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消息是实践经验清楚表明，转基因作物、传统作物以及生态作物的共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正在世界各地平静地发生着。”
——孟山都《2005年服务承诺年度报告》，第30页
这是一个目光极其温和的矮小女子，她以切肤之痛理解了转基因大豆是一个致命的敌人。为了见到她，2007年1月，我从巴拉圭首都亚松森出发，驱车8小时，驶往阿根廷边境。青翠的潘帕斯草原上满布棕榈树和树木繁茂的丘陵，放牧着大群的牲畜，7号公路从草原横穿而过，直到伊瓜苏。然后一条分叉路伸向伊塔普亚省的恩卡纳西翁。目力所及处，数百公顷的抗农达大豆，往北延伸至巴西附近，向南直到阿根廷的福莫萨省。
■ 西尔维诺，11岁，在巴拉圭被农达毒死
46岁的佩特罗纳·塔拉维拉(Petrona Talavera)在她简陋的房子里接待了我。一条红色土路从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作物中间穿过，她的房子就在这条路的尽头。“我的儿子西尔维诺就是在这条路上死的，”她低声说道，一边递给我一杯马黛茶作为欢迎，“为了巴拉圭儿童不再被这种将会害死他们的农业所毒害，我将战斗到底。”在她的身旁，和她一起养大了11个孩子的丈夫胡安(Juan)默不作声地听着。
那是2003年1月2日。11岁的西尔维诺在这个地区唯一一家店铺(离家数公里)买了面条和一块肉之后骑着自行车回家。在路上，他被喷洒农达的蚊式飞机浇得透湿，驾驶飞机的是一个名叫埃尔曼·斯凯伦德(Herman Schelender)的大豆生产商。“他湿透着回家，抱怨说恶心并有剧烈的头痛，”佩特罗纳说，“我让他躺下，并且拿了面条和肉准备做饭。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如此危险……到了下午，全家人都发生了呕吐和腹泻。而西尔维诺越来越难受，我不得不把他送进了医院。”经过三天的集中治疗之后，小孩回了家，但第二天，另一个大豆生产者阿尔弗雷多·劳斯滕拉杰(Alfredo Laustenlager)决定在他的田里喷洒农达，而他的大豆田就在距离佩特罗纳家大约15米的地方。在这又一次的中毒事件中，西尔维诺未能幸免于难。1月7日，他死在了医院里。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让这样的罪恶不再逍遥法外，佩特罗纳开始了一场艰苦的战斗。受到农村与土著劳动妇女全国协调组织(Coordinadora nacional de organizaciones de mujeres trabajadoras rurales eindigenas,Conamuri)的支持，她向恩卡纳西翁法院提起了诉讼。2004年4月，两个大豆生产商均被判入狱两年，并处以2500万瓜拉尼(巴拉圭的货币单位)罚金。这在该国系首例。法院在判决中证实，小孩死于一种有毒农业产品的中毒反应，他“通过呼吸道、口腔和皮肤吸收”了这种有毒产品从而导致中毒。两名大豆商提出了上诉，这得益于巴拉圭谷物油籽出口商协会(CAPECO)的支持，这个巴拉圭的机构相当于美国大豆协会和阿根廷大豆生产商协会。上述判决于2006年7月得到核准，但他们向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
2006年12月，上诉被驳回，但就在我于2007年1月造访佩特罗纳之时，两名大豆商仍然逍遥法外。在三年的诉讼程序期间，一批非政府组织产生了，它们经常组织活动，从而使此案未能了结。“这些大豆商非常有权势，”佩特罗纳叹着气说，“比政府更有权势。他们威胁要弄死我。他们收买了我们的邻居来把我们的生活搞得异常艰难，并强迫我们离开此地。但我们去哪儿呢？去贫民窟吗？西尔维诺有一个同学最近中毒而死，但那个家庭因为害怕报复而且缺少资金而未起诉。已经有多少巴拉圭的孩子在如此漠不关心的氛围中死去？”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卫生部，格雷西亚拉·卡玛拉(Graciela Camarra)博士承认农达污染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公共卫生问题，但是目前不可能对受害者进行普查。“我们正试图建立一个监控系统，以便可疑个案一出现，我们就能获悉情况，但这并不容易，”她对我说，“我知道的一个案例中，两个小孩在吃了被除草剂洒过的水果后死亡。然后是小安东尼奥·奥坎波·贝尼提斯(Antonio Ocampo Benitez)，在被污染的河里泡过之后险些死掉，此事已经新闻界传播开了。在圣佩德罗省的一个土著社区还发生过一起悲剧，三名儿童因喷洒除草剂而死亡。在卫生部，我们试图说服农业部的同事对除草剂的恰当使用实施强制标准，但是没有人具有足够的能力来对付大豆生产商……然而，即使身在亚松森，我们也都非常关心此事，因为我们购买的水果和蔬菜全都来自农村……”
