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始人参与董事会决策，有助于提升资产处置、债务谈判和外部沟通的协调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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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联商专栏
撰文/老刀
编辑/蔡建桢
72岁的万达创始人王健林，再次成为市场焦点。近日，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大连万达商管”）发生工商变更，陈洪涛卸任董事长，由王健林接任。这是王健林自2012年卸任以来，时隔14年重掌该职位。
大连万达商管成立于2002年，注册资本约271.6亿元，由大连万达集团、王健林及Tencent Mobility Limited等共同持股。此次人事调整不仅是董事长更迭，公司财务负责人也同步变更为赵昊，董事名单相应调整。
万达商管是王健林的核心“家底”
2012年至2026年间，大连万达商管董事长一职在丁本锡、齐界、肖广瑞、张春远、陈洪涛之间流转。如今交椅重回王健林手中，并非意在重新掌控日常经营权，而是出于重大战略决策的需要。
目前，大连万达商管的法定代表人仍为陈洪涛，其继续担任董事和经理，承担经营管理职责。王健林则重新进入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核心，收回的是战略决策权。
陈洪涛是万达体系资深员工，2000年加入，曾历任多地总经理及万达电影代行董事长等职。股权结构显示，大连万达集团持股44.6%，王健林个人持股1.2%，其他股东持股超50%。尽管王健林直接持股比例不高，但通过万达集团等主体保持实际控制。此次回归，更多是治理层面的调整，而非股权控制权的变动。
大连万达商管作为王健林手中的核心资产，主要包含两类权益：
一是万达广场项目公司的物业权益。大连万达商管通过部分项目公司间接持有如北京丰科、成都金牛等万达广场的物业权益，但各项目的产权、抵押及债务状况各异。
二是轻资产运营平台的股权权益。2024年3月，大连万达商管与太盟投资集团等机构成立控股公司“大连新达盟”。太盟牵头以600亿元获得新达盟60%股权，大连万达商管持有40%。新达盟全资持有珠海万达商管，后者负责万达广场的商业管理、招商和运营，获取管理及品牌收益，而租金和物业收益则取决于产权归属。
陈洪涛
从资产结构看，大连万达商管处于重资产投资与统筹端，大连新达盟承担控股功能，珠海万达商管负责轻资产运营。王健林的回归，主要影响重资产平台的治理与统筹，不直接改变轻资产平台的股权结构。
万达商管的“家”不好当
为缓解流动性压力，王健林近年来持续推进资产出售、股权转让和债务展期。主要路径包括让渡轻资产平台控制权及出售部分万达广场物业权益。资产出售虽能回笼现金，但也减少了长期持有型商业物业，且处置过程涉及复杂的抵押、债务及诉讼问题。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2月，万达集团整体负债约6000亿元。其中，万达商管总负债约2990亿至3200亿元，有息负债约1412亿元，资产负债率降至64.8%。
2026年1月30日，大连万达商管发行3.6亿美元新债置换旧债，旧债展期至2028年2月。然而，信用评级机构惠誉于11月4日确认其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为“CC”，意味着极高的信用风险和违约可能性。截至2026年6月底，万达商业非受限现金约46亿元，短期债务约330亿元，经营现金流难以覆盖到期债务。
穆迪虽在9月将评级上调至Caa2，展望正面，但仍提示未来12至18个月内的偿债压力。
此外，万达还面临多起法律诉讼。2026年4月，仲裁裁决大连御锦需向永辉超市支付约38.6亿元，王健林等承担连带责任，目前案件已进入执行阶段。苏宁易购与万达集团的纠纷涉及17.47亿元本金，一审判决尚未生效。企查查显示，万达商管和万达集团目前均有数项执行案件，合计金额数十亿元。
尽管通过重组和出售回笼了资金，但债务化解远未结束。修复资产负债表仍需依赖融资续接、项目经营现金流及债务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为什么需要王健林重新“当家”
市场关注大连万达商管旗下剩余可处置资产规模。2023年以来，万达累计出售广场超80座，协议总额超900亿元。截至2025年底，珠海万达商管在管广场529座，其中约470座产权已让渡，仅保留品牌和运营权。反推可知，万达自持产权广场约60座，且部分存在抵押或诉讼冻结，实际可处置空间有限。
王健林此时回任董事长，本质是以创始人身份回到化债最前线，担任“总签字人”。太盟注资后，珠海万达商管的日常运营已交由职业经理人团队，控制权转移至新达盟。王健林坐镇大连万达商管，重点处理资产处置、债务谈判及剩余自持广场调度。
这一安排基于三层现实原因：
一是决策效率。出售资产、债务展期、应对仲裁等重大事项需最高层拍板，债权人和合作方需要具有最终决定权的责任人。
二是信用背书。面对巨额有息负债、短期偿债压力及多起强制执行案件，王健林的个人信用仍是撬动谈判空间的关键变量。
三是治理隔离。轻资产运营交给太盟体系，重资产残局由创始人收拾，既符合现代公司治理要求，又能集中处理历史包袱。
此次回归并非“王者归来”，而是危机总指挥归位：用个人信用换时间，用资产处置换流动性。创始人参与董事会决策，有助于提升资产处置、债务谈判和外部沟通的协调权重，但最终化债成果仍取决于资产处置价格、融资能力及商业运营现金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