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 保利工程帝国的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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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桥铺路、兴屋建房，最重要的是夯实地基、打好支柱，同时材料选购、工程进展也需要按部就班，不可弄虚作假，否则不仅建筑物有倾覆之虞，更可能造成人命伤亡。这是任何人都清楚的事，建筑业界的专业人士更是念兹在兹，有着切身体会。然而，当一个人被胜利冲昏头脑，或被利益蒙蔽心智，就可能违反专业守则，做出错误决定，甚至做出违法的事，一旦东窗事发，轻则锒铛入狱、抱憾终身，重则祸及他人，留下千古恶名。

本期专栏的主人公李保罗在一文不名之时来到香港，凭专业才能做起了工程生意，借20世纪70年代香港高速发展的东风，事业乘势崛起，建立了一个令人艳羡的建筑王国，全盛时期身家超过两亿港元，在当时实属天文数字。然而，他却因利欲熏心等原因，接连犯下致命错误，最终赔上了个人名声与事业，沦为阶下囚。李保罗与其创立的保利工程公司的成败，反映出香港法制尚不健全时歪风处处的社会现实，也因为牵涉到众多社会名流与专业人士而备受关注。通过文献记录，我们将还原李保罗与保利工程的故事，梳理其盛衰关键，以为后来者鉴。

白手兴家

不少香港巨富回忆创业历程的时候，都喜欢强调自己是从零开始，是自己一点一滴的打拼才缔造出如今的商业王国，坊间或媒体也特别容易被“白手兴家”的故事所吸引，对穷小子逆袭为富豪的情节乐此不疲。对“已经富起来”的人而言，不靠祖荫而取得成功，更能彰显自己的本事；对普通百姓来说，出身低微却能成功跻身上流社会，说明社会仍有阶层流动的机会，或许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出人头地。然而，现实是残酷的，细看香港富豪排行榜，真正算得上白手兴家的人并不多，相较于富二代、富三代，他们在创业过程中更容易因根基不稳或独木难支等原因而被商海巨浪卷走，搁浅在失败的沙滩上，李保罗在香港的发迹与败落便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综合各方资料及李保罗后来在法庭上的供词，他大约在1918年出生于澳门，一岁时到上海生活，青年时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受抗战影响，学业一度中断，到1946年才以全年级第二名的成绩毕业，据说获得了理学士学位。在一次接受报章访问时，李保罗称，中学毕业后他曾以“半工读”的方式专修土木工程，并成为上海市甲级土木工程师和建筑师（《华侨日报》，1975年11月19日；《大公报》，1978年9月12日）。李保罗的出生日期和生平资料并无确实文件可考，大多根据其法庭证供或接受访问的报道整理而成，前言不搭后语之处不少，想必部分为自吹自擂之辞。踏足社会后不久，李保罗就自立门户，创办了一家主打沉箱建筑的公司，聘用了不少后来在中国建筑界颇有名望的精英，并曾参与多项上海大型建筑工程。新中国成立后，据说李保罗曾凭借工程专业资历，被政府聘用，在建筑部门担任高级职位，工资不菲，他曾笑说：“我每月工资就有256元人民币”。

大学求学期间，李保罗结识了同届但不同系的高儒佩，两人毕业后不久便喜结连理，先后育有四名子女。1957年，李保罗决定离开上海，更换人生跑道。他先是到了澳门，之后偷渡到香港，到港时几乎身无分文，只“带着八元人民币（当时约合20港元）来港闯天下”，本来有叔伯愿意借他50元应急，但他性格倔强，坚决不收。（《工商日报》，1978年9月12日；《大公报》，1978年9月12日）。

1950年代的香港铜锣湾

为了应付生活、养活妻儿，曾当过老板的李保罗不得不放下身段，四处找工作。虽然身为专业工程师，但只要是与建筑相关的工作，他都会去应征。据李保罗后来忆述，来港三日后他到知名的周耀年建筑师楼面试（周耀年出身香港巨富周永泰家族，其兄是曾任行政立法两局议员的周锡年，周耀年是香港第一代华人建筑师，其事务所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华人建筑师事务所，《新晚报》，1978年9月12日），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当时周耀年建筑师楼获得政府一个大型公共屋村（苏屋村）的主要建筑工程合约，李保罗也曾参与其中，他忆述“绘画苏屋村的图则，花了不少精神和时间”（《大公报》，1978年9月12日）。此外，他还参与了多项由周耀年建筑师楼承办的大型工程，包括油麻地新填地街项目、尖沙咀星光行项目等。由于表现突出，李保罗获得老板赏识重用，入职后不久，每月工资便增至600港元，在当时已经算得上高薪一族了。

李保罗在上海时能完成大学学业，考取专业资格并有能力开公司，可以推断他来自中产或较富裕的家庭，有一定家底。但他到香港时身上只剩几块钱，还不得不去应征非本专业的工作，说明他当时已经山穷水绝，只能从零开始。幸亏过去的工作经历还能让他在香港立足，重新干上自己的老本行。不过，或许是觉得自己并非池中物，又或许是不愿一辈子给人打工，李保罗在周耀年建筑师楼工作了两年左右，累积了一定资本和人脉之后，便决定自立门户再战商场，于1959年与亲友合伙创立了保利工程公司（关于公司的创立，李保罗曾有其他说法，他曾在法庭上称自己1957年来港后在一家公司担任绘图员，6个月后与其叔伯开设了一家打桩公司，1967年因受社会动荡影响，公司生意骤减、财务出现困难，其叔伯离港并由他接手公司，而他后来成功扭转了经营惨淡的局面）。

由于有早年创业的经验，加上自身的专业能力，李保罗的公司发展顺风顺水，1962年12月，他决定将合伙公司改为有限公司。从公司注册处的档案中可以找到保利工程有限公司的登记文件，李保罗是公司的大股东暨董事，登记地址为尖沙咀金巴利大厦10楼H座；另一位董事为李郁恩，他的登记住址为旺角亚皆老街126号11楼B座，两人皆报称为商人，公司主营业务是承建大小地盘工程，特别是打桩工程（《保利工程有限公司组织章程大纲及细则》，1962年12月11日）。

重拾老板身份的李保罗对待工作更加认真拼搏，他回忆说，当时自己每天工作20小时，事必躬亲，最令他引以为傲的是公司的工程质量“总是一级的”，有口皆碑，很快在业内打响知名度，生意络绎不绝。公司不久后更是获得政府发放的“C牌”（俗称“大牌”的大型工程承建资格，获此牌照才能参与投标政府公共建筑工程），说明公司得到官方认可，有资格承接大型政府工程。据李保罗忆述，“当年建筑工程的利润极为丰厚……一份合约的三分一为成本，三分二则为利润”，可见其身家水涨船高的速度。

1960年代香港开展的公共工程

在保利工程不断发展、李保罗的财富与社会知名度稳步提升的同时，香港股票市场在20世纪60年代末也迎来历史性的发展，以李福兆为首的年轻华人金融精英经过持续努力，打破一直由英资垄断的股票市场，于1969年成立了远东交易所（俗称“远东会”）。过去，资本市场由一家独揽，企业只能在香港交易所（俗称“香港会”）上市，大多数华资企业被拒之门外。20世纪60年代末，香港经济起飞，华资企业对上市集资的需求越来越大，而“远东会”的主要服务对象正是这些新崛起的华资公司，于是吸引大量华商到该会挂牌上市。由于市场反应积极，其他华人金融精英也争相效仿，1971年胡汉辉等成立金银证券交易所（俗称“金银会”），一年后陈普芬等又成立九龙证券交易所（俗称“九龙会”），短短三年间股票交易所从一家增至四家，华资企业挂牌上市的数量大幅飙升（郑宏泰、黄绍伦，2006）。