■ 种子走私
“我们的人均大豆产量居世界前列，平均为每人727千克。”2004年6月12日，特拉基洛·法贝罗(Tranquilo Favero)在阿根廷《号角报》的一个访谈中气定神闲地宣布，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该报是转基因生物的热心支持者。这位巴拉圭“大豆之王”明确表示他为这一纪录作出了很大贡献，因为他本人在上巴拉那省和阿曼拜省经营着5万公顷的农场……
欢迎来到巴拉圭，该国在10年之内即晋升至世界第六大大豆生产国和第四大出口国！1996～2006年，油料作物种植面积从不到100万公顷增长到200万公顷，相当于每年增长10% 。《号角报》记者毫不吝惜笔墨，他忙不迭地写道，“巴拉圭的飞跃发展”要归因于阿根廷大豆大生产商协会无偿提供的“开发模式”，如前所述，该协会与孟山都联系密切。要是这位记者再坦率一点，他可能还会补充说上述组织并不满足于向它的巴拉圭同仁——巴拉圭谷物油籽出口商协会(CAPECO)仅传授免耕播种技术，还有非法的抗农达大豆种子。事实上，2004年尚无一部巴拉圭法律批准转基因作物种植(直到2007年仍是如此)，尽管它们已覆盖了将近一半的耕地。
“这怎么可能？”这个问题让罗伯托·佛朗哥(Roberto Franco)吓了一跳。2007年1月17日，我在亚松森与这位农业部副部长进行了会谈。他看起来很高兴接待我，由于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Alfredo Stroessner)独裁政权(1954～1989)40余年的压制，欧洲记者对他的国家感兴趣是极罕有的事。
“转基因种子以不正当方式进入国内，”他说道，脸上带着紧张不安的微笑，“我们称之为白包，因为它们运抵时都装在白色的包里，而无任何来源标识……”
“但它们从何而来呢？”
“唔，主要来自阿根廷，还有一些来自巴西……”
“谁组织的走私呢？”
“巴拉圭的大型大豆生产商，他们与阿根廷同行联系紧密……”
“你认为孟山都公司在这一走私活动中发挥了某种作用吗？”
“唔……我们没有任何证据……但与这一技术有牵连的公司支持其品种的推广，这也不是没有可能……面对这一情况，政府不得不做出反应，因为我们几乎全部的谷物都用于出口，其中23%出口到欧盟，后者要求农业产品必须在标签中注明它们是否包含有转基因成分。但我们没办法知道大豆是否为转基因的。为了避免失去我们的市场——大豆相当于我国GDP的10%，因此我们不得不将这些非法的作物合法化……”
“明白地讲，政府所面对的是一个既成事实？”
“是的……我们在Bt棉上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该产品正在既无官方批准也无法可依的情况下蔓延开来。”
“你不认为这是一个圈套吗？”
“唔……我们并不是唯一一个，巴西也遭遇了与我们相同的命运……”
这的确是一个奇怪的巧合。1998年，就在抗农达大豆入侵北美大草原和阿根廷的潘帕斯大草原之时，孟山都公司在巴西这个世界第二大油料作物生产国却遭遇了挫败。由绿色和平组织与巴西消费者保护协会(IDEC)提出的一项请愿使得转基因生物被暂缓投放市场，其理由是“由于在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对消费者健康危害方面没有事先做过任何研究，它违反了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预防原则”。
恰在此时，在巴西的南里奥格朗德州组织的一次走私活动却成为无心插柳之举：种子从毗邻阿根廷的地方被秘密运进国内，这为它们赢得了“马拉多纳”的绰号。由于得到阿根廷大豆生产商协会的支持，南里奥格朗德州种子生产商协会(APASSUL)筹划了丰盛的野餐烧烤聚会(churrascadas)，以推动转基因作物种植。活动就在当局的眼皮底下进行，而当局则任由其作为，未予干涉。“阿根廷的技术专家在巴西的农田里对本地同行们从旁协助，这样的情形并不少见，”《世界报》记者丹尼尔·弗尔内(Daniel Vernet)在2003年引述南里奥格朗德州农业局长奥达西尔·克莱恩(Odacir Klein)的证词说，“联邦警察在农场以及道路实施了监控，以记录下违禁者，然后将他们送交司法，但在几乎所有的个案中，司法机构并未起诉这些违禁者。”①
①Daniel VERNET,Libres OGM du Bresil,Le Monde,2003年11月27日
结果是，2002年，当人称“卢拉”的路易斯·伊格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为赢得其第四次总统竞选而发动反转基因运动之时，转基因作物已经扩散到南里奥格朗德州全境乃至相邻的巴拉那州和南马托格罗索州。就在这位劳工党当选者入主巴西利亚的普拉那尔托宫总统府9个月后，2003年9月22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两项有关转基因生物在用于人类与动物食用时的可溯性与标识的条例。和在巴拉圭的情形一样，这项决议直接威胁到巴西的出口，因为转基因大豆并未正式被引进到巴西，所以该国无法在传统大豆与转基因大豆之间做出区分。
