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2026年9月22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以24个条文统合了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衔接和部分实体规则。它并未让每一起涉刑民事案件都继续审理，也没有把“先刑后民”一概排除。更有价值的变化，是要求法院和当事人把笼统的涉刑抗辩还原为几个可以审查的问题：民刑两案是否属于同一事实，民事审理是否必须等待刑事结果，涉刑合同能否对特定主体发生效力，最终的损失又该如何分配。[注1]
目 录
一、规则的变化：从分别处理的原则走向可操作的审查顺序
二、“同一事实”不能只看交易背景，也不能只看案由
三、已经受理的案件，为什么不能凭刑事受案回执直接中止
四、刑事裁判与刑事证据进入民事案件，仍有各自的门槛
五、涉刑合同的审查，应从效力继续走到“由谁承担后果”
六、诉讼走到赔偿和执行，仍要核对救济边界
七、从新《规定》提炼一份真正能用的办案材料
一份合同正在履行，签约人却因涉嫌犯罪被立案；债权人随即起诉公司和担保人，公司拿出刑事受案回执，请求法院中止民事审理。对代理律师来说，此时不能仅凭“涉刑”二字判断案件去向。原告向谁主张权利，依据的是哪一项事实，民事法院能否凭现有证据查明争议，以及已经通过刑事程序返还了多少财产，都可能改变结论。
对于律师，新《规定》意味着代理意见不能停留在“刑事优先”或“民刑并行”的口号上。每个结论都要落实到诉讼请求、责任主体、待证事实和现有证据。
01
规则的变化：从分别处理的原则走向可操作的审查顺序
民刑交叉案件可以分别审理，并非2026年才出现的观点。1998年最高法《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规定》，已经要求对有牵连但并非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纠纷继续审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8条列举了向担保人、单位、保险人等另行请求民事责任的情形，第130条也将“民事案件必须以刑事案件结果为依据”作为中止条件。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对于借款人涉刑后起诉担保人、借贷合同不当然无效，同样已有具体规则。新《规定》的意义，应放在这些既有规范的基础上观察。[注2]
这次司法解释将处理范围界定为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涉及同一事实或者关联事实，并以“当事人、基本事实相同”说明何为同一事实。第3条集中列出关联而非同一事实时应受理的六类情形，第4、5条分别规定继续审理、中止和移送时的审查要求。随后，第6至9条处理刑事认定与证据、退赔款项的衔接；第10至16条涉及涉案财物、破产、附带民事、逃匿、民事执行以及刑事不予追究后的救济；第17至22条则规定合同效力、责任归属、担保与中止期间利息。非法集资等领域的特别规定，仍须依据第23条先作识别。[注3]
对一件具体案件，条文排列可以转化为办案顺序：先确定民事诉请指向谁、建立在什么事实之上；再判断审理是否需要等待刑事结果；能够审理的，分别解决证据、合同效力和责任问题；进入赔偿或执行阶段，核对刑事追缴、退赔与民事给付。程序能否继续，与实体请求能否成立，是相邻却不同的两个判断。
02
“同一事实”不能只看交易背景，也不能只看案由
新《规定》第2条同时要求比较当事人与基本事实。这里的“基本事实”，应围绕支持民事请求所必需的事实展开，而不能简单等同于两案都出现了同一份合同、同一笔转账或者同一个项目。某员工利用合同实施犯罪，刑事程序追究的是该员工的行为；相对人另向未构成犯罪的公司主张合同责任，还需要审查授权、职务行为、履行过程等事实。两个案件可能共享大量证据，责任主体与需要证明的法律事实却并不完全重合。第3条第一项、第二项正是针对这类诉请规定受理规则。担保人、其他共同债务人及保险人承担责任的案件，也有类似的比较步骤。[注4]
