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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帆实务 | 香港诉讼中的信托(九):家族资产、代持安排与酌情信托

一帆实务 | 香港诉讼中的信托(九):家族资产、代持安排与酌情信托 香港一帆律师
2026-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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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这是一宗离婚附属救济案,丈夫出身富裕家族,父亲生前将大量资产以子女名义持有。丈夫婚后一直依赖父母津贴,从未有稳定收入。妻子是独立职业女性,婚后约十年被裁员。离婚时,妻子要求撤销丈夫名下资产处置并主张酌

案件:CACV 399/2018, [2019] HKCA 814  


这是一宗离婚附属救济案,丈夫出身富裕家族,父亲生前将大量资产以子女名义持有。丈夫婚后一直依赖父母津贴,从未有稳定收入。妻子是独立职业女性,婚后约十年被裁员。离婚时,妻子要求撤销丈夫名下资产处置并主张酌情信托权益。香港上诉法庭驳回撤销申请,但将丈夫的整笔款项从2,400万港元增至3,300万港元,并探讨了酌情信托的Charman测试。


本案涉及家族资产代持、第17条撤销处置的门槛、酌情信托的处理,以及“需要”型案件中整笔款项与定期付款的选择,对跨境婚姻诉讼中涉及家族资产的争议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案件背景


丈夫1968年出生,妻子1971年出生。双方2002年开始交往,2005年1月结婚,2014年12月分居,2015年3月妻子提出离婚。这是一段约10年的无子女婚姻。双方曾希望生育,妻子在6年间接受多次人工授精、试管婴儿及手术,经历8次失败怀孕。


丈夫出身富裕家族。父亲是成功商人,从事股票及物业投资,拥有证券经纪业务。父亲在投资上只信任自己,完全掌控,不信任任何子女的投资能力。父亲于2003年底患严重肺病,康复后需随身携带氧气瓶。2015年2月父亲入院,病情迅速恶化,2015年3月2日去世,未立遗嘱。母亲有权获得遗产一半,三名子女各得六分之一。遗产由丈夫的兄长(Brother)管理。


丈夫学业表现不佳,在美國完成高中,在加拿大完成两年酒店及餐饮管理证书课程。他事业心不强,第一份工作是厨房助理,月薪3,000港元,因切伤手只做了3个月。1992或1993年起担任录像带操作员,月薪最高32,000港元,2000年被裁员。此后整个婚姻期间,他从未恢复有薪工作。他1999年与妹妹开酒吧,后来经营固定齿轮单车生意,均不赚钱。近年来又开单车及水晶生意,都在亏损。婚姻期间,他一直依赖母亲的每月生活津贴,直至2016年1月从遗产获得680万港元分配后停止。


妻子1999年取得工商管理学士学位,婚姻期间一直有工作。2003年2月至2018年4月,她在一家医疗服务提供商工作,被裁员时担任市场总监及诊所运营总监,领导11至12人团队。2015年5月时,她的平均月收入为60,458港元(包括双薪、奖金及佣金),固定月薪37,500港元,最后月薪42,500港元。她还在婚姻期间攻读了MBA。她被裁员后积极找工作,但只找到一份月薪26,000港元的市场经理职位,远低于她之前的收入。


婚姻居所位于Kotewall Road,由父亲出资购买,登记在K C Ltd名下。该物业净面积1,223平方英尺,连阳台及佣人房,几年前翻新,有游泳池。协议价值为2,800万港元。


二、家族资产代持安排


父亲长期将资产以子女名义持有,这远早于其2003年患病及本案婚姻。具体包括:1994年3月,父亲要求投资伙伴Ms Wong将其在K C Ltd的3,500股转让给兄长(当时27岁)代持,此代持安排无争议。1998年,父亲以兄长及丈夫名义开设恒生银行账户(Account A)。2000年中,父亲以三名子女名义开设3个汇丰私人银行账户,持有资金并建立信用记录以便日后融资。2001年,父亲指示兄长及丈夫各持有新成立公司38%权益,该公司接管经纪业务。2002年,父亲以三名子女名义购买父母居所,以避免遗产税。


此外,父亲还以子女名义购买其他物业。2010年3月,他以3,251万港元在大坑道购买物业,登记在兄长名下,作为其婚姻居所。同月,他以1,468万港元在Hollywood Road Centre Stage购买一个有租客的单位(Flat A),登记在丈夫名下。2011年1月,他以1,659万港元在Centre Stage购买另一个有租客的单位,登记在妹妹名下。