三天后，卢拉签署了一项法令，(临时性地)批准了2003年收获的抗农达大豆的销售以及2004年的种植与商业化②。它提议对所有的转基因作物生产商实施一项特赦，邀请他们出山对其收获进行申报，以便能够进行必要的隔离管理。该决定在农民与生态学家团体中激起一片抗议之声，在劳工党内部也同样如此，劳工党曾保证说，只要转基因作物对环境、公共卫生以及社会的影响未得到严肃认真地评估，他们就不会对转基因种子放行。
②该法令于2004年继续沿用。然后在2005年3月，巴西国会下院通过了一项法案，最终批准了转基因作物合法化
意识到转基因大豆的一路高歌猛进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灾难性后果，无地农民运动(MST)领袖若昂·佩德罗·斯特蒂尔(Joao Pedro Stedile)于是把卢拉称作“转基因政客”,而环境部长马里纳·西尔瓦(MarinaSilva)则认真考虑打算辞职。对于转基因生物的反对者们来说，这项总统法令发出了这样一个信号：新政府将屈从于农业企业，具体到这件事上就是，农业部长罗伯托·罗德里格斯(Roberto Rodrigues)将屈从于孟山都公司……
■ 买单去吧！
事实上，孟山都公司已经在起跑器上等了很长时间。它在巴西的全盘策略表明，它已经对该国的大豆乃至转基因作物全面下手了。该公司自1950年代来到巴西，将其除草剂在这里投放市场。1976年，它在圣保罗开办了第一家生产草甘膦的工厂。但在20世纪90年代，尽管它的抗农达大豆尚在非法散播之时，却投入到了一个新的生产基地的建设，该公司在其巴西的网页上对之做出如下介绍：“2001年12月，孟山都公司在卡玛萨里-巴伊亚的石油化学中心开办了该公司在巴西的第一家用来为其在拉美的农达除草剂制造原料的工厂。卡玛萨里的工厂是孟山都公司在美国之外所开办的工厂中最大的一家，投资达5亿美元。这也是孟山都公司唯一一家为农达生产线制造原料的工厂。其产品将供应给在巴西的圣若泽-多斯坎波斯、阿根廷的萨拉特以及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的工厂。从前，这些工厂都是从美国总部得到这些产品的。”①
①www.monsanto.com/monsanto/layout/about_us/locations/brazil01.asp
就在力图使它的农达生产能力适应其所寻求发展的巨大市场的同时，这家跨国公司也将手伸向了巴西的种子市场：一方面，它在1997年收购了巴西最大的种子公司Agroceres，另一方面则假道落入其囊中的美国种子公司——例如嘉吉种子公司(Cargill Seeds)、迪卡(DeKalb)和阿斯尧(Asgrow)——位于巴西的子公司。2007年，孟山都成为巴西的第一大玉米种子供应商和第二大大豆种子供应商，仅次于巴西农业研究所(EMBRAPA)，而这家研究所为了生存正在苦苦奋争……
最后就是经过仔细盘算的最后一步棋：专利使用费的收取，首先是在巴西，然后是巴拉圭，最后是阿根廷。底牌亮出！卢拉刚一将这些非法种植合法化，孟山都便着手与这种贵重种子的生产商、出口商以及加工商谈判，以它所拥有的抗农达基因的知识产权相威胁。面对要切断种子供应的威胁，这些巴西商人未能扛住多久：2004年1月，他们签署了一份协议，其中规定，在生产商将其收获交付大豆批发商以及出口商之时收取专利使用费，这些批发商和出口商包括像邦吉(Bunge)或嘉吉这样的美国大公司，而它们的海外业务恰恰被孟山都公司买下了……专利使用费总金额被确定为第一年每吨10美元，对2004年的收成收取每吨20美元的专利使用费。当我们知道2003年巴西收获的大豆中30%，也就是大约1600万吨大豆都是转基因大豆时，这道算术题就简单了：仅在第一年，“知识产权”就为孟山都公司带来了1.6亿美元……
2004年10月，轮到巴拉圭生产商们买单了。坦白地说，他们没再进行太多的抵制，因为最终正式收取专利使用费等于承认了他们的巨大成功。协议规定最初每吨大豆支付3美元，5年内，这笔费用看来似乎是翻了一倍。与在巴西的情形一样，这笔税款在交付收成时由批发商来抽取，他们会在扣除一笔佣金后将钱转入孟山都公司的账户。一周后的2004年10月22日，农业部长安东尼奥·伊瓦涅斯(Antonio Ibánez)发布了一项通报，批准了孟山都公司的四个转基因大豆品种的销售……
“事实上，在这一事件中，政府只是将不法行为合法化而已？”我问罗伯托·佛朗哥。
“唔，还是说我们附和了这场运动吧，”这位巴拉圭农业副部长支吾着，“直接与孟山都公司进行谈判的是那些大生产商。这与阿根廷的情况不同，在那里，政府从一开始就操控着专利使用费问题……”
