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开“机场发展史”专栏，系统梳理我国民航机场建设发展历程。相关素材均来自官方书刊或公开发表内容，仅因排版需要略微调整。未来将不定期更新，敬请关注。
（本篇主要介绍了近代民航运输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历程）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航线均告中断，包括中国航空公司的沪平线以及欧亚航空公司的平宁线、平汉线、平并线、平包线等航线相继停航。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中国航空公司的沪粤线及沪汉线，欧亚航空公司的沪西线、京郑线等航线也先后停航。其余的汉渝、渝蓉、汉港、并汉、郑兰、兰包、陕滇等各航线均照常营运，并短暂地将芜湖至汉口段复航。
在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后，随即依照预定计划，中国航空公司总公司由上海迁至武汉，欧亚航空公司则由上海迁往西安，国内民用航线网络由此以武汉为中心继续经营。在1938年武汉及广州沦陷之前，因武汉、西安作为我国空军重要基地，频繁遭到日军飞机轰炸，驻武汉的中国航空公司总办事处和机航总部迁往重庆，欧亚航空公司也将其总事务所与技术设备中心迁至昆明，随即形成以重庆、昆明为航空中心的民用航空网络。
1938年10月，武汉及广州先后失守后，汉口－长沙－广州－香港线、汉口－西安、汉口－宜昌线等航线随之停航，中国航空公司和欧亚航空公司两大公司转而在西南、西北地区的重要城市设站通航，所开通的国内航线和国际航线多以重庆为中心，相继开通了渝迪、渝蓉、渝昆、渝宝、渝甘、渝港等国内和地区航线。这时期国民政府还积极拓展中缅、中印和中苏国际航线，合资的中苏航空公司于1939年12月开通经营哈密－迪化－伊犁－阿拉木图线；又与英法两国协商开办重庆－河内、重庆－仰光、昆明－香港等国际和地区航线，其中重庆－河内国际航线主要为在河内与美国航空公司联运至香港航线。这期间航空公司的货运量增长快速，尤以香港－重庆、香港－南雄两线运入的军需物资最多。
1941年，中国航空公司和欧亚航空公司共运输旅客29060人次、货物4151吨、邮件193吨。欧亚航空公司于1943年2月改组为中央航空运输公司，并开渝昆线、渝蓉线、渝哈线、昆蓉线等航线。1944年1月，中央航空运输公司还开辟成都－桂林航线。飞机的短缺致使央航运量逐年下降，到1944年客运量、货运量及邮运量分别仅为1940年的5%、18%和3%。至抗战胜利前夕，中央航空运输公司仅有2条航线、3个航站，航线里程为1330公里。在整个全面抗战期间，国统区共运输旅客266649人次，货运84394吨，邮运1232吨。
在抗战时期，航空运输业对整个中国战区的抗战胜利发挥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与美英等盟国之间的国际运输通道是以航空运输为主要交通运输方式之一。战时航空运输业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四项：一是接收国外抗战援助物资和购买抗战军需物资并出口国内剩余物资，这是战时航空运输业所承担的最为至关重要的战略任务。通过航空运输方式从国外进口的物资主要有抗战前线急需的枪炮弹药、通讯器材、战地医疗器械、药品、军衣棉絮、汽油以及钞票等等，同时出口国外的有钨砂、锡块、猪鬃和其他土特产品，用以换取外汇，或以货换货；二是满足国内军事运输任务的需要：三是兼顾后方地区的民用运输；四是维持抗战军民的通信联系。尽管在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中国民航通航地点减少，开通航线萎缩，但民航运输业仍在承担上述战时国际通道运输任务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陆路交通的时常中断及危险性，航空运输方式显现出其特有的优势，战时的中国近代民航业一度呈现出空前繁荣的一面，民航不仅在后方承担后勤运输，有时还直接参与前线军用战备物资的运输。由此航空运输业得以非常规的发展，其航空业务量不但未减，反而剧增，其运量运力主要集中在局部的、特定的、非定期的航线上，如南京、汉口及香港等地沦陷前夕的撤运航线等。在军事运输的需求刺激下，欧亚航空公司在西北地区的业务发展迅速，仅1937年运量就比上年增长了50%。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