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文献精要 | 汇率制度与人民币货币锚效应

作者/桂平舒，徐奇渊

来源/《国际金融研究》，2025 (09)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而货币锚是衡量货币国际化水平的关键指标，其地位与经济体实力紧密关联。在全球货币体系的三次寻锚过程中，美元始终是主导锚，且过去70年美元被锚定的程度不仅未下降反而有所上升，欧元、英镑、德国马克也曾在不同时期或区域成为锚货币，但日元未能成为东亚货币锚，东亚货币锚仍是美元。

随着中国经济腾飞，人民币能否及何时成为东亚乃至全球货币锚备受关注。一方面，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国际和区域影响力提升，人民币货币锚效应有所提高，比如在东盟的影响力显著上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锚地位波动上升；另一方面，多次汇率改革后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会对人民币货币锚效应走势产生影响。若某国货币锚定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程度为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当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上升，若该国限制货币汇率可波动范围，为满足自身汇率制度要求，其锚定人民币的程度会下降。研究发现，2017年以来人民币货币锚效应不断下降，这与张冲等测算的人民币隐性锚指数呈倒U形的结论一致，且人民币货币锚效应既取决于人民币汇率的自主波动性，也取决于其他国家的汇率制度，全面理解其动态变化原因对正确认识人民币货币锚效应意义重大。

依据Chinn&Frankel（2007）对国际货币三大职能和两种用途的分类，官方用途下计价单位职能被称为货币锚功能，货币锚分为显性锚和隐性锚，显性锚是官方宣布盯住的结果，隐性锚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一国货币的隐性锚效应体现其在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市场的重要程度，现有研究多关注隐性锚。

测度货币锚效应的方法以Frankel&Wei（1994）为主，Kawai&Pontines（2016）在此基础上提出两步法，研究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的文献多延续Frankel&Wei（1994）及其后续修正做法，部分文献还使用VAR、GARCH等方法。

人民币货币锚研究可分为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和其影响因素两大类。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研究多按区域进行，涵盖东南亚地区、RCEP区域、共建“一带一路”区域和全球，总体而言，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货币锚效应总体呈上升态势，部分国家甚至超过美元，RCEP和“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高人民币货币锚效应，从全球看，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升至第三位，仅次于美元和欧元，作用区域主要是与中国经贸往来紧密的区域。人民币货币锚影响因素研究分为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两类，部分文献专注单一影响因素研究，部分则考虑多重影响因素，既有仅从经济因素研究的，也有同时考虑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且研究者越来越关注人民币对全球货币体系的综合影响。

现有文献中，人民币货币锚效应测度方法成熟，对效应测算和影响因素分析也较完善，但对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变化趋势关注不足，尤其对下降趋势分析欠缺，且鲜有从汇率制度角度分析。汇率制度与现有文献中影响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的因素密切相关，如部分研究探讨了汇率制度与资本流入、企业出口贸易、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等的关系，因此汇率制度对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的影响值得关注，本文丰富了该领域研究，有助于加深对“锚效应”的认识与理解。

相比已有文献，本文边际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使用Kawai&Pontines（2016）的两步法结合状态空间模型，测度人民币货币锚效应时变情况，发现2017年后其呈下降趋势；二是从汇率制度、贸易、贸易计价、地缘政治四个因素分析人民币货币锚效应下降原因，确定汇率制度因素为核心影响因素；三是首次直接研究汇率制度对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的影响，发现人民币汇率动态与其他货币汇率制度共同影响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影响机制为人民币汇率自主波动性上升后，非自由浮动货币对人民币的锚定程度下降。

3.1 数据

本文首先从CEIC数据库获取87种货币的日度名义汇率数据，为保证数据来源一致，优先选取美联储的即期汇率数据，再使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汇率数据，每种货币汇率均为美元与本币汇率。接着剔除固定汇率制度或阶段性固定汇率制度的货币，得到包含70种货币的69种汇率样本。最后选择一种货币作为基准货币，以美元、欧元、人民币和日元分别作为锚定货币，余下65种货币用于测度货币锚效应。考虑到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实行固定汇率，研究区间设定为2010年6月19日至2024年10月31日。