注意到资本市场的重大转变，充满野心且希望事业更上层楼的李保罗当然想通过上市集资，吸纳更多资本，支持保利的业务发展。在与志同道合的友人多番商议与筹备后，保利于1972年12月以私人配股（private placement）的方式上市。上市文件显示，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承接政府马路、隧道及天桥等建筑工程，登记董事除李保罗及其妻高儒佩外，还有潘惠钧、李宪武、胡应湘、张贯天、唐天燊和李美俐等人（潘惠钧为李保罗大学同学，二人相交多年；胡应湘为合和实业主席，李宪武为合和董事；张贯天及唐天燊是律师；李美俐是会计师，后退出董事会）。公司法定股本为3000万元，每股面值1元，共3000万股。首次集资的金额为1800万元，其中1350万元为已认购股份，每股1元，真正发售的股份只有450万股，每股发行价1元，集资额450万元（Paul Lee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1972）。发行股份的一半由李保罗家族掌控（李保罗夫妇占49.44%，其成年的一子一女Jane及William共占0.56%），而在上市前的11月，合和实业已购入公司25%的股份，剩下的25%由公众投资者持有。由此可见，李保罗家族掌控公司，第二大股东则为合和实业（《华侨日报》，1972年11月19日）。

由于当时股票市场气氛热烈，公司上市后股价节节攀升，1973年3月5日更一度站上每股25元的高位，李保罗的身家财富也呈几何级数急速增长，有媒体称“他的身家暴增至2亿港元”（《工商日报》，1978年9月12日），保利工程则被形容为香港建筑“帝国”（empire），获得“天桥专家”的美誉（《工商日报》，1974年11月7日），成为业界龙头。

股市变天揭出财务丑闻

对企业家和投资者而言，股票市场可以说是一个让他们又爱又恨的平台。之所以爱，是因为这里可以让他们获得巨大的发展能量，助其闯天下、攀高峰，建基立业、书写传奇；之所以恨，是因为这里风高浪急，弄潮儿一招不慎、投资失误，便会被瞬间吞噬，倾家荡产。如果失败之后还心有不甘，或一时被利益蒙蔽，铤而走险、弄虚作假，结果则可能饮恨终身。

1973年初，恒生指数因置地与牛奶公司的收购战而不断攀升，3月9日达到历史高位1774.96点，此后置地股份除净，股价随之调整，同时又发生假冒合和股票等事件，引起市场恐慌，投资者纷纷抛售股票，恒生指数不断下跌，到7月时更是跌穿500点，4个月间下挫超过七成（郑宏泰、黄绍伦，2006）。随着股市泡沫破裂，保利工程的股价也大幅回落，之后一蹶不振，到1974年5月股价跌至1.61元的最低点，交投极度疏落（《工商日报》，1974年8月31日；《星岛晚报》，1974年11月7日）。

1974年8月22日下午，远东会与金银会突然宣布，应保利工程的要求，暂停该公司的股票交易，直至另行通知，停牌前股价报收1.67元。尽管保利的股票早在两三个月前便没有任何交易，但停牌的消息仍然引发市场震动，当日恒生指数跌至282.67，是三年以来的最低点（《大公报》，1974年8月23日）。同日，保利发布通告，称公司是自动申请停牌，董事会已委任胡应湘代理董事会主席职务，并邀请债权人及股东于1974年8月27日出席会议，届时将报告公司状况及未来的应对措施（《华侨日报》，1974年8月23日）。

公司停牌的同时，李保罗、高儒佩和潘惠钧三名董事宣布辞职，其他董事留任，并委任新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账目进行深入调查。一天后，胡应湘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公司财务上有“若干不正常行为”，导致公司财务困难需要停牌，而进行中的工程也需要“短时间”暂停后才能复工。证券业务监理专员也首度回应该事件，称已密切注意事态发展，但暂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工商日报》，1974年8月24日）。显然，若非保利主动揭露，交易所及监管机构对其账目和营运上的诸多问题还懵然不知。

8月27日正午，债权人与股东会议如期召开，据报道当天参会者约有200人，其中包括158家债权公司代表及工务局的官员，李保罗并未现身。胡应湘以全权处理人的身份主持会议，他表示，由于核数师尚未完成对保利账目的审核，请大家再耐心等待进一步消息，随即宣布散会，前后不过十分钟。会后胡应湘再次接受记者访问，称8月19日包括他在内的4名非执行董事（另三人为李宪武、张贯天、唐天燊）获悉，保利一笔高达一千万元的款项在该年6月被不正常提取，致公司财务出现问题，其后李保罗等三人提出辞职并被接受，公司已委托律师研究处理方法。这番言论近乎直指李保罗等人提走了公司大笔资金，是事件的始作俑者。

为了增加公众的信心，胡应湘还表示，虽然目前所有工程已暂停，但公司还有一亿多元的工程合约，正在对继续合约是否符合公司利益展开评估，政府也在等待研究结果，暂不会收回合约。此外，公司获得汇丰、渣打及万国宝通等债权银行支持，暂不追讨欠债。公司已聘请专业人士对管理、财务进行通盘审查，三个星期后将向董事会提交报告，届时将决定未来安排，待一切圆满解决后，公司股票即可恢复交易（《华侨日报》，1974年8月28日；《工商日报》，1974年8月28日）。

胡应湘提到的一亿多元工程合约绝大部分与政府相关（保利当时手上有11项政府工程，总值约1.78亿元），1973年初，保利才刚收到政府拨付的一亿元首期款，工程延误不仅影响附近居民的生活及社会发展规划，还牵涉大笔公帑，加之保利聘用的多达三千名建筑工人的生计问题，所以该事件已经不再是公司的内部事务，事关公众利益，除证券监管当局外，其他相关政府部门也表示密切关注。

财务困难尚未解决，保利董事会又出现严重分歧，主要涉及新旧主席之间的权力争夺。在李保罗卸任主席后数天，有报道称保利旗下的建筑工人“集资万余元请李复出”（《华侨日报》，1974年8月24日），还有消息称“被不正常提走”的一千万元问题已解决，李保罗将重掌公司，工地复工在即。李保罗以个人名义在报章发布通告，“报告”曾与政府及主要往来银行商讨，通告刊登后三天，胡应湘也以董事会代主席的身份发通告，再邀债权人出席会议，商讨解决方案（《工商日报》，1974年8月28日、1974年9月6日、1974年9月9日）。新旧主席之间你来我往，说明双方除多次在董事会闭门会议中交锋外，还通过媒体隔空出招，火药味甚浓。9月10日的债权人会议上，李保罗的复职争议曾令会议两度中止，最终董事会决议，李氏重任主席，胡应湘被赶下台。胡应湘与李宪武、张贯天、唐天燊四人表示，待李氏重组董事会后将提出辞职。会议还讨论了债务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未计算银行债务的情况下，当时公司欠款已达1800万元，李保罗建议以发行新股、紧缩开支及私人注资等方法解决，并表示已经获得政府预付的300万元，能让工程继续进行，他本人有信心挽救公司，走出困境（《华侨日报》，1974年9月11日）。

