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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把核心研发放到合肥以后,沃尔夫斯堡的同事开始关注什么?

大众把核心研发放到合肥以后,沃尔夫斯堡的同事开始关注什么? 欧洲并购与投资
2026-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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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欧洲总部重新认识中国》第三篇

《欧洲总部重新认识中国》第三篇|大众把核心研发放到合肥以后,沃尔夫斯堡的同事开始关注什么?


图片来源于网络


(博世把全球中层带到中国:理解中国,正在成为跨国公司的组织能力)

(宝马把全球三个研发中心的管理层带到中国,看到了什么?)


2025年结束时,大众汽车的一名技术管理人员Robert Pomes在LinkedIn上写了一份个人年度总结。

这一年,他在一汽大众建立了新的座舱与互联技术团队,推动增强现实抬头显示、40W无线充电、AI大模型座舱等技术进入量产,并把一个视觉语言模型智能座舱的构想推进到原型阶段。

随后,他接受了新的工作任务,出任CARIAD中国的Chief Launch Officer,负责相关产品和技术的交付落地。

他在帖子里感谢团队完成了这些工作,还给自己定下了下一年的目标:
“更少的幻灯片,更清晰的优先事项,更快的决策,以及让客户能够感受到的产品交付。”

这段话出自一位直接参与汽车技术开发和量产的管理人员。相比集团董事会对中国战略的介绍,他谈论的是工程师如何把一项技术变成可以交付的汽车功能。

而在合肥,大众正在进行一项更深层次的调整:中国研发团队开始承担过去主要由德国研发体系负责的部分核心技术开发任务。

一、从德国开发、中国适配,到中国参与定义技术架构

2026年1月,大众汽车集团宣布,首款搭载中国电子电气架构CEA的车型ID.与众07在安徽投产。

这套架构由大众汽车(中国)科技有限公司VCTC、CARIAD中国和小鹏汽车共同开发,覆盖从概念设计、工程开发到测试验证的主要环节。

电子电气架构决定了汽车内部计算、控制、通信和软件升级的基本方式,是智能汽车的核心技术基础之一。

过去,跨国汽车公司通常由总部确定整车平台和核心技术架构,再由中国研发部门针对本地市场进行适配。

CEA采用了不同的分工。

中国团队与本土合作伙伴共同开发一套适合中国市场的新架构,并承担相应的系统集成和验证任务。

大众公布的数据显示,CEA从概念到量产耗时18个月,电子控制单元数量较此前架构减少约30%。公司还表示,在相关开发流程下,整车开发周期有望缩短约30%。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研发职责的变化。

中国团队开始参与决定汽车内部的技术架构,而不仅仅是调整汽车的外观、配置和本地软件功能。

二、沃尔夫斯堡的一位同事,注意到了中国研发模式的变化

2024年,大众在合肥建立CEA Operational Hub,把VCTC、CARIAD中国及小鹏的工程人员组织到同一个研发协作体系中。

这一安排在LinkedIn上引起了大众德国员工的讨论。

其中,Thomas Wenzel在相关帖子下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看法。

他认为,快速响应客户的新需求、扩展数字化车型组合,同样是沃尔夫斯堡面向世界其他地区开发车型时需要考虑的课题。

这是一条普通的职业社交媒体评论,却涉及大众全球研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过去,德国总部负责制定技术路线,中国市场根据自身需要提出调整要求。

现在,合肥的研发实践开始让德国员工思考:本地研发、供应商协同和产品定义的方法,是否也对其他市场具有参考价值?

当然,一条个人评论不能证明大众已经决定在全球复制合肥模式。

但它至少说明,德国研发人员已经开始从全球产品开发的角度观察中国团队的工作。

三、德国软件团队来到合肥,看到了三家公司共同开发

大众软件子公司CARIAD的负责人Peter Bosch曾在个人LinkedIn上记录一次中国访问。

他到合肥参观了CEA Operational Hub。

当时,这个协作中心已经聚集300多名CARIAD中国员工,并与VCTC及小鹏的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工作。

对一套新的汽车电子架构而言,这种安排具有实际意义。

传统汽车开发往往涉及整车企业、软件部门、零部件供应商和多个外部合作伙伴。不同组织分别承担任务,再通过接口标准、会议和测试流程完成集成。

当软件、整车系统和本土技术伙伴更早进入共同开发流程,工程问题就有机会在设计阶段解决,而不必等到各部门完成各自工作以后才发现接口冲突。

Pomes所强调的产品交付,也需要这种跨部门协作。

例如,一套AI智能座舱从原型进入量产,需要软件、芯片、显示设备、车载网络和整车验证等多个团队配合。单独完成一个算法或者演示样机,并不等于消费者能够在汽车上稳定使用这项功能。

