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平壤是世界上最神秘的首都之一[1]。由于朝鲜的对外政策，外国游客需遵循固定路线，且禁止随意拍照或脱离导游[1]。

从人类活动地图来看，朝鲜属于典型的封闭社会，人口流动性低[1]。相较之下，首尔已成为东北亚重要交通枢纽，而平壤的发展则显得停滞不前[1]。

然而在100多年前，基督教新教曾在此爆发式传播，使平壤一度被称为“东方的耶路撒冷”[1]。巅峰时期，朝鲜半岛基督徒达70万人，并向中国、俄罗斯远东等地传播[1]。

基督教在朝鲜的传播始于19世纪末。首位抵达朝鲜半岛的西方传教士为德国人郭士立[1]。1863年，年轻传教士汤玛士试图经中国前往朝鲜传教，但因太平天国失败及个人遭遇挫折而受挫[1]。

汤玛士后随美国商船“谢尔曼将军号”进入大同江直达平壤，意图传播福音[1]。但该船因强行通商遭朝鲜军民焚毁，汤玛士跳江后被处决[1]。

尽管传教未果，他沿途分发的圣经却留下火种[1]。甚至处决他的朝鲜士兵朴振权后来阅读圣经后深受触动，于1899年受洗入教[1]。

“谢尔曼将军号”事件后，朝鲜被迫开放港口，平壤逐渐发展为北方主要商业与工业中心[1]。1882年朝鲜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为新教合法传播奠定基础[1]。

19世纪末，西方教会加强在朝传教力度，韩文版《圣经》被翻译出版，多种基督教读物广泛流通[1]。新教传播契合了当时社会动荡下的精神需求[1]。

甲午战争后，东亚秩序瓦解，朝鲜面临日本吞并危机，民众焦虑加剧，宗教成为慰藉[1]。平壤作为最早开放的城市，思想活跃，报纸众多，成为新教传播中心[1]。

20世纪初，宣教士罗伯特·哈迪公开忏悔自身优越感，其谦卑态度震撼朝鲜信徒，引发大规模悔改运动[1]。教会借此引导信徒放下仇恨，包括对日本殖民者的不满[1]。

到1904年，朝鲜新教徒已达1万人，资金汇聚、传道扩展，金日成之父金亨稷亦曾参与[1]。大量圣经印行，加速信仰传播[1]。

1907年，“平壤大复兴”举行，3万人参与超大规模忏悔聚会，标志朝鲜新教达到巅峰[1]。《纽约时报》曾称：“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军事大国日本和一个基督教大国朝鲜”[1]。

至1938年，朝鲜基督徒达60万，高峰时或近70万，远超同期中国民国水平[1]。教堂钟声遍及平壤，平壤成为“东方耶路撒冷”[1]。

朝鲜基督长老会还向中国、俄罗斯远东及东南亚输出传教士，形成跨境宗教网络[1]。金日成母亲出身基督教家庭，其堂弟康永燮曾任朝鲜基督教联盟中央委员长[1]。

日本殖民时期开始压制宗教活动，基督教热潮逐渐消退[1]。1945年南北分治时，朝鲜约有40万基督徒，但此后北方基督教近乎消失[1]。

如今，韩国组织NGI仍在中朝边境从事基督教传播，通过脱北者培训、短信、电话等方式向朝鲜境内输送宗教内容[1]。据称脱北者中接触《圣经》的比例显著上升[1]。

目前朝鲜不鼓励宗教信仰，也不公布信徒数据，但基督教并未完全灭绝[1]。

韩国现有新教信徒860万、天主教510万，为全球前列[1]。韩国更是世界第二大传教士派出国，某种程度上延续了“东方耶路撒冷”的宗教影响力[1]。

韩国基督教已深度本土化，融合儒教与阶级文化，许多政客与学者出身教会，宗教领袖地位甚至世袭[1]。其性质已超越传统信仰范畴，成为韩国社会结构的一部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