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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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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财政支出偏慢,投资于“物”面临约束是重要原因。2026年前三季度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这两本账的支出,合计同比下降3.5%。从财政收入和广义赤字使用进度两个维度看,资金并非拖累财政支出的最主要原因,根源在于投资于“物”面临强约束:一是回报和投资相匹配的项目或不足;二是项目审核与前期准备要求进一步提高;三是化债稳步推进和土地出让金减少,地方财政资金统筹面临一定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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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于“人”兼顾扩内需与增后劲。当投资于“物”的回报下降、推进节奏放缓时,有必要适当向投资于“人”倾斜:第一,投资于物短期可以拉动经济,但如果需求没有同步增加,拉长时间看过度投资于物反而可能对经济形成拖累。投资于人虽然是慢变量,但中长期有望实现供、需的双向增长;第二,从国情实际来看,当前“人”的不足日益明显,体现在出生率不断下滑、居民消费存在提升空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仍有发展空间,需要政策加力支持;第三,从国际经验看,一国在经济发展初期,往往致力于对物质资本的投资,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在达到中高收入发展的阶段后,政策会逐步转向增加对“人”的投入,既有投资于“物”边际效益递减的约束,也有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政策诉求。韩国正是这一转型模式的经典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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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投资于人”在政策文件和重要会议中的提及频次明显上升,民生类支出占比提高,养老、育儿和教育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加大,专项债等财政工具也拓宽了相关投向。整体看财政支出向“人”倾斜已有体现,不过相关投入仍然有限,转变尚处于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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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于“人”能够打开内需空间。中国政府的杠杆率低,利率水平也处于历史低位,这有助于打开后续的加杠杆空间。2022-2024年中国的公共消费率均值为16.9%,距同期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还差1.4个百分点左右。如果中国的公共消费率能够提高至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公共消费每年还有1.9万亿的提升空间,按财政支出平均累积乘数1.41测算,可累计拉动GDP增长约2.0个百分点,有力支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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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无法一蹴而就,需要分阶段推进。建议短期侧重“民生性资本形成”;过渡期间,一是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二是提高育儿补贴额度并延长补贴年限,三是加大职业教育与就业再培训投入;中长期则应逐步改变政绩考核制度的导向、适当提高中央杠杆率并加大对人全生命周期的投入,推动经济发展从“投资于物”驱动向“投资于人”驱动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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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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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财政支出偏慢,投资于“物”面临约束是重要原因。2026年前三季度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这两本账的支出,合计同比下降3.5%。从财政收入和广义赤字使用进度两个维度看,资金并非拖累财政支出的最主要原因,根源在于投资于“物”面临强约束:一是回报和投资相匹配的项目或不足;二是项目审核与前期准备要求进一步提高;三是化债稳步推进和土地出让金减少,地方财政资金统筹面临一定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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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于“人”兼顾扩内需与增后劲。当投资于“物”的回报下降、推进节奏放缓时,有必要适当向投资于“人”倾斜:第一,投资于物短期可以拉动经济,但如果需求没有同步增加,拉长时间看过度投资于物反而可能对经济形成拖累。投资于人虽然是慢变量,但中长期有望实现供、需的双向增长;第二,从国情实际来看,当前“人”的不足日益明显,体现在出生率不断下滑、居民消费存在提升空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仍有发展空间,需要政策加力支持;第三,从国际经验看,一国在经济发展初期,往往致力于对物质资本的投资,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在达到中高收入发展的阶段后,政策会逐步转向增加对“人”的投入,既有投资于“物”边际效益递减的约束,也有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政策诉求。韩国正是这一转型模式的经典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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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投资于人”在政策文件和重要会议中的提及频次明显上升,民生类支出占比提高,养老、育儿和教育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加大,专项债等财政工具也拓宽了相关投向。整体看财政支出向“人”倾斜已有体现,不过相关投入仍然有限,转变尚处于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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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于“人”能够打开内需空间。