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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路径与走私故意之间——基于无人机、稀土、高端机床等两用物项出口走私的特别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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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路径与走私故意之间——基于无人机、稀土、高端机床等两用物项出口走私的特别观察

合规路径与走私故意之间——基于无人机、稀土、高端机床等两用物项出口走私的特别观察 观沧海研究院
2026-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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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5日，第四届“海关法十人谈”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举办。上半场围绕“合规标准由谁判断”展开，德恒深圳办公室主任、管委会主任、合伙人吕友臣律师以《合规路径与走私故意之间》为题作主题发言。


 
以下为发言内容整理。


主题发言导语
近年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的规则供给持续加密，企业端的识别义务不断被压实。本文从频繁出现的“研判”“劝退”切入，用无人机、稀土永磁组件、高端机床三个案例提出一个反直觉的问题：当企业为规避风险所做的合规努力，反过来成为证明其走私故意最完整的证据链，行为、技术与故意之间的距离应当如何评价？



一、引子：行为与故意不再同向
传统走私案件的图景是清晰的：想偷逃税款、想绕开许可证，于是伪报品名、夹藏偷运。行为外观与主观目的指向一致，证明难度不高。
但近年出现的一类案件改变了这个结构。企业认真研究管制清单、自测技术参数、咨询主管部门、把指标调到线外；而这些材料，恰恰组成了完整的“明知”证据链。这不是一个辩护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现象——错误的合规路径，风险可能高于不做合规。
在出口管制领域，“合规”并不等于“合法”：真正的合规是前置性、强制性的风险管理义务，典型如金融合规与反洗钱合规——即便没有发生任何风险，未建立相应制度本身即可能构成违规；而当下不少企业所理解的出口管制合规，仍停留在“不出事就没问题”的事后判断上。
二、监管趋严，与口岸上的“软监管”
《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把识别义务放在了出口经营者头上：企业应当了解拟出口货物、技术和服务的性能指标、主要用途等，确定其是否属于两用物项；无法确定的，可以向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提出咨询。[1] 这不是“不得违反”的消极义务，而是要求主动认知、主动识别。但法律把“识别”交给企业的同时，并没有把“定性结论”交给企业——这条缝隙，正是争议的起点。
与之衔接的是《出口管制法》第十九条第二款：发货人未交验许可证件，海关有证据表明货物“可能属于”管制范围的，应当提出质疑，可提请商务部组织鉴别，质疑、鉴别期间货物不予放行。[2]“可能属于”只是嫌疑起点而非认定结果；质疑一旦启动，举证责任即落在发货人，且条文未设处置时限，时间成本由企业承担。
于是形成一个现实博弈：对企业而言，纠缠意味着滞港、违约与客户流失，撤单是成本最低的选择；对海关而言，通过“研判”与“劝退”不予放行，无需出具书面处理决定。这种现象笔者称之为“软监管”，没有强制力的外观，却有强制力的效果。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对企业行为的塑造，对照阈值调整设备参数、选择监管较松的口岸或货代、被质疑即撤单退关，事后可能被读作“心虚”。这些动作在企业内部语言里都是合规，落到文件层面，却都可能被翻译成刑法语言。
三、三个例子：越追求合规，越像故意走私
（一）无人机：以阈值为设计目标的“卡线合规”
