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文题目:Enhancing knowledge sharing in generative AI integration: The impact of AI self-efficacy and skill threat perceptions
📚 来源期刊: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 发表时间:2025-12
✍ 作者:Qian Qian Chen, Li Min Lin, Meilian Liu
🏆 期刊等级:SSCI Q1 · JCR Q1 · 中科院 管理学2区 · TOP 管理学 · Scopus
📌 本文看点
01
生成式人工智能
02
知识共享意向
03
社会认知理论
BACKGROUND
研究背景
问题提出
以 ChatGPT、GLM、DeepSeek 为代表的生成式 AI,和以往按预设任务跑的检索式 AI 不是一回事:它能现生成贴合上下文的新内容,能针对员工提问给定制反馈,甚至能帮着做跨职能的技能发展。IBM 的 Watsonx 用它做人才管理与客户服务,西门子的 MindSphere 用它做工业数据分析,IT、制造、教育、金融都在往里投钱。从知识管理角度看,这等于把员工「创造—分享—应用」知识的链条整个改了一遍:学习流程变短、专长不再被少数人攥着,但反过来,当 AI 看起来能给出不输甚至超过人类洞见的答案时,员工也会开始怀疑自己这点贡献还有没有意义。于是同一套技术能力带着一副双刃:一边提效率、增强驾驭复杂信息的信心、让人更愿意分享;一边让人过度依赖输出、担心专长被淘汰,于是把知识捂住。组织正在把 GenAI 快速塞进协作工具,如果没有清楚的条件说明,企业要么白白浪费它的协作潜力,要么把员工的抵触一起放大。
难点剖析
作者点出三个缺口,对应三个研究目标。第一,既有 AI 与知识共享的研究几乎都围着检索式系统打转,聚焦三件事:优化搜索算法提升知识可达性与精度、识别共同专长以催化协作网络、聊天机器人与虚拟助手怎么改变在线知识交换;生成能力带来的心理动态很少被碰。第二,社会认知理论(SCT)过去多用在组织氛围与传统技术采纳上,明确拿它解释 GenAI 这类生成式技术的研究仍属稀缺;人机协作的文献强调团队层面的能力互补与绩效增益,却把员工个体认知当成黑箱,不打开看环境线索到底怎么变成个人判断。第三,现有关于岗位替代焦虑、AI 赋能创造力、数字共同生产的研究,多是笼统评估「AI」这个整体,没有落到具体可辨的 GenAI 线索上。于是三个目标依次是:感知智能(生成专家级输出的认知能力)与感知拟人化(共情式互动能力)如何直接影响知识共享意向;AI 自我效能感与技能威胁感知如何解释这段关系;技术素养(认知资源)与成长型思维(动机框架)分别在什么条件下放大或削弱这些效应。
理论脉络
主框架是 Bandura 的社会认知理论,核心是环境—个人认知—行为三元交互:GenAI 属性属于环境输入,AI 自我效能感与技能威胁感知属于个人 appraisal,知识共享意向属于行为倾向。作者没有把 SCT 和别的理论拼起来,而是往里接了三条成熟支线:一是自我效能感文献,强调信心主要来自亲历的掌握经验(enactive mastery),而不是被动了解;二是技能/专长威胁文献(Mirbabaie 等 2022),把「担心失去专家身份、担心专门技能不再被需要、担心某些专业可被替代」作为一种对技术线索的防御性评估;三是 Dweck 的成长型思维与 Lee & Park 的 GenAI 技术素养,前者是「能力可以靠努力长出来」的动机信念,后者是理解、使用、管理 GenAI 的专门知识,两者恰好补上 SCT 里个人内部资源的认知面与动机面。整合逻辑是:同一个环境线索在 SCT 内部可以被同时读成「赋能者」和「象征性竞争者」,而到底读成哪一种,取决于个体手里有什么资源。这也决定了后面两个调节变量不是随手加的控制项,而是理论上的边界条件。作者还明确说明,把 PI 与 PH 拆成两个自变量,是因为「算得准」与「聊得像人」是两类不同的 affordance,不该混成一个笼统的「AI 好不好用」。
METHOD
研究方法
理论模型
一个双前因、双中介、双调节的模型。前因是感知智能(PI)与感知拟人化(PH),结果变量是知识共享意向(不是实际分享行为)。两条并行中介:AI 自我效能感(AISE)与技能威胁感知(STP)。PI 与 PH 各有一条直通 KS 的直接路径,另各分出 AISE、STP 两条间接路径。GenAI 技术素养调节 PI/PH 通往 AISE 与 STP 的四条路径;成长型思维调节 AISE→KS 与 STP→KS 两条路径。理论框架见 Fig.1;Fig.5 是加入调节后的实证路径系数图,上下两个面板分别以 PI、PH 为自变量。控制变量五个:性别、年龄、学历、GenAI 使用频率、行业类型(为避免稀疏单元格归为信息技术、制造业、其他三组)。共 10 条假设,H1 到 H5 各分 a、b 两支。需要注意结构上的一处设定:技术素养与成长型思维作为调节变量,被作者明确排除在探索性因子分析之外,理由是它们的作用是与主构念形成交互,塞进因子分析会稀释对核心测量属性的判断。
