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误把电子数据的侦查实验想得太复杂：微信解封流程实验、Word文档实验、U盘拷贝实验、微信语音小红点实验、微信按钮全部按一遍实验等等，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复杂。
2.混淆和误用电子数据的勘验、检查、侦查实验、检验、鉴定的概念、措施及文书。
3.狭隘理解“数据合规”，其实还包括：用更多的电子数据及分析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平台中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了及时充分的监管、惩戒和封控，有完备的刑事风险抑制体系，是合规合法运营的。
4.误把大数据证据理解为电子数据；其实是针对待证事实的间接证据的汇总分析，是专家意见的一种（例如，资金分析报告，邓昌智）。因此，大数据证据也需要专业质证后才有可能成为定案根据。
5.未认识到大数据证据与证明有狭义、中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数据要流动；分析要靠人工智能及算法运行）；数据库数据；数据量大的证据；有数据关联和比对思维的证据。（高显嵩、王燃）
6.误把大数据画像理解得很复杂，其实就是有效、稳定的主体、身份、行为、事件的特征的提取、建模、检索、比对、侧写和“全写”。
7.误把要件只理解为犯罪构成要件，其实量刑要件、程序要件、重要的证据争议要件，都可以引导，也需要它们来引导电子数据及证据的取证和证明；不掌握用电子数据、传统证据、相关司法解释与技术标准，对支持罪名、数额等各种情节的证据与论证，进行有效质证和拆解的思路和方法；忽略与积极抗辩要件有关的电子数据的获取及证明。
8.错误地用证据引导要件，降低取证和指控要求，就证据状况选择罪名和要件。
9.不知道数据库分析要以实体要件和刑法、刑诉法规定及司法解释要求为引导：要算返利层而不是所有推广层；忽略数据清洗；组织者和被组织者要去重；公民个人信息要去重；亲友要去掉；试运行期间数据要去掉；不掌握快速去重的方法；金额计算要注意货币单位的引导；有时还直接给出金额结论，侵占了司法会计鉴定的范围。（高显嵩、刘品新）
10.对电子数据的打印件、拍照件、截图件以及电子版案卷材料的扫描件、打印件、拍照件，放弃比对和分析。其实，对这些纸质材料及其他证据进行细致比对和剖析，也能发现问题、揭示矛盾，进而获得电子数据及电子版原件，甚至可能直接实现有效辩护。
11.错误理解“镜像”“虚拟服务器数据”“虚拟机”，其实都是实在的，都同样是电子数据及其构成。（高显嵩）
12.误以为把哈希值算出来，就能和试纸检测一样知道电子数据是否完好、是否有增改删。
13.错误理解和翻译哈希值为“电子数据完整性校验值”，其实是：同一性、完好性、可靠性、可信性校验值。（刘品新、陈丽、朱桐辉）
14.电子数据的完整性判断，除了要看哈希值，还需要和数字签名、数字证书、其他属性信息等结合起来判断。（高显嵩）
15.不知道电子数据的内外及周围形成了一个场，不能用系统思维进行分析和辩护，例如，误以为图片鉴定只是对图片本身进行属性鉴定（戴士剑、刘品新）；不仅要有锁定思维、闭环思维，还要有立体捆绑思维。
16.不知道IP地址、MAC号、IMEI号等的含义，以及这三者的溯源价值和关联性认定价值。
17.误以为“翻墙”都是使用VPN，VPN就是“翻墙”工具；误以为“翻墙”就是“建立或使用了非法定信道”，是“非法接入网络”。其实，“翻墙”并不构成刑法285条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以及非法经营罪。
同时，“建立、使用非法定信道进行国际联网”“非法接入网络进行国际联网”“提供专门用于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作为行政处罚的理由，均不成立。（程俊峰、高显嵩、朱桐辉）
18.误以为找大厂的法务能顺利调取到电子数据，其实可能还有更好的调取对象。
19.误以为声称来自阿里云等云平台的数据就是自然生成的，就是当时备份和下载的；误以为标明来自侦查机关的电子数据都是他们提取、固定、检查、检验和分析的。
20.误以为电子数据删除后能找腾讯、阿里恢复成功，其实，还有其他方法能找到原件或进行恢复。
21.不知道使用操作系统自带功能简单备份文件会损失什么信息；不知道修改文件名会带来什么样的“变”与“不变”；不知道各种备份方法的原理和优缺点。（刘品新、高显嵩、王燃、毛自荐）
22.错误地在原始介质上对原始电子数据进行审查和检查。
23.不知道手机的IP地址，四大运营商，有一家是全国范围分配的，所以溯源还需结合其他方法。
