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李彦莹
技术秘密作为知识产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载体。最新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年度报告（2025）》显示，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建庭以来受理技术秘密侵权实体案件343件、审结334件，其中2025年审结51件。研读最高院的裁判思路无疑是办理技术秘密案件的必要环节。
为此，安杰世泽组织部分律师撰写案件解读系列文章，与行业同仁共同学习探讨最高院技术秘密案件。
实践中，笔者常常遇到商业秘密权利人在商业秘密受到侵犯并遭受重大损失后，向公安机关刑事报案却因各种原因收到《不予立案通知书》，刑事维权无门。在此情形下，商业秘密的民事保护路径是否能够弥补刑事困境？
在(2023)最高法知民终642号（简称“特戈拉赞原料药案”）案中，原告杭州某科技公司发现被告江西某公司等主体侵害其技术秘密后，向杭州市公安局提起刑事报案程序，杭州市公安局因证据不足不予立案。原告杭州某科技公司后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侵害技术秘密民事纠纷，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定侵权成立并在法定赔偿额范围内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00万元。在二审程序中，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定被告侵害技术秘密主观恶意明显、侵权获利巨大，适用惩罚性赔偿规则认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8000万元。
特戈拉赞原料药案给权利人提供了很好的维权启示，在商业秘密刑事维权遭遇困境的情形下，商业秘密民事保护路径通过高额损害赔偿补足权利人损失，亦是商业秘密权利人的有效救济途径。
一
同一“商业秘密”概念下不同的举证要求，是刑事维权无门时权利人依然可通过民事途径救济的根本原因
商业秘密作为知识产权体系的重要客体，既承载着权利人的创新成果和竞争利益，也关涉市场竞争秩序和公共利益，属于民事法律和刑事法律共同的调整范畴。《刑法修正案（十一）》删去了《刑法（2017）》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三款关于商业秘密的定义，使得适用刑法规制商业秘密犯罪行为须援引《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四款关于商业秘密的定义，体现了立法者对于不同法律规范的统一协调，也说明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所保护的商业秘密内涵和外延一致。
（一）刑事诉讼法要求刑事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
排除合理怀疑是刑事诉讼定罪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要求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并将 “证据确实、充分” 具体化为三项条件：定罪量刑的事实均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标准并非只约束法庭裁判——侦查终结、审查起诉与提起公诉均以 “证据确实、充分” 为要件，三机关适用同一标准，不因诉讼阶段推进而递减。
（二）民事诉讼法适用“优势证据”规则，要求待证事实达到高度盖然性
民事诉讼则采高度盖然性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 年修正，简称 “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一方反驳致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第一百零九条明确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限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以及口头遗嘱、赠与”等法定情形。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对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进行了分配，即“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商业秘密纠纷，尤其是技术秘密纠纷，事实结构复杂，侵权行为隐蔽；其权利边界又须经个案审查确认——非公知性、保密性、价值性均无公示外观，权利人通常难以取得证明侵权行为的直接证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九条设有举证责任转移规则：权利人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已对所主张的商业秘密采取保密措施且合理表明其被侵犯的，涉嫌侵权人应当证明该信息不属于商业秘密；权利人合理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的，涉嫌侵权人应当证明其不存在侵权行为。该规则与高度盖然性标准相配合，适用举证责任转移规则，实质减轻了权利人的证明负担，当涉嫌侵权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即使缺乏直接侵权证据，侵权定性亦可成立。
综上，虽然刑事法律直接援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商业秘密的定义，但刑法定罪门槛高，侦查、审查和公诉环节对证据要求高，客观上存在当事人立案难度大等问题。相较而言，民事法律对商业秘密侵权行为样态规制范围广，对权利人的举证要求相对较低，在难以获得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依据“高度盖然性”标准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可推定侵权成立，可从民事法律责任方面对权利人进行有效救济。
