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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高净值人士设立香港保险金信托实务难点拆解与建议

内地高净值人士设立香港保险金信托实务难点拆解与建议 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2026-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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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信托承认条例》第一章第2条规定,信托是指财产授予人为了受益人的利益或指明的目的,将资产置于受托人的控制下而设立的法律关系,不论该关系是在财产授予人在世时或死亡时生效的。香港保险金信托是衡平法信托+香港保单的组合,与内地保险金信托(依据《信托法》、在银保监框架下)不同。在香港保险金信托设立与执行中,存在着信托设立无效风险、跨法域冲突、判决执行断层、外汇与税务合规风险等难题。本文将实务争议点逐一进行拆解。



一、信托设立无效风险


根据英美信托法理论,设立一项有效的明示信托通常需要满足三个确定性要件:意图确定、信托财产确定、受益人确定,否则将导致明示信托无效或部分无效。财产必须法律上转移给受托人,只签信托契约、不将保单持有人变更为受托人,信托不生效或属于“空壳信托”。


1、保单转让无效导致信托落空。生前变更保单持有人为受托人真正把保单资产注入信托,需要保险公司同意、完成合法转让。有些港险公司内部流程不支持该等转让,或附加苛刻条件。如未完成保单有效转让,保险理赔金仍然进入委托人遗产,保险金信托落空。


另外一种情况,保单持有人不变更,身故后理赔款注入信托(身故给付模式),本质是“理赔款的信托承诺”,不是保单本身成为信托财产。委托人在世时,保单现金价值仍然属于委托人,委托人离婚、债权人可以追索保单现金价值,风险隔离效果极弱。香港《信托承认条例》第一章第4条规定,如资产是凭借遗嘱或其他作为移转予受托人,对于与该遗嘱或作为的有效性有关的先决问题,本公约不适用。该信托财产来源完全依赖遗嘱的效力,如果遗嘱无效,则该信托就不成立。如梅艳芳设立信托就是个典型案例。梅艳芳在病榻上签署信托契约后,由于时间仓促,资产过户手续在她离世前未能办结,她名下财产是身后经由遗嘱注入信托的。这正是梅艳芳母亲此后二十多年盯住遗嘱反复诉讼的制度性缺口——只要主张遗嘱无效,信托就失去了根基。


2、虚假信托被穿透风险。这是内地法院的审查重点。委托人保留过多控制权,如保留随时退保、变更受益人、更换受托人、指令分配、收回保单权益等权利,会被认定为虚假信托。即使在香港签署不可撤销信托文件,内地法院仍有可能依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避税/欺诈债权人规则,认定虚假信托、穿透认定保单权益仍属于委托人个人财产,其所有基于信托法律产生的财产隔离功能全部自始丧失,债权人、继承人等利益相关人等均有权对委托人的这部分财产合法地主张权利。例如张兰信托被击穿案,张兰设立家族信托后,仍可自由使用家族信托项下银行账户内的资金,用于自身购房等大额款项支出事宜。新加坡高等法院认为,虽然有关资金在家族信托名下,但张兰保留了过多的控制权,张兰设立该家族信托的目的在于规避债权人对其名下财产的执行或索赔,该等资金作为张兰个人财产可以用于清偿张兰所负债务。


3、受益人确定性难题。在香港酌情信托中,资产的分配由受托人决定,包括何时分配以及分配多少,受益人并不拥有固定的收益或本金权利,而是享有在受托人作出决策时被纳入考虑的权利。香港酌情信托可以设定宽泛的受益人范围,如委托人本人、家庭成员、特定自然人或法人,甚至慈善组织。但在内地家事、继承诉讼中,宽泛受益人条款容易被主张受益权不明确、标的不确定,进而信托被认定无效。



二、信托协议条款设计与安排难点


信托协议是按香港衡平法起草,但委托人、配偶、受益人很多是内地税收居民,或拥有内地经常居所;信托协议条款只能约束“信托本体”,但约束不了先决问题(夫妻共有、继承必留份、内地物权、外汇强制性规定等)。如果协议条款写得太松,则风险隔离功能可能失效;如果写得太死,则税务穿透、CRS 报送、委托人实质控制风险增大。


