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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导读
货丢在非洲。跟货主签合同、收运费、安排全程运输的中国物流公司却说:我只是一家货运代理,实际负责运输的、该担责任的是境外承运人,你找他去。
这个案件涉及从非洲到中国的跨境运输,一共十份提单、30 个货柜,货值数百万元。整个案件 200 多份证据、上千页材料,先后开了四次庭。
我们帮客户跟对方达成了和解,拿到了超过 200 万元的现金赔偿。
01
证明货丢了,远远不够
很多货主会觉得:货物交给物流公司以后丢了,只要我能证明货少了,物流公司就应该赔偿。
但这类案件难的地方,远不只是证明货丢了。
货主要拿到赔偿,至少要连续过三关:先解决谁该赔,再解决凭什么赔、赔多少,最后解决找谁赔才能真拿到钱。
这三关,少一关都可能让货主拿不到赔偿。
02
第一关:它到底是货代,还是承运人
第一关不是证明货值,而是确定物流公司的责任身份。这是最关键的一关。
国际物流纠纷里,很多案件先争的不是货物有没有丢,是被告到底是什么身份:它只是一家货运代理,还是承运人,或者是对全程运输负责的多式联运经营人。
为什么双方都要争这个身份?身份不同,责任承担的逻辑完全不同。
简单理解,货运代理更像是帮客户预订酒店的平台。这个平台是带你联系酒店、完成预订,但如果酒店房间出了问题,你要先找实际提供住宿服务的酒店。
多式联运经营人更像旅行社。它向客户承诺的不是帮忙预订一个环节,而是把机票、住宿、整个行程全都安排好。中间也会委托航空公司、酒店和地接具体去执行,但客户买的是旅行社提供的一整套服务。
说得再狠一点:就像你的孩子去国外旅游,你到底是自己在平台上订酒店、订机票、订景点,还是找的旅行团或者夏令营?这背后的利润率和责任都不一样。
货代就是一个代订平台,它挣的是代理的费用、一个手续费,那它的责任就是小的。但少年夏令营,它的利润率绝对是高的,那对应的责任和风险也是巨大的。
那么,如果最终不幸孩子在国外出了事,责任到底算谁的?这两个东西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国际物流也是一样。
如果物流公司只是接受货主的委托,代为寻找承运人、办理订舱,那么它就可能主张自己只是对代理过程中的过错承担责任——我犯错了,我担责。
但如果与货主签约的中国物流公司,承诺的是从非洲内陆提货到仓库,再运到非洲的港口,安排海运、清关,将货物运到国内,一整套服务——那么它就不只是替货主介绍运输资源的代理人,而是一个多式联运经营人。
03
对方把"订房平台"做得很像
所以在这个案子里,我们要先证明:这家中国物流公司不是单纯的货运代理,而是组织并且负责全程运输的多式联运经营人。
这个任务其实并不简单。
因为对方公司的名称就带有"国际货运代理",双方签署的合同也叫《国际货运代理协议》。对方是一家有实力的物流公司,有专业法务团队,在合同里还又一次定义了他们的货代身份,也写了转委托和免责条款。
意思就是:如果实际承运的公司出了问题,不要找我。就像旅行社说,你睡得不好别找我一样,你去找酒店。
对方拿着这些材料去法院说:公司的名称、合同的标题、合同的条款都已经证明,双方确认的是货运代理关系。现在货物在境外丢货了,那么货主应该去找境外的代理或者实际承运人,不应该来起诉我。
问题出在哪里?
他明明是旅行社,但因为边界模糊,他说自己是一个订房平台。在公司名称、合同条款上,也很像一个订酒店的平台。
这种说法对复杂案件很有杀伤力。
因为一旦法院认定这家中国公司只是货运代理,后面货物在哪儿丢的、丢了多少、货值多少钱,以及应该赔多少钱——很多问题都不需要再去审理了,因为压根就跟他没有关系。
04
不能看它叫什么,要看它做了什么
所以我们先梳理了广州海事法院及主审法官过去处理类似案件的裁判观点。
因为同样是物流公司组织运输,不同的海事法院、不同的案件、甚至不一样的法官,对于货运代理和多式联运经营人的判断可能都不完全一致。只有先弄清楚我们这个案件的审理法院关注哪些事实,我们才能针对性地去组织证据。
研判完以后,我们没有只围绕着合同标题和合同条款去争论,而是把这家公司在整笔业务中实际做过的事情重新展开。
你不能说自己是订房平台,你就是订房平台了。得看你实际做了什么,才能认定。
比如你安排了每天的餐厅,还领着游客去餐厅,钱是你付的,你统一组织大巴,游客还去了景点——那这些行为就不只是一个中介平台的行为,不只是一个订房平台的行为。
所以在这个地方,核心工作是结合各个法院的裁判逻辑,让法官认可:它就是一个旅行团。
05
第二关:把"货确实少了"变成法院能认定的事实
证明谁是运输责任方,只是过了第一关。
第二关,是把"货少了"变成法院能认定的货损事实。
货主说,交出去的时候货物是足量的;收货人说,收到的时候货物已经少了。听起来,货物当然是在运输过程中丢的。
但在法院看来,中间仍然缺少一段最关键的事实:货物到底是在这家物流公司控制的期间丢失,还是收货以后发生了变化?