合肥正在探索的,是怎样让这些研发任务在同一个组织网络中完成。

四、中国团队开始拥有更完整的工程验证能力

2025年底,大众在合肥进一步完善技术与测试设施。

这使中国团队能够在当地开展更加完整的软件、硬件和整车验证。

这一变化的重要性,容易被一座新测试中心的新闻所掩盖。

对于汽车企业来说,研发权不仅包括提出设计方案,还包括验证方案、判断问题是否解决,以及决定产品能否进入下一阶段。

如果中国团队只能开发部分软件,却需要等待德国总部完成主要系统验证,研发流程仍然高度依赖跨国协调。

随着本地测试能力完善,中国团队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完成开发与验证工作,减少部分跨国研发接口。

大众还把车辆开发、零部件开发和采购更早地组织到同一流程中,让供应商参与技术方案形成。

这意味着中国研发中心承担的职责,正在从执行具体开发任务,扩展到协调完整的产品开发过程。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大众已经把所有全球平台决策权交给中国。集团全球技术标准、品牌要求和跨区域平台管理仍然发挥重要作用。

变化主要发生在面向中国市场的车型和技术项目中。

五、CARIAD的工程师正在处理新的中德协作关系

2026年北京车展期间,CARIAD的相关技术人员在LinkedIn上讨论了奥迪A6L e-tron等项目。

其中,CARIAD技术管理人员Thomas Günther特别提到,德国团队与中国团队的合作,以及双方之间的信任和共同责任。

他认为,跨越不同团队、时区和文化背景建立协作关系,是项目能够完成的重要条件。

这类表达比单纯强调技术指标更有观察价值。

因为跨国研发分工改变以后,随之变化的还有团队之间的关系。

过去,中国工程师可能更多接受德国总部定义的技术要求。

现在,双方需要在同一个项目中共同承担开发责任,讨论系统接口、产品功能、质量标准和交付安排。

中国团队承担更多技术职责,并不会自动减少跨文化协作中的困难。

相反,当两个团队都拥有专业判断和实际开发责任时,如何建立共同的技术语言、明确责任边界,以及在意见不同的时候作出决定,可能变得更加重要。

这也是大众合肥实验需要长期检验的部分。

六、大众正在重新划分全球研发体系中的职责

中国汽车工业在1980年代开始大规模引进德国技术时,上海大众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

当时,中国企业需要学习现代汽车生产的工程标准、质量管理、供应链组织和零部件国产化方法。

德国总部提供技术,中国团队学习、实施并逐步掌握。

此后四十多年,大众在中国建立了庞大的制造和供应链体系,中国工程师也逐渐参与更多研发工作。

今天,智能汽车正在改变这套分工的经济基础。

智能座舱、辅助驾驶、车载软件和数字服务,与消费者使用习惯、本地互联网生态以及技术供应商的能力密切相关。

如果所有产品定义和核心技术开发都集中在德国,企业就需要不断把中国市场信息传递到欧洲,再由欧洲研发体系作出回应。

这种组织方式的协调成本,在产品功能频繁变化时会更加突出。

将部分核心研发职责放到中国,可以让产品定义、技术开发、供应商合作和测试验证更接近实际市场。

但同时,大众也需要维持跨国汽车集团共同的工程标准,避免各地区独立开发造成平台重复、软件碎片化和规模经济损失。

因此,合肥的意义还不能简单概括为中国研发取代德国研发。

它更接近一次全球研发职责的重新配置。

德国继续发挥基础工程、全球平台和系统管理的优势,中国团队则在部分本土车型和智能汽车技术领域承担更加完整的开发责任。

七、沃尔夫斯堡开始观察合肥

把几名大众员工的个人表达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不同层次的变化。

Robert Pomes关注的是,怎样把座舱和互联技术从构想推进到量产。

Thomas Wenzel关注的是,合肥的研发实践能否为沃尔夫斯堡开发其他市场车型提供参考。

Peter Bosch在中国看到的是,CARIAD、VCTC和小鹏的工程师如何共同工作。

Thomas Günther则注意到,德国与中国研发团队需要建立信任和共同责任。

这些人的岗位不同,观察角度也不同。

但他们的个人表达共同呈现出一种变化:中国已经开始成为大众全球研发组织重新分工时必须认真考虑的技术能力来源。

四十年前,德国工程师来到中国,帮助建立现代汽车生产体系。

今天,德国研发人员来到合肥,看到中国同事与本土技术伙伴共同开发新的汽车电子架构。

这并不意味着大众的全球技术中心已经从沃尔夫斯堡转移到合肥。

但至少在部分智能汽车项目中,中国团队已经不再只是德国技术方案的执行者。

对于大众这样一家长期以德国总部为研发中心的跨国汽车集团而言,这种职责变化,比新建一座工厂更加值得观察。

过去,沃尔夫斯堡向中国提供汽车技术。现在,沃尔夫斯堡也开始关注中国团队怎样组织汽车研发。

本文作者:吴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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