父亲于2004年6月设立信托(Trust),为私人酌情信托,为妻子及子女提供保障。每名受益人有权获得信托分配的¼。丈夫在信托下的权益是本案争议之一。信托基金价值2,700万美元,丈夫的¼权益约值5,570万港元。信托从未分配。


三、第17条撤销处置申请


妻子依据《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例》第17条,要求撤销丈夫名下的多项资产处置。她主张,丈夫是这些资产的实益拥有人,父亲将资产赠与丈夫;丈夫在2014年婚姻破裂后,将这些资产处置给父亲、兄长及母亲,意图击败她的财务申索。她特别依赖第17(3)(a)条的法定推定:在申请前3年内作出的处置,推定为意图击败申索。

丈夫及介入人(兄长、兄长作为父亲遗产管理人、母亲)则主张,这些资产一直由父亲实益拥有,只是以丈夫名义持有。2015年3月父亲去世后,家族达成“家族安排”:为避免将资产从子女名下转回遗产再分配,母亲放弃她在子女名下资产中的权益,这些资产视为对子女的赠与。根据家族安排,兄长及妹妹各获得一个物业,但丈夫名下的Flat A已在父亲去世前出售,收益已分配。


原审法官Anthony Chan J分析了父亲从1990年代至2015年去世期间取得、拥有及控制资产的历史,以及父亲去世后的家族安排。他不认为家族安排是诉讼策略,接受母亲的证供,认为她愿意放弃在子女名下物业中的权益,也不认为“不平衡分配”(丈夫最终名下没有物业)会破坏家族安排。法官逐一认定W H Ltd、K C Ltd、Flat A、Flat B及Account A均为父亲实益拥有,这决定了第17条申请的结果。


上诉法庭驳回妻子的上诉。法庭指出,原审法官的事实认定基于主要事实及同期文件的评估,上诉法庭除非证明法官明显错误,否则不应干预。妻子仅重述在下级法院已提出的陈词,不足以构成干预基础。法庭还指出,原审法官并非主要基于家族安排来驳回妻子的实益拥有权主张,而是基于每项争议财产的详细事实认定,包括财产转入丈夫名下的情况、如何使用及控制、谁从中受益、如何出售及收益如何处置。妻子的陈词未处理这些详细认定。


关于妻子依赖的各种推定(父亲与儿子之间的赠与推定、父亲放弃权益的推定等),上诉法庭指出,原审法官已注意到双方同意优先从证据推断父亲的意图,而非依赖法律推定。由于父亲的意图可从相关及可采纳证据中适当推断,无需诉诸推定。在无可指责的事实认定下,妻子的上诉必须驳回。


四、酌情信托与Charman测试


原审法官还裁定,丈夫在信托中的权益不应视为其当前资产的一部分。丈夫的未争议资产净值约4,800万港元,主要包括他在物业控股公司(如K C Ltd)的三分之一权益,以及他在父母居所的三分之一权益(约1,448万港元,已扣除母亲终身权益)。父母居所经单一联合专家评估,扣除母亲终身权益后价值约4,436万港元。


上诉法庭指出,丈夫在信托中的¼权益未争议价值为5,570万港元。根据Kan Lai Kwan v Poon Lok To Otto (2014) 17 HKCFAR 414中确认的Charman测试,核心问题是:若丈夫要求受托人向他预支信托全部或部分资本,受托人是否相当可能照办?法院引用Whaley v Whaley [2012] 1 FLR 735第113段,Lewison J指出:“a discretionary beneficiary has no proprietary interest in the fund. But under section 25 the court looks at resources; not just at ownership... The resource must be one that is ‘likely’ to be available... The question is not one of control of resources: it is one of access to them.”(酌情受益人对基金没有财产权益。但根据第25条,法院看的是资源,不仅是所有权……资源必须是“相当可能”可用的……问题不是控制资源,而是能否取得资源。)


丈夫的律师于2018年2月13日致函受托人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td,询问丈夫在信托中的权益及何时可分配。信托关系主任于2月28日回复,称丈夫是酌情对象,对信托基金无法律或其他权益,因此何时可分配“不适用”。律师于3月12日再次致函,引用机密备忘录第3条,该条记录父亲建议:在他去世后,受托人将考虑以收入及资本为母亲及三名子女绝对平均持有及分配信托基金。律师询问,若丈夫要求受托人预支信托全部或部分资本或收入,受托人按照其职责并考虑所有相关情况(包括财产授予人的建议),是否相当可能照办。两天后回复仅称,受托人任何委任、预支或维持权力的行使完全由受托人酌情决定,财产授予人表达的意愿对受托人无约束力。