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宁波某星公司诉宁波某沃公司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案”提供了一个值得细读的旧案。一审认为，公安机关侦查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事实涵盖案涉协议和技术图纸，因而驳回民事起诉并移送公安。最高法在（2019）最高法知民终333号裁定中撤销该裁定，指出民事之诉针对的是违反保密协议的合同责任，刑事侦查针对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两者虽有事实重合，仍应继续审理合同纠纷。[注5]
这一案例的价值，在于提醒律师追问：事实“重合”究竟重合到哪一步？案涉技术、人员、资料相同，尚不足以代替对民事请求基础的分析。不过，该案依据的是当时的司法解释，其说理着重于法律关系及法律要件事实的区分。新《规定》第2条明确写入“当事人、基本事实相同”的标准。今天援引该案，不能把“合同之诉和侵权犯罪的法律关系不同”直接当作新规下的答案；还须对照双方当事人、违约行为、合同义务来源及刑事指控所依赖的基本事实重新论证。[注6]
这也提示了一个诉讼风险：为使民事案件得以受理，代理人不能仅在起诉状上更换案由或增加名义被告。法院需要审查诉请背后是否确有独立的责任基础。反过来，被告也不能只因案卷材料有所交叉，就要求民事法院把针对公司、担保人等其他主体的诉请一并交给刑事程序处理。
03
已经受理的案件，为什么不能凭刑事受案回执直接中止
受理之后，争点转向审理能否推进。新《规定》第4条的通常路径，是关联事实案件与刑事案件分别审理；只有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尚未审结的刑事案件结果为依据时，才依法中止。第5条进一步要求法院审查以刑事受案回执申请中止的理由；有关机关以已刑事立案为由要求移送民事案件，法院也须判断两案是否属于同一事实，并说明继续审理或中止的依据。刑事案件已经受理、立案，至多说明存在刑事程序，尚不能说明民事待证事实无法独立查明。[注7]
最高法第三巡回法庭公布的（2017）最高法民终17号案，把这一问题呈现得相当具体。S公司作为融资租赁合同的保证人，主张相关主体恶意串通、欺诈其提供保证，请求确认保证条款无效。一审期间，公安机关函告法院建议中止审理；S公司还申请调取刑事讯问笔录。法院结合保证条款、当事人意思表示以及拟调取材料与争议事实的关联，未中止民事案件，最终未支持S公司的主张。最高法二审维持原判。官方案例说明中特别指出，相关刑事侦查不足以影响该民事争议的处理。[注8]
从辩论方法看，本案的关键并非“法院能否拒绝公安机关的建议”这样一个抽象问题，而是保证人主张受欺诈所需证明的事实，能否通过保证条款、签约过程及现有证据判断。申请调取刑事材料的一方还应说明材料将证明什么，与保证意思表示有何关系。这个裁判发生于新规之前，但其审查路径可以与第4、5条相互参照。需要特别说明，本案当时的相关刑事案件尚未形成定论，不能把它表述为新《规定》第21条“债务人订立主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情形的直接实例。[注9]
在实务意见中，支持中止的一方应列出具体待证事实，说明为什么现有民事证据不足、该事实又必须以刑事审理结果确定。反对中止的一方则应提出可供民事法院独立审查的证据及其证明路径。如果确需中止，还应在中止原因消除后及时申请恢复审理；对于中止期间利息，第22条允许法院结合主张、过错、履行能力和中止时间等因素合理确定，不能在恢复审理时忽略这段期间的利益分配。[注10]
04
刑事裁判与刑事证据进入民事案件，仍有各自的门槛
民事审理可以独立进行，不等于无视刑事程序。新《规定》第6条规定，生效刑事裁判已认定的事实原则上无须再由当事人举证，但有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除外。如果相反证据可能推翻据以定罪量刑的事实，民事法院还须与作出刑事裁判的法院衔接；不能在民事判决里径行写出与生效刑事判决核心事实相反的结论而不处理冲突。[注11]
第7条针对另一类材料：刑事程序中的供述、辩解、证人证言等，未作为刑事定案根据，且未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的，在民事诉讼中使用时仍须组织质证，再决定是否采信。材料出自刑事卷宗，并不会自动取得民事证据的证明力。律师需要核对其取得来源、形成条件、前后是否一致以及与其他民事证据能否相互印证，也要让对方有充分的质证机会。[注12]