就像明明标明了 500 毫升的矿泉水,到了消费者手里只剩 300 毫升。水少了,这是事实。但至少存在两种可能:第一个,消费者拿到这瓶水的时候,它就只有 300 毫升;第二个,我自己打开了瓶盖,喝了一口,然后说这个水少了。
所以要证明的,不只是最后剩下了多少,而是在打开集装箱、解除封条之前,第一次称重时这个货就已经少了。
06
要有一套前后对应的单证
律师在这里要建立的是一套能够前后对应的单证。
先要证明货物到达以后实际收到了多少:第一次和第二次过磅分别是多少吨,称重时柜门是否仍然封闭,封条有没有被打开过,过磅单上的柜号能不能与提单、报关材料和其他运输单证对上。如果中途发生了换船、换柜或者转运,前后柜号能不能直接对应。还要通过运输记录证明,两个柜号或者两个提单号为什么属于同一票货物。
这些证据解决的只是最后收到了多少。
07
还要证明最初交了多少货
还要证明一件事:最初到底有多少货交给了物流公司,或者他委托的境外代理和境外仓库。
这部分证据往往产生在另一个国家。每次货物入库有没有入库单,由谁签收,入库单上的是净重、毛重,还是包装和托盘的重量,境外仓库、代理和装货人员留下的记录能不能相互对上。
货物丢失的数量本质上是一道减法题:交给物流公司的货物数量,减去运输环节结束时实际收到的数量,才得出运输过程中丢了多少。
律师还要证明:这道减法题两端算的是同一批货,中间没有经过货主或者收货人自行拆封、转运和处置。
国际物流案件里面,这两端证据往往由不同国家、不同主体,按照不同的方式制作。任何一个数字、柜号或者重量口径解释不清楚,物流公司都可能抓住这个缺口,否认货损发生在自己的责任区间。
08
还要继续证明货值
货物丢失数量证明清楚以后,我们还要继续证明货值。
同样是一批货,在不同时间和不同交易环节,可能对应完全不同的价格:采购价格,装船时的货物价值,加上保险和运费后的价值,出口报关的价格,进口申报的价格,以及货主准备去销售给他的客户的价格,可能都不一样。
货主都想按最高的销售价格索赔。但法院要判断的是:这个价格是不是真发生了,是不是依法可以支持的损失。
所以我们还要把采购合同、付款记录、销售合同、报关材料、运输单证以及其他境外证据放在一起,解释货物从哪里采购、实际支付了多少钱、准备卖给谁,以及最终主张的货值,究竟按照哪个时间点计算是合理的。
做到这里,才把货在哪丢的、丢了多少、该赔多少钱,证明清楚。
09
第三关:谁能真的掏出钱来
责任和损失全部成立,仍然不等于客户一定拿得到钱。这就进入第三关:找到有资产、有能力赔偿的主体。
很多跨境物流公司不会只用一家主体做业务。它可能在中国内地有公司,在香港或者其他境外国家还有公司。签合同的是一个主体,收款的是另一个主体,实际安排运输和做出决定的又是其他人。
货物出事以后,对方最容易采用的策略,就是把责任推给距离中国最远、最难起诉,或者账上资产最少的那家公司。
如果律师只根据合同上的名称起诉,即使最后拿到了胜诉判决,也可能发现被告账上没有任何资产。
所以我们还要把这家物流公司在境内外使用过的全部主体摸一遍,跟着同一笔业务和同一笔运费继续往回追:报价时是一家公司,签合同时可能换了另一家公司,开发票、出提单和实际收款的可能都是不同的主体。
表面上看,这只是跨境物流里常见的多公司协作。但如果运费最终进了个人账户,运输安排和重大决定也始终由这个人做出,那么这些分散在不同文件里的公司名称,就会逐渐指向同一个实际经营者。
到这一步,案件追查的重点就发生了变化:前面我们解决的是"哪家公司应当对运输负责",现在解决的是"这项责任最终能落到谁身上"。
我们把合同关系、业务控制和资金流向叠在一起,就是为了避免让一家没资产的公司留在被告席上,而控制业务、取得收益和掌握财产的人躲在公司登记簿之外。
只有把运输责任继续追到实际经营和控制这项业务的人,再与其名下可以执行的财产连接起来,前面我们建立的责任才不会只停在一纸判决上。
这个案子里,对方设置了境内境外多个公司主体,实控人并没有出现在公司的法人、股东或者高管名单中。只看工商登记,几乎看不到这个人。
我们通过个人账户的收付款记录,证明他参与了业务资金的收取和支出;再通过沟通记录,证明他对运输安排、纠纷处理以及这些公司的重大决策有实际的控制权和决策权。
我们说服了法院将实际控制人列为被告,并且冻结了他的个人资产。
到了这一步,对方承受的压力已经不再只是将来可能承担的责任。这也成为案件最终能够达成和解的重要基础。
10
说在最后
经过四次开庭,双方达成和解,客户拿到了 200 多万的现金赔偿。
能拿到这两百多万的现金赔偿,不只是因为我们证明了货物少了。是让运输责任沿着证据一路落到了控制业务、也有财产承担赔付能力的人身上。
货损丢货案子办完的标志,不是拿到一纸写着"谁有责任"的判决,而是让这份责任变成客户手上的钱。
周誓超 · 涉外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