的确如此。可以说孟山都公司在阿根廷遇到了麻烦，而自2004年起，这个麻烦就使该公司与它的忠诚同盟者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坏。我们还记得，该公司在推广抗农达大豆期间曾同意生产商们不必支付种子的专利使用费，以示无限慷慨。8年后，据估计，只有18%的种子是获得授权的，即根据规则以高价向听命于孟山都公司的批发商购买的，余下的则是留存的种子或是从黑市购买的种子。孟山都公司一直按兵不动。直到2004年1月，该公司突然威胁说，如果所有的大豆生产商都不支付“技术使用费”，它就要撤出阿根廷。
该国农业部长坎波斯在一开始只是不动声色。他甚至提议用政府向生产商抽取的税收来建立一个“专利使用费基金”，交给孟山都公司，也不过微不足道的每年3400万美元。这一措施须经国会批准才能生效，而国会由于害怕引起农业领域人士的不满而反应迟缓。“问题不在于付出什么，”2005年4月，阿根廷耕地联合会(Fédération agraire argentine)主席爱德华多·布兹(Eduardo Buzzi)这样对我说，“首先，孟山都并未在此地为它的基因申请专利保护；其次，农民受到2247号法令的保护，该法令赋予农民以‘农民免责原则’的权利，也就是说农民有权将收获中的一部分再次播种，即使原种种子是获得过选种者认证的也是如此。孟山都公司没理由享有特殊地位。”
“但是你的组织最初曾支持发展转基因大豆？”
“的确如此，我们完全上当受骗了!怎么能想象得到如此厚颜无耻之举呢?该公司为所有的一切都编制了长远规划，它以阿根廷大豆生产商协会为支撑——该协会为它的产品推广提供资金，并有政府官员与媒体作为同谋。所有一切都经过仔细盘算，其中包括向巴拉圭和巴西的走私活动，而我们则中了圈套！”
“这是场战争？”
“是的，种子大战，只是对我们来说，要操心的不是保留红利以让股东满意，而完全是生存问题……”
在我们的会谈几天后，爱德华多·布兹飞往慕尼黑的欧洲专利局总部，为他的案子进行辩护。2005年3月14日，孟山都公司就致信大豆出口商，通知他们说，该公司将“追踪所有从阿根廷离港运往那些抗农达基因获专利保护的国家的大豆以及大豆粉和大豆油”。为此，它将请求“海关的援助，以便提取样本并检测这种基因是否存在”。如果检测结果是肯定的，它将把出口商起诉至欧洲法院，要求除诉讼费之外，对其课以每吨15美元的罚金。当时，尽管欧洲专利局已向抗农达基因授予了一项专利权，但只有比利时、丹麦、意大利、荷兰以及西班牙等五个国家予以承认。2004年，仅这几个国家就从阿根廷进口了144000吨大豆以及将近900万吨大豆粉。“孟山都的要求完全是非法的，”坎波斯说，“专利权保护的只是种子，而不是收获的大豆、豆粉和豆油!欧洲法律并未允许孟山都公司对阿根廷的大豆产品收取专利使用费！”
静观其变……因为孟山都公司当然会一口咬定说，无论是在哪里找到的，该基因都属它所有，在作物中和在用它制作的产品中，情况都是一样的。而且，就从我们向生命专利权这一错综复杂的可怕事务迈出第一步那一刻开始，这一推理似乎就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了……与此同时，这家跨国公司一刻也没有等待就将其威胁付诸实施：2005年6月起，它对荷兰和丹麦的货船进行了检查，然后是2006年初，在西班牙对三船大豆粉进行了检查。这些案子被送到布鲁塞尔的欧洲法院。这些判例严重威胁到了阿根廷的出口，因为为了避免不确定的结果带来的麻烦，欧洲批发商已开始转而寻找其他的供货源。“这是不公平的，”坎波斯态度坚决，“因为阿根廷在这些种子尚有颇多争议之时就对其予以批准，而孟山都公司从这种果敢之举中充分获利。而且，该公司能够向这片大陆上的其他国家一路挺进，这也多亏了阿根廷……”
■ 新的征服者
回到巴拉圭。坎波斯羞答答说出的“一路挺进”将此地带入了生态与社会灾难的进程。“这是一场新的征服，”民间耕地运动(MAS)主席豪尔赫·加莱亚诺(Jorge Galeano)惋惜道，“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这些大豆生产商，他们所采用的粗暴方式与那些扩大帝国疆域的征服者们一样。”就在我2007年1月造访期间，这位农民领袖坚持要将“大豆边界”的最新界线指给我看——这条界线正不停地向该国内地推进。我们乘四驱车从位于卡瓜苏省亚松森东北200公里处的小镇巴克里亚(Vaqueria)出发，行驶在红色的路上，在一片山峦起伏、树木繁茂美得令人惊叹的景色中穿行。沿途与我们交错而过的是瓜拉尼人①，他们正运送着一捆捆木柴；这里那里，到处可见茅草屋顶的小房子，隐没在茂密的植被中间；还有一条小河，赤身裸体的孩子们顶着烈日在河中嬉闹。“所有的一切都在这里生长，”豪尔赫对我说，“玉米、木薯、甘薯、各种菜豆属植物、甘蔗、水果——例如柑桔或香蕉，还有马黛茶。家家户户在很小的一块土地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因为我们一直在等待着土地改革——它最终受到了大豆的威胁。”
①巴拉圭的印第安人，是巴拉圭的基本居民。——译注
