷物油籽外销放量,而升值则抑制出口并可能引发政府干预以维持国际市占。
11.2 利率与库存融资:(持粮成本影响基差/融资成本影响采购需求)
对基差与远期的影响高利率环境下,持粮成本攀升,贸易商更倾向迅速变现库存,导致现货基差走弱、市场供应提前释放。2023/24年度利率飙升使美国谷物的财务保管费创历史高位,粮库倾向“卖快不卖久”。
同时,下游买家因融资成本高也推迟采购,尽量“随用随买”,供应链总体库存缩减。若期货升水结构(不足覆盖利息与仓储费,粮商囤粮意愿更低;当前多品种远月贴水(期货近强远弱)更是让囤粮变亏本生意,进一步倒逼库存出清。
许多美中西部升贴水报价因此被主动压低,基差走阔以补偿持粮成本。当融资约束成为主导因素时,价格曲线呈现近月相对疲软、远月更疲软(反常的贴水或平水结构),现货升水不明显。
这与库存充裕但低利率时期形成对比:彼时粮商更乐于持货等待时机,基差坚挺、期货呈carry升水结构。简而言之,利率上行将“时间价值”强势引入农产品市场,库存由时间换价差的模式难以为继,基差和月间价差因此重构。
Part V|案例分析
12. 四个关键案例(“原因–结果–后果”)
12.1 2012年美国大旱(大豆):传导链/影响/现象
单产崩塌 – 内部压榨与出口再分配 – 库存与远期结构联动
2012年美国夏季历史干旱令大豆单产从上年的41.9蒲/英亩降至39.6蒲。总产同比仅减3%,但由于年初库存已低,供应形势极端吃紧。为了渡过2012/13年度,消费被迫大幅“配给”:美国国内压榨被削减至15.15亿蒲式耳,创16年新低;大豆出口也降至11.1亿蒲,7年来最低。
对比上一年,压榨和出口各削减了约1.75亿和2.4亿蒲,合计需求缩减12%以上。这种强行压缩需求的过程通过价格信号实现:2012年夏秋期间芝加哥大豆期价飙升至每蒲$17上下,豆粕价格领涨供需链。期现结构也随之剧烈扭转,从常态的近月贴水转为近月大幅升水,以鼓励立即出货、抑制囤积。美豆2012/13年期末库存降至约1.25亿蒲,库存使用比仅4%左右,相当于不到2周的压榨需求。“硬着陆”式的去库存使次年(2013/14)供需起点极低,并通过基差和远期升水引发2013年播种激增,把行情推入新周期上行。这一案例展示了:极端减产冲击下,国内与出口需求如何此消彼长地再平衡,以及库存紧张如何联动近远月价差一起扭曲市场结构。
12.2 2021年加拿大干旱(油菜籽):
产量断崖 – 全球菜籽/菜粕/菜油流向重塑 – 价差再锚定2021年北美西部遭遇50年一遇大旱,加拿大油菜籽单产从41.8蒲/英亩骤降至25.0蒲,产量仅1260万吨,同比大减35%,为2007年以来最低。
全球第二大菜籽出口国供应断崖式收缩,直接推高ICE菜籽期价和欧洲油菜籽报价至历史高点(达700欧元/吨以上)。欧洲作为主要进口地区,陷入原料短缺:2021年7–11月欧盟菜籽进口同比骤降38%(仅170万吨)。
加拿大供应缺口主要由乌克兰和澳大利亚部分填补:当季欧盟进口油菜籽中乌克兰占71%(120万吨),澳洲占17%(29万吨),而加拿大份额降至区区5%。为弥补压榨缺口,欧盟一方面扩大从澳洲采购(澳洲2021/22丰产出口超500万吨,再创新高),另一方面直接进口成品油以应急——欧盟菜籽油进口同比激增80%,达23.4万吨。
全球价差格局亦被重塑:菜油一度较豆油有每吨数百美元溢价,菜粕对豆粕价格罕见倒挂(营养价值较低的菜粕价格追平甚至超过豆粕)。高企利润吸引其他地区增加菜籽播种,2022年加拿大面积反弹且澳欧同步扩种,全球菜籽供应在下一年快速修复。此案例体现了物流与产量“双缺口”下贸易流如何急剧改道,以及价格如何“再锚定”至新的相对水平:即当某一油籽短缺到极致时,其价格不再受传统比价框架束缚,而由供需缺口直接锻造上限。
12.3 2022年黑海通道受阻(葵花籽/粕/油):
物流约束取代产量成为主因 – 欧洲/中东被动调整替代顺序俄乌冲突于2022年2月爆发后,乌克兰港口出口近乎停滞数月。乌克兰占全球葵花籽油一半供应、葵粕出口近2/3,“产量充足却运不出”使这一供应链断裂仿佛一次人为减产。欧洲食品和饲料产业首当其冲:食品加工厂紧急调整配方,将葵花油替换为菜油或豆油;部分先前承诺弃用棕榈油的厂家也被迫重新采用可持续棕榈油,以填补葵花油缺口。饲料方面,欧盟原本大量进口乌克兰葵花粕作为畜禽日粮蛋白源,战争导致这一渠道骤断,饲料配方被迫提高豆粕比例或动用更多菜粕。更有特殊情况:乌克兰是欧盟有机及非转基因蛋白粕主要供应国,战争切断了非转基因葵花粕和大豆的输入,迫使一些有机养殖不得不考虑使用转基因豆粕救急(甚至临时放宽有机认证饲料标准)。欧洲、中东买家还通过铁路、公路和多瑙河港口尝试少量接货,但运输瓶颈限制明显。直到2022年夏建立黑海粮食走廊后,葵花产品出口才部分恢复,但全年乌克兰葵粕出口量仍大降。该案例说明,当物流瓶颈成为主导因素时,其影响可等同甚至超过实质减产,且下游适应需要跨品种的被动替代顺序——从油料籽到植物油再到饲料配方,层层调整应对冲击。
