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0日 | 第38期
特邀专家：成都市复旦西部国际金融研究院 陈剑、肖涵天
截至2026年10月25日，全国数据资产相关资产支持专项计划（ABS）已发行36单、221.94亿元。其中2026年前10个月发行25单、179.12亿元，是2025年全年41.80亿元的4倍多。从2023年杭州高新区那单1.02亿元的全国首单算起，这个市场用不到三年时间，走完了从零到两百亿的路。
但穿透看，36单里有25单、156.20亿元的底层资产是信托受益权，占比70.38%；36单全部以私募方式发行；30单引入了外部增信机构。数据在这些项目里更多是“参与融资”，而不是“独立还钱”。
对四川而言，一个更需正视的错位是：四川发展融资担保、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已为5单跨区域项目增信、30.20亿元，而由本地企业作为原始权益人（即发起并转让基础资产的主体）发起的项目，目前尚未出现。增信端的经验和能力，已经跑在了资产端前面——这个时差怎么形成、能不能反过来用，是更值得追问的地方。
一、把“数据”变成能融资的资产
资产证券化（英文简称ABS），通俗地讲，就是把企业手里能持续产生现金流、但一时难以变现的资产——比如应收账款、收费权、租赁租金——打包成一个“资产池”，以此为支撑向市场发行证券，投资者认购后分享这些资产带来的现金流，企业相当于把“未来的钱提前借了出来”。数据资产证券化，就是让“数据”进入这个框架：数据既可作为质押物增信，也可作为经营信息帮助识别风险、管理资产，还可作为能独立销售的产品形成收入。它的核心作用，是盘活企业沉淀的数据资源、拓宽融资渠道，让“躺在机房里”的数据变成能融资、能变现的资产。这里还要交代一个关键角色——增信机构：一般指担保公司，它们承诺在项目偿付不足时补足差额，相当于为证券“背书”。一项资产能不能发出去，很多时候不取决于资产本身多好，而取决于有没有人愿意为它兜底。
数据要进这个框架，先得过两道制度关口。第一道是确权。应收账款有合同、发票和登记凭证，数据没有；同一批数据往往同时涉及采集者、加工者、运营者和数据来源主体，权属只能靠登记来证明。2022年底“数据二十条”确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解决的正是这个前提。第二道是入表。2024年1月1日起，《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施行，符合条件的数据资源可以作为无形资产或存货计入资产负债表。数据第一次在财务报表上有了位置，也才第一次具备了被评估、被质押、被打包的可能。但入表并不等于可质押：前者解决会计确认，后者解决法律权属和违约处置，中间还隔着一道登记。两道关口没打通之前，所谓的“数据资产证券化”大多只是概念嫁接；打通之后，才谈得上真正的资产化。也正因为这道门槛，市场上真正拿得出可核验数据现金流的项目，始终比登记在册的项目少得多。
二、态势：规模起来了，但“成色”还不高
数据资产ABS走出一条“起步慢、放量快、集中在上半年”的曲线。2023年全国仅发1单、1.02亿元，是杭州高新区（滨江）数据知识产权定向资产支持票据——全国首单包含数据知识产权的证券化产品，由区内12家中小企业以145件知识产权（其中2件为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1.02亿元；2024年全年零发行；2025年增至10单、41.80亿元；2026年截至10月25日已达25单、179.12亿元。但节奏上“半年热、半年凉”——仅4至6月就发行21单、149.67亿元，6月16日中铁一局项目成立后，至10月25日再无新增。
规模背后的结构更值得读。按基础资产分，信托受益权（专项计划持有信托份额、靠信托财产现金流偿付）156.20亿元、占七成（70.38%），企业应收账款和融资租赁债权合计7单、35.64亿元；真正以数据产品收入作为独立还款来源的仍是少数。36单全部私募，30单有外部信用增级。这说明市场目前仍主要靠“主体信用＋担保”托底，而不是靠数据本身的现金流定价——量上来了，“数据”在交易里大多还是配角。
这里要说明的是，监管对数据资产ABS有“直接命名”和“（数据资产）贴标”两类标识：前者要求现金流、基础资产或募集资金中数据相关占比不低于70%，后者只要求不低于50%。贴标门槛更低，也更容易被拿来“蹭概念”——这正是市场上“贴标”不少、“真数据资产”稀缺的源头。
三、问题：数据站的位置，决定风险藏在哪里
三个典型案例，能看清数据在证券化里的三种角色，也看清风险分别藏在哪。
