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浩视点 | 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司法现状和发展趋势

生成式人工智能案件中，用户输入提示词，模型调用训练数据和参数生成内容，平台再通过审核、推荐或商业化扩大影响，损害结果可能来自其中任何一环。若仍只依据传统侵权案件的裁判规则判断责任，往往无法解释开发者、服务提供者与使用者之间的风险分布。

现阶段人工智能纠纷的裁判思路，仍是确定受侵害的权利、判断因果关系，并依据过错、控制能力和法定责任构成分配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意见》在归纳审判实践的基础上，对责任主体、应用场景、风险预见和证据取得等方面作出了更加细致的判断要求，虽没有一次性解决生成内容版权和训练数据等争议，却为后续案件提供了共同的分析起点。

“人工智能纠纷”从概念上来讲是对案件技术事实的概括，目前尚不属于独立案由，权利人仍需根据具体事由选择请求权基础。文生图、文生视频和模型输出相似内容，通常涉及著作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换脸、拟声、数字分身和情感陪伴服务，可能涉及姓名、肖像、声音、名誉、隐私和个人信息；模型的错误建议造成财产损失，可能形成服务合同、消费者权益或一般侵权责任；智能汽车、机器人等具有实物载体的产品造成损害，则需要结合产品责任、道路交通规则和驾驶人过错判断。

笔者以人工智能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现已公开有裁判观点的案件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生成内容的权利问题，包括作品属性、人格权益可识别性和公开信息再利用的边界；第二类是平台和服务提供者的责任问题，围绕是否参与训练生成、能否预见并控制风险、通知后是否采取适当措施；第三类是智能产品的产品责任问题，关注设计、制造或警示缺陷以及自动驾驶下的风险分配。这些案件存在共同的证明难题：提示词、模型版本、训练数据来源、运行日志和投诉处置记录通常由平台或开发者掌握，权利人对人工智能产品的生成机制、模型版本和平台参与程度等的证明仍存在技术难度。

这一类型案件的核心问题是：AI生成图片是否属于作品，以及使用者的提示词设计、参数调整和结果筛选是否已经具体作用于最终表达。

现阶段的审判思路重点关注：是否存在明确、持续且有个性化的创作构思；是否经过多轮提示词、参数和构图调整；使用者是否对局部元素、色彩、结构或人物关系进行人工编排；是否进行了实质性人工修改；PSD、工程文件、生成日志和版本记录能否还原创作过程，即“贡献度＋表达控制＋过程证据”的综合判断标准。

如北京互联网法院李某某诉刘某某案件（案号：(2023)京0491民初11279号），属于较早处理AI文生图可版权性的案件。法院认为，原告通过设计提示词、调整参数、反复生成和筛选结果，对画面内容形成了具有个性化的表达，因此涉案图片具备“独创性”要件，可以认定为美术作品。但杜某案（案号：(2024)津0319民初23774号）中，法院认为，案涉使用者输入的提示词对生成图片中的独创性表达缺乏实质性贡献，其智力投入属于思想范畴，案涉图片的“表达”由人工智能模型通过算法生成。因此案涉图片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祝某与某协会案（案号：(2026)津0319民初8315号），法院认为，如果图片中的表达性要素主要由人工智能模型通过具有随机性的算法等因素决定，而人工智能模型使用者对此缺乏足够的预见和控制，则该图片不能视为人工智能模型使用者创作的作品。

最高院在《意见》答记者问中仅在相关主体责任、举证规则、不正当竞争三方面进行了原则性说明，但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争议较大，因此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对通过“AI换脸拟声”“AI复活逝者”“声音克隆”“虚拟形象”等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核心是传统人格权规则如何应对可识别的数字化人格利益。

如北京互联网法院AI声音人格权案（案号：（2023）京0491民初12142号）中，法院认为，自然人声音具有独特性、唯一性、稳定性特点，原告声音权益及于涉案AI声音，对录音制品的授权并不意味着对声音AI 化的授权，未经许可使用原告声音构成侵权。周某诉 A、B公司案（案号：(2025)浙0108民初666号）中，法院延续声音人格利益保护的思路，认定该AI声音与周某的音色、语调、发音风格等具有高度一致性，能够引起一般人产生与周某有关的思想或情感活动，能够将该声音联系到周某本人，进而识别出周某的主体身份，因此，案涉AI声音属于周某的声音权益，应受法律保护。AI换脸案件的法律定性相对明确，廖某诉上海YXC案（案号：(2022)沪0116民初13856号）、姚某诉北京ZC案（案号：(2023)京0491民初235号），法院均认为未经授权使用“AI换脸秀”处理他人肖像或传播高度雷同的合成内容均构成侵害肖像权。