他向我谈到该国的历史，它是拉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的人口掌握着全国70%的土地。这一明显不公可以上溯至西班牙征服时期，而又被1870年与三国同盟的战争①所加剧，在这场战争中，巴拉圭输给了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为了付清战胜者所要求的赔偿，亚松森当局将公共用地廉价出售，1870～1914年之间，将大约2600万公顷的土地私有化，成为巴西和阿根廷企业与公民的私产。这一时期，尚有80000公顷的地产幸免于难。自1954年开始，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的独裁进一步加强了土地的集中，而这是以牺牲小型农户的利益为前提的：1200万公顷的土地落入了斯特罗斯纳的同盟者手中。这个残暴的将军是巴伐利亚啤酒酿造商之子，他将土地分发给当地的头面人物或是外国公司，以从中获得丰厚的贿赂。20世纪70年代，就在(非转基因)大豆第一次扩张时期，一再推迟的土地改革又一次偏离了轨道，以将大量公共地产卖给巴西大豆生产商而告终，这些巴西生产商来自南里奥格朗德或巴拉那地区，即著名的“巴西圭人”(Bresiguayens)，正是他们在20年后组织了抗农达种子的非法交易。据估计，目前共有6万名生产商在瓜分转基因这块大蛋糕，其中24%为巴拉圭人，余下的则为巴西裔、德国裔和日本裔的外国人②，或是——借用农业部副部长罗伯托·佛朗哥的话来说——“将钱投在新的绿色黄金上的国际投资者”。说穿了就是这样一些外国公司，它们买下大量地产来种植转基因作物，并且用尽各种办法，毫不犹豫地将挡路的小型农户赶出这片土地。
①指巴拉圭战争(1864～1870)，巴拉圭对抗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三国联盟的战争，是拉丁美洲历史上伤亡最多的一次战争。——译注
②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Agence de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e du Japon)曾鼓励日本殖民者定居于此
“看，”豪尔赫·加莱亚诺对我说，“大豆边界目前已到了这里。”这一幕景象是惊人的。此时，我们正走到一条长达数公里的笔直小路上。在我们的左侧，一望无际的大豆向东延伸开去，从这里望去，偶尔会看到一小片树丛浮现在其间。在我们右侧是大片树木，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我们花了整整两个小时从那里横穿而过。“就在不到两年之前，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还住满了农民和土著居民，但最终他们都离开了，”豪尔赫对我说，“大豆生产商们的手法一直都是相同的：首先，他们与这些家庭取得联系，在他们小孩生日的时候向他们赠送食物和玩具。然后，他们会再次出现并且建议这些家庭出租小片土地给他们，并签下一份三年期的合同。
这些家庭继续留在此地生活，保留一小片土地种植粮食蔬菜作物。但很快，他们就会因为喷洒除草剂而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大豆生产商们就会建议他们干脆卖掉他们的土地。由于这些土地被留作那场从未发生过的土地改革之用，因此一般来说都没有所有权证书，生产商们近水楼台地收买了亚松森的政府官员，于是便成为这些他们称之为‘自由土地’的合法地产业主。这时，推土机就会抵达此地并毁掉这片肥沃疆域上所有的自然生境，次年，单一作物大面积种植就此开始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它是一场新的征服的原因，因为大豆的扩张建立在居民社区与生活方式无条件消失的基础之上。”
“这一现象是可逆的吗？”
“不幸的是，不！假设这些小型农户有朝一日能够收回这些土地，它们也已被化学产品污染得非常严重了，因此他们必须等待数年，土地才能恢复到原初的土质。转基因大豆绝对是我们付出多少代价都决意要反对的死亡事业……”
■ 大豆打手与镇压
转基因作物的扩张在阿根廷并未遭遇太多有组织的抵制，与在阿根廷的情况相反，在巴拉圭，反对抗农达大豆的集体行动自2002年开始多了起来。农民组织(例如豪尔赫·加莱亚诺领导的民间耕地运动和巴拉圭农民运动)以及国内社会团体(例如佩特罗纳·塔拉维拉所在的农村与土著劳动妇女全国协调组织)，以国家主权与生存阵线为核心聚集起来，领导了反对大豆劫持的运动。为了阻止孟山都公司转基因生物的“一路挺进”，每周都会有示威、道路封堵或是占地行动在该国举行。
面对这一状况，尼卡诺尔·杜阿尔特总统的政府选择的回应方式是镇压，并将反大豆运动从轻罪法庭移交重罪法庭。自2002年起，数百名农民遭到监禁，十余人被暗杀。在某些个案中，当地警察公然以大豆生产商所豢养的武装部队的面目行事，毫无顾忌地向其所看到的反对者射击。例如在2004年2月的一天，刚刚在卡瓜苏省封堵蚊式飞机跑道归来的50名农民所搭载的卡车遭到M16步枪扫射，导致2人死亡，10人伤势严重。在全国各地，由于有杜阿尔特总统支持，武装打手被招募起来，去保护喷洒农药的工具以及大豆的大土地所有者。