第一个，平安—如皋第1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数据资产）（1.30亿元），是国内首单落地的数据资产ABS，代表“数据质押”增信模式。该项目由天津安永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作为原始权益人、平安证券任计划管理人，基础资产是对下游客户的应收账款债权，并引入4笔数据资产权利人将在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挂牌登记的交通、港口等领域数据资产出质，数据质押占比超过50%。其核心逻辑是“数据确权＋质押担保”：先完成确权登记，再质押给专项计划，一旦基础资产违约，可通过处置质押的数据资产弥补损失。风险在“能不能处置”——数据依赖特定软件、算法和持续更新，离开原运营主体价值会下降，评估价值不等于违约回收价。
第二个，国海证券—通盛租赁第14期普惠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数据资产赋能）（8.95亿元），代表“数据赋能”风控模式。该项目原始权益人为广西通盛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国海证券任计划管理人，底层资产为融资租赁债权，覆盖6307户卡车司机、个体运输户，特点是资产分散、单笔金额小，传统风控手段难以高效覆盖。专项计划引入数据资产服务机构，对客户行为、车辆运营、还款记录等动态数据进行合规审核与价值认证，管理人据此判别资产质量、动态监测风险、优化入池标准。其核心逻辑是“数据应用＋资产服务”——不靠数据质押，而是靠数据赋能资产的全流程管理。风险在“能不能见效”——服务人数多不等于违约率降了，数据失真或模型失效，加再多数据也改善不了判断。
第三个，国海证券—鑫元—湖北担保数据资产1期（10.20亿元），代表“信托组织”：把湖北、福建8家企业的融资装进信托结构，靠湖北省融资担保集团提供差额支付承诺（即偿付不足时补足差额的增信安排）。风险在“能不能穿透”——基础资产归为信托受益权，只能看清法律层级，看不清底层还款来源里数据产品收入到底占多少。
三者的共同点是：都不能只看“数据”和“估值”就认定风险。这恰是当前全市场的短板——累计违约率、严重拖欠率等关键存续数据基本缺位，33单项目的平均法定期限约5.55年，真正的还款考验还在后面。
更需重视的是，这个领域正在进入监管的密切关注期。2026年5月，审计署科研所提示关注政企隐性关联和财政安全风险；6月初交易所窗口指导收紧，重点防范“借证券化变相新增隐性债务”。国家层面加强监管的方向已经明确：不是限制数据资产证券化本身，而是把它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边界划清楚。不过，收紧不等于“一刀切”——6月16日成立的中铁一局数据资产1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就是例证：该项目规模10.34亿元，原始权益人是世界500强中国中铁的全资子公司中铁一局（一家具备铁路、公路、市政、建筑四项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的央企施工企业），计划管理人为平安证券，4月底获上交所受理、6月中旬落地。它之所以能照常发行，正因为是真正的产业主体而非地方融资平台，底层资产真实合规。监管拦的是“借数据资产证券化变相给城投融资”，而不是数据资产证券化本身。对地方决策而言，这条红线必须前置。
四、机会：四川有两张牌，缺一块“资产”
四川在这一领域的位置，可概括为“增信能力走在前、资产供给待破题”。
两张牌：一是增信能力。四川发展融资担保、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已为5单跨区域项目增信、合计30.20亿元，说明四川机构已积累起数据资产证券化的审查和风控经验。二是场景。交通物流、公共服务、园区运营等领域的经营数据，正是数据资产化的优质来源，四川在这类场景上家底厚实。
一块短板：全国36单中，由本地企业作为原始权益人发起的项目尚未出现。增信端的经验已经走出去，资产端的培育还没跟上。这个时差，恰恰是切入点：把增信端的能力，倒过来牵引资产端培育，是四川最现实的路径
五、路径：从“做担保”走向“发资产”
路径要分步走，核心是把“可核验现金流”作为唯一尺子。
其一，按资产成熟度分层推进。对已有租赁、应收账款业务的主体，先把数据用于资产筛选和持续监测，在不高估数据处置价值的前提下改善管理；对能独立销售数据产品、提供数据服务的主体，先形成可核验的客户付款和续约记录，再评估证券化；对仍处于数据盘点、估值阶段的项目，先做实治理和经营验证，不要拿估值金额倒推融资规模。