北京某无人机企业承接中东订单，企业前身曾承担军品任务，对政策并不陌生。对照9A012项管制门槛，它在接单后专门把续航控制在28分钟以内、飞行时速控制在40公里以内，把管制参数直接写成了设计约束。方向本身没错，问题在于：这两个数字是照着清单倒推出来的，一旦留下书面记录，就是精确的“明知”证明；而临界状态经不起负载变化、固件版本与制造公差的任何离散。更现实的困难是，正规货代普遍不敢接单，企业最终只能通过“买单出口”出货，货代自行伪报品名被查获，实测续航与时速均超标准。
（二）电机转子、定子：援引官方口径的自我判断
2025年第18号公告将永磁材料纳入中重稀土管制半径，随后“解答之五”给出“深度加工”的正面清单：磁体内嵌、内置或表贴于铁芯/钢板固定装配，或集成轴芯、轴承、外衬套、风扇、齿轮、动平衡板、编码器等的转子、定子组件，一般不属于管制范围。上海某企业出口前据此向咨询机构求证，认为电机转子、定子不构成两用物项，直接报关出口；被海关查获后，等来的却是不同的鉴定结论。
“一般不属于”不是“一概不属于”：磁体仅简单表贴算不算深度加工、组件虽复杂但磁体可整体分离算不算、再出口敏感用户时豁免是否失效，边界都是灰的。企业之所以援引“解答之五”，正是为了寻求确定性，得到的却是另一种不确定性；一旦检测结论相反，“解答之五”并不是有效抗辩。真正的豁免来源，是商务部基于实物作出的鉴别或书面答复。
（三）高端机床：为了“不超标”而调整参数
上海一家贸易公司接受海外订单后转手国内厂家，下单时明确要求定位精度8.5μm，自觉落在6μm管制阈值之上；到货后主动采购仪器自测，补偿后普遍10~30μm，个别偶发小于6μm。企业随后主动调整数控系统参数、修改补偿表，使表面读数“绝对大于6μm”，复测后再报关。通关时被海关现场查获，调查发现其内部工作群记录了全过程。这个案子不像传统走私：品名如实申报，货物没有夹藏，硬件本体没有改造。被指向的，只是“在软件层面处理了参数”。海关调查又有可能成为一个刑事的案件，关于调参数，从办案部门角度来看，这属于是主观故意。
三个案例中企业都不是主动追求违法，它们研究清单、做检测、问主管部门、在内部反复讨论怎么才不触线，都生产了大量书面材料，本为自证清白，最后成了明知证据。企业判断都停留在自我理解层面：没有申请有权机关确，而是选择自己解释条文。当企业用自我判断替代法定程序时，它在合规上投入的努力越多，留给控方的“明知”证据就越完整。
四、以机床为样本：物项识别难在哪里
（一）清单管的是“能力”，不是“用途”
《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2B201.a要求两个条件同时满足：能够加工直径大于35mm的工件；并且按照制造商的技术规格，在采取了所有补偿手段后，沿任一直线坐标可达到的定位精度（总“定位精度”）可以小于6μm。[3] 制度源头是瓦森纳安排与核供应国集团的多边体系，“不知道客户最终用途”不构成抗辩。在这类案件中，唯一有意义的抗辩只能发生在“这台机器能力到底是多少”的层面上。
（二）三个精度，只有一个用于管制
实务中最常见的错误，是拿错指标去证明不确定性。定位精度（A值）衡量“准不准”，是清单采用的阈值指标；重复定位精度衡量“稳不稳”，加工精度是工件做出来好不好的结果指标，二者都不用于管制判断。清单选择定位精度，是因为它是能力的天花板——制造商可以通过软件补偿压低可建模的系统误差，选别的指标会留下规避空间。
（三）“采取了所有补偿手段后”：半句话决定案件走向
规范目的清楚：清单关心的不是关闭补偿后的原始状态，而是制造商技术规格允许的全部补偿开启后，机器理论上能达到的性能。因此“未补偿状态从未小于6μm”是法条已经预判并排除的抗辩，不宜当成杀手锏。但“补偿”的边界仍有分歧：狭义指出厂标配的螺距补偿、间隙补偿，标准客观稳定；广义则认为只要通过任何参数调整能达到某一性能，就视为其能力。这个分歧不是学术问题，它直接决定“这台设备是不是管制物项”。
五、案件办理：把定性交回法定程序
（一）谁有资格说“这是管制物项”
《出口管制法》第十九条第二款与《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给出的答案是明确的：海关提出质疑，并可向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提出组织鉴别；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依职权或根据海关需要组织开展两用物项鉴别，可以委托专业机构或相关领域专家提供鉴别意见。[4] 换言之，组织者与结论作出者是商务部，海关是提出方与处置方，委托专业机构的权限也在商务部。检测回答“技术参数是多少”，而是否落入2B201.a还涉及条文解释与状态适用，检测不等于鉴别、二者性质不同。只有检测报告而无商务部鉴别结论时，“货物属于管制物项”这一前提尚未被适格证明；前提动摇，故意即失去附着对象。针对检测报告本身，也需要考虑检测状态：是否原厂全部补偿开启；使用企业已修改的补偿表或裸机状态下测得，不能支持“属管制物项”，以及援引的标准依据，检测环境条件、特别是温度直接影响精度确定等等。