AI声音案件体现了人格权保护对象的扩张。具有可识别性的声音可以与特定自然人建立稳定联系，尤其是配音演员、主播、歌手和公众人物的声音具有较高商业化价值。未经许可将其声音用于模型训练、声音克隆或商业服务，可能构成对人格权益及其商业利用利益的侵害。现有案件的赔偿金额的差异也提示，法院在确定责任承担方式和赔偿数额时可能会综合考虑声音或肖像的可识别性、权利人的职业属性、商业价值、使用范围、传播影响、主观过错和获利情况。

《意见》第四条延续了上述审判思路，同时明确：未经同意处理他人姓名、肖像生成可识别虚拟形象，或未经同意使用他人声音训练生成可识别合成人声的，均构成侵害人格权益。在AI声音侵权中，将作为训练语料、模仿生成和传播等一并纳入审查范围。

AI训练、用户画像和深度合成使个人信息保护面临新的处理链条，既往裁判思路认为“公开信息”并非可以自由使用的财产，需同时审查处理目的、展示方式、使用后果和个人利益。

如在麦某波诉北京法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律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中（案号：（2022）粤0192民初20966号），平台抓取律师已公开的职业信息，在商业平台重新展示并用于引流。法院认为，信息公开不等于可以不受限制地收集、整理和商业利用；展示方式足以使消费者误认权利人与平台存在合作，超出个人对信息使用的合理预期。杭州萧山区检察院诉虞某龙案（案号：(2023)浙0192民初4563号，本案系首例“AI换脸”民事公益诉讼案）中，法院认为，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未经单独同意处理并用于深度合成，属侵害不特定主体合法权益。

《意见》第六条确立训练场景下的处理规则。今后该类案件仍需查明信息公开的目的、重新利用的商业功能及其对人格利益和合理预期的使用范围等的实际影响。与个人信息的严格审查不同，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264号认为，数据处理者依法采集已公开的企业价格数据并加工成数据产品的，不构成侵权，个人信息与企业公开数据由此呈现宽严不同的双轨格局。《意见》第五条认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该自然人明确同意外，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等实施拍摄、窥视、窃听等行为的，应当认定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依法规制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网络开盒”“人肉搜索”等侵害自然人隐私权的行为。

这一类型案件主要处理平台是否对用户生成的侵权内容承担责任、平台责任属于直接侵权还是帮助侵权，以及训练数据使用和生成输出侵权之间如何区分等问题。既有裁判没有接受“技术中立”的概括免责，也未把所有平台一律当作内容提供者，裁判思路主要围绕平台是否参与训练微调、是否预设稳定生成侵权元素的功能、是否直接获益、能否识别和限制风险等作为责任判断的依据，平台接到通知后的处理方式，作为后续评价的影响因素。

如广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奥特曼”AIGC平台案件（案号：（2024）粤0192民初113号），以及杭州互联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另一“奥特曼”案件（一审（2024）浙0192民初1587号、二审（2024）浙01民终10332号），均涉及平台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后产生的著作权侵权争议。

两案结论有所不同：广州案法院认定，平台对生成过程具有实质参与和控制能力，在没有设置有效投诉机制、风险提示和显著内容标识的情况下，未尽到与其业务模式和侵权风险相适应的注意义务，构成对相关著作权的直接侵害；杭州案法院结合平台设置投诉、删除等机制的情况，对平台在用户输入、模型训练、内容生成和侵权处置中的作用进行区分，认定平台承担帮助侵权责任，差异在于平台治理机制的实际运行情况将直接影响责任形态和责任范围。

(2024)湘0105民初3790号案件中，法院认为，文生视频工具若内置未经授权的影视素材，构成侵权，平台不能以“技术工具”为借口逃避版权审查与合规义务，AI工具服务商应对素材库版权进行审查，不能放任侵权内容存储、传播，对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商业价值的影视素材负有更高程度的注意义务，不能仅以“内容由用户请求生成”为由免责。

