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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荣功 | 我国行政刑法立法的回顾与思考

何荣功 | 我国行政刑法立法的回顾与思考 求新律师
2022-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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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U XIN

作者简介


何荣功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法学博士

摘要:我国刑法立法的进步和完善最鲜明地体现于行政刑法领域。我国行政刑法整体上呈现出立法体例上的统一性、法律条款的移植性、法益保护的管理性、构成要件的短缩性以及部分条款的超前性。行政法与刑法在法律属性、规范保护目的以及归责原则上存在重大差异,条款的移植难免导致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区分的难题。构成要件的短缩很可能导致将没有实质法益侵害的行为认定为犯罪。在我国,行政刑法虽然兼具行政法与刑法双层结构,但本质上系刑法。未来我国行政刑法立法宜继续采纳统一立法体例,妥善处理刑法与行政经济法律的衔接,注意条款移植的限度,谨慎使用行为犯构成要件。还要注意秩序作为行政刑法法益的限度,应重视通过刑法解释避免立法的不足,确保行政刑法处罚的妥当。


关键词:行政刑法;立法体例;法益的管理性;刑法解释



正文节选



在我国,行政刑法具有比较广泛的意义,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前置法属于行政法的行政刑法;二是前置法属于经济法(也包含部分民商法)的行政刑法。本文旨在对过去四十多年我国行政刑法的立法特点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体系性的回顾与思考,在此基础上对未来行政刑法立法提出建议和展望。


一、行政刑法立法的特点


1979年《刑法》颁布至今四十多年,我国刑法的发展与完善最鲜明地体现于行政刑法立法领域。归纳起来,该时期我国行政刑法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立法体例上的统一性

我国行政刑法整体上采用的是统一立法例,将有关行政刑法的内容全部纳入刑法典中。只是我国行政刑法立法的统一性经历了“从统一到分散再到统一”的动态发展过程。


(二)法律条款的移植性

行政犯或者行政刑法条款的设置天然地无法回避对经济行政法条款的依赖。这种依赖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行政刑法中的不少概念、条款系移植于相关经济行政法律法规。


(三)法益保护的管理性

一般认为我国行政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经济行政管理秩序,包括司法行政管理秩序、工商、税收、金融、海关行政管理秩序、环境保护行政管理秩序、公共安全行政管理秩序、文教、卫生、医疗行政管理秩序以及其他行政管理秩序。


(四)构成要件上的短缩性

我国《刑法》中的不少行政犯采取了结果犯的构成要件模式,但出于证明责任、周延法益保护等方面的考量,立法者也设置了以行为犯(举动犯)和抽象危险犯为基本样态的行为犯构成要件模式。在刑法理论上,行为犯构成要件被形象描述为“构成要件的缩水”。


(五)部分条款立法的超前性

随着社会急速发展,法益侵害形式更加多样化,有的法益保护的必要更为迫切,为应对此种现状,行政刑法在部分条款的设置上呈现出一定的超前性特点,比如,我国有关金融犯罪的立法与金融行政法律在顺序上表现出一定颠倒之处。行政刑法超前性最鲜明地体现于公民个人信息和信息网络立法领域。


二、行政刑法立法中的问题


(一)条文移植及其可能导致的刑民、刑行区分难题

1.刑法概念和条款的不当移植可能导致民事经济(违约)行为被不当扩大认定为刑事犯罪。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为例,如将《产品质量法》规定的伪劣产品概念完全移植于刑法中,将难以避免导致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大。


2.刑法罪状和概念含义的简单移植容易导致行政违法行为被不当扩大认定为刑事犯罪,该问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认定中体现得比较明显。


(二)行为犯的构成要件与刑罚处罚的不当扩张

行政刑法在立法中存在构成要件的短缩性特征,这使得行政犯的构成要件多呈现出单纯行为犯、半行为犯半结果犯或者半行为犯半情节犯的特点,这种重视行为而忽视法益结果的立法技术使行政刑法的处罚范围天然具有被不当扩张的倾向。


(三)法益保护的管理性与刑罚范围的过大

客观地讲,法益保护的管理性有助于国家以刑法手段更有力地维持包括经济秩序在内的社会秩序的稳定;但如果过度地强调法益保护的管理性,则会导致刑事立法规制的行为范围过大,引起司法适用的偏差。


