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公平法》(Digital Fairness Act,简称DFA)是欧盟委员会于2026年11月11日提出的一项消费者保护立法提案,旨在回应数字环境中的不公平商业实践,重点涉及暗黑模式、成瘾设计、不公平个性化及订阅管理等问题。目前仍处于提案阶段。
欧盟已经有《数字服务法》(DSA)、《人工智能法》(AI Act)和《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为什么还需要《数字公平法》(DFA)?对出海企业而言,需要明确的是:一项产品满足数据或技术要求之后,企业对消费者开展业务的方式,是否仍可能受到另一套规则约束?
一、为什么提出DFA:已有法律在数字环境中的适用难题
DFA的政策起点,是线上消费者能否获得与线下同等的公平保护。委员会在2020年提出评估这一问题,2022年启动适应性评估,2024年发布结论。评估覆盖不公平商业行为、消费者权利和不公平合同条款三项核心指令。
评估没有否定原有制度。它指出,基本目标仍然成立,但数字环境中存在法律不确定、保护缺口、执法不足和规则碎片化问题。它也指出,DSA等数字立法并非为处理全部问题性商业实践而制定。
这里需要区分两类问题。规则没有明确覆盖某项实践,与已有规则难以执行,是两类问题。前者要求研究是否补充义务,后者要求改善调查、证明和救济。如果只增加禁止性条文,却不处理外部无法观察系统运行的问题,规范仍可能难以落实。
企业也需要确定性。一个抽象的公平原则,怎样转化为界面、营销和合同流程的法律判断?当不同市场存在不同解释时,统一产品与本地适配之间应怎样安排?这也是评价改革必要性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因此,本文将DFA理解为一次消费者法的制度调整:把部分数字商业实践纳入更具体的规则,同时改善跨境一致性和执行条件。是否真正达到这些目标,还要看条文边界及后续实施。
二、DFA管什么:从整体框架理解具体义务
提案拟以条例取代《不公平商业行为指令》(UCPD),并保留一般禁止规则,在此基础上增加数字公平专项规定。正文包含一般规定、不公平商业行为、数字公平、执法救济处罚及最终规定五章,附件包含行为黑名单和条文对应表。
审查具体行为时,可以分三个层次。先看是否存在一律禁止的列举行为,再审查有关专项义务,最后根据适用关系分析一般规则。不同规范的要件不能互相替代;一项实践没有落入某条专项规定,也不等于当然合法。
第三章的议题可归纳为四组:营销与个性化,消费和使用机制,价格透明,以及数字合同。其中还涉及人工客服、自动化订约、电子营销和反规避。这一范围说明,DFA分析不能只围绕付费入口,也不能仅把它理解为平台内容治理。
订阅和成瘾设计,是出海AI与内容产品尤其适合重点研究的两个领域。但分析订阅时,应区分试用转付费、自动续订、合同终止和撤回权。它们对应不同的法律问题:消费者何时受到付款约束,合同何时延续,何时停止后续履行,以及能否在法定期间内退出交易。
例如,某AI工具允许用户关闭续费,这并不能单独回答此前扣费是否具有法律依据;用户要求退款,也不能仅凭取消成功与否决定。要先确认其主张的是哪一种权利,再研究适用条件和法律后果。这样的区分可以避免用一个“取消按钮”代替完整合同分析。
成瘾设计同样需要独立判断。它关注使用控制,不能把追加付费作为唯一观察指标。对AI陪伴、通用聊天和内容社交产品,应先识别具体功能,再审查触发条件、关闭要求和排除规定,不能仅凭“具有陪伴性”或“用户使用时间很长”作出违法结论。
这也引出一个制度问题:法律如何把正常吸引用户的功能,与需要限制或提供控制工具的机制区分开?评价提案时,既应看它能否处理有害实践,也应看企业是否能够预见边界。否则,原则上的保护目标未必转化为稳定的适用标准。
三、与现有法律怎样衔接:按问题识别规范
同一产品可能同时涉及多部法律,但适用多部法律不意味着所有相似条款都直接叠加。分析应识别服务性质、企业角色和具体行为,再检查并行义务、明文排除与冲突规则。
DSA主要围绕中介服务及平台义务展开。其第25条对操纵性界面的禁止,明确排除了UCPD或GDPR所覆盖的实践。因而,不能看到社交产品中的混淆按钮,就跳过适用范围,直接选择DSA作为依据。DFA提案与现行UCPD之间的替代关系,也必须结合最终立法安排理解。
AI Act针对AI系统及有关经营者规定义务。其第5条关于某些操纵性实践的禁止,包括行为影响和重大损害等要件。因此,一个机制未达到该条禁止门槛,并不足以证明它符合消费者法;反过来,商业实践存在问题,也不能省略AI Act自身的构成要件。
GDPR关注个人数据处理。用户同意画像,不等于同意所有基于画像的交易安排;数据处理具有合法基础,也不能直接证明个性化营销公平。第22条的自动化决定保护另有适用条件,不能把所有推荐或个性化都装进这一条。
CRD则提供消费合同的信息、付款确认和撤回保护。线上撤回功能已经见于其第11a条,不能笼统称为DFA首次创设。比较新旧规则时,应逐项说明延续、调整和新增,而不是把整个订阅领域标成新的监管要求。
DFA提案第4条保留相关欧盟规则,并设置针对具体方面的冲突优先安排。应当比较具体条款及其调整的事项。两部法律同时涉及某个产品,通常不足以证明冲突;企业应首先研究能否同时履行,而非自行选择一套规则。
四、怎样执行:出海团队需要准备什么
权利能否实现,还取决于执行机制。提案涉及消费者救济、证据披露和处罚,并与CPC执法改革衔接。讨论风险时,应分别说明行政调查、停止行为、个体救济和罚款,不能把一种程序的后果直接推广到所有情形。
企业的合规材料也需要说明实际运行情况。合同文本只能呈现部分安排;界面如何展示、消费者怎样操作、系统何时作出决定,可能是评价商业实践的必要背景。企业应考虑怎样保存能够还原争议情境的记录,同时遵守数据保护和商业秘密要求。
这不意味着无差别收集更多用户数据。更有针对性的做法,是围绕相关义务识别需要证明的事实:适用哪个合同版本、用户收到什么信息、表达了什么选择、系统如何执行。记录范围应与目的相称,避免合规准备本身产生新的问题。
出海团队可以按以下顺序审查:先区分消费者与企业交易,识别服务和经营者角色;再拆分营销、订约、使用、付费及退出行为;随后逐条判断条件、义务和例外;最后核对主管机关、程序及救济。不同产品线无需预设相同结论。
跟踪提案时,应区分现行义务与拟议变化。已有要求应按适用法律落实;提案部分则可用于评估系统改动、合同调整和证据安排,待版本明确后更新。这样既能提前准备,也能避免把不确定文本过早固化为业务标准。
DFA值得出海企业关注,在于它试图让数字商业实践的公平要求更明确,并与既有数字监管共同运行。评价这项改革的关键,是具体义务、适用边界和执行机制能否相互支撑,而不仅是新增了多少条禁止规定。
关于作者
小莫
中国执业律师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法学硕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法律博士。
自2020年起从事出海法律服务,熟悉美国、欧洲及拉美市场的短视频与服装出海业务。
处理过GDPR、美国CCPA及CIPA合规、海外雇佣与劳动争议,以及海外知识产权侵权类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