由于确信他们能够逍遥法外，某些大豆生产商重新翻出了经过斯特罗纳斯长期独裁证明有效的办法，以彻底消灭那些太惹人讨厌的农民领袖。例如在2005年9月19日，两名警察在巴拉瓜里省的比亚佩(Mbuyapey)向贝尼托·加维兰(Benito Gavilán)的头部开了一枪，企图杀死他。他奇迹般地生还，但失去了一只眼睛。在“大豆边界”沿线地区，暴力活动在各地在上演，一直试图将“大豆边界”进一步向该国内地推进的大豆生产商们，企图以武力撵走那些不听话的小生产商。2004年11月3日，在上巴拉那省，700名警察被调集起来以驱逐2000名无耕地农民。这些农民与家人一起对着一片新近由Agropeco公司购得的65000公顷抗农达大豆田搭起帐篷露营，这家企业的所有者是一名德国裔巴拉圭人和一名意大利投资者①。这两个人曾向独裁者斯特罗纳斯的儿子买下了大量土地，后者是通过土地改革的侵占挪用获得这些土地的！这些家庭是在沿6号公路的一长条土地上进行耕种的。在这次行动期间，13名农民遭到了监禁，他们的作物和野营用具被毁。
①Javiera RULLI,Stella SEMINO,Lilian JOENSEN,Paraguay Sojero.Soy Ezpansion and its ViolentAttack on Local and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Paraguay,Grupo de reflexión rural,(www.grr.org,ar),Buenos Aires,2006年3月
但是，因转基因模式引发的独裁做法，其象征是特克由加(Tekojoja)的农村社区，这里位于距卡瓜苏省600公里处，离“大豆边界线”几公里。56家农户在这里展开了一场绝望的战斗，以反抗两名很有权势的巴西裔大豆生产商的贪得无厌。这两名大豆商中，阿德米尔·奥珀曼(Ademir Opperman)是当地的一个有权有势的巨头；阿德尔玛·阿卡里奥(Adelmar Arcario)则在巴拉圭拥有5万公顷土地，并在此地有5个重要的贮藏塔。2004年12月3日，两人合谋组织了第一次行动，烧了这些农户家的房子并损毁了20公顷的收获物，企图用武力将这些农户赶走②。但是由于受到民间耕地运动的支持，这些农户坚持抵抗，并重新收回了他们的土地。
②同上
2005年6月24日早上5点，120名警察在奥珀曼所招募的私人民兵支援下向该社区发起了攻击，当时在场的两名律师出示了一份由法官签署的驱逐令。“这是伪造的所有权证明，是从国家农村与土地发展协会(INDERT)非法弄到的，”豪尔赫·加莱亚诺对我说，当时他一获悉这一行动便赶到了现场，“亚松森最高法院2006年9月确认了这种获取方式是不合法的行为，但从那以后，这些农户便生活在一种极其不稳定的状态下。”
2007年1月的一天，这些农户离开他们的塑料帐篷去参加一个集会，就在他们集会的地点发生了一幕惨剧，这搅乱了他们的生活，希望我的报道能保护他们免遭再一次的暴力行动。“太可怕了，”一位掉了牙的老太太向我讲述道，“警察抓捕了160人，其中40名是儿童。我们在监狱里度过了好几天。当我们被释放时，我们的房子已被烧毁，作物收成已被毁，牲畜也被弄死了。然后，我们失去了两个同伴……”
沉默无语地，这些农户向林中空地中央的两座覆盖着鲜花的墓地走去。“安赫尔·克里斯塔尔多(Angel Cristaldo)就是在这里被暗杀的，他才20岁；还有49岁的莱昂西奥·托里斯(Leoncio Torres)，他是一个家庭的父亲，曾试图去挡住推土机开进的道路，”豪尔赫·加莱亚诺说，“警察最初想要让人们相信他们是在与治安部队和武装农民的对抗中被打死的，但我们有证据表明，这的确就是谋杀。”事实上，就在袭击当日，正在特克由加社区进行调查的加拿大人类学家克雷格·海瑟林顿(Kregg Hetherington)目睹了整个行动的全过程，并拍下了照片。从豪尔赫给我的一张照片副本上可以看到，身着制服的警察团团围住卡车，卡车上装着的家具是奥珀曼的打手在放火烧房之前从那些简陋的小木棚里抢来的。荷枪实弹的人们正在拖拉机旁忙着破坏田里的作物，而赤手空拳的农民们则试图阻止他们推进。一个身着蓝色T恤的人倒在地上，胸膛上被血染红了。另一个同样身着蓝色T恤的人，手臂被炸飞了，脸上因为疼痛而扭曲。“我也穿着一件蓝色T恤，”豪尔赫·加莱亚诺低声说道，“奥珀曼的人弄错了……”多亏有了克雷格·海瑟林顿的证据，拘捕大豆生产商奥珀曼的逮捕证被签发，而就在我到访特克尤加之时，这名大豆生产商仍然在逃……
但是，我不得不动身离开了，因为就在距离此地10公里处，另一个社区正等待着我们的到访，想要向我们证实他们同样混乱不堪的生活：这就是帕里里(Pariri)社区，在转基因作物包围之下，几百户人家在此勉强度日。从北美到南美，转基因作物都在迅速繁殖，但是一路探访过来的我却从来没见到过如此之多的大豆。这是一片绿色的海洋，占据了哪怕最小一片空地，一直延伸到一个土地夯实的小教堂广场，这里是帕里里社区的居民集会之所。一个人带着他10岁的儿子向豪尔赫走来，孩子的小腿满是烫伤。为了去上学，这个孩子必须得穿过一片刚刚喷洒过农达的大豆田。一名妇女抱怨头痛持续不退，另一个人则是呕吐不止；有一个人说自从恢复喷洒农达以来，他再也没有力气干活了。“我们能做什么呢？”一位老人问道。“像已然离开的40户家庭一样离开此地吗？去贫民窟捡拾垃圾吗？帮帮我们！”