研究假设
共十条,写成五组对照。H1a/H1b:感知智能、感知拟人化分别正向影响知识共享意向。H2a/H2b:AI 自我效能感分别中介 PI、PH 与知识共享意向的关系。H3a/H3b:技能威胁感知分别中介 PI、PH 与知识共享意向的关系,且作者按威胁文献预期方向写的是「PI/PH 提高技能威胁,威胁再压低分享意向」。H4a:技术素养调节 PI/PH→AI 自我效能感;H4b:技术素养调节 PI/PH→技能威胁感知。H5a:成长型思维调节 AI 自我效能感→知识共享;H5b:成长型思维调节技能威胁感知→知识共享。最终 6 条成立、4 条被拒:H1a、H1b、H2a、H2b、H4b、H5b 成立;H3a、H3b、H4a、H5a 被拒。四条被拒的假设不是零散的失败,而是拼出了全文的理论贡献——H3 的反转催生「威胁—挑战重构」,H4a 与 H5a 双双落在 AI 自我效能通路上,一起构成「知识—效能缺口」与「效能饱和」。
分析策略
分三层跑,不是一次性把整个模型塞进一个结构方程。第一层用 AMOS 23.0 做测量模型:CFA 检验拟合(GFI=0.93、RMSEA=0.046、χ²/df=2.03、IFI=0.963、CFI=0.963、NFI=0.930),并看载荷、CR、AVE、√AVE 与构念相关的比较来判收敛与区分效度。第二层用 SPSS PROCESS Model 4 做简单中介,5000 次偏差校正 bootstrap。第三层用 PROCESS Model 21 做被调节的中介,同样 5000 次 bootstrap,并做简单斜率与条件效应分解;所有 PROCESS 模型都纳入性别、年龄、学历、使用频率、行业类型五个协变量。共同方法偏差做了程序与统计双保险:匿名与保密承诺、反向计分题、注意力检查题;事后 Harman 单因子、CFA 加共同潜因子、marker variable 三道检验。数据公开在 OSF(https://osf.io/ke6dt),这点值得加分。口径边界要讲清楚:作者自己在局限里写明「未来可用 full SEM 同步估计所有路径」,也就是说本文的测量模型与结构路径是分开估的,PI 与 PH 也是分两次回归跑出来的;Fig.5 报的是 Model 21 的未标准化 b,Table 4 报的是 Model 4 的路径系数,Table 5/6 报的是调节模型的条件效应与交互项 b——三套数不能横向比大小。
DESIGN
实验设计
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分三阶段。第一阶段按成熟量表改编成 GenAI 职场情境问卷;第二阶段请七位目标人群专业人士(AI 开发者、项目经理、AI 方向学术研究者)做专家评审,他们提出两点实质修改:技能威胁量表的指导语要引导受访者放进自己的职业情境里理解,以及一条知识共享反向题(「除非公司要求,我从不把工作专长告诉别人」)容易让人读岔,最终删除;第三阶段通过 Credamo 平台正式发放,首页说明自愿参与、可随时退出且无任何后果。设两道筛选题,只有至少用过 GenAI 的成年人(18 岁及以上)才能进入主问卷,完全新手被排除,理由是他们无法有意义地评价智能、拟人化或技能威胁;但刻意保留偶尔使用者与高频使用者,以便观察熟悉度差异。最终 496 份有效问卷。全部题项七点李克特计分。程序性补救还包括匿名、反向题抗默许偏差、注意力检查题。
研究样本
496 人,全部为中国境内、有 GenAI 使用经验的在职员工。性别:男 210(42.3%)、女 286(57.7%)。年龄:19–25 岁 108(21.8%)、26–30 岁 138(27.8%)、31–40 岁 207(41.7%)、41 岁及以上 43(8.7%),31–40 岁是主体。学历:大专及以下 41(8.3%)、本科 335(67.5%)、硕士及以上 120(24.2%)。使用频率偏高:每天数次 238(48.0%)、每天一次 49(9.9%)、每周数次 165(33.3%)、每月数次 29(5.8%)、偶尔 15(3.0%)——接近六成每天至少用一次。行业:信息技术 143(28.8%)、制造业 106(21.4%)、教育与培训 54(10.9%)、金融服务 40(8.1%)、零售 31(6.3%)、旅游酒店 27(5.4%)、媒体娱乐 21(4.2%)、医疗 18(3.6%)、其他 56(11.3%)。作者称采用随机抽样,并认为 IT 与制造是 AI 采纳最前沿、也最受技能替代与持续再培训压力的行业,因此样本对研究问题有代表性;但反过来,这也意味着样本的数字素养明显高于一般劳动者,是推广结论时必须带上的条件。