此外，本文还使用了2011-2021年IMF年度频率的汇率制度分类数据，CEIC数据库中2012年1月-2024年10月月度频率的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人民币跨境结算额、中国进口总额、中国出口总额、中国对世界各国和地区进口额与出口额数据，以及世界银行数据库中2011-2022年世界各国家和地区年度GDP数据。

3.2 货币锚效应估计方法

本文选择新西兰元作为基准货币，参考Kawai&Pontines（2016）采用两步法，第二步使用状态空间模型，同时参考张冲等（2023），不对模型参数之和施加限制，估计参数后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货币锚效应。将某国家或地区货币的货币码设为X，CNY表示人民币，EUR表示欧元，JPY表示日元，USD表示美元，NZD表示新西兰元，先将X货币兑美元的汇率转换为兑新西兰元的汇率，取对数后进行差分，得到用于回归的变量。

在锚效应权重估计方面，先考虑到2005年“7·2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从盯住美元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选择美元、欧元和日元作为人民币主要参考对象，为避免后续参数估计出现多重共线性，按特定公式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剔除人民币汇率的非自主波动成分，得到残差作为人民币自主波动成分，且考虑到不同阶段人民币汇率面临的政策和外部环境不同，在估计自主波动成分时采取分段回归，分为“8·11”汇改前、“8·11”汇改后到引入逆周期调节因子前、引入逆周期调节因子后到新冠疫情暴发前、新冠疫情暴发后到俄乌冲突开始前、俄乌冲突开始后五个阶段。

然后，为得到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的时变特征并考虑锚效应的惯性，使用递归形式的状态空间模型进行回归，其中常数项、回归系数和误差项是针对货币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参数结果，特定系数分别表示货币汇率波动对欧元、日元、美元和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时变反应幅度，某一特定系数含义与周颖刚等研究中的相关指标含义相同，即人民币汇率波动一单位时货币X汇率波动幅度的比例。

最后，删除每个货币前200个参数值以排除数据过少导致的不稳健参数，用第二步得到的参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锚效应权重并取月度平均值。归一化处理一方面能保证权重之和为1，另一方面可反映不同锚货币的相对重要性。

4.1 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的变化

首先测算每种货币的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并判断其是否显著锚定人民币，为保证数据连续性，考察货币特定参数统计量的平均值，若该值大于或等于特定数值（对应显著性水平高于或等于10%），则认为该货币显著锚定人民币。对65个国家和地区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的显著性按洲分类，亚洲、欧洲和非洲共有56个样本，占比86%，总计36个样本显著锚定人民币，占总样本55%，其中亚洲、欧洲、非洲显著锚定人民币的货币分别有12种、13种和6种。

接着按各洲货币是否显著锚定人民币分组，考察各组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的月度平均值。对于显著锚定人民币组，考察的是平均显著性，锚效应最小值可能为负，但此类样本量少，对整体结果影响小，且各洲锚效应无偏离平均值过多的异常值，最小值为-0.55，最大值为0.77，其中大洋洲锚效应平均值最大，为0.37，北美洲最小，为0.20，总体平均值为0.31，平均锚效应约30%。对于不显著锚定人民币组，亚洲、南美洲、欧洲和非洲锚效应的最大值和平均值均小于显著锚定人民币组，总体平均锚效应仅为1%。