虽然李保罗信心满满，但保利的情况并未见好转。先是复工后进度缓慢，为了削减支出，不断裁减人手，半数散工及四成建筑工人被裁，引发工人抗议及社会关注（《工商日报》，1974年9月27日）。拖延扰攘近一个月后，工务司署于10月22日向保利发出最后通牒，表示保利一直未能履行合约，若情况仍未得到有效改善，将于两星期后收回全部工程合约，接管相关工地，所有设备及物料一并充公（《华侨日报》，1974年10月23日）。两天后，财政司又委派两名视察员进入公司调查事件始末及财务情况（《工商日报》，1974年10月25日）。

在保利接到“死亡预告”的同时，胡应湘再度开腔评论该事件，表示自己知道是谁提走了那一千万元，更希望看到对方受到法律的制裁。当记者问到有传言称合和有意吞并保利时，胡氏断然否认，称即便要接收一家公司，也会找信誉良好、财务健全的。但最后他又改口称如果李保罗愿意完全放弃公司，并且拿回政府的工程合约，合和及其他债权人或许会考虑接收并重组保利（《工商晚报》，1974年10月24日）。显然，胡应湘仍对被赶下主席之位耿耿于怀，同时也相信只要能解决眼前的财务困境，保利其实仍有可为，不会走上倒闭之路。

由于政府给的期限只有两个星期，李保罗不得不多方奔走，试图挽救公司，其间董事会中的两派人马也各有动作，不断召开会议，各自会见媒体对外发布消息。11月1日，胡应湘在董事会会议后见记者，表示罗兵咸会计师楼已完成调查，是李保罗以不正当方式取走了900多万元，但据他所知李保罗否认指控。胡氏又补充说，如果公司能满足政府提出的三项要求，包括获得全体债权人支持、筹得700万营运现金，以及改组公司，便可避免被接管的命运。他表示虽然第一项要求已完成，资金也筹集过半，但他认为公司的前景仍不乐观，因为有人一直反对改组公司（《华侨日报》，1974年11月2日；《工商日报》，1974年11月5日）。

11月6日，即接管期限的最后一天，董事会成员上午与工务司署会面后，政府方面宣布接管行动将延期两天。正当众人看到一线曙光之际，财政司突然在下午签署清盘令，入禀法庭要求将保利清盘，并即时收回保利手中所有的政府工程合约。据胡应湘接受访问时透露，无抵押债权人的欠款约为2000多万元，最大苦主是青洲英泥公司，另欠各银行共计700多万元，他个人及合和在事件中损失高达1100万元。事件的另一主角李保罗一直没有出现，据胡应湘所说，当天下午4点以后便已无法与之联络（《工商日报》，1974年11月7日）。

1887年，青洲英泥公司创办于澳门青洲，在香港及华南从事水泥及混凝土制造，图为1906年的于澳门厂房

对于政府这个“朝令夕改”的决定，一众无抵押债权人及保利员工自然大力反对，财政司则声称，决定是根据视察员的专业评估报告，经过缜密考量而作出的。相关报告于11月11日发布，这份长达19页的中期报告详细交代了保利出现财务问题的前因后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重点是，公司在1972年底原本有大量流动现金，但大股东兼董事会主席李保罗在未得到董事会同意的情况下，挪用公司900多万元资金购买股票，有媒体这样报道：

报告提到，众董事直到1973年商讨派发中期股息时才得知此事，当时股票已赔了290万元，李保罗在会上曾承诺会负责，并将1000多万元存进公司在永安银行的户头，但后来又私下将其提走。视察员综合各董事意见，认为这一千多万元已“无法寻回”，而截至11月4日，公司现金只剩2000多元，甚至不足以应付一日开支。由于公司财务已药石罔效，所以政府决定将其清盘并收回工程合约（《工商日报》，1974年11月12日）。

诉讼缠身 三度入狱

就像不少丑闻一样，刚被揭发时通常还只是小范围事件，但若掉以轻心、处理不当，便会愈演愈烈、不断蔓延，最终产生灾难性的结果，保利工程亦是如此。保利股票停牌后，公司内部非但没有团结一心解决眼前的困难，反而明争暗斗，导致政府介入调查，揭露出不少造假账、公款私用以及行贿贪污的问题，所涉及的也不止李保罗一人。救亡不得其法，让这家原本旭日东升的企业瞬即衰败，众多董事也要面对法律诉讼。

从财政司入禀法院清盘到发布报告，李保罗一直没有露面，其间曾有传闻称政府已颁令禁止李保罗离境，但政府予以否认。报告公开后，面对众多指控，部分甚至涉及刑事责任，李保罗本人仍没有任何回应，只通过律师表示，对账目“保留解释权利”（《华侨日报》，1974年11月9日及1974年11月12日）。12月中，李保罗突然被捕，原来是美国大通银行因其私人借贷未还而向法庭申请了拘捕令，欠款约140万元，他因此吃了两天牢饭，事件私下解决后获释（《工商日报》，1974年12月20日）。

1975年1月，账目审计核查人员发表最后一份报告书，揭露了保利大量的“糊涂账”，包括做假账、账目不清、蓄意欺骗股东，以及公司经营不善、亏损极为严重等问题，更发现原来早在1972年公司上市时，申请书已开始作假，将资产多报了400万元，这笔款项其实是李保罗“借给”公司的，于一天后便转走。报告还指出，公司上市向公众筹得930万元，申请书中称相关资金将用作添置机器设备、发展土木工程业务等用途，但李保罗却在十多天后取走700万元，通过胡应湘、李宪武出任股东的股票经纪公司，购入合和、和记的股票，此后李保罗再私自取用其中约270万元，购入和记股票。股价上升时，李保罗曾出售部分股票，获利200多万元，但并未拨回公司账户，而余下的股票大部分作为向银行借贷的抵押品，现已无法收回，相关损失超过600万元。此外，保利向公众或工程署提交的账目文件中也出现不少夸大公司资产的情况，如董事先将钱借给公司，让公司账户“好看”，之后再将钱取回，隐瞒公司严重亏损、负债超过3000万元的事实——单是在1974年的11个月内，业务亏损已达2318万元，早已资不抵债（《工商日报》，1975年1月29日；《华侨日报》，1975年1月29日；《星岛日报》，1975年1月29日）。

由于这份报告书揭露了保利种种欺诈行为，且涉事者不只李保罗一人，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随即加紧调查。其间，保利清盘案在法院开庭，财政司代表在庭上表示，此案与一般公司清盘不同，并不是为保障债权人利益，而是为了“商业道德与公众利益”，保利公司多年来账目不尽不实，公司负责人犯下了欺骗股东的罪行。在没有任何异议的情况下，保利最终于1975年2月被勒令清盘，资产由政府接管，工程帝国就此走到了终局（《工商日报》，1975年2月4日）。

保利清盘后，不断有消息称警方调查已完成，可能对相关人士提起刑事诉讼（《工商晚报》，1975年2月4日；《华侨日报》，1975年4月1日），但却迟迟未见有行动。半年多后，李保罗被捕，这次出手的是刚成立不久的廉政公署，同时被拘捕的还有保利工地经理张华添，以及一家汽车行的老板朱洪钧，不久之后，另一涉案建筑商周汉朝也被捕。四人被指控涉嫌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向工务局监工人员行贿及造假账，蓄意导致保利亏损（《工商日报》，1975年9月20日）。其实在李保罗被捕前，廉政公署已拘捕了多名工务局职员，包括总工程师、助理测量员、助理督察等，他们均被指控收受保利贿款，部分人已在法庭上认罪并被判罚。或许是因为铁证如山，张华添在开审之初便认罪，被判入狱21个月并转为控方证人（《工商日报》， 1975年10月28日），其余三人则否认控罪，坚称自己不知道公司员工曾向政府官员输送利益（《星岛日报》，1975年11月12日）。据张华添及其他证人在庭上透露，保利承接政府工程后，每月要向各工地监工发放贿款，一年内行贿费用高达44万元，一名工程督察某次索要的“茶钱”更高达10万元。证人表示若不付钱，会被监工挑剔刁难，令工程无法完成。由于贿款无法入账，所以李保罗等会虚构开支，用“机械费”“餐费”等名目入账。李保罗则表示给工人的是交际费和打赏，并没有向工程监工行贿，自己只是吩咐工人忍让或请监工吃饭，但不可以给钱（《工商日报》，1975年10月28日至1975年12月12日）。