二
刑事证据不足不立案，民事侵权如何成立？
在特戈拉赞原料药案中，原告杭州某科技公司曾于2021年以侵犯技术秘密为由向杭州市公安局举报，杭州市公安局因证据不足不予立案。如前所述，民事诉讼程序的举证要求相较于刑事程序更低，刑事案件证据不足不能作为影响民事案件进行事实查明的阻碍。
在民事诉讼二审期间，最高人民法院查明：被告郑某作为原告杭州某科技公司的股东，以及被告浙江某进出口公司实际控制人，负责与国内供应商签订合作、采购协议，并向第三方H某公司提供报价、签约特戈拉赞原料药及其中间体的出口贸易；被告浙江某进出口公司和郑某曾以备案为由获取涉案化合物最新研发工艺的全部技术资料。江西某公司高管自认涉案CM04工艺流程来源于浙江某进出口公司。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各被告有机会获得涉案技术秘密，江西某公司使用的工艺技术与涉案技术秘密在原料、辅料、溶剂种类、工艺操作投料顺序、反应后的水解模式、浓缩模式等构成实质性相同。在原告已经提供证据表明三被告共同侵权可能性极大时，应当进一步减轻技术秘密权利人的证明负担，认定三被告实施了侵害技术秘密行为。被告否认其实施侵害技术秘密行为的，应当提供证据予以反驳，被告不能提供反驳证据或反驳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时，被告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成立。被告江西某公司声称其CM04工艺体系是自主研发，但提供的技术资料中不包含核心工艺技术路线的记载，实验记录自相矛盾、研发资料与实验记录相互矛盾，被告江西某公司对此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故其反驳主张不成立。
由此可见，在商业秘密民事诉讼中，对于被告实施被诉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举证要求，无需以举出被告实施被诉行为的直接证据为必要，无需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原告只需“合理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并证明“被告有渠道或有机会获取商业秘密，且其使用的信息与该商业秘密实质相同”即可实现举证责任的转移。在被告举证不能的情况下，既应直接承担案件的不利后果。
三
刑事证据不足不予立案，民事程序还能获得高判赔吗？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了不正当竞争案件的损害赔偿计算方式。就损害赔偿的计算基数，特戈拉赞原料药案采取了“原告损失”的精确计算方式。根据原告杭州某公司提交的审计报告，其营业利润为1469.66元，三被告在被诉行为持续期间2019年7月至2021年12月销售被诉侵权产品共计17057.63kg，则原告实际损失即为25068916.51元（1469.66元/kg×17057.62kg）。
考虑到本案三被告侵权故意、侵权情节、损害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同时在本案中适用了3倍惩罚性赔偿规则。该惩罚性赔偿加上同期补偿性赔偿数额，合计100275666.04元（75206749.53元+25068916.51元）。鉴于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侵权损失仅8000万，最高人民法院最终予以全额支持。
四
实务中的启示
刑事程序对犯罪嫌疑人及犯罪行为具有明显的威慑作用。但因其举证标准高、定罪门槛高，商业秘密权利人常常陷入维权困难之境地。商业秘密民事诉讼通过相对宽松的举证规则和“惩罚性赔偿”的威慑力，也不失为权利人优选的维权策略。
作者简介
安杰世泽知识产权业务
知识产权是安杰世泽特别突出的业务领域。安杰世泽知识产权律师在中国及欧美日取得法学专业学位（硕士及博士），同时又具有工学、理学专业背景，在商标、著作权、专利、技术秘密、域名、原产地标志保护等知识产权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与中国各地法院、国家知识产权局和版权保护中心等保持良好的沟通。
安杰世泽在解决知识产权争端方面有着非常成功的实践，代表被侵权方或者侵权方通过诉讼、仲裁、谈判等各种方式切实保护客户的权益。安杰世泽通过提供版权、商标、专利的申请服务，指导、帮助客户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同时，通过技术交易，包括跨境知识产权贸易（转让、许可、一揽子买断）、交叉许可、建立合资、合作机构、项目合作等，帮助客户取得技术，占领市场。安杰世泽还为客户提供各项咨询，包括政策咨询、知识产权获取及保护策略咨询，为客户不断升级自己的知识产权体系。
安杰世泽凭借杰出的业务团队，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服务品质得到了客户及业内人士的广泛认可，被 Chambers & Partners评为2017-2026年推荐的知识产权领域律师事务所，被Legal 500评为2017-2026顶级知识产权律所，被《亚洲法律杂志》（Asian Legal Business, ALB）评为2015-2026知识产权领先律所；被IAM Patent 1000评为2015-2026年度全球专利1000强律所，被World Trademark Review 1000 在2015-2026年连续评为世界优秀商标律师事务所。
AnJie Broad
声 明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视为安杰世泽律师事务所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如有任何问题，欢迎与本所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