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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14年,王健林重掌万达商管董事长

时隔14年,王健林重掌万达商管董事长 新零售
2026-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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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回归既是现实压力下的主动应对,也是其商业地产执念的再次体现。

此次回归既是现实压力下的主动应对,也是其商业地产执念的再次体现。

全文约3400字,阅读需约7分钟

出品/联商网

撰文/蔡建桢

近日,据公开工商信息,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万达商管”)完成工商备案变更。70多岁的王健林接替陈洪涛,出任公司董事长。

这是王健林自2012年卸任后,时隔14年重新回到大连万达商管的核心决策位置。工商信息显示,本次调整后,陈洪涛继续担任公司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也仍由其担任。

在万达集团持续化解流动性压力、商业资产运营模式深度调整的背景下,王健林此次回归并非一次简单的人事变动。

背后既涉及大连万达商管的治理与资产统筹,也折射出万达面对外部资本、债务压力以及商业板块长期发展等多重问题时的战略选择。

14年间迎来五任掌舵者

自王健林2012年卸任以来,大连万达商管董事长一职先后由丁本锡、齐界、肖广瑞、张春远和陈洪涛五位管理者接续执掌。如果算上王健林,这是2012年以来的大连万达商管第六次董事长交接。

2012年,丁本锡接任董事长。其任期内,大连万达商管先后经历了赴港上市和私有化退市,万达商业地产的发展模式也开始由规模扩张转向资本运作与业务重构。

2019年,丁本锡卸任董事长,时任总裁齐界接棒。此后,万达商业板块的阶段重点逐步转向轻资产商业运营平台的拆分、引入战投并筹备上市。2021年3月,珠海万达商管成立,成为承接相关轻资产业务和资本运作的重要平台。

2023年3月,肖广瑞接任董事长。此时,珠海万达商管的引战、上市及轻资产运营安排,仍是万达商业板块的重要任务。

2024年10月,肖广瑞卸任,张春远接棒董事长。此时,珠海万达商管上市进程承压,万达集团也进入集中处置资产、缓解流动性压力的关键时期。

2026年6月,深耕万达体系二十余年的职业经理人陈洪涛接任董事长,重点推进存量商业项目运营优化与债务风险稳控。

然而,陈洪涛履职不足5个月,董事长一职再度调整,由王健林亲自接任,交接周期一路收紧。

这意味着万达商管的治理重心从职业经理人体系转向创始人直接参与,显示出万达在特殊周期下进一步强化核心资产控制力、提高决策效率的现实需求。

需要注意的是,陈洪涛此次并未退出大连万达商管的经营管理体系,仍担任公司董事、经理及法定代表人。

从职务安排看,未来可能形成创始人参与重大决策、职业经理人继续承担经营管理的配合格局,但具体分工仍有待公司进一步披露。

两家“万达商管”背后是三层结构

理解王健林此次回归的意义,首先需要厘清大连万达商管与珠海万达商管之间的关系。

大连万达商管成立于2002年,注册资本约271.64亿元,股东包括大连万达集团、王健林及腾讯等主体。

作为万达集团商业板块的重要资产平台,大连万达商管主要承担商业资产投资、资产统筹及项目管理职能,部分项目则通过项目公司持有或参与投资。

珠海万达商管则主要承接商业运营、招商管理、会员体系及品牌输出等轻资产业务。

2024年重组后,大连万达商管与珠海万达商管之间并非简单的直接持股关系。

根据相关投资安排,大连万达商管持有大连新达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新达盟”)40%股权,PAG、中信资本、Ares、阿布扎比投资局及穆巴达拉等外部投资者合计持有60%;大连新达盟则持有珠海万达商管100%股权。

由此,万达商业板块形成了三层结构:大连万达商管是重资产投资与资产统筹端;大连新达盟是承接外部资本、连接上下游的控股平台;珠海万达商管则是负责商业管理和运营服务的轻资产平台。

重组后,大连新达盟及珠海万达商管的10人董事会中,投资方占据6席;2024年之后,来自太盟的黄德炜出任珠海万达商管联席董事长,掌握运营主体的治理主导权。

因此,不能简单将大连万达商管与珠海万达商管理解为直接的“甲乙方”关系。具体项目中,资产持有方、项目公司、控股平台与运营管理方可能分别承担不同职责,合作关系也需要结合具体合同和项目结构判断。

从治理角度看,外部投资者在大连新达盟层面合计持股60%,但这并不等同于PAG单独控制珠海万达商管。

更准确的表述是,珠海万达商管已经处于外部资本深度参与的治理结构之中,而大连万达商管仍是万达体系重资产、融资安排和资产调度的重要上游平台。

在这一架构下,王健林重新出任大连万达商管董事长,虽然不会直接改变大连新达盟及珠海万达商管既有的股权结构,但可能影响万达体系重资产端的战略方向,以及三层平台之间的资产运营、项目管理和利益协调。

王健林为何此时回归?