测量工具
七个构念,全部改编自成熟量表、七点李克特。感知智能来自 Rafiq 等(2022),原五题中「我觉得 GenAI 知识渊博」因载荷不足被删,保留「能干/聪明/有判断力/负责任」四题;感知拟人化来自 Ma & Huo(2023)四题,如「GenAI 的回答不像机器说的」;AI 自我效能感来自 Lee 等(2023)四题,如「我能自己排查 GenAI 出的问题」;技能/专长威胁来自 Mirbabaie 等(2022)三题,分别问「担心失去专家身份」「担心专业技能不再被需要」「担心某些专业被替代」;知识共享来自 Yao 等(2023),含一题反向表述,专家评审后删去易混淆项。两个调节变量另行取材:GenAI 技术素养用 Lee & Park(2023)六题(如「我能理解 GenAI 是怎么工作的」),成长型思维用 Levy 等(1998)八题,含「人连最基本的特质都能改变」及反向的「人最深层属性其实改不了」。载荷低于 0.50 的题项统一剔除,最终所有保留题项载荷 ≥0.50。描述统计上有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技能威胁感知均值只有 3.04(SD 1.38),明显低于其余构念的 5.2–5.7,说明这批高频使用者整体并不太觉得自己被威胁——这正是后文「效能饱和」解释的现实基础。
RESULTS
结果与分析
信效度检验
测量模型整体过关,且共同方法偏差查得比一般问卷研究细。Cronbach‘s α 介于 0.70–0.96(感知智能最低 0.70,成长型思维 0.96),CR 全部 >0.70,AVE ≥0.40——感知智能正好卡在 0.40,作者援引 Fornell & Larcker(1981)说明 CR>0.7 时 AVE 0.4 可接受;区分效度用 √AVE 大于构念间相关来判定;VIF 1.12–1.99,无多重共线性问题。CFA 拟合:GFI=0.93/0.934、RMSEA=0.046、χ²/df=2.03、IFI=0.963、CFI=0.963、NFI=0.930。共同方法偏差三道检验都过关:Harman 单因子首成分只解释 20%(远低于 50%),加共同潜因子后 ΔRMSEA=0.004、ΔCFI=0.01,加 marker variable 后模型内相关系数与显著性都没变。 但有三处必须提醒读者,否则容易读错数。其一,Fig.5 的正系数不是「AI 越聪明越让人觉得被威胁」。Fig.5 是 Model 21 的未标准化系数图,上半 PI→技能威胁 b=0.76(p<0.10)、下半 PH→技能威胁 b=0.52(虚线、不显著),这是调节变量取 0 时的条件主效应;而技术素养是 1–7 点量表,0 落在量表之外,属于外推值,没有实质解释力。真正该看的是 Table 5 的条件效应:技术素养高(6.17)时 PI→威胁 −0.57(95%CI [−0.84, −0.31])、PH→威胁 −0.40([−0.58, −0.22]),低(4.33)时 −0.18 与 −0.13 都不显著。其二,Table 4 与 Fig.5 口径不同:Table 4 是 Model 4 中介模型的系数(PI/PH→威胁 −0.27 / −0.28),Fig.5 是含交互项的 Model 21,两者不能互证也不能比大小。其三,Table 4 里若干路径的点估计与所列置信区间对不上(例如 H3a 报 −0.27 却给 [−0.70, −0.35],H2b 报 0.48 却给 [0.28, 0.39]),疑为标准化与未标准化系数混排或表格跨列错位;因此本文带读只采信正文叙述、间接效应置信区间与 Table 5/6 的条件效应,不拿这些区间做推断。另外全文未报告 R²,也没有给出整体结构模型的拟合指标,解释力大小无从判断。
假设检验
直接效应(H1):感知智能→知识共享 β=0.18(t=3.74,p<0.001);感知拟人化→知识共享 β=0.24(t=5.32,p<0.001)。「像人」比「聪明」更能直接推动分享。
AI 自我效能通路(H2,成立,Model 4 / 5000 bootstrap):PI→AISE 0.57、AISE→KS 0.23,间接效应 0.13,95%CI [0.07, 0.20];PH→AISE 0.48、AISE→KS 0.23,间接效应 0.11,95%CI [0.06, 0.16]。两个区间都不含 0。
技能威胁通路(H3,双双被拒):原假设是「越聪明/越像人→越觉得被威胁→越不愿分享」。实测 PI→威胁 −0.27、威胁→KS −0.26,间接效应 +0.07,95%CI [0.04, 0.11];PH→威胁 −0.28、威胁→KS −0.25,间接效应 +0.07,95%CI [0.04, 0.11]。方向整条反了:员工把 AI 的强读作「帮手够强」,不是「我快没用了」,威胁感下降,分享意愿反而上升。作者命名 threat-to-challenge reframing(威胁—挑战重构)。
