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手记㉞｜行政推定≠刑事认定：行刑衔接下内幕交易案的证明标准差异

【快速答案】证监会行政处罚认定构成内幕交易，不等于刑事犯罪成立。王科栋律师（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证券犯罪行刑衔接全流程辩护）团队以不起诉案例为样本，解析行政推定与刑事认定之间的证明标准鸿沟，以及在2026年新司法解释下如何构建有效的辩护路径。

一个值得辩护律师高度关注的现象是：同一笔交易行为，在行政程序中已经被证监会认定构成内幕交易并作出行政处罚，但进入刑事程序后，检察机关最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不起诉决定。

这种“行政认定构成违法、刑事认定不构成犯罪”的差异化评价，不是程序冲突，而是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各自证明标准的制度性差异使然。理解并善用这一差异，是内幕交易案刑事辩护中最核心的策略命题之一。

2026年7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新修改《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6〕13号）正式施行。本次修改大幅调整了定罪量刑数额标准，同时在敏感期认定和抗辩事由方面作出了实质性收紧。在“门槛上调、打击精准、抗辩收紧”的修订脉络下，行政认定与刑事认定之间的证明标准差异，正在成为辩护实务中最值得深耕的策略空间。

康达律所王科栋律师团队代理的W某涉嫌内幕交易存疑不起诉案，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典型样本。

W某与某上市公司实控人L某系十几年好友。在该上市公司某重大事件等敏感期内，W某与内幕信息知情人L某有通联，并于次日单向、集中、突击买入案涉股票。证监会认定其交易行为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且不能作出合理说明，据此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从行政处罚的角度看，证监会的认定逻辑是完整的：敏感期内与知情人通联+交易行为异常+无法作出合理说明=构成内幕交易违法。这是行政处罚中“明显优势证明标准”下的典型认定路径。

但进入刑事程序后，辩护人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质疑：行政认定采用“过错推定”，但内幕交易罪要求公诉机关证实行为人“利用”了内幕信息的故意。行政处罚中“不能作出合理说明”的沉默，不能自动转化为刑事程序中“明知并利用内幕信息”的证明。

最终，检察机关采纳了辩护意见，认定构成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这个案例的核心价值不在于“赢了”，而在于揭示了一个辩护方法论：行政认定与刑事认定之间存在证明标准的制度性鸿沟，这一鸿沟就是辩护的空间所在。

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在证明标准上的差异，不是程度的差别，而是性质的差别。

行政处罚的证明标准：明显优势证据。根据《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证券行政处罚案件适用“明显优势证明标准”。这一标准的核心含义是：只要行政机关提供的证据在证明力上明显优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即可以认定违法事实成立。

在这一标准下，“联络接触+交易异常+无合理解释”的三要素组合，通常足以支撑行政认定。当事人无法作出合理解释这一事实，在行政程序中会转化为对当事人不利的认定——因为行政机关的证据已经达到了“明显优势”。

刑事追诉的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诉讼要求控方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明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这意味着，控方不仅需要证明“联络接触”和“交易异常”的客观事实，更需要证明行为人在主观上“明知”内幕信息并“利用”该信息进行交易。

从“不能作出合理说明”到“证明其明知并利用”，中间的跳跃不是量的积累，而是质的跨越。当事人在行政调查中保持沉默或无法说明，不等于刑事程序中控方已经完成了“利用内幕信息”的证明。辩护律师的核心任务，就是阻止这一“质的跨越”被不当省略。

行刑衔接的规范结构。这一证明标准差异在规范层面有明确的制度支撑。《关于办理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条和《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5条，共同构成了内幕交易案件行刑衔接的证明标准规范群。这些规范的核心逻辑是：行政程序中对违法事实的认定，不当然满足刑事程序中犯罪事实的证明要求；刑事程序需要对行政认定结论进行独立的证据审查。

该案时提出的辩护逻辑值得借鉴：行政认定构成内幕交易违法，并不当然意味着刑事犯罪成立；反过来，检察机关作出证据不足不起诉决定，也不当然否定行政机关在行政证明标准下作出的判断。两者是不同部门法对同一行为的整体评价，而非相互矛盾。

理解上述案例的辩护逻辑后，再审视2026年新司法解释的变化，会发现一个值得辩护律师高度关注的张力。

新司法解释在数额标准上大幅放宽——入罪门槛从成交额50万元提高至200万元，升档标准从25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这一调整终结了此前“200万可定罪、250万即升档”的不合理格局，在数额维度为辩护争取了更大空间。

但在抗辩事由方面，新规呈现出明显的收紧趋势。最核心的变化是将“已被他人披露”修改为“已被他人公开披露”。这一修改从规范层面确认了“公开”的法定渠道要件——披露的信息内容应真实、准确、完整，披露渠道应符合法定要求，实现充分、公平、非选择性的传播。在“预先制定交易计划”抗辩方面，新规也提出了更高的证明要求。

这意味着，当数额标准放宽带来的辩护空间，与抗辩事由收紧带来的辩护难度同时出现时，辩护律师的策略重心需要进行调整。纯粹依赖法定的四项抗辩事由来出罪的空间正在收窄，辩护的重心需要向证明标准层面转移。