一番唇枪舌剑之后，案件于12月15日审结，法庭裁定李保罗三人罪名成立，李保罗被判入狱30个月，是四人中刑期最长的，朱洪钧和周汉朝分别入狱21个月及9个月。朱洪钧和周汉朝先后上诉但都被驳回，李保罗则没有上诉，至此，这桩轰动建筑界的贪污案总算告一段落。此案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及政府人员贪污成风，法官在判词中直指官员向承建商施压、索取金钱才是问题的根源，并告诫日后需委派清廉人员督导工程，否则会影响建筑物安全，损害公众利益（《工商晚报》，1975年12月15日、1975年12月16日及1976年5月19日）。

保利行贿案审结翌日，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又突然拘捕了多名保利董事和员工，其中包括李保罗、伍华瑞、游来煊、胡应湘、李宪武、潘惠钧、张贯天、唐天燊、高儒佩，以及永安银行高层郭志勇、郭志匡等人，指控这11人涉嫌串谋行骗、虚报存款、夸大盈利、盗窃股票等30项罪名（《大公报》，1975年12月18日）。11人中不少都是社会名流或专业人士，所控罪行又如此严重，再次引发社会轰动。

1976年1月案件开庭，李保罗承认四项串谋行骗罪并转为控方证人，以换取撤销其他控罪，其妻子高儒佩也被撤销控罪。法官最终判李保罗入狱四年，刑期与之前的贪污案同期执行，换言之他只需要在狱中多待一年半。其余9名被告全部否认控罪，案件排期于4月开审（《工商晚报》，1976年1月30日及1976年2月2日）。4月22日，万众瞩目的保利工程案开庭，由于被告人数众多且都大有来头，吸引了不少记者、市民旁听，加之被告律师团阵容豪华（除潘惠钧没有聘请律师外，其余被告聘用了16位大律师，其中5名为御用大律师，即现称资深大律师，3名更是从英国专聘来港，坊间估计单是律师费就高达700万至800万元），庭审不得不移至地方更大的高等法院进行。庭审期间展示的证据及证人证言让人们更加了解，一家经营有术、生意兴隆的公司是如何在上市两年多后便被掏空的，甚至要以违法手段来维持经营。值得注意的是，证人证言只是一面之词，也不排除有人为求自保而掩饰真相，部分事件发生时并无第三者在场，也没有正式记录，所以虽然法庭所述很有参考价值，但不可能是事实的全部。

当时媒体对庭审的报导，左上角为李保罗罕见的媒体照片

首先是上市申请书夸大资产一事。据李保罗称，负责安排保利上市的会计师伍华瑞曾表示，公司资产不足以支持股票发行量，建议他将400万元存入公司户口，一天后再取回，好让公司账面更亮眼。至于擅取公司资金炒股一事，李保罗称，公司成功上市后获得930万元，由于预计半年后才需要动用该笔资金，于是他与胡应湘商量将钱借给合和，当时李宪武也在场，胡应湘刚开始一口答应，后来却建议他将这笔钱当成借款，用来购买股票，当时股票升值快，赚得的钱作为借款利息或应付那些不能入账的开支。李保罗给胡应湘开出700万元支票后便离港，回来后才发现胡应湘购入了大量合和股票。至于另外一次200多万元的股票投资，李保罗称是他以保利公司名义购入的，并承认确实没有事先在董事会讨论或获得批准（《大公报》，1976年4月29日；《工商日报》，1976年4月30日）。

关于股票的去向，李保罗表示在股市大涨时曾出售一部分，赚来的钱用于收购保利股票，后来股价大跌，他也没有机会脱手，只能将股票作为抵押品向银行借贷，取得资金用于公司运营。1972年末，公司宣布派息后，其他董事才知道挪用资金炒股一事，当时股票损失已高达数百万元，一众董事开会商讨如何善后，为了不想公开损失影响公司声誉，同时取消派息，张贯天等建议李保罗“义气相挺”（《工商日报》，1976年5月1日），承担一切损失并筹款补漏，李保罗也只好应承下来。后来公司董事会讨论1973年底的资产负债表，会计主任游来煊提出，账面上必须有一笔1000万元的资产，李保罗表示自己已然技穷无法应付。两天后，游来煊告诉李保罗，有办法获得1000万元借贷，期限为6个月，但这笔钱只能存放在银行户头不能动用，佣金45万元。山穷水尽的李保罗只好照办，以其妻高儒佩和潘惠钧的名义开立户头（《华侨日报》，1976年5月1日），这笔贷款是从永安银行借出的，因此也把银行负责人郭氏兄弟牵扯到案件中。至于事件曝光后“被不正常提取”的1000万元，李保罗坚称并非自己所为，自己在向永安银行借款时被要求签署数张空白支票作抵押，其后才发现有人用支票从银行将钱提走。他还表示，自己卸任董事会主席期间曾返回公司，见会计部职员在涂改账目，于是与游来煊、伍华瑞二人对质，对方宣称只是重新誊写，并未涂改，他于是带相关职员及账目到自己的律师处备案（《工商日报》，1976年5月1日）。

虽然李保罗坚持买股票之事多名董事知情，还指出呈堂的董事会会议记录有虚构之处，公司账目也被人动了手脚，但其说辞并未被法官采信，于是在控方举证完成后的6月13日，因证据不足，胡应湘、李宪武、唐天燊、张贯天及郭志匡等人的指控被控方主动撤回。五人随即申请由控方支付诉讼费用，但法官以自己无权处理为由拒绝。之后，郭志勇、伍华瑞也无需答辩，当庭获释（《华侨日报》，1976年6月15日），被告只剩下游来煊、潘惠钧二人。

在庭审接近尾声时，游来煊突然承认了部分造假账控罪，律师向法官求情时表示，当时被告发现公司财务出现问题，于是以虚假账目作掩饰，目的只是想挽救公司，于己并无好处。而法官则认为被告罪行严重，因为专业人士违背诚信，受损的不止是被告自己和小股东，甚至是香港的商业前途，在考虑各项减刑理由后，判游来煊入狱18个月，缓刑3年。6月19日，潘惠钧被判部分罪名成立，同样入狱18个月，缓刑3年。（《华侨日报》，1976年6月15日；《星岛日报》，1976年6月20日）。至此，案件全部审结，全案只有主犯李保罗锒铛入狱，保利工程有限公司在香港建筑界的神话彻底结束。

1977年会计师公会宣布革除游来煊的会籍（《东方日报》，1977年5月7日），意味着其会计师资格被取消。他在保利事件中犯下的错误不仅要背负刑责、损失金钱、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连努力多年才获得的专业资格也失去了。可见，社会普遍尊重和信任专业人士，并会赋予其较高的期望，一旦失德、违背专业操守，受到的责难也自然更重。