1、香港全权(酌情)信托条款。受益人无固定份额,受托人对资本/收入分配享有绝对酌情权(absolute discretion),受托人可在其绝对酌情权下,随时将信托收入、资本支付、转让、应用于任何一名或多名受益人,不要求平均、不要求向全部受益人分配,无义务说明分配理由。受托人享有的上述分配自由裁量权是隔离优势,但也带来争议。受益人在内地起诉要求固定分配,内地法院很难强制干预香港受托人的自由裁量,受托人也可能以酌情信托条款为由拒绝受益人诉求。


2、保护人安排条款。在信托设立时,经常会设置保护人,负责更换受托人、修改信托。但有时保护人权力边界不清,容易被认定为委托人的傀儡,触发虚假信托穿透。同时,保护人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责任在判例上不稳定,如保护人是否承担信义义务、承担到什么程度、违反后如何担责,在普通法及离岸法域判例中没有统一的默认规则。需要由法院对信托文件作个案解释,结果随文件措辞、权力内容、法域立法而漂移。


3、信托修改与终止条款。香港信托没有法定修改与终止权,一切要依据香港信托协议,信托修改、受益人变更要满足信托变更规则。在实务中,委托人经常以意愿书(letter of wishes)直接修改、变更受益人,但意愿书不是契据修正案,没有强制效力。如果长期把意愿书当成修改工具,会被法院认定委托人保留实质控制权,触发虚假信托风险。



三、跨法域法律适用冲突


中国内地未加入《海牙信托公约》,仅香港继续适用该公约。同一信托,在内地法院和香港法院审理时,冲突规范本身不一样,天然存在“准据法分叉”。


1、信托效力准据法冲突。根据内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7条规定,信托效力优先适用信托协议选择的法律;没有选择的,适用信托财产所在地财产地法律或信托关系发生地法律。因此, 香港保险金信托效力如果信托协议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的话,则适用香港法律;而委托人、受益人经常居所地往往在内地,婚姻、继承、债权人追索则适用内地法,形成同一架构两套法律评价。在香港,信托有效、信托财产独立,不属于委托人遗产或夫妻共同财产;而在内地离婚/继承/执行案件中,内地法院可以基于公共秩序保留、欺诈、夫妻共同财产未析产等理由,认定信托设立无效,否定信托隔离效果。


2、夫妻共同财产认定冲突。根据内地法律规定,如婚内购买的港险,保费来自婚内共同收入,保单权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单方未经配偶同意将保单注入香港信托,配偶在内地起诉可以主张保单转让无效、撤销信托、返还财产。而香港实施的是夫妻分别财产制,除非有婚姻财产协议,否则单方名下财产可单独处分设立信托。有些客户只在香港签信托协议,没有内地配偶书面同意、公证,埋下了撤销之诉的隐患。


3、内地继承必留份与香港无强制继承份额冲突。根据内地《民法典》继承编规定,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享有必留份;而香港普通法没有强制份额,信托可以完全排除某子女、配偶受益。但如果委托人是内地税务居民、经常居所在内地,内地法院依然可能基于必留份规则,要求从香港信托财产中划出必留份。


4、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冲突。内地《民法典》538、539条规定,债务人为逃避债务,无偿或明显不合理低价转移财产,债权人可以起诉撤销。但内地债权人在内地取得胜诉判决后,要撤销香港信托,需要再去香港衡平法程序主张欺诈转移(Fraudulent Conveyance)。而香港法下的欺诈转移标准和内地债权人撤销权要件不一样,两套标准叠加举证难度极大。



四、部分案件的判决被排除互相认可和执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法释〔2024〕]2号),两地法院明确排除继承、遗产管理或分配案件的相互认可与执行。


上述类型案件的判决,不属于可直接在香港高等法院登记执行的判决。拿到内地胜诉判决,无法直接指令香港受托人分配、冻结信托资产,因为受托人是香港持牌机构,只受香港法院管辖、受香港《受托人条例》约束。客户必须另行在香港提起衡平法诉讼,成本极高、周期极长。



五、外汇、资金缴付与保单续期的合规难点


内地外汇管制、资金出境、对外支付属于内地强制性规定(内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条),客户选择香港信托法不能排除内地外汇强制规则。哪怕信托本身依香港法有效,如果资金出境违反外汇管理,该转移行为在内地可被认定违法,信托对应的资金安排在内地不被保护。