在笔者团队代理的多起内幕交易案件中，一个反复被验证的辩护经验是：不要在行政认定已经完成之后再被动应对，而应当在行政调查阶段就系统性地构建“刑事证明标准”的辩护框架。具体而言，就是在行政程序中就要求调查机关对“实际知悉”和“利用信息”的主观要件提供充分证据，而非仅凭“身份+联络+交易”的组合进行推定。

第一，行政推定的结论，不能替代刑事主观要件的独立证明。在行政程序中，证监会对内幕交易违法的认定，可以在“明显优势证明标准”下完成。但进入刑事程序后，辩护律师应当明确主张：控方需要对“行为人明知内幕信息并利用该信息进行交易”这一主观要件提供独立的证据，而不能简单沿用行政程序中的推定结论。

具体操作上，辩护律师可以重点审查：控方是否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在交易时实际知悉了内幕信息的具体内容？交易决策的形成时间与内幕信息的知悉时间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否存在独立的投资决策依据（如研究报告、技术分析、交易习惯）可以解释交易行为？

第二，“交易行为明显异常”的行政认定标准，与刑事证明要求存在差异。新司法解释第三条仍然要求从“时间吻合程度、交易背离程度和利益关联程度”等方面综合认定“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但行政认定中“明显异常”的判断标准，与刑事证明中“排除合理怀疑”的要求并不完全等同。

辩护律师应当要求控方对每一个异常指标提供独立的证据支撑：交易时间与内幕信息形成时间的吻合是否有客观证据印证？交易行为是否确实背离了当事人一贯的交易习惯？资金调动是否存在与内幕信息无关的合理解释？如果任何一个异常指标的证明存在合理怀疑，整个“交易异常”的认定基础就会被动摇。

第三，行刑衔接中的证据转化，需要经过刑事证据规则的独立审查。行政调查阶段形成的询问笔录、认定函等材料，进入刑事程序后需要经过刑事证据规则的审查。特别是对于言词证据，辩护律师应当主张：行政调查阶段的询问笔录，其证明力应当受到刑事质证规则的约束，不能不加区分地直接作为刑事定罪的证据使用。

在我们团队代理的一起内幕交易不起诉案中，通过重点比对通话时间与股票交易时间点，结合当事人长期跟踪行业研报、技术分析笔记和同类交易历史记录，证明了交易行为具有独立于内幕信息的合理解释，最终检察机关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不起诉决定。这一案例的核心方法论，正是将行政程序中的推定结论拉回到刑事证明标准的独立审查轨道上。

行政推定不等于刑事认定。这一命题的法律基础，不在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谁更“权威”，而在于两套程序背后的证明标准存在制度性差异。

2026年新司法解释的施行，在数额标准上为辩护争取了更大空间，但抗辩事由的收紧也对辩护策略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将辩护重心从“法条抗辩”转向“证明标准抗辩”，可能是新规下内幕交易案辩护最具实效的策略方向。

对于辩护律师而言，核心任务是在刑事程序中对行政认定结论进行独立的事实审查，要求控方对“明知内幕信息”和“利用内幕信息交易”的主观要件提供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证据。这既是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质保障，也是对程序正义的坚定守护。

这是《证券罪案手记》在行刑衔接领域的又一次实务输出。后续文章将继续拆解新司法解释下“关系密切人员”审查标准的变化、敏感期起算点前移的辩护应对等专题。

Q：证监会已作出行政处罚，刑事程序还会不起诉吗？

A：会。行政处罚采用“明显优势证明标准”，刑事追诉要求“排除合理怀疑”。行政认定构成内幕交易违法，不等于刑事犯罪成立。辩护律师可以在刑事程序中对行政认定结论进行独立审查，要求控方对主观明知和利用信息交易提供充分证据。

Q：2026年新司法解释施行后，内幕交易案的辩护空间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

A：在数额标准上扩大了（入罪门槛从50万提高到200万），但在抗辩事由方面收紧了（“已被他人披露”修改为“已被他人公开披露”，预定交易抗辩要求提高）。辩护策略需要从“法条抗辩”向“证明标准抗辩”调整。

Q：行政调查阶段的笔录在刑事庭审中能直接作为证据吗？

A：不能不加区分地直接使用。行政调查阶段的言词证据，其证明力应当受到刑事质证规则的约束。辩护律师应当要求控方对证据的合法性和证明力进行独立证明，特别是对于当事人的陈述，需要审查其是否在充分理解法律后果的情况下作出。

Q：收到证监会调查通知后，什么时候请律师最合适？

A：收到立案告知书的第一时间。行政调查阶段形成的认定结论和当事人陈述，会直接传导至刑事程序。王科栋律师，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团队打造“行政应对→刑事辩护→民事应诉→合规重建”全链条服务，在行政调查阶段即介入，帮助当事人系统构建全局应对策略，从源头争取有利的辩护空间。

王科栋|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证券犯罪行刑衔接全流程辩护|专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财务造假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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