从现实环境看,王健林此次回归大致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是强化对核心资产的统筹。

经过近年来的资产处置和股权调整,万达集团对部分轻资产商业运营业务的控制方式已经发生变化。

相比之下,大连万达商管仍是万达商业体系最重要的资产平台之一,关系到大量万达广场项目的资产安全、经营稳定及债务安排。

在集团处于风险化解和资产重构的关键阶段,由创始人直接担任董事长,可能有助于提高重大资产处置、融资谈判及内部协调的决策效率。

其次,是稳定债务管理与外部预期。

大连万达商管既持有大量商业资产,也承担着相应的融资和债务责任。在市场持续关注万达流动性状况的背景下,王健林亲自回归,有助于向金融机构、合作伙伴和投资者释放稳定经营、持续履约的信号。

尤其是在涉及重大资产交易、债务展期及融资安排时,创始人的直接参与,通常会被市场视为稳定经营预期、强化资源统筹的信号,但最终效果仍需通过融资进展、资产处置和经营现金流验证。

再次,是重新梳理重资产与轻资产之间的关系。

随着大连新达盟引入PAG等外部投资者,并成为珠海万达商管的控股平台,万达商业板块已经不再是过去高度一体化的管理模式。

如何在新的股权关系下,保障底层商业资产的运营质量,并协调资产持有方与运营管理方的长期利益,成为万达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王健林重掌大连万达商管,可能意味着万达将进一步强化重资产端的战略统筹能力,并重新审视大连万达商管、大连新达盟与珠海万达商管三层平台之间的业务边界、合作机制与资源配置方式。

王健林的商业执念

除现实层面的经营与债务压力外,王健林此次回归也有着鲜明的个人色彩。

商业地产是王健林创业生涯中最核心的事业,也是万达商业帝国的根基所在。即使在出售资产、引入外部资本并推动轻资产转型之后,万达广场及其商业管理体系仍然是万达集团最具辨识度的核心业务。

一位接近万达商管的知情人士王宇(化名)向联商网表示:“王健林对商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也是一生的执着。他成于商业地产,也受上市对赌和地产周期影响;但在债务压力下,他仍在推进资产处置、运营稳盘和团队安排。”

王宇认为,王健林“没有输给自己,没有摆烂,没有对不起客户”,对员工也体现出较强的人性化关怀。此次重新回归,或许既有内心执念,也希望再为商管业务注入心血。

短期来看,王健林回归有助于稳定大连万达商管的治理结构,强化集团在重资产运营、债务管理和重大交易方面的决策能力。

一方面,创始人直接担任董事长,可能有助于减少部分重大事项的决策层级,并提升资产处置、融资及风险应对效率;另一方面,也能够向金融机构、合作伙伴、员工及投资者释放管理层保持稳定、集团继续推动风险化解的信号。

中长期来看,王健林回归的更大影响,可能体现在大连万达商管、大连新达盟与珠海万达商管三层平台之间的协同关系调整上。

在大连新达盟层面外部投资者合计持股60%的情况下,大连万达商管如何维护自身资产权益、保障万达广场运营质量,并平衡资产持有方与运营管理方之间的利益,将直接影响万达商业生态的稳定性。

不过,王健林回归并不意味着万达所面临的问题可以迅速解决。债务压力、资产估值、融资环境以及三层平台之间的长期协同,仍然是需要持续处理的复杂议题。

创始人的回归能够强化决策和资源统筹,但能否真正转化为经营改善,仍取决于后续的资产运营效率和债务化解进展。

写在最后

从职业经理人管理转向创始人亲自参与治理,王健林回归,是万达在特殊周期下强化核心资产统筹能力的一次重要治理调整。

这一变化不会直接改写珠海万达商管现有的股权架构,却可能影响万达商业体系未来的资源配置、资产运营和决策机制。

对外,它释放出稳定经营、持续化解债务风险及保障商业项目运营的信号;对内,则意味着万达可能进一步强化重资产端的决策参与和统筹能力。

对于王健林而言,此次回归既是现实压力下的主动应对,也是其商业地产执念的再次体现。

但创始人回归只是开始。如何在外部资本深度参与、债务压力仍待化解的情况下,重新建立重资产与轻资产之间稳定、清晰且可持续的合作关系,才是万达商管接下来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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