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跨境腐败法》于2026年11月6日经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标志着我国首次以专门立法形式，系统性构建跨境廉洁监管体系。至此，中资企业境外经营长期依赖的“属地惯例”“行业潜规则”“境外无人监管”的粗放式发展逻辑被终结。

不同于以往单一刑事规制条款，本次立法实现了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追责、域外反制、企业合规义务的全链条闭环监管。既是我国履行国际公约、完善涉外法治体系的制度补白，也是针对当前中资出海高频风险、境外项目腐败多发、域外长臂管辖泛滥的精准制度回应。本文结合国际反腐规制差异拆解立法背景、制度价值、核心监管亮点，并从治理、交易、证据、存量风险四个维度，给出企业可落地的合规应对路径。

一、立法背景与制度定位

（一）国内反腐败法制的域外延伸

在现行法体系内，涉及跨境腐败的规范分布较为分散。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以财物，由《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制；商业贿赂由《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调整；《监察法》实现了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跨境资金异常流动则由外汇管理与反洗钱规则处理。

这些规范的共同特征在于，针对具体行为、针对个案、以事后追责为主。缺的是一部把预防机制、企业义务、跨境协作、阻断反制、法律责任整合于同一结构的综合性立法。

同时还有履约层面的要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条要求缔约国制定并执行预防性反腐败政策，第十二条要求推动私营部门建立廉洁与合规机制。我国批准公约已逾二十年，但私营部门的合规义务长期停留在倡导性表述，未进入法定框架。

（二）跨境经营风险的结构性变化

近十余年，中资企业境外经营的风险结构发生了几处实质性变化。

其一，多边开发银行的交叉制裁机制已经成型。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机构自2010年起实行制裁相互承认，一家企业在某一机构被认定存在欺诈、腐败或共谋行为，将在相当长的期限内失去全部成员机构的项目投标资格。这类程序的认定标准显著低于刑事证明标准，实践中不少企业在刑事层面并无问题，却在多边制裁名单上停留数年。

其二，欧美执法机构的管辖持续扩张。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与英国《贿赂法》均采广泛连接点，境外子公司、代表处、跨境支付通道、合资伙伴，均可成为管辖的入口。执法趋势也由行贿方本身，延伸至中间人、融资安排方、承销商与并购顾问。

其三，东道国的外资安全审查普遍把廉洁记录列为审查要素。在矿产、能源、基础设施领域，合规瑕疵可以直接转化为准入障碍，且后果往往不可逆。

其四，国内层面，跨境腐败已成为追逃追赃与跨境资产追回工作的组成部分。

上述因素叠加，企业面临的已不止刑事风险一项，还包括投标资格、融资可得性、项目审批与商业声誉四类风险，而后者造成的损失往往大于罚金本身。

（三）立法定位

这部法律不是刑法条文的补充，而属综合性立法。它将预防、义务、协作、阻断、责任置于同一框架。这一判断是理解后续多数条款设计的前提，也决定了企业在阅读时不应仅关注责任条款，而应同时关注义务条款与程序条款。

二、制度意义

（一）规制重心前移

此前的处置路径是发现线索、立案调查、追诉处理，成本高、周期长、事后性强。新法将重心前移，要求企业识别风险、建立机制、开展排查、报告线索。监管触角因此进入企业的日常运营层面，风险在被识别时即获得处置可能，而非等到形成可追诉的事实。

（二）责任主体组织化

过去追究的对象多为具体行为人，企业仅在构成单位犯罪时才承担责任。新法引入企业义务与不作为责任，即便未查实具体行贿行为，制度缺失、风险排查缺失、整改缺失本身即可构成责任事由。

这是责任从个人向组织的转移，也是合规职能在企业内部地位上升的法理基础。对企业治理的直接含义是，合规不再是法务部门的内部事务，而是董事会层面的议题。

（三）对等的规则接口

阻断条款的价值不止于为企业提供拒绝依据。其意义在于，使中国从被动接受规则的一方，转变为持有对等工具的参与方。当境外机构以反腐败名义在境内取证、调取数据或要求企业配合时，我国有明确的阻断依据，也有一套转由官方渠道处理的程序安排。

该安排与《反外国制裁法》确立的不执行外国歧视性限制措施义务、《数据安全法》第三十六条关于向外国司法或执法机构提供境内数据的规定、《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确立的对外联系机关与主管机关分工，构成相互配套的规则群。

（四）市场结构的改变

合规由自愿行为变为法定义务，将改变出海市场的竞争条件。短期看，合规成本上升压缩了小型企业的空间，部分依赖灰色通道获取项目的经营者会选择退出或转移；中期看，具备体系化合规能力的机构将获得更稳定的竞争位置。

这一过程伴随真实的摩擦，项目的推进节奏会变慢，成本会上升。但方向是确定的，因为规则改变的是交易的可比性，而不是单项成本。

（五）履约与国际话语

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中国长期面对一种外部叙事，即中资企业出海伴随腐败输出。这种叙事直接影响外资审查结论、多边融资可得性与国际舆论环境。

新法提供了可被引用、可被核查的制度依据，在双边司法协作谈判与公约履约审议中具备实际分量。这类制度供给的价值往往被低估，而其对单个项目的保护作用，可能在若干年后才显现。

三、主要制度亮点

（一）管辖连接点

法律采属人与属地结合的管辖思路，涵盖中国境内设立的企业及其境外分支机构、境外子公司，以及中国公民在境外的相关行为。

实务中需要留意的是，境外子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其行为归责须以母公司是否存在决策、授权或放任为判断基础。该判断标准将随执法实践逐步清晰。在此之前，企业宜按母公司对境外子公司承担廉洁管理责任来预设内部治理安排，而非以法人独立性作为隔离依据。

