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钦视点丨赔付优先下的责任偏移：论未成年人交通事故中无责机动车一方“担责”现象的逻辑与隐忧

本文以近期办理的一件全因未成年人过错造成事故的责任认定复核案件为背景，从法律视角审视草率的责任认定所带来的潜在危害，并呼吁更为审慎、专业的法律适用。

2025年9月，张女士（化名）驾驶机动车在右转过程中发现逆向高速骑行而来的黄某（化名，11周岁的未成年人），立即减速并最终静止，而黄某因刹车不及与之相撞，导致事故发生。

事发后，交警部门作出了黄某主责、张女士次责的责任认定。

从法律行为定性上看，黄某的行为存在多处且严重的违法情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确立了“右侧通行”这一基本原则，第五十七条进一步明确了非机动车应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

黄某在机动车道内逆向骑行，是对基本路权规则的根本性违反，严重破坏了正常的交通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

黄某年仅11周岁，其驾驶自行车上路的行为本身即已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车辆和行人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

黄某在高速逆行的状态下，未能观察前方路况并及时采取有效避让措施，是导致损害发生的直接行为。

上述三重违法行为，导致了碰撞结果的发生。

从因果关系上看，黄某的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其过错程度显著。毫无疑问，黄某应负事故全部责任。但交警部门却作出了黄某主责、张女士次责的责任认定。

事发之时的监控能够清晰看出张女士在黄某撞到车辆之时已经停稳，而黄某的行为存在多处且严重的违法情节。

在此事实及责任明确的前提下，交警部门仍作出张女士次责的认定，其背后的逻辑是机动车一方购买了车辆保险，只要将责任分摊给机动车一方，便能直接启动保险理赔程序，迅速覆盖事故引起的医疗费等经济损失。这样可以使未成年人的实际责任被保险赔付所掩盖，而机动车一方因损失由保险公司承担，追责意愿亦随之降低。

从某种程度上讲，既大大降低了未成年人的心理压力和经济压力，也简化了处理程序，实现“双赢”。

法律是调整和评价人们行为的最重要、最具强制力的准则。

当现实中只看重快速结案赔付，法律将丧失刚性，人们将不再敬畏法律评价的严肃性。

法律正义本应是实现良好社会效果的可靠路径。

但若为了过度体现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就将社会效果凌驾于法律正义之上，最终的结果将会是人们不再相信法律，转而通过闹事、舆论炒作来获取利益，整个社会将陷入“按闹分配”的恶性循环。

交警部门的法定职责是依据事实和法律划定责任，其角色本应是中立的裁判者。

而上述做法，使得执法者的核心任务不是裁决是非，而是运用责任划分这一“法律技术”激活车辆保险、达成赔偿。整个社会执法群体的审慎裁量将被严重破坏。

遵纪守法是国家对未成年人成长的核心要求。这一要求的真正实现不仅限于课堂、课本之中，更根植于社会价值观的共同塑造。

本案中，黄某的实际责任被保险赔付弱化，这实质上构成了一种“价值观的负向教育”。它向未成年人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行为的后果并非由行为的对错本身决定，也不是以法律作为评价准绳，是可以被外在的“保险”或“弱势身份”所转移或豁免。

这削弱了未成年人对法律应有的敬畏，放松了未成年人对自身行为的约束，是一种从根本上损害未成年人法治观念形成的错误引导。

监护人是抚养、教育、保护未成年人的第一责任人。

当监护人所应承担的法律与教育责任被轻松弱化，其行为逻辑便可能发生危险的扭曲：从本应“反思己过、严加管教”，逆转为“转嫁矛盾、扩大索赔”。监护人会采取更具攻击性的姿态，去威胁本无责任的另一方，矛盾冲突进一步升级。

机动车一方作为无责任一方，本应依法不承担任何责任和负担。

但交警部门在责任认定上作出的妥协，动摇了无责任一方“法律能够主持公道”的普遍预期。这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最直接的伤害。

法律设立责任划分和保险制度的初衷，是在事实清楚、责任明确的基础上，通过保险机制分散和转移依法应由责任人承担的经济风险。

保险本应是一种普通的金融工具，现在却无奈成为社会管理成本的承担者。

最终，这些成本会通过提高所有投保人的保费来分摊，形成普通大众无奈托底的局面。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七十六条将“责任划分是否公正”明确列为复核审查的核心。

我们认为公正的责任划分，必须严格遵循“行为与责任相适应”的法治原则，即当事人的责任大小应与其违法行为对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相适应。

基于此，我们建议机动车一方申请复核。

复核机关在查明了案件事实的情况下，认为原认定书责任划分不公正，随即撤销了原认定书，责令原认定部门重新调查认定。

原认定部门最终作出了黄某负全部责任，张女士无事故责任的认定。

值得庆幸的是，本案通过严谨的法律程序最终实现了公平正义。

我们建议交警部门“保护未成年人”的理念适用应有边界，绝不可取代对事故原因与过错责任的实质判断。

无责机动车一方需摒弃“将法律责任简化为保险报销”的消极态度，主动厘清责任并积极主张权利。同时，监护人更应深刻认识到自身肩负的法治教育与行为监管义务。

唯有通过家庭与社会的协同努力，才能让未成年人真正树立“违法必究、权责一致”的法治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