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几位知名企业高管在网上发表的言论，再次把“黑公关”摆上台面。
首先是格力电器市场总监朱磊。在格力刚刚打赢MCN造谣官司后，市场总监朱磊又在微博高调出击，怒斥有组织水军抹黑格力空调，还用“不群”“群”暗戳戳影射竞对老板。
结果，网友一点开视频一看，傻了。
所谓的“黑格力”内容，前半段确实在比价格，后半段立马反转：格力技术更强、售后更稳、民族品牌。更魔幻的是，有些视频出自格力经销商。
网友也是心善，连连在评论区劝朱总：“先把视频看完吧。”
但朱磊咬住“不群”不放，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其次是雷军。10月16日在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上，雷军呼吁“全行业把资源集中到科技创新上，共同抵制网络水军、黑公关等网络乱象”。
雷军此番言论可以说是反复呼吁，小米打击黑公关由来已久，并且冲在前头。
9月中旬，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播出了起底黑公关的内容，小米、小鹏、蔚来、深蓝四家车企接受了采访。
报道中提到，造谣抹黑各家车企的手段高度相似，都有AI生成造谣内容、评论区辱骂车主、新车发布前通稿抹黑车企产品等行为，甚至有平台对于相同内容正面负面不同引导的标题会有不同的流量呈现。
一个月后，人民网跟评：别让“黑公关”成了车企的“难关”。
此时，小米汽车事故相关新闻正在网络上发酵。《第一财经》发表评论对小米汽车在安全与质量上提出质疑，该文在社交平台被部分网民视为“带节奏”，并引发对媒体的集体声讨与“起诉”呼声。
浙江日报集团旗下潮新闻也发表评论：“切莫用黑公关污名化公众安全关切。”
该条微博影响不小，得到胡锡进、来去之间等大V转发。
关于黑公关的讨论一直都有，但是持续时间长、覆盖面积大、参与方众多的“黑公关之争”确实少见。
打击黑公关这事，俨然成了一锅粥。
黑公关是乱象，但是现在知名企业对于黑公关的认知分裂和过度反应，成了乱象中的乱象。
打击黑公关很重要，但是理性思考和有效策略也很重要。第一步是企业、监管机构、媒体、大众等要先对“什么是黑公关”建立共识，第二步才是出手打击。
文章开头格力朱磊的“公关乌龙”，以及雷军避开事故而谈黑公关，在许多人眼中就很反常。
企业对负面舆论的焦虑，已经蔓延成一种普遍心态。无论是面对产品争议、经营风险还是媒体评论，一些企业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摆事实，而是怀疑背后有人“带节奏”。
企业焦虑的根源
企业的这种集体焦虑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根植于当下传播生态与信任结构的双重压力。
首先，传播环境发生了巨大的现实变化，社交网络传播去中心化、反转速度极快、参与者多元（从媒体到KOL，从经销商到普通用户）。一段视频、一条评论都可能在短时间内被无限放大。
黑公关与水军的存在使企业长期处于被动防守状态，任何异常舆论都可能被解读为“有组织攻击”。
其次，企业信任基础正在被摊薄。过去企业与公众之间有较多的信任缓冲，但近年来这种缓冲带正在被压平。公众对企业回应的怀疑增多，尤其在涉及安全、质量或公共利益的问题上，单纯的否认或外推“黑公关”标签，会被视为回避而非负责。
媒体与平台也因流量机制与立场争议而受到更多质疑，进一步加剧了公众信任的动摇。
再次，企业内部信息割裂与反应机制不完善。许多企业渠道信息，如经销商、服务商、私域账号的协同不足，公关团队与业务部门的信息并未联通。
当外部舆情出现时，公关往往基于不完整的信息快速反应，容易造成误判或“误伤友军”的情况。
综合来看，企业焦虑的根源不是单一的“黑公关”现象存在，而是更复杂的生态问题：传播速度与复杂性提升、公众信任储备不足、以及组织内部信息与应对机制的缺位。
把公众关切放在首位
面对变化，许多企业和高管的反应暴露出两类问题，一是应对策略不足，二是对公关本质的误解。
当“打击黑公关”成为首要任务，企业倾向于把资源投入到追责、举报或公关攻防上，而非先把产品、服务或证据呈现给公众。结果是，公众的关切未被直接回应，反而被企业概念化，形成一场信息战。短期看企业似乎控制了舆论，长期看却牺牲了信任。
现代舆情管理需要跨平台的数据监测、语义识别和渠道联动。缺乏技术化监测会让判断依赖直觉，决策主观。缺乏与销售、客服、法务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则会让公关在不完整的信息基础上公开发声，造成误判。朱磊事件中对经销商账号的误判即属于此类后果。
真正的公关不以短期舆论胜利为终点，而是以公众的理解和信任为目标。公关的工作应是事实透明、及时沟通和责任承担。当企业把揪出黑公关凌驾于公众关切之上，就更容易掩盖公众真正想要的清晰的信息、切实的改进与明确的责任心态。
目前企业家IP很热，不少企业领导人被推到台前。领导人的简短表态，比如“抵制黑公关”，在没有前置解释或回应时，容易被不同群体以不同方式解读。
西贝公关声明与创始人贾国龙截图中，对罗永浩“网络黑嘴”的称呼，历历在目。
有效的沟通应当考虑语境、公众关切的顺序与表达的细致度。比较保险的做法是，先回应公众关切，再阐述对行业乱象的担忧。
企业对黑公关的恐惧本身，正在成为新的风险点。解决之道并非一味追责或反击，而在于恢复沟通的基本功。
比如，建立跨部门的信息联动与事实核验流程，避免未经核实的公开指控。引入技术化的舆情监测与语义识别，提升辨别能力。在面对公众关切时，优先提供事实与解决方案，再进行制度性或法律手段的追责。把公关的目标从压制舆论转为重建理解，提供透明、负责、可验证的行动或承诺，比任何单次言辞更能取得信任。
黑公关确实存在，企业也确有必要防范。但把“打击黑公关”作为第一反应，这反而可能会弱化企业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基础。真正要重点关注的，或许不止黑公关本身，还有大众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