（二）申报义务刚性化，不等于责任推定
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以“明知”为必要前提。这里的明知不是泛泛地知道“出口要合规”，而是知道或应当知道涉案货物属于国家禁止或限制出口的管制物项且未取得许可；注意义务提高影响的是过失能否成立，不能替代对故意本身的证明。具体到机床案，有三个追问：企业修改技术参数，是否理解“采取了所有补偿手段后”的规范含义？主动向厂家要求8.5μm而非5μm，是否表明它想要的是一台非管制设备？若设备在原厂全部补偿条件下稳定、持续、可靠地小于6μm且企业明知，改参数大概率被认定为规避型故意；若仅是特定条件下的偶发踩线、本体稳定性能并不达标，且存在明显的理解偏差，则有认定为申报不实而非走私的空间。在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边界上，存在类推必要时应当谨慎，并倾向作有利于行为人的判断。调参绝对是高风险行为，一旦事发几乎必然不利；但它是否已构成走私，在缺乏法定鉴别结论时应当允许质疑。坦诚地承认风险，同时坚持边界，才是专业辩护应当提供的东西。
（三）查验阶段是最有价值的时间窗口
律师接受委托第一件事不是谈法律定性，而是固定技术事实：原厂全补偿、企业修改后、未补偿三种状态的精度分别落在哪里；主动提交完整自测记录而非选择性呈现，并讲清“偶发小于6μm、复测大于6μm”的技术原因；申请商务部鉴别，把“是不是管制物项”交回有权机关；如实说明7.5μm下单参数的商业来源；必要时主动缴纳保证金、如实说明、主动止损、认错认罚，把叙事从“掩盖”换成“认知错误＋主动纠偏”。
六、结语
一条错位的合规路径，可能恰好是抵达走私故意的最短路线。规则越专业，越需要把定性交回法定程序、把技术争点交回可复核的方法，也越需要让企业的合规努力回到它本来的位置：不是事后被反向解读的有罪证据，而是事前被认真对待的风险管理。
注释
[1]《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出口经营者应当了解拟出口货物、技术和服务的性能指标、主要用途等，确定其是否属于两用物项；无法确定的，可以向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提出咨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节录）：海关有证据表明出口货物可能属于管制范围的，应当向出口货物发货人提出质疑，并可以向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提出组织鉴别；质疑、鉴别期间，海关对出口货物不予放行。参见《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第二十二条。
[3]《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2B201.a（节录）：能够加工直径大于35mm的工件，并且，按照制造商的技术规格，在采取了所有补偿手段后，沿任一直线坐标可达到的定位精度（总“定位精度”）可以小于6μm。
[4]《出口管制法》第十九条第二款，《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四条。
[5]《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第三十九条第（四）项：以改造、拆分为部件或者组件等方式规避许可出口两用物项的，依照《出口管制法》第三十四条处罚。

特别申明

 1、本发审信息由“观沧海研究院”整理发布，转载请注明原出处，违者必究。
 2、以上信息仅供一般性参考，不应视为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以及作者针对特定事务的法律意见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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