《意见》第七条对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持审慎认定的态度，引入“避风港规则”，要求服务提供者接到合格通知后，应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屏蔽相关生成指令等必要措施。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害他人著作权的，要求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服务类型、行业特点、训练数据来源、各方参与度、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依法合理认定人工智能开发者、提供者、使用者的责任。

目前公开材料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梁某诉某科技公司生成式AI“幻觉”案，用户就高校报考信息向系统提问，系统连续生成不准确信息并作出错误承诺。法院认为，人工智能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属于服务而非产品，原则上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款的一般过错责任，而不应适用产品责任的无过错归责。法院结合用户协议、风险提示、技术措施和实际损害审查服务提供者责任，最终认定其已尽合理注意义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这一裁判思路有两层意义：第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属于服务而非产品，AI“承诺”不能脱离现实主体的授权、确认或合同安排而自动产生法律约束力；第二，“AI幻觉”不能作为服务提供者的当然免责理由，平台仍应证明已经采取了与场景风险相适应的提示、核验和技术措施。教育报考、医疗诊断、投资建议和普通聊天的用户依赖程度不同，服务提供者如果以高准确率、专业决策替代能力吸引用户，却没有说明模型局限或设置必要的人工复核，可能违反合同中的说明、协助和安全保障义务，也可能构成侵权过错。

《意见》将人工智能服务与具有实物载体的智能产品区分开来，把上述场景化过错思路上升为一般规则，按应用场景和风险程度确定注意义务：风险提示是否显著，模型局限是否被说明，是否提供人工复核和纠错渠道，均要放在具体使用场景中评价；专业服务提供者对用户形成较强依赖的，通常需要承担更高的说明和安全保障义务。《意见》同时为合同责任留下空间：服务协议中的准确性承诺、免责条款和纠错安排，可能成为判断违约及免责条款效力的事实依据，违反行政监管义务可能作为违反注意义务和过错的判断依据。

与文生图、AI声音案件相比，自动驾驶和智能机器人等人工智能产品案件的损害结果更具现实性，争议聚焦于功能是否激活、是否超出设计运行条件、安全措施是否完备以及驾驶人的注意义务。

2026年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增设“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的交通违法行为，由生产企业或进口企业接受处理，企业主张违法行为与自动驾驶功能无关的，应承担举证责任。《意见》严格依据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的定义，将人工智能产品限定为以实物为载体的产品。第十一条对涉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的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主要依据民法典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确定。第九条对具有实物载体的产品保留产品责任，对通用生成式服务原则上适用过错责任。同生产者和销售者对产品缺陷导致的损害依法承担产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则创新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

第一，人格权侵害禁令的适用规则（第8条）。人格权侵害禁令由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条确立，此前在涉人工智能案件中尚无公开的适用先例。《意见》明确禁令具有双重对象：既可以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也可以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停止提供有关服务，禁令措施结合人格权类型、行为方式和损害程度确定，不得超出必要限度。对于AI 换脸伪造不雅内容、深度伪造等损害难以逆转的场景，权利人可以在诉讼前申请禁令及时止损，改变了此前“先侵权、后诉讼、赔偿有限”的救济格局。

第二，训练场景下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第6条）。此前裁判只涉及用户画像和自动化决策场景，模型训练中的个人信息处理没有明确规定。《意见》首次确立豁免框架：为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内处理已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未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应当取得同意；在合理范围内结合处理目的、信息敏感程度和公开时的场景综合认定。该豁免与麦某波案的“公开不等于可以任意利用”并不冲突，企业不能据此扩大处理范围。个人信息的再利用始终比企业公开数据受到更严格审查，与指导性案例264号的宽容态度形成对照，双轨格局在训练场景下延续。

