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勋辞职了。
11月12日，英伟达宣布，这位共同创办公司、执掌33年的CEO即刻离任。消息传出后，股价盘中一度跌近14%，市值蒸发超过1.2万亿元人民币。
过去几天，四股压力同时压向这位前CEO。
FBI层面的反情报问询、董事会主导的独立调查、国会闭门作证要求，以及一桩刚立案的证券集体诉讼。
虽然目前没有公开立案文书，没有刑事起诉，但这起风波走到这一步，黄仁勋急需专业人士。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他聘请了宝维斯（Paul, Weiss, Rifkind, Wharton & Garrison）的两个律师：
梅琳达·哈格（Melinda Haag）和沃尔特·布朗（Walter Brown），目前两人的具体委托范围尚未公开。
凶猛的辩护人
哈格不是普通的白领律师。
她在联邦检察系统干了9年，起步于洛杉矶的加州中区联邦助理检察官，后来被时任上司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对，就是后来主导通俄门调查的那位）亲自点将，担任旧金山办公室白领犯罪部门主管。
2010年到2015年，她由奥巴马提名、参议院一致确认，出任加州北区联邦检察官，手下带着一百三十多名刑事和民事助理检察官。
出口管制、网络入侵、知识产权盗窃、国际腐败、内幕交易、证券欺诈、医保欺诈，她在控方席上轮了一遍。
转入宝维斯后，她打的还是同一类案子，只是换了个方向。
最有代表性的是那起可穿戴设备商业秘密案。当年Jawbone和Fitbit是行业里的死对头，6名Jawbone员工陆续跳槽到Fitbit，被联邦检察官按窃取商业秘密起诉。
哈格为前Jawbone员工凯瑟琳（Katherine Mogal）辩护，争议点在于部分文件留在她的个人云端备份里，那文件还在是否就等于偷走了秘密？
在哈格团队的辩护下，陪审团最终审议不到两小时，裁定凯瑟琳所有罪名不成立。
钱伯斯指南把她列为加州白领犯罪领域仅有的两位明星个人之一，客户评价她是「凶猛的辩护人」，是那种「最棘手的案子才愿意交给她」的律师。
2026年的受访律师说她「足智多谋、有创造力，在法庭上可信度极高」。
哈格身上最稀缺的，不是「前联邦检察官」这个头衔，毕竟华盛顿和旧金山遍地都是。真正稀缺的是她同时被两边信任：检察系统知道她怎么办案，辩护席知道她怎么拆案。
当黄仁勋这样一个敏感人物面对联邦调查、国会问询、可能的股东诉讼这种多层火力，需要的恰恰是这种既能在政府面前立得住可信度、又能在法庭上把案子打掉的律师。
英伟达的公告说，业务、客户承诺和产品路线图会继续推进。市场却用股价提醒所有人，黄仁勋留下的，不只是战略，也包括巨大的个人溢价。
一位创始人可以把公司带到行业中心，也可能让公司的治理、声誉和国家安全风险都绕着自己转。
黄仁勋请律师，是为了面对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英伟达请律师，是为了查清这些问题究竟属于谁。
那，英伟达失去的，真的是一个CEO吗？
也许它真正失去的，是那个曾经让所有人相信「黄仁勋就是英伟达」的时代。
黄仁勋面对的，是一场跨越公司治理、国家安全与芯片出口规则的风暴。
对中国律师来说，企业走出去后，类似的问题也会落到自己面前：客户到了陌生市场，谁能看懂当地规则？出了争议，谁能找到当地真正办得动事情的人？
涉外业务，不能只靠一个律师什么都懂，更重要的是，身边有没有一群彼此信任、能够接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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