1978年，李保罗出狱时受到多家媒体追访，对于保利事件及狱中生活，他表示不愿多谈，但言谈间对自己独自承担刑责、被勒令破产似乎仍感到忿忿不平，更不承认自己行贿，当时贪污案罪名成立后又要面对保利诈骗案，由于没有能力再支付律师费才没有上诉，而其后认罪也不过是为了保护妻子免受牵连。他一方面说“不打算申冤”，却又表示“有关保利事件的真相，政府有责任向市民交代”。对于未来，李保罗当时仍表现得信心满满，认为自己有专业能力，过去接手的工程质量优秀，定能东山再起，并透露已获得中东一家建筑公司的邀请，计划数日后前往主持一项大工程，在当地重新开始（《新晚报》NEP，1978年9月12日；《大公报》，1978年9月12日；《工商日报》，1978年9月12日）。

然而，东山再起之旅还未开始，9月28日，打算出境的李保罗在机场再遭拘捕，被押往羁留所，原因是破产管理局认为其破产案尚未了结，于是申请拘捕令将其扣留，以防止他潜逃。不知是何原因，政府相关部门似乎对李保罗格外刁难，如破产管理局称其欠款15万元，但却将保释金定为50万元；欠债属于民事案件，而他在羁留所却要穿囚衣，这样的做法只适用于刑事罪行；破产管理局表明自己“只管抓人不管放人”，要想离开羁留所，李保罗得自行向法庭申请，但他已表明无钱保释，难道要等破产案审结才能出狱？而该案连开庭时间都还未定（《华侨日报》，1978年10月1日）。

或许是李保罗的遭遇太戏剧化，不少人开始同情他的境况，媒体纷纷抨击政府部门的做法，认为“一个名利俱失、想以正当工作重找出路的人，何以遭到这样冷酷对待？”甚至将他与贪污罪名成立的葛柏（Peter Godber）相比——当时葛柏出狱后并未归还410万赃款，政府却“以最快速度专程把他送走”，并白纸黑字行文解释“对于经法庭裁定的债务未有清付的行为，如果政府以囚刑来予对付，则一般而言，属原则性的错误”（《文汇报》，1978年10月26日）。言犹在耳，政府就犯下自己口中的“原则性的错误”，难怪有媒体质问这是否就是华人洋人、官员百姓之间的区别待遇。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政府态度软化，最终批准李保罗以16万元人事担保出狱，甚至准其出境，而这笔钱也无需交给政府，只需要存入指定的银行户头。在好友周汉朝帮助下，被羁留了17天的李保罗终于获释，随即前往中东接受新职位（《大公报》，1978年10月15日）。然而三个月后，李保罗低调回港，他在受访时说是为了履行保释条件，但谈到中东工作及未来前景时，态度却与三个月前截然不同，也不再反对政府申请其破产，言谈不复乐观且对前途感到迷茫（《工商晚报》，1978年12月20日）。毕竟，年近六十，又有犯罪记录及民事欠款在身，东山再起谈何容易。他之所以变得如此低调，或许在经历多次打击之后，终于明白自己已非千万富豪，高调只能招惹是非罢了。

最后一则与李保罗相关的消息见于1979年6月，多家媒体报道李保罗破产上诉成功，案件被发还重审（《工商日报》，1979年6月2日；《大公报》，1979年6月2日）。但喜讯之后便再无下文，不知是他放弃争辩，还是与政府私下达成了协议，李保罗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或接受媒体访问，曾经叱咤一时的工程界巨子自此销声匿迹，默默无闻地度过余生。

大厦倾颓的外部因素

李保罗与其一手创办的香港保利工程曾经在建筑界享有盛名，但在成为上市公司后不到三年便急速衰落，其失败原因与不少案例一样，既有个人或公司内部的误判、失职与错误，也有时势变幻的不可抗力，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主事者未能及时应对或应对失误，最终难逃漩涡，被巨浪吞没。在讨论李保罗个人及公司内部因素前，我们先了解一下让保利工程崛起和覆灭的三个时势因素：工程建筑业的兴旺，股票市场急升暴跌，以及政府推动反贪廉政的决心。

首先是当时香港工程建筑业的兴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李保罗从上海来到香港，恰逢香港工业起飞、人口急速膨胀，在那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市场对各类房屋需求旺盛，即便是工业厂房和写字楼的需求也十分巨大，大小工程建筑公司都获得了发展空间。李保罗先是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在建筑行业获得了不错的工作，后来又与人合组工程公司，取得一定发展，这显然与当时香港建筑业生机勃勃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进入六十年代，公司业务先抑后扬，到1967年李保罗独立经营后，发展提速，很大程度也是得益于当时香港的经济环境。经过1966—1967年的社会动荡，港英政府一改之前不干预的作风，决定大兴土木，改善香港的房屋、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一方面修筑道路、兴建码头、桥梁和公共设施等；另一方面则启动多项穿山跨海的大型工程，其中兴建狮子山隧道、红磡海底隧道，以及后来筹备地下铁路等，都让整个工程建筑业十分兴旺，大小工程建筑公司自然生意不断。当然，李保罗自身的能力和专业知识也是他事业稳步上扬的重要因素，不应抹杀。

1963年建设中的狮子山隧道

工程建筑属于资本投入高、回报周期较长的行业，特别是大型建设项目，从动土到完工历时数年，需要大量稳定且成本较低的资金。尽管建筑公司可以从银行或财团那里获得贷款，但利息较高，增加了经营成本，所以不少公司都会尽力寻找更理想的资金来源。保利工程在经过六十年代的急速成长后，已经从中小型企业升级为政府工程承建商之一，接手的项目金额动辄数百万元。若想再进一步发展，争取市场占有率，需要更庞大的资金支持。恰巧就在此时，香港股票市场开放，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既简单直接，风险也相对较低，于是保利选择上市，目的本是扩大规模，想不到却成了导致其衰败的第二个时势因素。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香港股票市场经历了历史性的转折，股票交易所由一家变为四家，新成立的华资证券交易所为争取市场主导地位、扩大资本及佣金收入，积极争取更多公司在自己的交易所挂牌上市，竞争异常激烈（郑宏泰、黄绍伦，2006），这对渴求资本的李保罗来说正是大好机会。他立即采取行动，将保利工程重新包装，于1972年在“远东会”和“金银会”上市，吸纳公众资本支持业务开拓。此举不仅让公司资金变得充裕，还提升了企业形象，成为公司赢得更多政府大型工程合约的关键要素之一。可以这样说，香港股票市场的快速开放和保利成功上市为李保罗打造“工程王国”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保利工程在1972年上市后轻松筹得900多万元，之后公司股价不断上升，让李保罗身价倍增。他随即将资金再次投入股市，又在短时间内赚到200多万元，如此轻松就能赚到钱，简直与沙尘漫天、挥汗如雨的工地建设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自1968年起，香港股市就不断走高，1972年“置地饮牛奶”收购战（即香港置地公司收购牛奶公司）更将恒生指数进一步推高，差不多所有小股民都获利不菲，但凡有点闲钱的人都会下场投资，形成“全民皆股”的狂热气氛。由于当时确实没有比股票更容易获利的投资，所以李保罗才将“暂时用不上”的资金投入股市。

