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中旬起，广州商学院商管中心大幅上调校内快递场地租金，入驻的快递网点全线撤出校园。为了让这些网点“回来”，校方被指给教职工下达了硬指标——每人完成6单邮政投诉，完不成扣绩效，累计投诉超过700单。两个多月过去，学生取件要多跑几公里，快递车辆进出校园受限，连锁反应一桩接一桩，而校方至今没有给出正式回应。
（图源：新华社）
700单投诉意味着什么，业内人都清楚。对末端网点和快递员来说，每一单投诉都对应着实打实的考核、罚款和整改，几百单压下来，足以让一个小网点喘不过气。可此事件问题出在了哪儿？
广州商学院是一所民办普通本科院校，全日制在校生近3万人。这样体量的在校生，每天六七千票的快递量，本身就是一笔不容忽视的流量。
放在整个行业里看，高校是快递最集中的场所之一。全国在校大学生数以千万计，网购频次明显高于普通人群；校园市场相对封闭，价格较高，也便于管理，自然成了各家快递争抢的重点区域。
学校算的是另一本账。一块场地一年几十万元租金，是实实在在的经营性收入；场地是学校资产，租金理应是创收来源；更何况安全、秩序、车辆出入都得管，驿站被看作校园治理的一环。这套逻辑本身并不算错。
快递公司算的账要薄得多。末端派费本就很薄，平均每单只有一元左右，场地租金却成了最大的固定成本，而校园租金又普遍高于市场价。常州某职业学院校内驿站年租金二三十万元，校外同类场地只要十来万元；更早之前，还有高校把驿站租金从36万元直接抬到80万元，网点不得不搬离。
两本账摊在桌上，理应坐下来一笔一笔谈。
从运营形态看，眼下大学驿站大致有两类：一类走招投标，由第三方或快递公司与校方签协议、统一管理；另一类只是把场地租给各家快递，独立经营。两种形式各有利弊，但只要底层逻辑还是“高租金换独家入口”，摩擦就难以根除。
广州商学院并非孤例。江苏、内蒙古等地都出现过驿站因房租高、派费低而与校方或经营者产生分歧、导致包裹积压的案例，也有高校驿站因租金翻倍被迫搬去校外。这一次，只是因为“批量投诉”的操作，把矛盾推到了聚光灯下。
艾媒咨询CEO兼首席分析师张毅表示，涨租要分两面来看：一方面，校方作为场地产权方或者管理方，从理论上，按照成本情况、市场行情适当调整租金，有其经营决策上的合理性，这也是它的权利。与此同时，校园快递站本身带有准公共服务属性，租金上调的幅度、调整流程是否合理，都会影响网点运营，还关系到师生取件的便利程度和相关服务价格。所以这件事的争议点，核心在于涨租有没有对应的成本依据、有没有经过协商，或是涨幅是否过度，这一点很关键。
高校驿站该怎么定位，答案其实早就有。2017年，《关于推进快递服务进校园工作的意见》就给出了方向：把校园快递站作为学校为师生提供后勤服务的公共产品，强化其公益属性；高校应提供必要、独立的经营场地，可采取公开招标形式引进企业。广东等地也陆续出台文件，促进和规范快递进校园。
（图源：新华社）
张毅认为，这件事涉及快递网点、快递员、教职工、学生多方群体，也会影响校园管理秩序。因此在治理上，可以兼顾公益属性和市场化经营，广泛征求各方意见，是比较合适的思路。对于校园快递这项带有准公共服务性质的业务，在适度市场化经营的定位之下，也可以考虑推动成本信息公开、采用公开招标等方式。同时，可以设定租金上限、设置调整过渡期，规范准入资质与投递服务价格，并配套建立相应的申诉渠道。
700单投诉是一记警钟，但警钟之后更需要能落地的办法。出路大体有三条：
一是让租金定价回归合理区间。公开招标、合同化管理，把双方权责写进纸面，涨租不再是一纸通知说了算，而是有成本依据、有协商程序、有合理过渡期。
二是推进“共配”模式。引进第三方平台，让多家快递共用同一个校园末端，场地和人力成本被摊薄，单家不必再独自承受高租金；校方的管理对象也从“多家”变成“一家”，安全和秩序反而更好管。
三是加大数字化投入。智能快件箱、无人驿站，能把对场地和人工的依赖降下来。技术不该被用来在原地争抢同一块蛋糕，而应该把这块蛋糕做得更高效。
这三条路都指向同一个前提：把师生的取件体验放在中心。驿站在不在校内、一年租多少钱，最终都要回答“师生能不能方便地取到件”。任何偏离这个前提的涨价、投诉与摊派，本质上都是拿服务换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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