中国政府的杠杆率低,利率水平也处于历史低位,这有助于打开后续的加杠杆空间。2022-2024年中国的公共消费率均值为16.9%,距同期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还差1.4个百分点左右。如果中国的公共消费率能够提高至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公共消费每年还有1.9万亿的提升空间,按财政支出平均累积乘数1.41测算,可累计拉动GDP增长约2.0个百分点,有力支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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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无法一蹴而就,需要分阶段推进。建议短期侧重“民生性资本形成”;过渡期间,一是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二是提高育儿补贴额度并延长补贴年限,三是加大职业教育与就业再培训投入;中长期则应逐步改变政绩考核制度的导向、适当提高中央杠杆率并加大对人全生命周期的投入,推动经济发展从“投资于物”驱动向“投资于人”驱动转变。
正文
2026年财政支出偏慢,和投资面临约束密切相关。投资回报率下降导致符合要求的项目储备不足,以及地方化债和配套资金压力,限制了财政通过传统投资渠道发力的效果。展望2027年,出口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扩大内需对于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性或将高于今年。在投资于物面临约束的情况下,加大对“人”的投入,能够在短期扩大内需的同时,提升人力资本和中长期增长潜力。
资金并非拖累财政支出的最主要原因,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2026年前三季度,两本账的收入累计同比增长了1.4%,这跟支出减少形成鲜明对比;二是广义赤字使用进度也慢于近年同期。2026年前三季度,中国财政一、二本账的广义赤字使用进度为63.6%,低于过去四年的同期均值82.7%。其中,4-9月广义赤字使用率为42.0%,远低于过去四年的同期均值63.4%。
我们认为从专项债发行节奏看,“投资于物”面临约束,是财政支出偏慢的主要原因。新增地方专项债的发行,要以符合条件、有一定收益的项目为基础。2026年前三季度新增专项债发行金额为3.55万亿,占全年新增额度的80.6%,发行进度是近五年同期最低的。专项债发行节奏慢,侧面印证了项目储备不足、财政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面临约束。
另一方面,土地收入处于相对低位。土地出让金是政府性基金收入的主体,2026年前三季度为1.61万亿,较2021年同期的高点下降了70%。
上述约束并非政策短期变化所引起的,或是投资长期主导的结果。
其次是与国际对比,中国居民消费尚有提升空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4年(最新数据)中国最终消费占GDP比例为56.7%,比全球均值低了16.6个百分点。其中,2024年中国的政府最终消费占GDP比例为16.7%,和全球平均水平相当。中国消费和全球平均水平的差距,主要由居民消费贡献,2024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仅有40.0%,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56.6%,同一年韩国、欧盟、日本、美国的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例分别为48.5%、52.7%、53.1%、67.9%。
最后是养老、托育、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以养老领域为例,中国老年人口规模持续上升,老龄化进程不断加速,但养老服务床位数反而在下降,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服务床位数从2020年的31.1张下降到2025年的23.7张。相关专业人才也存在一定缺口,当前相关从业者学历偏低、稳定性不足,预计未来5年全国养老护理员供给缺口达到550万人左右。
第三,从国际经验看,一国在经济发展初期,往往致力于对物质资本的投资,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在达到中高收入发展的阶段后,政策会逐步转向增加对“人”的投入,既有投资于“物”边际效益递减的约束,也有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政策诉求。
韩国正是这一转型模式的经典代表。在二战后的经济发展初期,韩国政府资金有限,政策重心倾向“投资于物”。1962年朴正熙政府启动第一个五年计划,将能源供给、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列为重点。1967年到1976年这十年间,政府集中推进钢铁、造船、机械、化工等重化工业的发展。为缩小城乡发展差距,韩国政府于1970年左右开始了新村运动,以改善村庄道路、住房和供水等条件为早期任务。
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通过对制造业部门和基础设施领域的优先投入,韩国经济迅速腾飞,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
但韩国高度依赖物质资本投入的发展模式,弊端也逐步显现。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后期,韩国人均GDP的增长主要由投入驱动,甚至出现“高投入、低产出”的情况。
在这些弊端的推动下,韩国政府逐渐提高对投资于“人”的重视程度。以人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又以经济的增长保障人的福利实现,从而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
一方面,教育政策支持重点,从满足短期用工需求,转向提高劳动者适应长期技术变化的能力。
韩国教育此前的重点是培养工厂需要的技术工人,主要为产业建设服务。20世纪80年代后期,韩国教育投入的重点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等,扩展到大学和科研人才培养。韩国政府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从1980年的3.4%提高到2022年的5.4%,明显高于2022年同期全球平均水平3.9%。
另一方面,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韩国的医疗保险、国民年金制度分别于1977、1988年启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受到严重冲击,失业率从1997年的2.6%飙升至1998年的7.0%。在此背景下,金大中政府推行“生产性福利”,一方面,通过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帮助有劳动能力者重返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完善社会保险体系,普及国民年金、健康保险、雇佣保险、产业灾害补偿保险等四大社会保险,为韩国的现代福利制度奠定基础。