豪尔赫情绪激动。我很愤怒。我点了一支烟，听着他在众人面前即兴发表的演说，正是这些人累得筋疲力尽才使欧洲的猪和鸡能吃到大豆饲料，因为我们不可能用本地产的大豆来喂养它们。“不要离开！”豪尔赫大声说道，“必须抵制像孟山都这样的跨国公司想要强加给我们的转基因生产模式，这一生产模式将导致没有耕作者的农业方式。我们所从事的家庭农业每公顷耕地就可以使5个人有农活可干，而抗农达大豆25公顷仅只雇用一个全日制工人①。最终，孟山都公司的目标是控制世界的食品生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要阻碍我们从事我们的农业活动。我们不想要转基因模式，因为它是罪恶的：它污染了环境，毁坏了自然资源，造成了失业、贫困、不安全以及暴力。它让我们在像食品这样重要的东西上依赖于外国：它扼杀了生命，但一旦它站稳脚跟，那就很难再退回到从前了，因此，我们必须斗争，为了我们，更是为了我们孩子的未来……”
①在阿根廷，根据农业部提供的某些数据，存在250公顷土地雇用一人的情况
■ 大豆独裁
2007年1月23日，托马斯·帕罗德(Tomás Palaud)在距离亚松森100公里的一个家庭住宅里接待了我，他已经习惯了窝在这里写作和阅读，远离首都的喧嚣。这一天，这位专攻土地问题的社会学家正开始动手撰写一篇有关“大豆联合共和国”的文章，这是孟山都公司的瑞士同行先正达公司于2004年初提出的一句广告口号。在这个传遍整个南锥共同体的广告中，人们会看到一个将玻利维亚、巴拉圭、巴西和阿根廷合并在一起的绿色地图，其边缘轮廓构成了一个大豆形状，上面还打着标题：“大豆联合共和国”。“大豆无国界。”广告第二页上这样写道，并对该公司的技术支持服务，即向抗农达大豆生产商提供肥料以及防治农作物病虫害产品等大加吹嘘。
“我们的确可以说大豆劫持了南锥共同体，”托马斯·帕罗德说，“因为从地图上来看，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作物目前已覆盖了这四个国家的4000万公顷土地。但是，这个以牺牲该地区小型农户利益为代价的骇人听闻的扩张，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农业现象，它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霸权主义政治的计划，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先正达公司的广告口号完全是恰如其分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招供。事实上，孟山都公司目前已控制了巴西、巴拉圭、阿根廷以及玻利维亚的农产食品加工与贸易政策；它的权力大大超过政府当局。在这些国家里，决定使用什么种子和化学产品，什么作物将被消灭，最后是什么人吃以及如何定价，都是由这家公司说了算。那些顽抗者将被送上法庭，因为专利权是这项总体计划最根本的关隘。所有这一切都是经由诸如阿根廷大豆生产商协会或巴拉圭谷物油籽出口商协会(CAPECO)这样的生产商协会协助完成的，这些协会与位于圣路易斯的美国大豆协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我曾有可能亲眼观察这三家孟山都公司的中间人之间的关系。在我与农业部副部长罗伯托·佛朗哥的对话结束之际，他提议我随他一道去参加将于次日在巴拉圭谷物油籽出口商协会主席豪尔赫·埃塞克(Jorge Heisecke)的府邸举行的招待会。令人期待的是，那天晚上，一个由美国大豆协会20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从阿根廷而来，率领这个代表团的是约翰·霍夫曼(John Hofman)——我曾在他位于艾奥瓦州的农场里受到他周到的接待(见第9章)。为了抓住这个机会，我打乱了我原本的计划。唉！经过6个小时路程之后，尽管有罗伯托·佛朗哥这位副部长出面干预，点头哈腰地赔不是，我却没能进入埃塞克那片由武装卫兵把守着的广阔领地……“大豆共和国”万岁！
“你知道在巴拉圭有多少小型农户因为大豆而弃农远走吗？”
