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末第一批 BOT 项目落地，到 PPP 浪潮席卷市政公用领域，二十多年的特许经营周期里，环保产业经历巨大变革，制度规则几经变革。
按照首批 BOT 项目 20—30 年的特许经营周期推算，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到期移交高峰其实尚未到来。耐人寻味的是，行业情绪已经提前抵达。
近三年，污水处理、PPP 基础设施、市政公用项目中，一批特许经营权被提前收回、终止甚至被迫转让。对重资产模式下的环保企业，这是一种不可不重视的预警信号。
本文以近三年典型案例为切片，剖析三类样本背后的制度逻辑，提炼存量时代必须正视的变革信号。
区域整合型
地方政府的体面收编
从近三年案例观察，环保类特许经营项目提前收回，大体可归为三类：区域整合型、争议诉讼型、企业主动撤退型。
三类情境貌似各有缘由，却共同指向一个深层变化——环保项目已经从“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的扩张阶段，悄然驶入“地方政府重新配置资产、企业重新计算风险”的存量阶段。
第一类是区域整合型收回。
表面上是提前终止，实质却是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资产的重新整合配置。
鹏鹞环保旗下岳阳鹏鹞水务的罗家坡、南津港两座污水处理厂项目，是这类案例中最具代表性的样本。
2024 年 1 月，鹏鹞环保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岳阳鹏鹞水务与岳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特许经营合同终止协议》，为落实岳阳市政府统一部署，提前终止岳阳市经开区罗家坡污水处理厂一期、南津港污水处理厂的特许经营权。根据协议安排，政府方应向公司方支付价款合计 4.458 亿元。
这一案例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项目失败，而像一次有补偿、有协商、有资金兑现的体面分手。值得关注的是，4.458 亿元价款中相当部分本是政府对企业历年欠费与逾期利息的清偿。这意味着提前收回不仅是经营权的腾挪，也成为地方政府一次性结清历史账目、重新轻装上阵的契机。
终止理由更耐人寻味，“落实岳阳市政府统一部署”，措辞虽然简练，背后承载的却是城市污水处理资产从分散运营走向系统统筹的明确意图。
对地方政府而言，提前收回污水厂特许经营权，有助于统筹城市污水处理资产，推动厂网一体、区域一体、运营一体。
过去一座城市内可能并存多家项目公司、多套合同版本、多种收费机制、多个运营主体，平日各自运转尚可，一旦进入提标改造、管网治理、污水资源化或资产打包阶段，管理边界便被切割得过于细碎。
岳阳此次将经开区罗家坡与南津港两座主力污水厂同步收回，正是这种“重新组合拼图”逻辑的具体演绎。
同济科技的惠州沥林污水处理厂 BOT 项目，则呈现了同一逻辑的县域微缩版。2022 年 11 月，同济科技公告称，沥林镇政府拟提前终止与其下属孙公司签署的 BOT 特许经营权合同，并支付回购款 5551 万元。
当地提出提前终止的背景是，污水处理需求与二期扩建建设安排相叠加——二期扩建需与首期共用土建、配电设施、办公楼等，地方政府希望统筹管理水务资产。公告显示，回购款以评估值为基数，过渡期内政府还按月支付污水处理运营成本费用。
此类案例的关键词都不是违约，而是整合。地方政府需要将过去碎片化的水务资产重新纳入统一盘子，便于统一调度、统一改造、统一融资，甚至为未来基础设施 REITs、平台公司资产注入或区域运营权重组埋下伏笔。
对企业而言，只要补偿机制清晰、对价兑现及时，提前退出或资产置换未必是坏事。尤其在行业回款压力加大、融资环境收紧的背景下，一笔确定性的现金回流，可能比一份长期但不稳定的特许经营合同更具现实价值。
但这里也埋着一个隐忧：如果地方政府可以因“统筹管理需要”提前收回或重组项目，那么社会资本当年基于长期经营期形成的投资测算，将如何被公平补偿？补偿究竟按资产残值结算，还是把未来收益一并纳入？折现率如何确定？设备折旧与更新投入如何认定？这些看似财务技术问题，实则是政企信用的试金石。
体面分手的前提，是账算得清，账算不清，下一步便可能滑向第二类。
争议诉讼型
行政权力撞上契约边界
第二类是争议诉讼型收回。
表面上是补偿分歧，实质上是行政权力与契约边界的正面碰撞。