其二，接住制度红利。国家数据局2026年7月印发《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指引（试行）》，9月11日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上线试运行，产权登记、授权运营、交易制度正在打通。四川应尽快理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最长不超过5年”与融资期限的匹配规则，把数据产权登记与质押登记贯通，让制度红利变成可用的工具。
其三，把经验变成标准。让两大担保机构把30亿元增信中积累的审查经验，固化为“数据来源、授权范围、现金流、集中度、处置可行性”五项全省统一标准——这是四川有条件率先做出、也能为全国提供参照的制度产品。
点评
数据资产证券化走到今天，分水岭已经不是“能不能发出来”，而是“数据能不能自己还钱”。36单、221.94亿元的规模，说明市场完成了从0到1；但七成底层资产是信托受益权、全部私募发行、八成以上靠外部增信，说明定价的依据仍然是主体信用和担保，不是数据本身。规模、贴标、估值都不是终点，底层资产质量和现金流真实性才是。
判断这个市场是否真的转向，有三个可以观察的信号。一是出现第一单以数据产品收入为唯一还款来源、且不依赖外部增信的项目——它决定数据能不能单独定价。二是出现存续期项目的违约率、早偿率、处置回收率等公开数据——累计违约率缺位，任何估值都只是静态推算，33单项目平均5.55年的法定期限，真正的考验在2027年之后。三是出现数据资产的实际处置或二级流转案例——只有处置价格形成，质押增信才不是纸面安排。
对四川，机会就在眼前：一手有30.20亿元的跨区域增信经验，一手有交通物流、公共服务、园区运营的场景家底，缺的是把两者接起来的资产培育和标准体系。这个接法可以更具体——由两家担保机构在项目前端介入，先做“可证券化性”预评估，帮本地企业把现金流做实、把数据产权登记和质押登记办完，再谈发行；首批资产池建议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形成的收益权切入，因为它的付费方、期限和金额相对确定，比企业自有的经营数据更容易核验。需要提醒的是，第一单的示范效应是双刃的：为了“零的突破”降低标准，代价会比不发更大。
特邀专家介绍
陈剑，数科院特邀专家，成都市复旦西部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金融学实践教授，中国资产证券化论坛信息披露专委会主席，财新智库高级业务顾问。
主要研究方向为资产证券化、信用风险、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的金融应用、气候金融与养老金融。华尔街顶尖金融机构资深风控背景，曾任MSCI公司亚太区高级顾问、美国安富金融工程集团董事总经理，并先后担任美国联邦房贷公司（房地美）风险及建模总监、美国国民房贷协会（房利美）风险管理总监，负责的信用风险建模与投资组合管理规模分别达1.7万亿美元和1150亿美元。著有《金融大语言模型》（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获该社2025年优秀教材奖），另著《Climate Finance: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Financial Strategies in a Changing Climate》（Springer Nature出版）。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获美国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管理科学（量化金融方向）博士学位。
成都市复旦西部国际金融研究院由复旦大学与成都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建，2023年正式运营，依托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的学科、人才与国际资源，开展前沿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与成果转化。
编者按 成都未来数字科技研究院系省发展改革委（省数据局）数字经济"1+1+N"研究机制重要合作单位。在省发展改革委数字经济相关处室指导下，数科院协调相关研究力量，每个工作日精选当日数字经济、智能经济领域的重大政策与行业标志性事件，一事一报、要点直达，研究分析数字经济领域新业态、新模式、新赛道，呈现数智社会发展新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