(四)立法的超前性与刑法谦抑性的异位

在个人信息保护、网络犯罪等问题上存在着较为突出的超前立法现象,但作为典型的行政犯,无论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还是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犯罪的成立均需要“双重违法性”的判断,行为明确违反相应行政法律法规是行政犯的入罪前提和必备条件。这样的超前立法也使得此两罪在一段时期内面临着无前置法可依的尴尬局面。


(五)可能面临的质疑与回应

对于以上行政刑法立法存在的概念条款移植过度,行为犯构成要件立法技术过于宽泛使用等问题,也许有观点会认为,在刑法条文的表述存在缺陷的情况下,要尽可能通过解释弥补其缺陷,不应过度地质疑和批评立法。本文丝毫不否认刑法解释的重要意义以及对于刑法科学适用的价值。但未来我国行政刑法立法必须更加注重科学性,这是避免司法权无序扩张的重要路径,亦是实现刑事法治的源头性保障,对此不能忽视。

 

三、未来行政刑法的立法建议与展望


这里仅就未来行政刑法立法体例、立法技术和行政法与刑法衔接以及法益四个方面问题展开分析。


(一)关于立法体例:统一立法与分散立法

整体考虑我国刑法立法模式和维护刑法统一性,未来立法继续采取当前统一刑法典模式更为适宜。第一,更加契合我国当前的刑事立法模式。第二,统一刑法典模式可以更为有效地防止和避免刑法过度介入部门利益、行政利益。第三,统一刑法典模式有助于控制犯罪圈的不当扩大,符合我国刑法与行政法二元制裁体系。


(二)关于立法技术:行为犯构成要件及其限度

立法者对于以下情形采取行为犯构成要件模式,是有必要的,也具有正当性。第一,避免证明责任的难题,保证刑法的可实施性而采取行为犯构成要件。第二,法益的属性决定了立法需采取行为犯构成要件。第三,为填补刑法处罚的空隙,或处罚特定犯罪的预备行为刑法仍嫌不足而采取行为犯构成要件。第四,预防法益侵害的危险而主动采取行为犯构成要件。


(三)关于刑法与经济行政法的衔接:概念移植的限度与避免超前

行政刑法移植前刑法规范条文时,应作出一定的筛选与权衡,根据刑法的规范目的对前刑法规范条文作出适当地缩减或者修正,使其最终呈现出符合刑法价值与目的的文本。同样,刑事立法在具体术语、条文涵射的范围和重点上也应有所不同:既要注重与前置性法规的条文主旨和含义一致,维护法秩序的统一,又要技术性地将不值得动用刑法保护的部分排除出移植范围。对于那些纯粹是基于行政管理需要确立的秩序,即所谓的单纯的行政性利益,并未超出行政法可以管制的范围,应尽可能地不纳入移植范围。


(四)关于行政刑法的保护法益:秩序法益的保护限度

行政刑法的立法应特别注意刑法保护经济和社会管理秩序的限度,避免笼统地以保护秩序为名将行为犯罪化从而导致行政刑法范围的过于宽泛。第一,慎重将不具有公共性的管理秩序作为行政刑法保护的法益。第二,注意秩序是有层次结构的,避免笼统地将经济行政管理秩序作为行政刑法保护的法益。

 

四、余论:行政刑法司法适用应注意的问题


我国行政刑法立法特点在根本上决定了其具有扩大化适用的倾向,为了确保行政刑法处罚范围的适当,司法适用中办案人员有必要注意以下方面:


第一,重视实质解释。犯罪的成立是形式与实质的统一,犯罪的认定也要坚持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统一,在行为只是表面、形式地符合刑法条文规定而没有实质法益侵害的场合,应尽量避免将其认定为犯罪,以确保刑法处罚的实质正当性。较之于自然犯,实质解释对于确保行政犯处罚的正当性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第二,注意区分真正的秩序法益与不真正的秩序法益。如果行为有具体对象,在具体对象没有遭受法益侵害的情况下,在行为和对象之间连民事纠纷都不存在的情况下,应尽量避免单纯地以行为侵害经济或者社会秩序为由将其认定为犯罪。


第三,避免将单纯的行政管理程序作为行政刑法保护的法益。作为最严厉的谴责措施,为了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和限制刑法处罚范围,一方面,刑法只是针对严重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只是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一般不应被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换句话说,一般情况下,行政程序并非刑法保护的法益。


THE END

文章来源:《比较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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