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调整涉及的合同履行问题

突发高关税背景下国际贸易合同履约争议应对解析

从不可抗力、情势变更角度分析企业合规策略

2025年2月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关税调整带来的履约不确定性已传导至整条供应链。在此形势下，企业应重点关注合同履行中的法律规则与应对策略。

一、进口高关税承担主体认定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2020）中11个术语均明确，除DDP外均由买方承担进口关税。该规则属于国际惯例，但当事人可通过合同约定变更责任划分。

二、中国法下不可抗力条款适用分析

我国《民法典》第180条规定不可抗力需满足“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三要件。经司法实践梳理：

• 关税政策变化具备“不能避免”特征
• 但不符合“不能克服”及“不可预见”标准
• 近年典型案例表明法院倾向于将加征关税归类为商业风险

三、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可能

依据《民法典》第533条，适用情势变更需满足三个基本条件：

1. 重大变化超出商业风险范畴且导致显失公平
2. 该变化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
3. 重大变化发生于合同订立之后

结合2025年关税调整时间轴，2月前签约的企业具有主张空间，后续签约则不适用。

四、两项制度的本质区别

关税战中的合同履行问题：法律应对与风险防范

CISG、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及英美法下的履约障碍处理机制

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若约定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或英美法解决争议，则可依据其相关规则处理因突发高关税导致的履约障碍。

CISG第七十九条作为免责条款，规定当事人若能证明不履行义务系因不可控制且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障碍所致，则可主张免责。该条规定与中国“不可抗力”概念相近，但也曾被探讨是否包含“情势变更”或“履行艰难”情形。有观点认为，经济上的不可承担性可构成免责理由，但也有判例表明其并不涵盖“情势变更”情形，如NuovaFucinati S.p.A.诉Fondmetal International A.B.案[5]。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对不可抗力和艰难情形进行了区分并分别规范。其第7.1.7条规定与CISG第七十九条相似；而在第六章中，第6.2节进一步明确了“艰难情形”的构成要件，并规定受影响方可要求重新谈判或请求法院介入调整或终止合同。该制度与中国“情势变更”规则内容一致，企业在合同拟定时可予以参考[4]。

英美法下并无明确的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概念，而是通过合约受阻（Frustration of Contract）原则处理突发履行困难。该原则涵盖三种情形：物理上不可能、商业上不可行、合同目的落空。其中，商业上不可行需满足：事件不可预见、无风险分配约定、履行成本异常高昂三个条件。典型案例Transatlantic Financing Corp. v. United States判决表明，仅费用增加不足以构成受阻[7]。

贸易企业应对突发高关税风险的合规措施

企业在国际贸易合同中应优先设定清晰条款，以避免适用准据法带来的不确定性。

1. 合理选择贸易术语，明确进出口清关责任及税费负担，慎用DDP条款
2. 在合同中扩大“不可抗力”定义，将高关税、制裁等列入免责事项，增强免责空间
3. 约定具体高关税发生时的处理机制，包括风险分担方式和协商流程
4. 利用出口信用保险转嫁买方违约风险，视具体情况将其纳入商业或政治风险承保范围
5. 了解不同法律体系下的履行障碍规则，提升合同解释和争议解决能力
6. 面对高关税，宜通过友好协商调整合同价格或利润预期，避免单方面违约
7. 如遇拒货情况，及时采取转售或退运措施，减少损失

综上，在当前国际贸易环境多变的背景下，企业在交易初期即应强化合同设计，预设多种风险应对方案，并在争议发生时灵活运用适用法规则进行有效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