第8条则处理两个证明标准的差别：某项事实因达不到刑事证明标准而未被刑事裁判认定，民事法院经审查认为达到民事证明标准的，仍可以依法认定。这不是推翻刑事无罪或部分事实未认定的结论，而是在不同诉讼目的和证明标准下，对民事责任所需事实作判断。对代理人而言，最重要的是说清楚刑事裁判“未认定”的原因，以及民事请求具体需要证明到哪一步，避免把刑事案件的证据评价原样搬进民事案件。[注13]
05
涉刑合同的审查，应从效力继续走到“由谁承担后果”
新《规定》第17条明确，行为人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合同效力以及是否对被代理人等发生效力，依照民法典认定。犯罪事实的确定，并不能替代合同效力审查；合同被认定有效，也不能直接得出某个未参与犯罪的公司当然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本身的效力、签约行为的效果归属以及责任形式，应按各自的构成要件分析。此前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已表达涉刑借贷合同不当然无效的规则，新《规定》将这一问题放入更广的合同与责任体系。[注14]
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公布的（2016）最高法民终222号案，可以说明独立审查的重要性。周盈岐因相关股权转让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合同相对方的继承人提起民事诉讼，周盈岐等人则反诉主张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最高法没有仅因刑事结论否定合同，而是审查股权转让约定的内容及其是否违反当时的效力性规定，最终维持合同有效及相应违约责任的判断。该案依据当时的合同法作出，今天只能用作涉刑不当然决定效力的裁判实例；具体效力仍应回到现行民法典和新《规定》逐项审查。[注15]
对于以公司名义签订的合同，第18至20条进一步把“行为人犯罪”与“公司是否受合同约束”拆开。第19条区分有权代理、表见代理与无权代理：前两种情形可能使合同对未构成犯罪的主体发生效力；无权代理且不构成表见代理，通常不能要求该主体承担违约责任，但其自身有过错时仍可能承担相应赔偿。第20条则针对以单位名义订约、取得财物后被生效刑事裁判认定为职务侵占或挪用资金等犯罪的情形，规定相对人请求单位承担违约责任可获支持，同时允许依据相对人的过错减少相应损失赔偿。不同罪名背后，授权外观、资金归属和单位责任的认定不能混作一谈。[注16]
第18条尤其值得单独提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以单位名义订约损害单位权益并构成犯罪时，规则并非简单宣布合同依恶意串通条款无效，而是区分合同是否对单位发生效力、单位是否追认，以及恶意串通的双方是否对单位负连带责任。律师若只提出“合同无效”一项请求，可能遗漏对实际受损主体更准确的权利路径。[注17]
担保案件还须多走一步。第21条要求先审查主合同效力；在主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区分债务人欺诈、胁迫，债权人欺诈、胁迫等可撤销情形。债务人欺诈导致担保人违背真实意思提供担保的，还须审查债权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主张撤销也须在法定期间内提出。担保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并不必然意味着担保人完全免责，法院还应衡量担保人的身份、认知、与债务人的关系及双方过错。债权人对订立主合同和损失发生有过错时，担保人可以主张适当减轻责任。这里的争点需要具体事实和证据，不能由“债务人犯罪”四个字替代。[注18]
06
诉讼走到赔偿和执行，仍要核对救济边界
民事案件能够向其他主体主张责任，并不意味着同一损失可以重复获得填补。第9条允许在民事裁判阶段扣减已经通过刑事追缴、责令退赔等方式返还或赔偿的部分；裁判生效后才实现返还的，被执行人也可在民事执行中主张相应扣减。代理被害人时，应持续核查刑事退赔的实际到账及对应损失项目；代理公司、担保人时，则应提出明确的金额证据，避免仅以刑事判决载明“责令退赔”就主张扣减尚未收到的款项。后一句是基于第9条“已经……返还或者获得赔偿”的文字所作的实务理解，具体仍须结合个案执行事实判断。[注19]