此后,韩国的养老、长期护理、儿童照护及低收入群体支持政策不断扩展。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韩国一般政府社会保护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从1970年代初不足5%提高至2018年的约22%,占GDP的比重也从不足1%提高至约7%。
通过政策梳理,我们发现“投资于人”最早于2015年提出,2025年3月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此后政策文件和重要会议提及的频次明显上升。
随着政策提及的频次上升,财政支出也逐渐向民生领域倾斜。2025年以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民生类相关投向(社保就业、卫生健康、教育)的合计当月同比,绝大多数月份高于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的当月同比,也高于基建相关投向(农林水、环保、城乡社区、交运)合计当月同比。
从占比来看,民生类支出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占比,从2024年的36.6%提升至2026年前三季度的40.3%;基建类支出占比,则从2024年的23.0%回落至2026年的19.1%。
在养老、育儿、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近年政策都有所加力。
养老方面,一是2024-2026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每年提高20元;二是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于2025年7月开展试点,2026年1月全国推行,目前已惠及超246万人。
育儿方面,2025年7月《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发布,补贴标准每孩每年3600元。截至2026年7月,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
教育方面,2025年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实行“一免两扩三提高”。“一免”是指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的保育教育费;“两扩”是指扩大义务教育阶段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将中等职业教育符合条件的三年级学生纳入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三提高”是指提高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标准(从每生每年2000元提至2300元),提高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标准(硕士生从8000元提至10000元、博士生从10000元提至12000元)。
此外,财政工具的投向范围同样在扩容,为教育、医疗、养老等与“人”相关的项目打开空间。
2024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一是将专项债投向领域由“正面清单”改为“负面清单”管理,未纳入禁止类清单的项目均可申请专项债资金。如教育领域,此前仅包含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改革后义务教育阶段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学校建设也可申请资金。二是在专项债用作项目资本金方面仍实行“正面清单”管理,但扩大使用范围,卫生健康、养老托育等领域被纳入清单。
不过根据企业预警通的统计,2025年以来投向社会事业的专项债资金占比仍只有7%-8%左右,明显低于市政、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转变尚处于起步阶段。
对比美国来看,中国财政的利息负担也较低。2025年中国公共财政支出中的债务利息,仅占全国GDP的0.96%,其中中央政府付息支出占GDP的0.58%,同期美国联邦政府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为3.14%。
中国政府的杠杆率低,利率水平也处于历史低位,这有助于打开后续的加杠杆空间。
为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和结构转型,我们认为政策有必要适当加力来扩大内需。在投资于“物”面临诸多约束的情况下,可适当加大投资于“人”,更好发挥政府消费对私人消费的撬动作用。
近几年,中国的公共消费率逐步提升,目前已基本持平于全球平均水平,但明显低于欧盟、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低于俄罗斯、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
简单测算中国公共消费率的提升空间。2022-2024年中国的公共消费率均值为16.9%,距同期主要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的平均水平还差1.4个百分点左右。
假设中国的公共消费率能够提高到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则年度增量空间为:
公共消费增量空间=当年GDP×(目标公共消费率-当前公共消费率)
=140.2万亿(采用2025年GDP)×1.4%≈1.9万亿
据杨春飞、李永友(2026)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财政支出平均累积乘数为1.41。若公共消费提升1.9万亿,将累计拉动GDP增长约2.0个百分点,有力支撑经济发展。
但我们也要客观认识到,由于经济增长目标以及现行考核制度等约束的存在,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无法一蹴而就,需要分阶段推进。
短期来看,财政支出可侧重于“民生性资本形成”。比如侧重于科技创新、城市便民设施更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民生场景的结合,兼顾稳增长和转型。这类投资虽然仍属于“投资于物”范围,但与人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息息相关,有助于改善人的发展条件,为“投资于人”奠定基础。
过渡期间,有必要适当出台新政策或优化现有政策,来逐步提高对“人”的投资比重。可能的措施包括:
一是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当前农村老人养老金每月不足两百元,提高后预计会对农村消费有明显提振,因为低收入群体拿到钱后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比较高。
二是提高育儿补贴额度并延长补贴年限,同步扩大普惠托育供给、降低教育成本,以缓解家庭育儿的时间与资金约束,进而促进人口增长。
三是加大职业教育与就业再培训投入,当前人工智能发展较快,叠加传统行业下行,产生了一些结构性失业,通过公共就业培训促进劳动者的技能升级,避免人、岗不匹配问题持续存在。
作者:
张德礼 中泰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执业编号:S0740523040001
郭瑞琪 中泰证券宏观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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