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之时，常会思索写书这件事。《百年望族》已然出版。还记得当初友人鼓励我时满怀期许，希望借助讲座平台，让这本书广为流传。理想宏大，盼着能够惠及更多人，只是现实与当初的设想，尚有距离。我手头还在打磨《胖东来的经历与见闻》，有时也会暗自思忖：待它将来面世，又会收获怎样的反响？
我一次次向内追问提笔的初心：落笔成文，究竟是出于对文字本身的热爱，享受表达抒怀的快意？还是寄望借书籍扬名、换取收益？抑或是借着笔墨，把自己经年沉淀的感悟留存下来，让短暂的生命在思想传递之中获得延伸？
这份追问，落到根处，便是对小我与大我的辨析，也让我想起古人所说的“三不朽”。这说法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德须终身践履，立功多赖时势际遇，唯有立言，一支笔、一叠纸，便可把一己之思交付给素未谋面的人。写书，走的正是这条路径。
何为小我，何为大我？我们可以以三观作为评估的依托，却不能用一套永恒不变的标尺去简单定义。
小我，立足于自身的感受、得失、好恶与利害，关乎一己的诉求、情绪、荣辱与取舍。心念所系，多是“我想要什么，我能得到什么，我会不会蒙受损失”。期待书籍大卖、收获名望回报，便是小我很自然的期许，本身并无对错。孔子并不讳言富贵与名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甚至以“没世而名不称”为憾。可见在意销量、期许声名，并不是什么需要遮掩的私心，而是人之常情。
大我，则是跳出一己得失的局限，向外延伸至他人、群体，乃至更广阔的共同体。它要求我们把个人的选择放进更大的格局里掂量，顾及更多人的长久福祉。于写书而言，便是希望文字之中的道理、见闻与思考，能够启发有缘读到它的人，传递正向的认知，对行业、对世人有所助益。这正是立言承载的大我之义。
《论语》里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写书的人，先要“立”住自己的思考，再让这份思考去“立”别人。小我的“立”与大我的“立”，本是一条路上的两步，而非两个方向。再往大处说，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些话听来高远，落到写书这件小事上，无非是下笔时多问一句：我写下的这些，对读到它的人，究竟是消耗还是滋养？
区分二者，依托一个人的三观，也就是看待世界、价值、是非的底层认知。一个人的是非观、善恶观、得失观，决定了他如何判断一个念头是偏向私念，还是心怀大局。
但这套评判标准，从来不是凝固不变的。它会随着时代流转、所处环境、面对的对象不同而动态变化。同样一种选择，放在彼时彼地，或许是成全大我；换一个时空、换一种处境，评判的尺度便会随之调整。不存在一条亘古不变的条文，机械地划分何为小我、何为大我。孟子讲“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守住中道却不懂权变，与固执一端并无分别。大我与小我的分寸，从来要在具体处境里称量，而非照着条文对号。
这并不代表是非模糊、没有边界。三观是内在的参照，境遇是外在的变量。分辨大我与小我，本质上，就是在每一个当下，依托自己的认知底色，权衡一己诉求和公共责任的分寸。在选择上，如果能够正确把握二者的边界，人生会有很大的不同。
写书亦是如此。两部书稿，一部已成书面世，一部尚在打磨，都是耗费心力沉淀下来的思考。销量与声名，是小我层面的期盼；而把真知、正道如实记录，以文字立言，给他人带去一点启发，便是笔墨奔赴大我的路径。曹丕在《典论·论文》里说“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又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人终会老去，声名也会淡去，能留下来的，是文字里那点真东西。
小我是人之常情，大我是心之所向。不必强行割裂二者，也不必执着于单一的结果。王阳明讲：“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写书人的修行，不在书外，正在每一次动笔时那一点取舍之间。
说到底，笔是同一支笔，心却可以越写越宽。起初为抒怀而写，为立名而写，都无可厚非；写着写着，若笔下多了一分为他人着想的诚意，多了一分对世道人心的体恤，小我便在不知不觉中长成了大我。这不是一次性的抉择，而是日复一日的自我校准。书稿会写完，声名会起落，唯有这份在笔墨间反复掂量的清醒，能陪一个人走得很远。愿我此后落笔，既不负自己，也不负读到它的人——如此，便是立言这件事最好的归宿。
2026年11月10日
任少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