其他救济入口也需要区分。案外人对刑事查封、扣押、冻结财产主张权利，第10条设置的是向办案机关申诉、控告，或在刑案起诉后向审理刑案的法院提出权属异议等路径，并非当然受理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单位涉刑时符合条件的破产申请，第11条允许受理并协调财产清收与刑事追缴；刑事附带民事裁判生效后新产生的治疗、康复费用，第12条允许另诉。民事执行中发现非法集资等犯罪的部分事实，第14条又有中止执行及后续衔接规则。把这些情形笼统写作“刑事程序之外可以另诉”，会误导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注20]
同一事实在刑事程序中不立案、撤案、不起诉，或者经生效裁判宣告无罪、不负刑事责任，第15条明确开放民事诉讼；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认定被告人不构成犯罪，第16条也保留依法处理民事责任的空间。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构成条件不同，当事人仍须依民法典证明具体请求。对于非法集资等案件，还要先审查特别规则能否适用，不能把新《规定》第3条的分别审理规则脱离第23条单独使用。[注21]
07
从新《规定》提炼一份真正能用的办案材料
第一步，在立案或提出程序异议前制作“民刑事实对照表”：分别写明两案当事人、诉讼请求、请求权基础、刑事指控所涉及的行为，以及各自必须证明的关键事实。同一合同、同一资金流或同一项目，只是开始比较的线索。对于起诉公司、担保人、其他债务人或保险人的案件，还要把这些主体的独立责任基础单列出来，避免在“同一事实”争论中丢失真正的诉请。[注22]
第二步，对中止申请作可检验的论证。主张中止，应指出必须等待刑事结果的具体事实、理由及现有证据缺口；主张继续审理，则逐项列出能够在民事程序中查明的证据。刑事受案回执、侦查机关来函以及当事人的报案材料，可以说明刑事程序进展，却不能独立完成“必须依赖”的证明。刑事材料需要调取时，也应说明其对哪项民事待证事实有证明价值。[注23]
第三步，按请求权基础整理实体证据。涉刑合同案件至少核对签约权限、授权外观、签章形成、合同履行、资金去向以及单位是否实际受益；担保案件还要核对担保人接受信息的过程、债权人的审查行为、撤销权行使时间。代理人不能用刑事罪名替代这些民事构成要件，也不能因为刑事案件尚在侦查，就放弃对现有合同及履行材料的审查。[注24]
第四步，建立损失及受偿台账。把合同给付、侵权损失、刑事追缴、责令退赔、保险给付、民事保全和执行款分别记录，注明实际收取时间、数额与所对应的损失。这样既能提出有依据的诉请，也能在第9条适用时准确处理扣减，避免判决与执行阶段分别计算出互相冲突的金额。[注25]
刑事程序启动后，民事案件能否继续、谁来承担责任，应从诉请和基本事实查起，再审查中止的必要性、合同与担保的效力，最后核对实际退赔。
新《规定》带来的改变，不在于为所有涉刑民事案件指定一个统一的先后顺序，而在于让每个程序决定和责任结论都经得起具体事实检验。对律师而言，最有用的工作也由此变得清楚：把笼统的“案件涉刑”，写成法院可以逐项审查的事实、证据与请求。
注释及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闵榕
国浩昆明合伙人
业务领域：刑事辩护
邮箱：minrong@grandall.com.cn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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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声明：本篇文章所阐述和说明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意见，仅供参考和交流，不代表本所或其律师出具的任何形式之法律意见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