第三，利用人工智能妨害诉讼的规制（第19条）。此前没有司法文件对当事人使用人工智能生成诉讼材料作出规定。《意见》确立三项规则：1、不得通过删除或篡改内容标识、特定指令输入、选择性呈现等干预或误导方式制造虚假证据、捏造案件事实、进行虚假诉讼；2、不得利用人工智能伪造证据妨碍法院审理；3、提交人工智能生成的诉讼材料、案例检索报告的，应当在提交前认真核实、提交时说明辅助情况，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承担责任。第三项义务对律师执业影响最为直接：人工智能辅助形成的案例或法律依据，建议律师应核对案号、法院、审级、裁判内容和生效状态，不能把模型输出直接当作权威来源；这一要求既关系到个案证明，也关系到人工智能辅助诉讼的程序诚信。

第四，自动驾驶与辅助驾驶的混合归责（第11条）。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因车辆缺陷与驾驶人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的，当事人可以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同时请求驾驶人与生产者、销售者赔偿；为查明事故原因，法院可以要求数据控制方提供真实、完整的自动驾驶事件记录，对自动化等级、智能程度等作虚假宣传的，生产者、销售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数据调取义务与《意见》第十七条的书证妨碍规则相结合，使掌握运行数据的生产企业在诉讼中处于举证不利位置。

第五，开源软件与运行安全的数据保护（第13条、第16条）。涉开源案件应综合许可协议类型、权利限制、安全合规举措和信息披露程度等因素认定责任；以免费开源方式提供研发所需代码模块并公开说明其功能和风险的，他人使用导致侵权的，开发者、提供者不承担侵权责任。采取虚构干扰数据、恶意标注、对抗样本攻击等手段损害人工智能运行安全的，依法承担相应责任，司法保护对象由此从数据承载的权益扩展到系统本身的运行安全。

第六，涉人工智能发明创造的专利规则（第14条）。《意见》确立了三项标准：1.采用遵循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解决技术问题，实现了符合自然规律的技术效果且自然人有实质贡献的，属于专利法保护的客体；2.对实质性特点作出创造性贡献的自然人为发明人；3.说明书达到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实现程度的，符合公开充分的授权条件。权利归属采取贡献度标准，与文生图案件的表达贡献思路相互呼应，对著作权争议具有参照价值。

第七，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审理程序规则（第17-20条）。基于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技术性、专业性强等特点，电子数据由一方控制且难以取得的，可以申请法院调查收集，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法院可以适用证据妨碍规则，并对电子数据生成、收集、存储、传输过程的完整性和真实性重点审查。对利用人工智能不当取证等妨害司法秩序及实施犯罪活动的行为进行规制及惩治。

除已明确的规则外，《意见》在答记者问中亦回应，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以及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作品训练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定性问题，意见分歧很大，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因此，《意见》对这两个问题暂不作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等方面的立法项目”列入预备审议，《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对民事案件而言，现阶段仍应以民法典、著作权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现行法律和有效司法解释为基础。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由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于2026年4月10日公布，7月15日起施行，针对持续性情感互动服务，要求提供者履行全生命周期安全责任、提示人机互动、保护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并对交互数据的复制、删除和训练使用作出规定。相关义务进入服务合同、平台规则或损害事实的，将成为判断违约、过错和因果关系的重要依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的自动驾驶专章，拟明确自动驾驶汽车概念、上路条件、数据调取与强制保险等制度，对生产企业、进口企业、驾驶人和保险人的责任安排提出了新的制度方向。即使草案尚未生效，车辆系统状态、自动驾驶功能激活记录和运行数据的重要性已经会影响现有事故诉讼中的证据保全和责任抗辩。

欧盟《人工智能法》将分阶段适用：主要包括通用模型义务、透明度规则，高风险系统主要义务。对中国企业而言，透明度、生成内容可识别性、通用模型版权政策和跨境合规承诺，可能在涉外争议中成为审查内容。

这些变化的共同影响，是使合规义务逐渐成为注意义务和合同义务的事实来源；违反管理规定并不当然导致民事责任成立，仍需结合损害、因果关系和责任构成判断。

人工智能纠纷的司法实践已经扩展到生成内容、训练数据、人格权益、平台服务、智能产品和自动驾驶等领域；最高人民法院《意见》在既有案例的裁判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实际控制能力、应用场景、风险程度和证据举证为核心的审查框架，针对此前没有先例的问题首次确立了裁判规则，同时对生成内容版权和训练数据性质留出了裁判的空间。未来案件的审判难点仍在于把技术过程转化为可以审理的事实，并在现有民商事责任体系中完成有边界的归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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