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谈论经济学几乎不可能不提及亚当·斯密。
分工理论和“看不见的手”等概念虽已被视为常识，但在斯密所处的时代，这些思想却是对主流观念的挑战。他致力于在工业革命引发的巨变中探索促进人类福祉与繁荣的路径。彼时，蒸汽机的发明预示着生产方式的革命与社会变革，但其深远影响尚不明朗。
当前，我们正面临类似的转折点：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可能以颠覆性方式重塑生活，甚至重新定义“人”的本质。基于两个时代的相似性，不妨设想：若斯密在世，面对这只新兴的“人造之手”，他将作何反应？
超越“看不见的手”：生产率提升与市场冲击
在《国富论》中，斯密提出国家财富取决于民众生活水平，而后者源于生产率的提高。在全球生产率增速放缓逾十年的背景下，这一观点尤为重要。人工智能有望扭转颓势，通过自动化认知任务提升效率，并创造新的高价值岗位，使人类专注于创新与复杂问题解决。
实证研究已证实AI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一项针对客服代表的研究显示，使用生成式AI助手可使效率提升14%。值得注意的是，低技能员工受益最大，因为AI有助于传播资深员工的经验知识。高盛预测，AI或在未来十年内为全球产出增加约7万亿美元。尽管收益规模仍存不确定性，但斯密定会审慎对待，防止技术潜力被扼杀。
然而，AI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亦不容忽视。不同于以往自动化导致的中产岗位流失与两极分化，AI可能对高薪职位产生下行压力，推动企业结构扁平化。据估计，美国三分之二的职业可能受到自动化影响。正如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所言，AI存在仅替代工作而非创造新高效岗位的风险。若赢家收益无法弥补输家损失，社会动荡风险将加剧。这违背了斯密关于经济发展应惠及大众而非少数人的核心主张。
此外，AI组件市场高度集中，芯片与算力资源掌握在少数巨头手中。虽然开源社区展现了活力，但高端模型开发门槛极高。历史表明，“看不见的手”在诸多领域不足以保障广泛社会利益，AI时代亦然。
监管的新方法：从规则制定到社会适应
为确保AI造福社会，健全且明智的监管势在必行。首要挑战在于人类对AI判断的依赖程度。AI基于现有数据训练，可能继承偏差或产生“幻觉”。若在医疗、关键基础设施等领域过度放权，后果不堪设想。
应对AI需要全新的公共政策范式。欧盟《人工智能法案》按风险分级监管的思路值得借鉴：禁止高风险系统（如社会评分），对次高风险系统实施严格透明度与人工监督要求。
除直接监管外，还需应对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影响。政府应建立灵活的社会安全网与劳动力市场政策，帮助失业者再就业；同时评估税收制度，避免其变相鼓励无差别替代劳动力。
教育体系调整同样关键。既要培养下一代驾驭新技术的能力，也要为现有劳动者提供持续培训。STEM人才需求虽增，但能引导学生思考人类重大问题、跨学科整合知识的文科教育价值也将凸显。
鉴于AI的跨国界属性，国际协调不可或缺。七国集团已成立相关工作组，全球统一规则的制定刻不容缓。
重新定义何以为“人”：共情能力与社会粘合剂
理解AI的深层意义，需回归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他认为“共情”是道德行为的基础，使人能够收敛激情、文明互动，从而维系基于规则的社会。
生成式AI不仅能快速学习，更能以类人语言输出令人信服的信息。即便未达“有知觉”程度，其对语言的复制也可能模糊人机界限，瓦解作为社会粘合剂的同情心与妥协精神。
学者赫拉利警告，AI可能利用“虚假亲密关系”影响人类认知，破坏社会稳定及文化叙事基础。包括多位行业领袖在内的350余人已联名呼吁，将降低AI灭绝风险置于优先地位，视其为与大流行病、核战争同级的生存威胁。
斯密强调信息有效传播对市场与社会的重要性。AI“幻觉”传播虚假信息、加剧社会分歧的风险，无疑会令他深感忧虑。因此，保护隐私、限制虚假信息传播的规则将获得他的支持。
结论：以同理心与创造力驾驭技术变革
关于AI的辩论仍在继续。我们需要在支持创新与监管监督间寻求平衡，制定独特的全球性规则以确保技术向善。多边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斯密的知识体系涵盖法律、历史、修辞等多学科，这启示我们：利用AI造福人类同样需要跨学科协作。三百年前，身处工业革命浪潮的斯密无法预见今日世界；如今站在新一轮技术变革门口，我们也难以预知未来。但无论结果如何，人类不会因科技进步而退缩。面对“人造之手”的力量与风险，我们必须调动每一丝同理心与创造力——正是这些特质，构成了人类智能的独特价值。
本文作者：吉塔·戈皮纳特，IMF第一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