最后研究显著锚定人民币组的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变化情况，先观察整体趋势，对月度均值按等权重求国家和地区平均值，发现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在2017年之前约为0.35，2017-2020年大幅下降，2020年12月降至0.27，2021-2024年缓慢下降，2024年10月降至0.24，2017年1月-2024年10月共计下降0.11，降幅31%，这与已有文献中人民币货币锚效应上升的结论相反。进一步分析洲际差异，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在亚洲、非洲和欧洲均呈下降趋势，亚洲约下降0.1，欧洲和非洲约下降0.2；大洋洲、北美洲和南美洲先降后升，2017年后基本保持平稳。此外，研究洲内各国家和地区锚效应变化，2017年后亚洲除泰国外，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均下降，欧洲除挪威、瑞典和英国外，非洲除南非和摩洛哥外，其余国家和地区也呈下降趋势，总体而言亚非欧三大洲84%的国家和地区出现锚效应下降，其他三大洲除秘鲁外，各国家和地区总体呈上升趋势且2017年后几乎维持不变，这表明人民币锚效应下降较为普遍，并非数据异常值导致，部分文献也认为约自2017年起人民币锚货币效应呈下降趋势。

4.2 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变化的原因探讨

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变化可能源于四个方面，其中汇率制度因素是核心原因，人民币货币锚效应既取决于人民币汇率动态，也取决于其他国家汇率制度，同时还考虑贸易因素、贸易计价因素和地缘政治因素这三个竞争性解释因素，分析贸易份额下降、人民币在贸易中计价份额下降、中国地缘政治风险提高对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的影响。

1.汇率制度因素

大洋洲、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在2017年前曾跌破零值，表明此期间这些货币未锚定人民币，可能对36个样本的平均结果产生干扰，因此基于亚洲、非洲和欧洲三大洲样本构建人民币货币锚效应月度均值，结果显示亚非欧三洲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在2014年出现首轮下降，2017年开启第二轮下降，2014年1月平均值为0.39，2017年1月为0.36，2024年10月跌至0.24，且2011-2014年该均值高于整体样本同期均值，说明大洋洲、北美洲和南美洲样本在此期间拉低了人民币货币锚效应。

从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平均结果及单个货币结果来看，人民币货币锚效应普遍下降，国别或某地区特质因素无法解释，需考虑中国自身变化，推测人民币货币锚效应下降与人民币汇率自主波动性上升有关。人民币汇率制度经数次改革，波动性明显上升，可能使其他货币在对人民币汇率波动总反应幅度不变的情况下，锚定程度降低，通过举例可清晰说明这一情况，即人民币自主波动性上升后，即便其他货币对人民币汇率变化总反应幅度不变，其锚定人民币的程度也会下降。

人民币自主波动性上升导致人民币货币锚效应下降的机制为：非自由浮动货币的汇率波幅受官方管制，浮动区间有限，当人民币自主波动幅度扩大后，该货币可波动范围未同步扩大，故人民币货币锚效应下降，据此提出核心假设，并从五个方面检验。

第一，对比自由浮动货币和非自由浮动货币的人民币货币锚效应表现，依据IMF事实汇率制度分类，将36个锚效应显著样本中汇率制度为自由浮动的货币归为“自由浮动”组，其他归为“非自由浮动”组，统计得自由浮动组占1/4，非自由浮动组占3/4，计算两组平均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发现2017年后自由浮动货币的锚效应略有下降，非自由浮动货币的锚效应大幅下降，支持假设。

第二，检验各洲汇率制度与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的关系，2017年后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在亚洲、欧洲和非洲下降，在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平稳，将显著盯住人民币的货币样本按洲和汇率制度分类，结果显示亚洲、欧洲和非洲以非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为主，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以自由浮动和浮动为主，洲层面结果支持假设。

第三，用欧洲数据进行分样本检验，亚洲和非洲自由浮动样本少，欧洲自由浮动和非自由浮动样本比例约3∶5，更适合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自由浮动样本的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维持稳定，非自由浮动样本的大幅下降，支持假设。