然而，“欲使其亡，必先使其疯狂”，由于证券交易所扩张过快，政府监管不足，对申请挂牌的公司缺乏适当的审查，让不少空壳公司浑水摸鱼、借机上市，加之投资门槛低，吸引大量散户涌入，一连串因素导致股价大幅飙升，形成泡沫。热火朝天的股票市场因在短时间膨胀过大，最终局势逆转，在1973年3月泡沫破裂，随后一年间下跌超过九成，不少投资者倾家荡产，甚至有人赔上了性命，李保罗在股票市场疯狂上涨时入市，自然难以幸免。

最后一个导致保利建筑王国坍塌的时势因素便是港英政府整治贪污的决心。从英国殖民者侵占香港到20世纪70年代初，政府管治一直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表面上是用市场的无形之手规范市场运作，让大家自由发挥，实际上则是将香港视为生财之地，对民生好坏袖手旁观、漠不关心。虽然香港因此成为自由度极高的经济体，经济不断发展，但治理素质、民生建设通通停留在低水平。到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之前的社会动荡，港英政府发觉累积的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甚至动摇经济发展与统治根本，这才下定决心改革施政方针，大兴土木投资基建、推行义务教育，同时一改百多年来对贪污的容忍和默许，立志推行廉政、惩办贪污。

众所周知，旧时香港的贪污问题一直存在，随着二战后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变得更加严重，上至高官、下至普通公务员均牵涉其中，警队受贿更是司空见惯（Lethbridge, 1985）。有报纸以“由上至下均有受贿”为题，对七十年代的贪污风气进行了描述：

为了整肃贪污，港英政府于1971年5月通过了《防止贿赂条例》，迈出打击贪污腐败的重要一步。1972年，因贪污嫌疑而被停职并要求解释财产来源的总警司葛柏轻易绕过出境禁令，与妻子携巨款离港返英（资料显示，葛柏当时被查出名下拥有437万元资产，是他21年公职工资收入的6倍），引发民众极度愤怒。此后，一名贪污罪名成立、正在服刑的前警司于狱中供出葛柏受贿的证据，葛柏贪污人证物证俱在，如何跟进则考验着政府肃贪的决心。为了展现建设廉洁社会的坚决意志，港英政府于1974年2月成立廉政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ICAC），约两个月后，廉政公署与英国警方合作，成功捉拿葛柏，并将其引渡回港受审。最终葛柏被判入狱四年，廉政建设打响了第一枪，轰动海内外。

1973年8月26日，大批市民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反贪污，捉葛柏”集会，要求引渡葛柏返港受审

如果说惩办葛柏是港英政府在警队这个贪污重灾区“打大鳄”的突出例子，那么，李保罗则被视为建筑业界的另一条“大鳄”。政府之所以会对建筑业界重拳出击，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正开展多项大型工程，牵涉的利益及资金极为庞大，凸显了贪污问题的严重性；更重要的是，如果工程监督在施工期间因受贿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不合格的作业方法或偷工减料视而不见，不仅会造成经济损失，还会严重影响楼宇、桥梁、隧道等工程结构和品质，犹如给社会安全埋下巨大的定时炸弹，一旦爆发后果不堪设想。

事实上，工程界的贪贿之风极盛，且由来已久，甚至已经变成“常规”，不单在工程批准或采购合约时有利益输送，工地监工、验收等程序也有收贿“流程”。正如多名保利工地经理在法庭上供称，判头（工地分判商）获得工务局监工名单，然后按各人职位高低每月支付，“工程督察每月一千五百元、工目八百元、见习工目三百元”，条理分明可见行之有年。若违反“惯例”，不缴纳“月费”，会被工务局人员留难，让工程无法进行。主审李保罗行贿案的艾迪逊法官（Judge Addison） 也承认此情况确实存在（《华侨日报》，1975年11月13日），所以他在判词中不只着眼于李保罗等人的不法行为，同时还指出政府官员贪污成风，甚至暗示这才是问题症结所在，要求当局正视：

廉政公署执行署长彭定国（J.V. Prendergast）在回应该案件时也明确指出，工程界贪污问题严重，影响到楼宇建筑等安全，最后可能祸延社会。他说：

由此可见，贪污问题核心其实出在政府官员身上，而这一次政府采取强硬手段，即“管麻鹰又管鸡仔”，不仅检控多名政府督工，还以贪污罪名起诉李保罗等，想必是为了向社会传达肃贪倡廉、打击贪污的坚定决心。从这个角度来看，李保罗和保利工程显然是撞在了政府雷厉风行打击贪污的枪口上，成为重点查处和坚决处理的对象，借此案整顿业界、杀停官员歪风，从而达到杀鸡儆猴、一石二鸟的目的。

1970年代廉政公署反贪宣传海报

通过以上讨论，不难看出李保罗与保利工程的失败有部分是“非战之罪”。毕竟形势比人强，面对重大时势转变，李保罗也像大多数人一样，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不过，若将所有责任都推给外部原因，不知反省自身错误，便永远不能从错中学、汲取教训。事实上，李保罗自己也犯下一连串错误，如缺乏危机意识，一心想赚快钱而沉迷股市，算是亲手种下了罪恶与败亡的种子，当时势逆转，便引发了环环紧扣的溃败，最后牵动全局，徒乎奈何。

进退失据的自身错误

虽说时势变更影响了保利的起落盛衰，但李保罗及公司内部也犯下不少严重错误，才会让公司破产、个人身败名裂，甚至拖累了一众相信他的工地员工与小投资者。保利的败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四项：其一是上市后不务正业，急功近利，沉迷股市；其二是公司账目不清、公私不明，甚至假公济私；其三是李保罗执着于一己私利，不肯弃车保帅；最后则是偏听偏信、识人不明，且能力难堪大任。

先说上市后不务正业，沉迷股市一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恒生指数节节攀升，且由于股市开放、买卖门槛下降，令无数股民投身其中，李保罗同样也被吸引，不仅让公司上市，更将所筹资金分两次全数投入股市。据港英政府于1975年1月发布的第二份调查报告显示，李保罗在短时间内获利201.5万元。虽然当年工程建设利润颇丰，一份合约能有三分二的利润，但在股市赚钱更快更容易，还不需要工程生意那样漫长的回本周期。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李保罗从此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股票市场，只顾留心恒生指数的涨落，忽略了本业，在工程出现困难延误时未能及时处理，导致成本失控。

坊间常言“输钱皆因赢钱起”，李保罗无疑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因为曾在股票市场赚了大钱，保利工程上市后又使得账面上的个人和家族财富急升，所以李保罗对股票创造财富深信不疑。在股市向好的初期，他仍能从中获利，没什么问题，用股市赚来的钱大手笔送礼派息，甚至打点贪官，让工程得以顺利开展。然而随着股市氛围开始逆转，一开始还可以用个人名下资产买单，当亏损持续扩大、拖累公司财务时，李保罗仍想着瞒天过海，用借贷来应付派息，而不是坦白真相，结果越陷越深。也就是说，让李保罗和保利工程走向末路的始作俑者正是他自己，他负有最大责任。因为归根究底，从一开始他就不应该挪用公司资金投资股票，更不应该将集资所得全数投入股市，不做任何风险管理；市场崩盘后，他没有及时收手止损，影响到公司的现金周转，可谓本末倒置，之后还以各种手段试图掩盖真相，导致满盘皆输。