技术素养调节(H4):H4a 被拒——PI×技术素养→AISE b=0.02(95%CI [−0.04, 0.08],p=0.56),PH×技术素养→AISE b=−0.02([−0.07, 0.03],p=0.41),懂原理并不会让人更相信自己用得好。H4b 成立——PI×技术素养→威胁 b=−0.22([−0.38, −0.06],p=0.01),条件效应从素养 4.33 时的 −0.18(p=0.12)一路走到 5.50 时 −0.43(p<0.001)、6.17 时 −0.57(p<0.001);PH×技术素养→威胁 b=−0.15([−0.27, −0.03],p=0.01),条件效应 −0.13(p=0.15)→ −0.30(p<0.001)→ −0.40(p<0.001)。只有懂行的人,才把 AI 的强读成补位而非抢位。
成长型思维调节(H5):H5a 被拒——AISE×成长型思维→KS b=0.01([−0.07, 0.10],p=0.75),对应的被调节中介效应 95%CI [−0.004, 0.005] 跨 0。H5b 成立——威胁×成长型思维→KS b=0.06([0.02, 0.10],t(483)=2.91,p<0.001);固定型思维(2.13)下威胁→KS b=−0.23(p<0.001),中等(3.38)−0.16(p<0.001),成长型(5.63)只剩 −0.03(p=0.53),负面作用基本被抹平。
被调节的中介整体检验:技能威胁通路的被调节中介效应显著(PI 间接 −0.012,95%CI [−0.032, −0.001];PH 间接 −0.008,[−0.0226, −0.0004]),AI 自我效能通路则不显著。两条中介,一条能被认知与动机资源调节,另一条完全调不动。
CONCLUSION
总体结论
研究结论
四层结论。第一,原来那条「AI 越强、人越藏」的直觉,在这批高频使用者身上没有成立。感知智能与感知拟人化都显著推高知识共享意向(0.18 / 0.24),并且同时通过两条中介起作用:一条是 AI 自我效能感被抬起来(间接 0.13 / 0.11),另一条是技能威胁感被压下去(间接 0.07 / 0.07)。作者把后一条命名为「威胁—挑战重构」:同一个环境线索,在 SCT 框架里既可以被读成赋能者,也可以被读成象征性竞争者,而当员工能把 AI 的输出解释成对自己能力的补位时,走的是前一条。第二,「知识—效能缺口」是全文最硬的理论贡献。技术素养显著削弱「AI 强→我被威胁」这条(−0.22 / −0.15),却对「AI 强→我更自信」毫无作用(0.02 / −0.02,均不显著);作者借 Bandura 解释:被动的陈述性知识能消除对未知的恐惧,但自我效能感主要来自亲历的掌握经验——亲手用 AI 把活做成过,才算数。所以培训不能只讲原理,得给实操任务。第三,「效能饱和」划出了干预的边界。成长型思维只缓冲技能威胁通路(b=0.06),对 AI 自我效能通路完全无效(b=0.01,p=0.75)。作者的解释是这批人 AI 自我效能基线本就高(均值 5.73)、使用频率也高(48% 每天数次),额外加动机激励边际收益趋近于零;高技能域里,行为更多受结构与资源约束,而不是心理动员。换句话说,培训、心态建设这些个体层干预,救得了「怕被抢饭碗」的人,救不动「已经很会用」的人。第四,实践建议跟着分三类:把 GenAI 讲成增强型伙伴而非替代品,用人在回路的具体工作流让协作可见,别夸大自动化承诺;IT 岗投培训时给提示词库、轻量模板、真实任务练习,制造掌握经验;制造业重点处理岗位安全顾虑,明确 AI 补的是人的专长;同时用持续学习与发展通道养成长型思维,并在绩效沟通里承认 AI 辅助的贡献,让知识交换变成被看见的事。
研究局限
作者列了四条:其一,研究在中国完成,国家对技术进步的强力支持可能让受访者对 GenAI 的回答偏务实、偏乐观;样本又集中在 IT 与制造业、通过单一在线平台招募,数字素养大概率高于平均,需要跨文化、跨行业、跨组织的复核。其二,横断面设计无法确立时间先后,也不能作因果推断,作者建议 T1 线索/T2 评估/T3 意向的多波或经验取样设计;同时坦承未来可用 full SEM 在潜变量框架里同步估计全部路径。其三,虽然做了程序与统计补救,全自评问卷仍是隐患,建议纳入主管对知识共享行为的他评等多源数据。其四,拟人化竟然会降低威胁感这一发现,需要民族志或观察性质的质性研究去打开机制。补充四点带读层面的提醒:结果变量是「知识共享意向」,不是真实分享行为,两者之间还有距离;全部变量同一时点自评,反向解释(本来就更愿意分享的人,把 AI 各环节都评价得更好)无法排除;全文未报告 R² 与整体结构模型拟合指标,也未提供 OSF 数据之外的稳健性检验,因此「解释力」无从评估;Table 4 若干路径的点估计与所列置信区间不自洽(见结果部分),引用具体数值时宜回到正文与间接效应区间核对。还有一处容易被忽略:作者把两个调节变量排除在因子分析之外,虽给出理由,但技术素养与成长型思维的测量质量因此没有进入同一套效度检验。