第四，按汇率制度分类检验人民币货币锚效应，除自由浮动货币无波幅限制外，其他汇率类型货币受一定管制，其人民币货币锚效应更可能下降，对各汇率制度下的锚效应求均值，发现在7个有完整数据的样本中，除自由浮动和稳定化安排外，其他汇率类型锚效应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且对波幅限制越大的汇率制度，下降幅度相对更大，检验结果支持假设。

第五，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将36个锚效应显著的货币样本分组，用特定标记区分样本汇率制度和时间节点，构建交互项，以交互项为自变量，人民币货币锚效应为因变量，控制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计算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回归系数及t统计量表明自由浮动货币的人民币货币锚效应比非自由浮动货币少下降特定数值，支持假设。

综上，通过五方面检验，核心假设得到验证，在人民币汇率改革过程中，人民币货币锚效应既取决于人民币汇率的自主波动性，也取决于其他国家的汇率制度。

2.贸易因素

已有文献认为贸易是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研究贸易依存度对锚效应影响时，文献通常有两种做法，本文采取先算出锚效应，再用锚效应影响因素对锚效应进行回归的方法，对锚效应显著的样本展开研究，其中某国家或地区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计算方式为中国对该国家或地区进口额HP滤波后的平滑值与出口额HP滤波后的平滑值之和除以该国家或地区的GDP。

计算36个锚效应显著样本中35个国家和地区（排除中国台湾，因世界银行暂无其GDP数据）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均值，将其与人民币货币锚效应月度均值数据对比，发现2011-2017年贸易依存度小幅上升，2017年起明显上升，而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大幅下降，且6个洲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均呈上升趋势。

基于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检验人民币货币锚效应与对中国贸易依存度的关系，因变量为人民币货币锚效应，自变量为贸易依存度。个体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全球和亚洲的贸易依存度与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在整个样本期负相关，2017年前正相关，2017年后负相关，亚非欧、非洲和欧洲的贸易依存度与人民币货币锚效应一直显著负相关。个体和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固定时间和个体效应后，对中国贸易依存度上升会抑制人民币锚效应提升，2017年前亚洲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此期间亚洲对中国贸易依存度上升对人民币货币锚效应有提升作用。

综上，难以得出贸易是货币锚效应核心驱动因素的结论，这与文献中的理论分析及实证结果存在差异，原因可能是本文固定效应模型剔除了不显著锚定人民币的货币，仅在显著锚定人民币的货币中探究贸易因素与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的关系，且从显著盯住人民币的货币来看，并非贸易联系越紧密，人民币货币锚效应越强。

3.贸易计价因素

贸易会通过影响贸易计价货币选择进而影响锚效应，为减少企业汇率风险和汇兑成本，一国汇率会盯住另一国汇率形成隐性锚，通常贸易额越大、计价结算份额越高，锚效应越强，但若一国货币计价结算份额未随贸易额上升而上升，其货币锚效应可能下降，以日元为例，部分亚洲国家与日本贸易联系加强，但日元计价份额持续下降，原因是这些国家为规避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及考虑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更倾向用美元结算，日元区域计价功能未充分发挥。随着中国人口红利转弱，产业外迁至东南亚，叠加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中美直接贸易联系下降但间接贸易联系上升，中国可能面临类似日本的问题，即贸易份额上升不一定使人民币计价份额上升。

由于缺乏人民币相关计价数据，仅有月度跨境结算额数据，故考察人民币跨境结算情况，人民币跨境结算比例为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人民币跨境结算额除以中国进出口总额。2012-2015年该比例快速增长，2016年受全球贸易低迷和中国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影响大幅下降，2017年起不断攀升，可见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和贸易依存度的负向关系并非因人民币跨境结算使用下降导致。

4.地缘政治因素

当前世界局势复杂，以地缘政治因素为代表的非经济因素愈发受重视，其他国家即便与中国贸易联系更紧密，在中国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时，也可能降低对人民币的盯住程度。Caldara&Iacoviello（2022）构建了全球和国别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数据显示自2017年以来，中国地缘政治风险总体呈上升趋势，并经历两个明显的先升后降阶段。