虽说李保罗股海沉沦是公司倒闭的致命伤，但将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责任全归咎于他也明显有失公允，值得商榷。港英政府第二份调查报告指出，公司在1974年的头11个月（截至第二份报告完成前），每月亏损200万元，公司负债逾3000多万元，扣除李保罗私买股票的款项后仍有2000多万元亏损。由于亏损金额巨大，报告发布后引来社会哗然，有媒体呼应政府的批评，认为李保罗“发财有心，经营无术”，才让公司严重亏损、负债累累（《星岛日报》，1975年1月29日），更有报纸将李保罗形容为“股票老千”(《新报》，1975年1月30日），认为他利用不法手段在股票市场骗取金钱。

报告中提到的亏损，部分确实与李保罗炒卖股票有关，但细心一算，部分却非他所致。因为当时他的股票大约亏损400万元（《星岛日报》，1976年5月22日），即便他的股票投资全数赔光，公司损失也只是900多万元，导致公司巨额亏损的真正原因应该是当时不少工程开支超出预算，特别是启德机场隧道工程。该工程之所以超支，一方面是当时的建筑物料价格与工人工资快速上涨，令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则是工程期间遇上持续大雨，而该地段的地质条件比预期复杂，使得工程进度延宕，成本进一步上升。本来，那些意料之外的费用按合约安排或业界常规，大多会由政府承担，事实上，当政府收回保利工程合约，再通过“洽谈”的方式另找承建商承办时，建造费也增加了一亿元，说明工程难度确实比想象中大（《大公报》，1974年11月9日）。然而，政府在前后两份报告中，花大量篇幅罗列李保罗如何动用保利工程资金，以及调动期票或抵押品获取银行贷款，应对资金短缺问题，却刻意回避政府对工程超支应负的责任，只以资料不足为由，轻描淡写且十分隐晦地在报告最后一段略有提及：

由此可见，即使李保罗沉迷股市导致严重亏损是致命错误，但并不是所有问题都与此有关，或者说不应该由他全部承担，其中工程出现庞大超支实属无法控制和预料的情况，不能推到他身上。然而港英政府在报告中却只字不提，甚至刻意凸显他的个人错误，引起媒体大肆炒作，这无疑让人觉得政府是有意转移视线、乘机推卸责任，甚至有诿过于人之嫌，以便“光明正大”地收回工程合约，避免留下日后法律索偿等后患。

再说败因之二，账目不清，开支往来公私不分，假公济私。无论是政府的两次调查报告，还是法庭聆讯期间揭露的资料，都清楚地显示，保利工程的账目确实在上市之初就有“作假”的情况。如上市时为了让人觉得公司资金充裕，招股书更吸引人，李保罗便将私人资金转入保利户头，假充公司资产；1972年年报中宣称有盈利200多万元，同样也是他的私人财产，这些行为显然都是弄虚作假、伪造账目。

另一个公私不分的例子是，李保罗未经董事会或股东会同意，动用公司资金购买股票。虽然他辩称赚到的钱都用作公司开销，部分没有单据的交际应酬费同样是为了帮助公司业务，后来将股票抵押也是为了筹措资金应付开支。但事实上，除了他自己，没有人清楚资金的走向，要不是股价大跌及公司周转出现困难，他可能已将赚到的钱全部私吞。或许，他过去经营公司时就习惯如此，资金调动全由他一人决定，但他忘了，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他不是唯一的老板，资产属于全体股东，不能随意调动。对于李保罗不能区分上市公司与私人公司的做法，当时的大小报章有不少评论，其中一则颇具玩味，值得深思：

显然，李保罗擅用公司资金的做法在当时不少家族企业中其实相当普遍。如李保罗称，他之所以会买股票，是基于胡应湘的提议，李宪武也在场，第一次用700万元买股票是透过胡李二人任股东的经纪公司，且购入的大部分是合和股票，这一说法有相当的可信度。胡应湘身为合和主席，却提出不合规的建议，不禁令人怀疑擅用公款的做法在其他上市公司也是稀松平常之事（合和实业于1972年8月上市，只比保利工程早了数月），说明股市开放初期，不少新上市企业的经营者根本不清楚“上市公司”的真正涵义，仍因循旧方式领导公司，部分或许能瞒天过海，在过程中逐步学会“合法”的财务技巧；部分则如保利一样，因公私不分而失败收场。

作为新晋上市公司主席，李保罗对上市公司规则不熟还算情有可原，但令人讶异的是，保利董事局内明明人才济济，有其他上市公司主席，有律师、会计师，在知道李保罗股票亏损后，他们的做法竟然是合伙掩盖问题，而不是收回已公布的虚假中期结账表，还决定继续派息。即便董事局会议作出了要李保罗承担责任的决定，也只是权当把资金“借”给李保罗，既没规定还款期限，也未签署任何文件或要求支付利息，仿佛打算靠蒙混过关了事。董事局本应有监察及制衡的职责，却形同虚设，对小投资者及债权人等的保障极为不足（齐以正，1981）。

简而言之，李保罗在保利工程上市后，公司账目不清，公（上市公司） 私（个人或家族）不分，没有意识到上市公司已属于公众，不再是家族全资拥有，不仅财务上不能做到公私有别，公司治理和企业问责等方面也不尽如人意，忘记了上市公司必须从公众利益思考问题，反映出股票市场开放之初的种种漏洞，相关政策法规也未能及时跟上发展的步伐。

败因之三是李保罗执着于一己私利，不能在危机面前壮士断臂，或是弃车保帅，保存公司及维护公众利益，尤其是没有及时对公司与个人的关系进行切割，结果错过了一闪即逝的救亡时机。李保罗公款私用炒卖股票的行为在1974年8月中被揭发后，一度同意交出领导大权，退下火线，由副主席胡应湘接任。相关安排本来有助于切割利害关系，让问题不至于继续恶化，对于维持公司运作、争取投资者信心具有正面作用。事实上，保利拥有的建筑工程“C牌”（可承接政府工程）是来之不易的重要资质，属于珍贵的无形资产，说明公司具有相当的实力。同时。保利手上还有11项政府工程合约，工程总额接近1.8亿元，若能在短期内筹得资金先行复工，财务困难是有办法解决的。所以在保利停牌初期，不仅债权人仍表示支持，愿意给公司重回正轨的时间，政府也没起疑心，只表示会密切观察其状况，并未收回合约，说明相关官员认为保利的困难只是一时的，甚至愿意预支300万元工程款协助其渡过难关，基本上各方都留有余地。

只可惜，李保罗未能参透以退为进、降低负面冲击、保存公司利益的重要性，在宣布卸任主席后不久便反悔，然后发动支持者夺回公司的管理权。尽管政府发布了两周后接管的通知，但保利其实仍有一线生机，据胡应湘所言，想要政府收回成命需要符合三个条件：获得全体债权人同意、筹得700万元现金作营运开支、改组公司，他表示第一个条件已经达成；资金方面，在银行贷款及合和购入公司物业后共获得600万元，即第二个条件也接近完成；唯独改组公司一项遭到一名董事反对，所以他对公司前景“并不乐观”（《工商日报》，1974年11月5日），胡应湘所说的那位董事是谁，答案呼之欲出。显然，到了最后关头，重新出任主席的李保罗仍想紧握大权，说明他执着私利，缺乏审时度势的能力。

由于董事间的权力斗争令“家丑”越揭越多，本来有望内部解决的账目问题引起更多关注，最终导致政府介入调查，发现保利的问题远超想象，于是使出杀手锏——接管所有工地、收回所有工程合约，甚至以公众利益为由申请将公司清盘，保利被赶上了绝路。在搜证过程中，除擅用公款、伪造账目等罪行外，政府还找到公司贪污行贿的资料，再次引来廉政公署参与调查。两罪并发，李保罗自然难以翻身，著名财经评论人林行止对李保罗的做法有如下批评：