（二）合规义务的法定化与弹性

法律未设定统一模板，采风险管理导向，要求依业务规模、范围与风险程度合理配置。这一设计对中小企业相对友好，但也意味着不存在购置一套标准文本即可免责的避风港。

监管验证合规有效性的方式，通常集中在三类材料：风险清单是否与实际业务匹配，尽调与培训是否有可追溯记录，异常交易是否有处置闭环。这三类材料构成合规的最低证明集，缺少任何一项，制度文本的证明力都会显著下降。

（三）第三方管理义务

将渠道端纳入企业责任范围，是这部法律在国际比较中相对靠前的一步。英国《贿赂法》第7条规定的未能预防关联人员贿赂罪采同一思路，其实质是将是否知情的举证前移，企业不能再以中介自身行为作为免责理由。

对企业的直接含义是，中介的合规状态不再只是商业风险，而成为企业自身责任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在矿业、能源与工程总包领域的居间安排中影响最大。

（四）阻断与配合程序的衔接

境外机构未经我国主管机关同意，不得在境内开展相关调查取证，境内主体不得擅自向境外提供材料。

需要明确的是，阻断不等于全面禁止。条约框架下的司法协助、监管互认安排、正常的跨境诉讼证据调取，仍属可行路径。区别在于渠道是否合法，而非是否提供。企业在收到境外取证要求时，应先判断要求来源、程序依据与材料所在法域，再决定通过官方渠道处理或依阻断条款应对，而非直接在配合与拒绝之间二选一。

（五）责任梯度与业务资格

除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外，法律将整改情况与跨境业务资格相挂钩。

对企业而言，实际影响往往不在罚金数额，而在能否继续承接该类业务。工程总包、政府采购、特许经营类项目对资格极为敏感，一项资格限制的后果，通常超过同案的罚金。这也解释了为何责任条款应当与业务连续性一并评估。

（六）举报机制与合规从宽

法律设置举报渠道与内部举报机制，同时从条文取向看，主动报告、主动整改、有效合规可作为从宽处理的考量因素。

这一安排的价值在于，为企业的合规投入提供了向责任减免转化的通道。制度设计时应预留相应接口，例如内部举报的受理、调查、反馈与记录流程，使从宽情节在需要时具备可证明性。

（七）跨境协作与资产追回

法律在跨境协作、信息交换、资产追回等方面作出安排，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及我国签订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形成衔接。对企业的间接影响在于，涉腐资金的跨境流转被识别与追回的概率上升，这意味着以多层离岸主体隔离资金的安排，其有效性正在下降。

四、企业应对建议

建议按治理、制度、交易、证据四个层面推进，顺序上先做见效最快的。

治理层面。合规负责人不宜由业务线兼任，汇报路径应尽可能避开业务负责人。制度文本可以参考同业模板，独立性无法参考，而独立性决定制度能否真实运行。中等规模以上的出海企业，应考虑在董事会层面明确合规议题的审议周期。

制度层面。建立以国别与业务为两轴的风险地图。矿业、能源、工程总包、政府特许、政府采购属天然高风险；许可审批、通关、税务稽查、土地取得是风险最集中的环节。地图不必精细，但应能回答当前最危险的项目是哪三个。

交易层面。清理支付科目，将缺少成果交付支撑的咨询费、顾问费、协调费调整为里程碑付款、附成果清单、分节点验收。重建境外服务合同条款，至少补齐反腐败陈述与保证、审计权、违规即解约、损失赔偿四项，并禁止未经同意的转委托。合同文本可标准化，一次完成，长期适用。

证据层面。建立政府接触台账，记录与东道国政府部门、官员及其中间人的会面、通话、宴请、礼品，载明时间、人员、事由与金额。这类台账在核查中往往是最有效的自证工具，其价值高于多数制度文本。

此外有三项程序性安排值得同步建立。

其一，境外调查的统一入口。一线不得自行回复境外函件，统一归集总部法务与外部律师，判断函件来源、程序依据与材料所在法域后，再决定处理路径。

其二，内部调查的程序规范。访谈应有见证、有书面记录并经确认，不查阅私人设备与个人账号，调查范围事先界定。程序瑕疵会使调查结论在后续争议中失去效力，这一点在涉及员工个人信息的案件中尤为关键。

其三，存量项目的保密盘点。对三年前依赖中间人完成审批的项目做一次内部梳理，识别无成果付款、审批对应付款、公职关联中介三类高风险点，逐一评估处置必要性。盘点结果不必形成书面报告，但应留存决策记录。

五、结语

《反跨境腐败法》的落地，意味着中国企业出海正式告别野蛮生长的时代，进入规则透明、责任法定、合规前置、风险可控的法治化新阶段。纵观整部立法，其核心要义不在于增设惩戒条款，而在于重塑跨境经营的价值逻辑：将企业廉洁合规从可选的风控手段，升级为法定的治理义务；将事后个案追责，前移为全流程体系化预防；将被动应对域外监管，转变为双向对等的规则博弈。

对于广大出海主体而言，当下最关键的不是恐慌观望，而是主动适配新规、梳理存量风险、补齐制度短板、固化合规证据链。在尊重东道国商业惯例的同时守住国内法治底线，在市场化经营的同时构建体系化风控能力，方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监管环境中行稳致远、长期发展。

*文章来源：“出海中亚法讯”公众号，作者：桑中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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