以人民币货币锚效应为因变量，中国地缘政治风险为自变量，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全样本回归分析中，全球、亚非欧、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整体上中国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对人民币货币锚效应下降有一定解释力。但单独考察2017年后人民币货币锚效应下降时，全球和亚非欧的回归系数显著性下降，解释力变弱，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回归系数不再显著，说明在洲际层面，中国地缘政治因素无法有效解释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的下降，钟学思等（2024）也发现中国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时，不同地区对人民币的锚定水平呈相反变化趋势，东欧和东南欧地区提高，东南亚和东亚降低。

本部分对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变化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进一步讨论人民币货币锚地位，一方面证明人民币货币锚效应下降并非由样本区间选择、货币锚效应测算方法、显著盯住人民币的货币样本选择方式、人民币货币锚效应月度平均值加权方式及货币锚定人民币的时间导致，另一方面探讨人民币货币锚地位。

5.1 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变化的稳健性检验

1.样本区间调整

2008年7月-2010年6月，受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影响，中国事实上将人民币汇率固定在1美元兑6.83元人民币，已有研究或直接将此期间样本纳入“7·21”汇改后样本，或单独研究，若直接纳入会发现此区间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快速下降，且时变参数模型依赖历史数据，前期效应低会使后期出现人民币货币锚效应逐步上升的现象，同时以往研究样本区间多止于2020年前后，未观测后期趋势，这些因素可能导致研究者认为人民币货币锚效应自2009年起迅速上升，但这大概率受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固定汇率影响。

本文将研究区间拓展为2005年7月21日-2024年10月31日，重复此前求锚效应的过程，观察纳入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样本的影响，结果显示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在2009年跌至谷底后上升，2017年开始下降，2011年平均值低于此前特定图中的数值，表明纳入该期间样本拉低了此阶段人民币货币锚效应水平，但不影响2017年后的下降趋势，结论稳健。

2.锚效应估计方法调整

随着样本量增加，状态空间模型估计的参数会逐渐稳定，为排除估计方法对货币锚走势的影响，本部分使用滚动回归方法（Zhou&Chen，2024）估计时变货币锚效应，将第二步的状态空间模型改为固定窗口滚动回归，估计窗口选择120期，重复此前绘制特定图的做法，结果显示人民币货币锚效应整体呈下降趋势，且下降幅度大于此前特定图中的幅度，2020年后波动性上升但均值仍较低，无论使用状态空间模型还是滚动回归模型，均不改变人民币货币锚效应下降的结果，结论稳健。

3.样本选取方式

此前选取显著盯住人民币的货币样本时，若特定参数统计量的平均值大于等于1.65，则保留该货币所有数据，这种方式可能存在误差，包含较多不显著盯住人民币的样本，导致人民币货币锚效应下降。因此更改样本选取方式为逐月考察特定参数统计量的月度均值，若该值大于等于特定数值，则保留该月数据，得到的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平均值仍呈下降趋势，结论稳健。

4.加权方式

此前人民币锚效应月度均值采用等权重加权，若高度锚定人民币的经济体多为小规模经济体，这种方式会高估平均人民币锚效应。基于GDP加权的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在2017年前后也出现下降趋势，与此前特定图不同的是，2017年前基于GDP加权的锚效应呈上升趋势，原因是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内样本经济体GDP规模大但前期锚定人民币程度低，在解释人民币货币锚效应下降时，对比自由浮动和非自由浮动样本，其对应的按GDP加权结果类似，结论稳健。

5.货币锚定人民币的时间

2015年11月30日IMF宣布人民币将于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货币篮子，这可能使更多国家和地区关注或锚定人民币汇率，若新锚定人民币的货币对人民币锚定程度低，可能拉低平均锚定水平，统计发现IMF宣布后锚定人民币的货币数量增加约10个。