战争导致的乌克兰农产品出口下降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12.4 2015–16 vs 2023–24 强厄尔尼诺:
同为强事件,区域与作物受损为何不对称2015/16年发生了史上最强厄尔尼诺之一,导致全球多地区气候异常,但各农业带影响不尽相同。东南亚在2015年遭遇严重干旱,马来西亚2016年毛棕榈油产量因此下滑13.2%(由2015年的1996万吨降至1732万吨)。南部非洲作物减产和食品危机频发。然而,同期美国玉米带天气反而温和有利,美豆、美玉米单产均创高位。南美方面,厄尔尼诺带来阿根廷雨量充沛、2016年大豆丰产,但巴西北部(马托皮巴等新产区)发生干旱减收。总体看,2015/16强厄尔尼诺造成“东干西涝”格局:亚洲偏旱、南美南部偏湿北部旱。反观当前2023/24强厄尔尼诺,气象模式虽类似但强度和背景有所不同。预报显示阿根廷迎来及时降雨,2024年大豆产量有望从惨淡的2500万吨反弹至4500万吨以上;巴西则可能创下1.6亿吨大豆新纪录,但需警惕北部降雨偏少对局部单产的不利影响。气象专家指出此次厄尔尼诺对巴西东北影响或不及2015/16年那般极端干燥。因此,两次强厄尔尼诺虽强度相近,但因大气海洋背景态不同(如印度洋偶极子相位、太平洋多年际周期等差异),实际损益分布并不同步。一句话:强厄尔尼诺事件并非简单复刻模板,分析需结合当期背景——2015/16教训在于东南亚棕榈和巴西新产区的脆弱性,而2023/24关注重点转移到北半球冬春及南美北部的风险,这为未来提供了可复用的认识框架。
13. 口径与误差治理
13.1 作物年/贸易年、单位换算及产量–产品的一致口径进行供需分析
(1)作物年 vs 营销年:各国习惯不同,例如美国大豆营销年度为9月1日起至次年8月31日,巴西则通常以2月收获年开始计算。本年度产量应与相应营销年的压榨和出口匹配,避免“跨年”混淆。(2)度量单位换算:需注意美制蒲式耳与公吨转换,1蒲式耳大豆=60磅≈27.2公斤;1公吨约等于36.74蒲式耳。类似地,加拿大以公顷/公吨,俄罗斯以公顷/公担等,使用时要换算统一。(3)籽实 vs 产品:油籽压榨会产生粕和油,两者折算率受品种与工艺影响。需确保在同一物理含水基础上核算。例如典型大豆出粕约79%、出油约18%(以重量计)。具体来说,1蒲式耳大豆(60磅)约出产10.7磅粗豆油和47.5磅豆粕。因此,当从种子产量推算可得粕油量时,要明确使用的出油率和含水假设,并与库存消费口径对表。(4)质量口径:比如粕的统计有时按蛋白当量(以44%蛋白粕折算)或实物重量。需要将高低蛋白粕统一口径,否则易高估供应。
13.2 多来源差异与回溯修订:
“拆解”误差确保自洽不同机构的数据因假设不同会存在差异。例如2025年国际谷物理事会(IGC)预计巴西大豆产量1.615亿吨,而美国农业部(USDA)略低,二者全球总产差异主要归因于对巴西产量预测的分歧ufop.de。分析时切忌将不同来源的数据直接混用,应选择一个权威口径为基准,其余作为参考。如果必须综合,多来源差值要拆解说明:如“IGC较USDA多估了200万吨,因为其假设巴西单产更高1%,面积多10万公顷”。另外,统计回溯修订也常迷惑人,需明确误差来源:将产量误差拆分为面积差、单产差,需求误差拆为压榨差、出口差等。如某年度预测错了500万吨,可进一步指出其中300万来自产量低估(单产假设偏高),100万来自进口高估,100万来自压榨低估。通过这种链条式归因,确保每一个数字有迹可循,不至于前后矛盾。培养这种“解剖式”叙述,有助于在复盘中找出认知漏洞并校正:例如发现连续几年低估南美产量都源于高估种植损失率,则下次应调整该环节参数而非全盘质疑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