海天股份子公司天府海天的华阳第一污水厂二期项目，是值得关注的案例之一。
公开报道显示，天府海天与四川天府新区农业农村局、四川天府新区管理委员会，就双流县华阳第一污水处理厂二期特许经营权撤回补偿方案未能协商一致，随后诉诸法院。
2026 年 3 月底，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确认天府新区管委会作出的解除特许经营合同及撤回特许经营权决定违法，并判令支付赔偿金约 1.15 亿元，不过该判决仍处于上诉期，最终结果尚存不确定性。
这一案例把一个长期存在却鲜被摊开的问题推到了台前：特许经营权究竟是政府可以随时调整的行政安排，还是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长期契约？环保基础设施固然具有公共属性，政府出于城市规划、公共利益、设施升级或区域调度的需要，确有调整项目安排的可能。
但问题在于，公共利益不能替代补偿责任，行政调整也不能自动注销合同约定。
对环保企业而言，最怕的并不是项目被提前收回，而是陷入一个“补偿黑箱”，资产价值双方各执一说，未来收益是否补偿没有共识，政府认定企业已经赚够，企业坚信投资模型被生生打断。各执一词之下，本该在谈判桌上解决的问题，最终只能被推到法院。
这一类项目的复杂性在于，政府往往会以企业履约不力、运营质量不达标、项目推进不符合要求等理由解除协议。企业则可能认为，问题根源在于进水不足、管网不配套、付费不到位、边界条件变化。
尤其在乡镇污水项目中，类似矛盾并不少见。厂建好了，管网没完全接上，处理能力具备了，进水浓度和水量却不稳定，企业承担运营责任，却无法掌控上游收集系统。最终责任很容易变成一锅粥，水进不来，账算不清，项目自然难以为继。
这正是“移交焦虑”的核心来源，环保特许经营项目不同于一般商业项目，它一头连着公共服务，一头连着企业资产，一头连着行政管理，一头连着金融机构贷款。只要提前收回的理由、程序与补偿机制不清晰，就会迅速演化为一场多方博弈。
企业担忧投资打水漂，政府担忧公共服务失控，银行担忧贷款安全，后续运营主体担忧接到一份“带病资产”。一个项目提前终止，表面上不过是当地的一件小事，传导至行业层面，便会变成社会资本对特许经营稳定性的整体重估。
这类风险正在成为水务企业未来五年需要重点审视的经营变量。如何重新评估长期特许经营合同的稳定性、存量资产的实际价值以及未来收益的可实现性，已经成为水务企业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时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青山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水务市场战略决策参考2026-2030》（可点击订阅），围绕水务行业从增量建设转向存量运营的阶段性变化，系统研究特许经营模式调整、存量资产经营、地方水务整合及企业战略转型等重要议题。
企业主动撤退
从扩表思维到减负思维
第三类是企业主动撤退型。
表面上是战略调整，实质上是企业对长期低效资产的果断止损。
与前两类不同，这一类案例的主角不是地方政府，而是环保企业自身——它们正在用真金白银的代价，重新校准过去十余年间因 PPP 浪潮、行业扩张与融资便利所积累的资产负债结构。
万邦达乌兰察布 PPP 项目的退出案例体现的是“以确定性回笼换长期不确定风险”。
万邦达是国内工业水务与污水处理领域的环保龙头企业之一，2015 年通过非公开发行募资 23.69 亿元、并以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基础设施项目作为最大单体投资，在内蒙古布局了集供水、供热、污水处理等于一体的大型 PPP 项目。
然而项目刚进入回收期，公司便选择果断退出——2021 年，公司公告显示乌兰察布 PPP 项目在保证投入资金不损失的情况下完成债务重组，PPP 项目回收资金约 10 亿元，并提前收回约 5.33 亿元委托贷款。
公司在年报中坦言，乌兰察布 PPP 项目和委托贷款的提前回收，“不仅加快盘活了资产，化解了该项目在未来可能存在的回款、资产减值等风险，而且优化了公司现金流状况”。
与此同时，公司一季度即启动股份回购，累计回购股份 6208.91 万股、支付 4.41 亿元。即便至 2024 年，公司仍在持续追讨乌兰察布项目尾款，全年成功回收资金超 2 亿元。一进一退之间，公司完成了从重资产 PPP 投资人到聚焦化工新材料与新能源主业的战略转身。