“在最近的这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范围的统计称，在600万总人口中，每年有10万人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定居，”这位社会学家回答说，而我的失望情绪并未使他感到奇怪，“这相当于16000～18000个家庭。据估计，约70%的移居者是由于大豆的原因而离开。这些家庭一般都会住到贫民窟去，并在那里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当你知道这一事实之后就会明白这是多么骇人听闻。但是除了转基因生物带来的社会问题，它最重要的影响是食品防御安全的丧失。在离开他们的土地之后，这些小型农户也就不再为自己和他人生产粮食了。自1995年起，巴拉圭从食品贸易顺差变成了贸易逆差，这就是说，目前该国的食品进口多于出口。因此我认为，孟山都公司和它的同盟者——最终将成为像先正达公司或诺华公司(也可能以合并告终)这样的竞争者——已着手开始了一项帝国主义甚至独裁战略，其目的在于通过食品供应方面的扼制政策从而在政治意义上控制所有的人。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构成‘里根主义’基石的‘圣塔菲会议文件’，它发表于1980年。在该文件中，国家安全顾问将食品供应描述为一种必须控制在手的政治武器，用以消灭敌对的政府。这恰恰就是孟山都目前正在做的事……”
在我重新动身前往亚松森——我要从那里回到法国——的途中，我又回想起两年前与阿根廷农学家沃尔特·庞葛的那番交谈，他已成为世界最杰出的关于转基因大豆影响的专家(见上一章)。
“转基因模式是工业化农业最新的一场灾难，”他对我说，当时我们正喝着阿根廷赤霞珠，“这是集约生产模式的最后一环，它所依据的基础是一个技术包，不但包括种子和除草剂，还包括整个一系列的投入，比如肥料和杀虫剂，如果没有这些就会颗粒无收，而这些东西由北方的跨国公司出售给南方的国家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之为第二次农业革命的原因：
①此处的“北方”与“南方”是一个经济地理的概念。——译注
第一次农业革命发生在战后的那些年代，它是由阿根廷国立农业机构，比如国家农业技术研究所(INTA)所领导的，其目的在于发展以农民阶层为基础的农产食品的生产能力；第二次农业革命由超国家利益所推动，它导致了一种以出口为导向的农业模式，而在这种模式中，田间不再有农业参与者。这种模式的唯一目标就是为北方国家的大型工业化畜牧业供应廉价饲料，它导致了单一作物大面积种植的发展，而这威胁到了南方国家的食品防御安全(sécurité alimentaire)。十年之间，阿根廷经济已退回到了一个世纪之前，它成为依赖原料出口的国家，而在跨国公司的权力起决定作用的世界市场上，这些原料的市价是固定不变的。大豆市价暴跌之日，我们可以预计出最坏的情况……”
“抗农达大豆对传统大豆和有机大豆的影响何在呢？”
“这是转基因农业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转基因生物导致了生物单一性(biouniformité)，这对于食品防御安全来说构成了另一个风险。转基因大豆几乎使传统大豆和有机大豆消失殆尽，这些大豆受到转基因大豆的污染，而这一事实也使它们的价格因此大幅下跌。但还有更严重的状况：如果一个国家一半的土地上种植的都是唯一一个品种的话，这也就铺就了一条通往自然灾害的名副其实的高速公路，而这些自然灾害可能会彻底毁掉一个国家的全部生产。目前，一种对油料作物构成威胁的病害就是大豆锈病，人们对它尚无防治应对之法：它开始于巴西，蔓延到巴拉圭，然后是阿根廷。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缺失使得植物无法抵御这种病害。别忘了它在19世纪经由马铃薯带入爱尔兰时的情形：1845～1849年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大饥荒导致了大部分人口的死亡，并迫使成千上万的人远走异乡。这次大饥荒的原因尤其在于生物多样性的缺失，这有利于霜霉病的蔓延，而对于这种病害，并没有任何天然屏障能够将其挡在门外。”
“孟山都公司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我认为该公司意在谋求控制全世界的粮食生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哪里有农民要使用种子，它就必须要将那里的种子掌握在自己手中。首先，它将种子据为己有，然后是谷物加工，再往后是超级市场，最后，它会控制整个食物链条。种子是食物链条的第一个环节：控制种子者也就控制了食物供应，因此也就控制了人类……”
就在我于2007年1月访问巴拉圭一个月前，在地球的另一端，我曾得以观察到这个可怕的思路在一种更为悲惨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后果：在印度，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棉花种植如今似乎已同死亡联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