未来展望
作者建议的方向很具体:换到不同文化、行业与组织情境复验模型,尤其检验「国家层面对技术的乐观叙事」是否本身就是个调节变量;改多波或经验取样设计,把环境线索、个人评估、行为意向按时间拆开,再去谈因果;上 full SEM 同时估计所有路径,看拆分回归是否掩盖了路径间的相互制约;引入主管他评、系统日志等多源数据替代单一自评;用人机协作的民族志或观察研究,弄清员工到底怎么重新解读拟人化线索;把模型扩到多模态 GenAI、行业专属应用,并纳入透明度、隐私等伦理维度。沿本文最反直觉的两个点,还可以再往前走两步:其一,直接操纵「掌握经验」(给一组真实任务实操,另一组只讲原理),实验检验知识—效能缺口是否真是 Bandura 意义上的机制差异,而非量表没测到;其二,在低 AI 自我效能、低使用频率人群里重跑 H5a,验证「效能饱和」是真实边界条件,还是高基线样本带来的天花板效应。另外,数据已公开在 OSF,第三方重做 Table 4 的系数对齐、补充 R² 与整体拟合指标,都是低成本高价值的复核。
金句
懂 AI 能让人不怕,但只有亲手做成过,才会让人觉得自己行。
— 研究模型图
📄 摘要原文
Purpos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employees‘ perceptions of Generative AI (GenAI) intelligence and humanness shape knowledge-sharing intentions through AI self-efficacy and perceived skill threat, and examines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GenAI technical literacy and growth mindset.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An online survey of 496 Chinese employees with GenAI experience, mainly fro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ufacturing, was analysed with AMOS 23.0 and the PROCESS macro. Findings: Perceived intelligence and humanness raise knowledge-sharing intention through AI self-efficacy; they also reduce perceived skill threat and thus indirectly promote sharing. GenAI technical literacy moderates the links from intelligence and humanness to skill threat, while a growth mindset weakens the negative effect of skill threat on knowledge-sharing intention. Originality/value: Extending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the study identifies an unexpected threat-to-challenge reframing and a knowledge-efficacy gap, showing that passive technical knowledge reduces threat but does not build confidence. Data are available at OSF (https://osf.io/ke6dt).
📎 阅读原文:DOI: 10.1108/JKM-11-2024-1328
END
我是扣子,高校教师/在读博士/AI顾问。关注AIGC,学术科研,博士生活;分享AI赋能和论文带读,打破AI信息差。视频号:扣子说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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