上诉法庭批评受托人的回复“most unhelpful”。受托人仅陈述严格法律立场,似乎未适当或仔细考虑若丈夫要求,是否会行使其预支及分配权力。法庭指出,即使信托属于G v G中第二种类型(非婚姻一方设立、配偶仅为受益人之一的信托),根据Charman测试,法院仍需调查及评估若丈夫要求预支,信托基金是否相当可能可用。法庭认为,受托人没有理由不真诚行使酌情权,实现机密备忘录中财产授予人的明确意愿。证据中没有任何显示,若丈夫要求分配,母亲及兄长等其他潜在受益人会觉得不合理。关于增加受益人的权力,法庭认为这不太可能影响丈夫的¼份额,因为机密备忘录已说明财产授予人的意愿是信托基金在他去世后为四名指定个人绝对平均持有及分配。


法庭总结:“If it had been necessary to assess the likelihood of the trustee advancing in part the Trust fund to the Husband, we are inclined to think that the trustee would, on the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be likely to do so.”(若有必要评估受托人向丈夫预支部分信托基金的可能性,我们倾向于认为,受托人按相对可能性衡量,相当可能照办。)但法庭认为无需考虑信托权益,因为拟判的整笔款项在丈夫可负担范围内,不会对他造成不公平。


五、“需要”型案件的整笔款项评估


原审法官将妻子的每月需要(不包括住宿)评估为73,000港元。妻子依赖Duxbury计算,基于其预期寿命。若每月开支140,000港元减收入42,500港元,她所需的资本金评估为4,100万至5,500万港元,平均4,800万港元。丈夫提议将妻子需要(不包括住宿)资本化10年,无加速收款折扣。法官接受资本化整笔款项方式,考虑支持失败婚姻双方应自给自足的案例,以及“最终目标是让双方在独立生活的道路上起点平等”(Miller v Miller [2006] 2 AC 618第144段,Baroness Hale of Richmond)。


法官判妻子获2,400万港元整笔款项,约相当于丈夫资产的半数。妻子上诉,提出三项主要问题:是否应按Duxbury资本金基于预期寿命评估需要;资本化整笔款项1,000万港元是否公平适当;1,400万港元住宿需要是否公平适当。


上诉法庭认为,原审法官在拒绝按Duxbury资本金评估妻子需要方面,行使酌情权并无原则错误。法官考虑到婚姻及妻子的特殊情况,认为她应能且能够从婚姻期间的生活水平过渡到自给自足及独立生活,这并无足够基础干预。但上诉法庭同意妻子律师的部分批评。这是一段中等长度的婚姻。妻子过去未大量储蓄,是在婚姻期间生活方式选择及双方共同生活方式的背景下产生的。鉴于丈夫及其家族的财富水平,她无需担心财务及生计问题。丈夫的需要完全满足,可预见将来无财务忧虑。婚姻伙伴关系终止时,目标是自给自足,让双方在独立生活道路上起点平等,考虑各自才能、属性,以及婚姻产生的义务及经济劣势。财务安排应使妻子能从婚姻期间的生活水平“gentle transition”(温和过渡)到自给自足女性可期望的水平。


上诉法庭引用EJB v CJB [2011] 5 HKLRD 508,该案为6年半无子女婚姻,双方均为保险核保人,妻子近40岁,聆讯时失业。婚姻财产主要为两处物业及丈夫养老金。双方均希望 clean break。法官认为妻子需3年重新融入职场,每年需90万港元加租金收入。丈夫物业出售后71.2%净收益分配给妻子(523万港元整笔),妻子获约39%婚姻财产。上诉法庭驳回双方上诉,认为妻子的两项基本需要审慎合理:第一,资本金使她能在重新发展事业及独立期间维持适当生活水平;第二,资本金为她提供未来保障,因她无法分享丈夫未来养老金。


本案中,上诉法庭认为原审法官判的1,000万港元整笔款项主要满足妻子需要的一个方面:每月赤字73,000港元,在10年内提供,使她过渡到自给自足。但妻子另两项需要,均需资本金,未获满足。为满足该两项需要,上诉法庭认为适当增加500万港元(相当于妻子每月需要118,000港元的约3.5年),将资本化整笔款项(不包括住宿)从1,000万增至1,500万港元。