换言之，若李保罗在1974年8月卸任保利工程主席一职后不策动支持者夺权，卷土重来，顺其自然地退居幕后，由胡应湘收拾残局，尽管他仍有很大可能要赔付巨款，甚至破产，但因为政府没介入，或许能逃过刑责；对于保利工程来说，虽然很可能被吞并，但至少还能继续经营，也许在“经一事、长一智”之后获得成长。李保罗曾对记者说，保利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希望公司能继续经营下去（《大公报》，1974年8月28日），但他显然没想到，要保利继续经营，他最应该做的就是放手，将自己与公司切割，而不是紧抓不放，扼杀了公司最后一线生机。

李保罗的最后一个错误是偏听偏信、识人不明，且能力不堪大任。李保罗在法庭上多次强调自己犯下的罪行是受人教唆，虽然其中想必有不少诿过于人之辞，但部分也有事实根据，说明某些决定确实是在他人影响下作出。如上市时如何调动个人资金粉饰公司业绩、出现赤字时账目怎样写才不会被人发现、怎样从银行取得虚构贷款装点门面等，这些操作已超出他的工程专业或从商经验，若非背后有人指点，他根本不会懂其中门道。至于胡应湘建议他购买股票，甚至将购买大权全部交给对方，结果购入的绝大部分是合和股票，等于是拿真金白银为对方抬轿，也是他决策易受他人干预的佐证。

保利事件的另一个小插曲也反映出李保罗误信人言之弊。在李保罗重掌保利时，曾与和记商讨换股一事，按他的如意算盘，他有意将自己手上的保利股票与和记互换，成功后再将和记的股票出售，便能获得一千多万元，足以解决当时的债务。然而，当他将想法与胡应湘商讨时，却被对方阻止，反而建议他用发行新股的方式来换股（《工商日报》，1976年5月4日）。坦白说，发行新股等于将保利股份稀释，价值自然下跌，和记主席祈德尊（John Clague）是精明的商场老手，自然看穿了这种雕虫小技，最终导致换股成空，李保罗也错过了最后的自救机会。

当然，以上讨论并非为李保罗开脱，动用公款买股票或放弃换股都是他自己下的决定，没有人逼他就范，所以他当然应该承担最大责任。不过，即便身边人是出于好意的指点，甚至是想办法为他解难纾困，但李保罗毕竟只是一名刚升格不久的上市公司主席，当有经验、有专业知识的人都告诉他没问题，大家都是这样做的，规规矩矩不变通是赚不了大钱的，在周遭都是赚快钱的氛围中，他经不住诱惑、走上歪路也不足为奇。从政府后来对保利全体董事提起诉讼的做法可以推断，调查发现的表面证据表明每个人都有一定责任，并非李保罗一人之故。虽然最后大部分人都因证据不足而撤诉，但仍说明控方一开始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每个人都有刑事嫌疑，否则以港英政府对商业行为一贯放任自流的作风，不会自找麻烦提出检控。

李保罗在建筑工程方面具有专业能力和经验，又能与下属工头打成一片，深受爱戴，公司规模尚小时，他也管理得头头是道，这都是他事业稳步上扬的重要因素。保利申请上市时，他能随手调动400万元资金，可见当时公司业务兴旺、财源滚滚。但在上市后，他在经营上明显出现了重大失误，1972年上市招股书中公司法定股本为3000万元，但破产时负债竟超过3000万元，就算扣除他私买股票那900万元，公司在两年时间内账面亏损高达5000多万元，不可谓不惊人。

胡应湘曾在一次访问中提到保利工程的败因，主要是管理不善及财务调度失当，包括公司与工地之间沟通欠佳，机械设备混乱，造成浪费。他提到公司在1973年花了2000万元添置设备，三个月的保养费就花了近400万元（《工商日报》，1974年11月5日）。或许是因为公司发展速度过快，同时接下太多工程，已远超李保罗的应付能力，再加上要重新学习上市公司的规则与经营方法，身边又缺乏可信之人，结果顾此失彼，最终兵败如山倒。毫无疑问，李保罗在工程建筑上经验丰富，但或许是成功冲昏了头脑，以为管理上市公司与管理私人公司不过是规模有别，作决定前只听自己想听的、信自己愿意信的，不多走一步、多问一句，结果犯下难以挽回的错误，辛苦打拼多年的公司与自己在建筑界的成就全部化为灰烬。

经历牢狱之灾的李保罗于1978年9月11日刑满出狱。他在接受媒体追访时说，“我没有偷、讹、拐、骗”，“坐了牢就算，不打算申冤”（《新晚报》，1978年9月12日），说明他对自己的遭遇仍感到愤愤不平，没有真正反省自己犯下的过错，甚至弄不清楚挪用上市公司资产、公布不实财务报表等行为已然是“偷讹拐骗”。不过，或许真正令他感到不平的是，明明当时不少人都做着相同的事——付监工“茶钱”、在财务报表上动手脚、用公司资金作短期投资等等，理应法不责众，为何只有他一人受罚，家财耗尽、身败名裂不说，即便出狱了仍受到诸多责难。

大浪淘沙，1973年一场前所未见的股灾卷走了大部分盲目投资者的平生积蓄、冲击了香港的工商经济和资本市场体制，给一众企业带来严峻考验。正如巴菲特的名言“潮退后才知谁没穿泳裤”（After all, you only find out who is swimming naked when the tide goes out），浪潮过后，谁是真材实料、谁是滥竽充数都一览无遗。李保罗和他一手创立的保利工程显然是经不起考验的例子，在风浪中进退失据，这个建筑王国犹如沙滩上的堡垒，海浪过后，再找不到半点痕迹。

1957年，李保罗身无分文到达香港，与人合伙创立保利工程，大展拳脚；保利工程于1972年底在股票交易所上市，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建筑界龙头企业。如果此后一直稳步发展，李保罗自然会成为受人称颂、白手兴家的成功人士。然而，或是被成功冲昏了头脑，或是身边缺乏辅弼之人，李保罗犯下了一连串学术界经常提及的错误：企业发展过快、低估投资风险、企业发展被股价牵着鼻子走等（Ingebrestsen, 2003），再加上受大环境影响，经营时未能依法守规，结果在事业如日中天时从天堂落入地狱，黄粱梦醒还要遭受牢狱之灾，如此惨痛的结局，即便是旁观者看来也觉得胆战心惊。

更发人深省的是，如果企业长期在某一领域取得成功，领导者想通过股票市场大举扩张、乘胜追击，自信“一理通百理明”，忘记了建立事业如兴屋架桥需要根基稳固，不能弄虚作假、偷工减料的基本道理；忽略了股海翻波亦能覆舟的风险，最终只会招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在决定企业是稳守还是突进前，领导者需要全面评估环境时势，充分掌握行业发展周期，也要认清自己以及身边团队的能力与缺点，企业一旦扬帆出海，更要时刻警醒，不可忽略任何一道暗流或漩涡。

（作者郑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研究总监、全球中国研究项目联合召集人、社会及政治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兼任《家族企业发展研究》与《香港世家大族》 丛书主编，国际学术期刊National Identities及East Asia编委会委员。高皓是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绿色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未来理事会理事、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委员、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理事及研究员等。图片来源于网络，若涉及版权问题，烦请联系我们。未经本刊授权，不得转载；经本刊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

来源：《家族企业》杂志2024年7月刊、8月刊

编辑：匡雨彤

审核：孙子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