1、内地外汇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内地实行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对资本项目下的外汇交易进行严格管制。境内个人购汇主要用于经常项目下的非经营性外汇支出,如旅游、教育、医疗等,而境外购买保险,尤其是涉及资本项目下的保险产品,通常受到严格限制。而人寿、分红储蓄类境外保单属于资本项下,境内个人购汇用途不允许用于境外投保、缴纳港险保费。实务中有些客户通过地下渠道、分拆购汇、境外自有资金缴费,但资金来源一旦有瑕疵,信托连同保单都可能被认定为非法资产、要接受洗钱调查,信托有被撤销、资产有被冻结的风险。


2、信托设立后续期缴费。如果香港保单由受托人持有,后续保费由谁支付、资金出境路径是否合规,是持续风险;一旦无法合法缴纳保费,保单失效,信托底层资产灭失。


3、理赔金/退保金回流内地。保险金由受托人收取后,分配给内地受益人,属于境外资金汇入,银行会穿透审核资金性质、CRS 信息匹配,存在汇入受阻、被问询核查风险。



六、CRS穿透申报与税务风险


CRS下信托属于投资实体,信托名下的BVI/开曼等离岸公司、证券账户,绝大多数属于消极非金融实体(Passive NFE),金融机构必须穿透识别控制人(Controlling Persons),不是只报受托人。


1、CRS穿透申报风险。香港保险公司、信托公司会识别控制人(委托人、保护人、实质控制人),每年向委托人税务居民地(内地)交换账户、现金价值、信托资产信息,委托人信托相关信息无法隐匿。很多客户误以为信托可以规避申报,属于重大误区。


2、信托征税风险。2026年7月24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2026年21号公告,规定内地税务居民设立的离岸信托(含香港信托持有保单),装入、存续分配、终止清算全环节计税,装入环节按保单现金价值视为财产转让;存续收益无论分不分配,都可能归属于委托人计税。这和过去“离岸信托递延纳税”的认知完全不同。现实中出现不少争议点:保单现金价值增值、分红、身故理赔款,到底属于保险给付免税,还是信托应税所得,目前实务口径仍有分歧,税局与信托行业理解不一致。


3、双重征税风险。香港本身对人寿保险身故理赔金一般不征税,但内地对信托层面的收益、分配存在交纳个税义务,两地缺少双边协定的明确抵扣路径。



七、律师实务建议


香港保险金信托在衡平法上隔离上限更高,但代价是信托效力不稳定、跨境执行难、外汇税务合规要求高、资产交割失败率高,并不是买完保单+签信托=安全。因此,笔者建议要注意做好以下几点:


1、优先完成配偶同意书、财产来源证明,明确资金归属于委托人,实现跨境资金出境、装入香港信托/香港保单、对抗后续配偶追索、降低实控人测试穿透、反洗钱尽调、税务/外汇核查、虚假信托质疑的前置基础闭环。


2、尽量采用受托人登记为保单持有人模式,而不是仅承诺身故后将保险理赔金注入信托,有效克服风险隔离时点、财产确定性、控制权、诉讼风险、跨境执行稳定性弱等缺陷,使信托财产的定性更扎实。


3、签署香港信托文件同时准备内地法层面的风险披露、配套家事协议(婚内财产协议、内地遗嘱等),对冲继承必留份、夫妻共有财产等法律冲突风险。


4、合理安排信托条款设计,在信托协议中明确管辖、准据法选择条款、保护人条款、信托修改与终止条款等,尽量避免两地法律冲突。


      5、关注两地信托征税政策的差异,提前评估或规划委托人税务居民身份,计算财政部、税务总局21号公告下的信托计税成本,实现税收最优化。







律师简介  Lawyer Profile




杨银春

· 党委副书记、高级合伙人

· 业务领域:业务领域: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常年法律顾问,家族财富规划与传承,国际贸易与跨境投资,刑事辩护,争议解决

· E:yangyinchun@hygdlf.com

杨银春律师,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党委副书记、高级合伙人、监事会监事。三级律师,法学硕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英语专业八级,美国注册法务会计师(FCPAI),任浙江省法学会海商法研究会首届理事,浙江省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宁波市涉外领域名优人才库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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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创始于1984年,是宁波市首家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在上海、杭州、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慈溪、前湾新区、越南设立分所,并在新加坡、日本设立海外办公室,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富有创造力和卓有成效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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