关于住宿需要,原审法官接受丈夫律师陈词,认为妻子获得的材料显示,有1,400万港元她可在半山购买约婚姻居所三分之二大小的单位。上诉法庭不愿推翻适当住宿为半山约婚姻居所三分之二大小物业的认定。婚姻居所净面积1,223平方英尺,三分之二为815平方英尺。上诉法庭审查妻子获得的材料,共有9个半山西物业,面积452至779平方英尺。最大779平方英尺(实用率90%)的物业楼龄40年,售价1,400万港元。下一个741平方英尺(实用率71%)的物业楼龄53年,售价1,400万港元。上诉法庭认为仅取一两个物业就得出1,400万港元足够购买约800平方英尺半山西单位,可能过于表面。法庭计算9个物业的每平方英尺价格,平均23,127港元,815平方英尺物业将耗资18,848,505港元;中位数21,527港元,815平方英尺物业将耗资17,544,505港元。取两者平均,上诉法庭认为更现实的金额为1,800万港元,替代1,400万港元。法庭还指出,婚姻居所协议价值的三分之二为1,860万港元。总整笔款项因此从2,400万增至3,300万港元。


六、跨境诉讼启示


本案对跨境婚姻诉讼,尤其是涉及家族资产代持及酌情信托的争议,有几点重要启示。


  • 第一,家族资产代持的举证门槛极高。妻子主张丈夫名下资产为父亲赠与,但法院认定这些资产一直由父亲实益拥有。父亲长期以子女名义持有资产的历史、同期文件、资产使用及控制方式、收益归属等,均支持代持安排。跨境诉讼中,若拟主张配偶名下资产实益归其所有,须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赠与意图,而非依赖法律推定。法院会从证据推断财产授予人的意图,而非机械适用推定。

  • 第二,第17条撤销处置的门槛同样极高。 妻子主张丈夫处置资产意图击败其申索,但法院认定资产本非丈夫实益拥有,故无“处置”可言。跨境诉讼中,若拟依据第17条撤销处置,须首先证明处置人实益拥有该财产。若财产实为第三方代持,第17条不适用。当事人应尽早调查资产实益归属,而非仅看法律登记。

  • 第三,酌情信托的Charman测试仍是核心。 法院会问:若该方要求受托人预支信托全部或部分资本,受托人是否相当可能照办?跨境诉讼中,若配偶为酌情信托受益人,法院会实质审查信托资产的可取得性。受托人的回复若不回答Charman问题,仅陈述严格法律立场,法院可能不予采信。财产授予人的意愿书、信托条款、过往分配记录、受托人与财产授予人的关系,均为关键证据。

  • 第四,非婚姻一方设立的信托仍可能被纳入考虑。本案信托由父亲设立,丈夫仅为受益人之一。法院指出,即使信托属于G v G中第二种类型,根据Charman测试,法院仍需调查及评估若丈夫要求预支,信托基金是否相当可能可用。跨境诉讼中,若配偶为家族信托受益人,法院不会仅因信托由第三方设立而排除。当事人应评估信托资产在离婚诉讼中的潜在影响。

  • 第五,“需要”型案件的整笔款项评估具高度酌情性。 法院会考虑婚姻长度、子女、年龄、谋生能力、婚姻期间生活水平、过渡到自给自足的需要、未来保障需要等。跨境诉讼中,若案件为“需要”型,当事人应提供充分的Duxbury计算及生活开支证据,并考虑整笔款项与定期付款的利弊。香港法院倾向鼓励自给自足,但也会确保过渡期及未来保障。


本案展示了香港上诉法庭在处理涉及家族资产代持及酌情信托的离婚财产争议时的完整逻辑:先确定资产实益归属,再评估第17条撤销处置,最后处理酌情信托及需要评估。法院驳回妻子的撤销申请,但将整笔款项从2,400万增至3,300万港元。家族资产代持及酌情信托是跨境婚姻财产争议的关键变量,法院会实质审查资产实益归属及可取得性。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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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帆律师
✔️ 香港一帆律師,香港大学法学博士✔️ 中港两地律师牌照✔️ 20年+跨境法律实务经验,曾担任法官、红圈所内地香港双重合伙人✔️ 专注于香港及中港跨境法律业务✔️ 企业出海,身份规划,跨境股权,海外信托,离岸基金,诉讼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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