这是一笔账面上未必好看的交易，却可能是一笔必要的交易。对企业而言，继续持有一个跨周期长达二三十年、回款依赖地方财政、资产负债比例高企的大型 PPP 项目，账面上或许还能维持资产规模，实际却如同背着一床湿棉被赶路——体面虽体面，沉重亦沉重。
尤其在上市公司财务约束趋严、融资环境深刻变化、投资者更看重现金流质量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环保企业开始从“扩表思维”转向“减负思维”。
过去，PPP 项目是企业做大规模、拉长收入周期、进入地方市场的重要抓手；如今，一些项目却已沦为拖累资产周转与利润质量的历史包袱。万邦达年报中“化解未来可能存在的回款、资产减值等风险”一语，几乎是这一思维转向的精准注脚。
巴安水务的连续撤退，则更直接地指向支付端压力与企业困境双重叠加。作为一家以污水处理、海水淡化为主业的水务环保上市公司，巴安水务在 2022 年陷入流动性危机后，从 2023 年起开启了一轮规模可观的特许经营项目集中清退。
2023 年 6 月，子公司鄱湖环保与江西安福管委会解除《特许经营权协议》，将安福高新区污水处理厂一期及二期已建成资产以 2764.78 万元整体出售。同年，公司又以“优化资产配置”为由，向赣州市南康区城发集团转让南康工业园区污水处理项目全部资产。
2024 年 2 月，鄱湖环保再与九江共青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确认共青城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提前终止，政府方支付补偿 1773.72 万元，配套资产转让 2327.38 万元。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协议还包含1998.9万元的欠费一次性折后结算款，由新承接方江西赣北水务支付。
短短不到两年时间，多个污水处理项目陆续退出，巴安水务最终于 2024 年走向退市板块挂牌。一个项目能否持续，不仅取决于污水能否达标、垃圾能否焚烧、设备能否运转，更取决于服务费能否按时支付、调价机制能否兑现、财政承受能力是否真实。
巴安水务共青城案例中，近 2000 万元的历史欠费需要打折结算这一细节本身，便是支付端长期失灵的具体写照。过去许多项目测算之时，现金流表做得平滑漂亮，折现回报看似稳定，但现实中一旦地方财政承压、使用者付费不足、可行性缺口补助拖欠，企业往往没有时间等待财政缓解，只能选择折价出清、断臂求生。
大转场前的前奏
三重值得关注的信号
特许经营权的提前收回，是环保行业由扩张周期切换至存量周期的前奏。
综合三类案例，近三年特许经营权提前收回现象，至少透露出三重值得行业警觉的信号。
其一，地方政府在重新掌握环保基础设施资产的组织权。无论是污水厂提前收回，还是区域水务资产整合，背后都指向一个共同趋势：城市环境治理正从单厂单项目管理，走向系统治理、区域治理与平台化管理。
其二，特许经营权的法律属性需要被重新尊重。环保项目具有公共属性，但公共属性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低成本改变契约。对社会资本而言，长期合同的稳定性是投资的前提，对地方政府而言，依法调整、合理补偿亦是维护后续融资信用的根基。
其三，企业正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现金流安全。主动退出、项目转让、债务出清、减少担保责任，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现实选择。
几类案例从不同侧面撕开同一道裂缝：治理诉求在变，财政逻辑在变，企业风险偏好在变，而二十年前签下的合同，正承受着这些变量叠加而至的全部冲击。
未来五年，随着更多早期 BOT、PPP 项目进入合同调整与到期移交阶段，环保企业围绕资产持有、经营权调整、项目退出及运营模式升级的战略选择将更加频繁。这也是青山研究院在《中国水务市场战略决策参考2026-2030》（可点击订阅）中重点关注的产业变化。
对于水务企业而言，准确判断存量市场的演变方向，理解政策规则与地方水务资产整合趋势，重新审视现有项目的经营价值与风险边界，将直接影响未来五年的业务布局、投资决策与经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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