通过考察每种货币锚定人民币的情况，删除前期锚定后期不锚定或仅小段时间锚定的货币，将几乎一直锚定的25种货币（“一直锚定”组）和大部分2016年起才锚定的14种货币（“新锚定”组）分组比较，“一直锚定”组出现与此前特定图类似的下降趋势，“新锚定”组整体也呈下降趋势，且2017年后“新锚定”组的人民币锚效应未大幅低于“一直锚定”组，说明样本选择方式不是人民币货币锚效应下降的原因，结论稳健。

5.2 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讨论

人民币货币锚效应是反映人民币地位的指标之一，其下降意味着其他货币对人民币的锚定程度下降，但在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变大的情况下，这些货币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总体反应幅度可能并未下降，因此人民币货币锚效应不能完全反映人民币地位。本文参考特定公式中对锚效应的定义，将某货币的人民币货币锚地位定义为该货币对人民币汇率自主波动的反应幅度的绝对值除以对四种货币汇率波动的反应幅度的绝对值之和，人民币货币锚地位可看作经人民币汇率自主波动性校准后的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相当于在相同汇率波幅下比较货币锚效应，相应地，人民币汇率自主波动性可理解为货币锚效应的“含金量”，波动性越高，“含金量”越高。

对显著锚定人民币的货币计算人民币货币锚地位月度平均值，结果显示人民币货币锚地位在2014年前略低于0.1，2014年大幅上升，2015年重回0.1附近，2017-2020年大幅上升后回落，2024年约为0.1，总体而言人民币货币锚地位未出现显著下降趋势，若仅用传统锚效应指标衡量人民币地位，会产生较大误判。

检验人民币货币锚地位在不同汇率制度下的表现，将显著锚定人民币的样本分为自由浮动和非自由浮动两组，计算月度平均值，2017年后两组人民币货币锚地位均上升，且自由浮动组上升幅度更大，尽管非自由浮动组人民币货币锚效应下降，但其对人民币汇率自主波动的总反应幅度未下降，从侧面支持了对人民币货币锚效应下降原因的分析。

检验贸易因素对人民币货币锚地位影响的统计显著性，以贸易依存度为自变量，人民币货币锚地位为因变量，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35个国家和地区检验，考察全球、亚非欧、亚洲、非洲和欧洲的情况，结果显示从全球样本看，两种模型下贸易依存度均能显著促进人民币货币锚地位提高，表明贸易往来增加有利于提升人民币货币锚地位。

6.1 结论

人民币货币锚效应是衡量人民币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本文测算了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并分析其时变趋势，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人民币在各洲均有一定影响力，统计的65种货币中，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共有36种货币显著锚定人民币；其次，2017年后人民币货币锚效应下降，汇率制度是核心原因，从时变趋势看，2017年起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呈下降趋势，且贸易因素、贸易计价因素和地缘政治因素无法解释该现象，其下降主要由汇率制度因素驱动，机制为人民币自主波动性上升后，非自由浮动货币对人民币的锚定程度下降；最后，人民币货币锚效应下降不代表人民币货币锚地位下降，尽管2017年后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大幅下降，但其他货币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总体反应幅度未下降。

6.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持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弹性上升未对人民币货币锚地位产生负面影响，应充分发挥人民币汇率弹性的积极作用，以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动态变化；另一方面，可通过定期发布货币政策报告、及时与市场沟通汇率政策调整意图等措施，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引导市场形成合理且稳定的汇率预期，避免市场因过度担忧人民币汇率波动而降低对人民币的锚定意愿。

二是持续发力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目前显著锚定人民币的货币仍较少，人民币国际影响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广度与深度对人民币国际地位至关重要。在贸易领域，需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及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贸易合作，鼓励企业更多使用人民币进行计价和结算，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与基础设施安排，以增强人民币国际影响力；在金融领域，中国金融影响力低于贸易影响力，因此在加强双边和区域合作的同时，应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扩大金融领域开放，提高金融基础设施水平，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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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编辑：张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