24.误以为电子数据增改删不为人知，未充分认识增改删留下的痕迹有哪些，以及这些痕迹的溯源及恢复价值。另一方面，误以为删除的数据只要不被覆盖七次就能恢复（刘品新、检察官）。
25.即使成功拷贝到了电子数据却不查看数据，或者错误地人工逐条逐页地查看；不知道、不熟悉、不掌握信息化、智能化查阅和分析手段。
26.错误地认为有数字签名、数字证书、可信性时间戳的证据以及区块链证据的真实性、可靠性更高、证明力更强。
27.把“电子数据辩护”仅仅理解为“证据辩护”服务的辩护；其实，实体辩护、程序辩护、量刑辩护、数额辩护、情理辩护、政策辩护、死磕辩护、刨坟辩护、传统案件辩护都已离不开电子数据辩护，也能起到奇效。“电子数据辩护”不仅有对电子数据的质证，对指控及证据的解构式、拆墙式辩护，还有用电子数据支持的积极抗辩、进攻型辩护、建构式辩护。
（无罪事实、意外事件、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没有作案时间、不在现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是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等不具违法性和有责性的事实）
28.错误地只集中于电子数据合法性辩护，忽略真实性、关联性辩护，忽略对检验方法与算法的审查，忽略大数据画像、大事表分析、时间轴分析、抽样验证等新方法的运用。
对电子数据的非法排除规则的使用，过于片面，也不恰当，其实还包括物证非法排除、鉴定意见非法排除、不符其他司法解释要求的排除、不符技术规范的排除，与非真电子数据排除结合，等等；要进行体系排除。
29.对电子数据，只掌握形式审查和用相关法律规则审查的方法；只看相关鉴定意见的结论，不对电子数据检材进行实质性审查；不掌握对电子数据的哈希值、时间、位置、轨迹属性以及命名、存储、移转规律的多种审查方法；不看、不对比各种笔录、取证截图、取证录像；看了笔录，相信笔录，不注意特殊情况下的笔录倒签和造假；不重视电子数据、各种笔录与同步录音录像的比对审查；不知道快速审查同步录音录像以发现违法之处的多种方法。
30.错误地屈服于电子数据和海量数据的“综合认定”结论，误以为这还是符合证据裁判主义的，是法官裁量权的体现。
31.《2016两高一部证据规定》将立案前的网络案件初查“正当化”，《2022年两高一部网络案件规定》用“调查核实”将其进一步巩固。
32.刑事网络案件管辖规则其实是“沾着就能管”，实务中网络案件拉管辖乱象丛生。
33.误把电子数据局限于案件发生过程中形成的数据，不认为形式新的电子数据们可以成为新种类。这与民事规定冲突，也自相矛盾。
34.别有用心地利用互联网的广大延伸性，将事实上的远程电子数据搜查扣押降低为网络现场勘验，以降低审批门槛。
35.将对只是有嫌疑的公民、企业等主体使用的服务器、电脑、硬盘、手机等原始介质进行的提取、查封、扣押，作为了现场提取的最主要原则。这导致查封、扣押范围的不当扩张，给后者的财产权和正常运营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如果是完全错误的侦查，其危害更是严重，极端情况下，一个无关企业或者只是共用服务器的其他企业就此破产。
36.同时，未注意到，允许拍照、截图、打印作为现场提取的补充的规则，在实务中上升为了大量案件的主要的提取、移送和展示方式。这导致了电子数据的属性信息、关联痕迹、完整数据得不到有效的固定、展示和查验；更让电子数据的同一性、关联性、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和合技术规范性的审查和质证，失去了基础，无从实现。
37.未规定证据流转过程中的哈希值校验，未统一不同环节的哈希值计算方法。（戴士剑、刘品新）
38.《2016两高一部电子数据规定》的域外取证只关注真实性；《2019公安电子数据规则》对境内外服务器的远程勘验规则内外有别；对可能引发外交纠纷的跨境远程勘验规制不足。
39.部分指导性案例及司法解释确立的域外取证的合法性要求过高、环节过多，实际上无法实现。如果照其要求将严重耽误案件办理进度，导致侦查人员有时不得不去冒险取证；跨境远程取证亟待转换思路、确立新规则。
40.未充分认识电子数据取证违法的危害性，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不全面，现在只有附条件排除规则。
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
特邀编审：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云证国际司法鉴定中心学术部主任，朱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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