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西知鉴知识产权”微信公众号创刊已10年有余,在知识产权鉴定行业被誉为“小红书”。所发布的文章,既有理论研究,也有案例探讨,为从事知识产权保护的公、检、法办案人员,原被告律师,企业法务等专业人士提供了参考借鉴。但是,多年来,我们却忽视了对知识产权鉴定行业从业人员的关注。为此,“西知鉴知识产权”专门推出一个专题栏目:“我与知识产权鉴定”。宣传和推广与知识产权鉴定相关的小故事,包括鉴定人与知识产权鉴定,以及从事知识产权保护的公、检、法办案人员,原被告律师,企业法务与知识产权鉴定之间的点点滴滴。今天发布的是上海汉光知识产权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鉴定机构负责人沈兵先生讲述的成长经历。
这是我们知识产权人自己讲自己的故事,欢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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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2011年2月取得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人资格算起,到今天,整整十五年了。
这十五年,我每天接触、谈论、思考、写作的,基本都是知识产权鉴定。回头看,真正留下来的,不只是一个个案件,更重要的是自己对鉴定意见的认识变化。
今天写下来,是想留下一个真实样本:一个鉴定人,是怎么从“做鉴定”,走到理解为什么要审查、又为什么要质证的。
一、最初,我其实只是会“做”
刚进入司法鉴定行业时,我是在上海知识产权鉴定领域很有经验的戴敬辉老师指导下开始工作的。
那时候已有成熟流程。程序怎么走、检验怎么做、文书怎么写,都有规范和沿用多年的方法。刚开始最重要的,就是把流程走对、把技术做对。
说得直白一点,那个阶段的我更像一个技术操作工:知道怎么做,却很少追问为什么这样做、少了会怎样、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每天也有大量重复。鉴定意见中不少依据、分析过程甚至框架,可以一个案子一个案子沿用。当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后来才知道,只会做,远远不够。
二、鉴定人最怕的,是收到法院的出庭通知
不知道算幸运还是不幸运,我成为司法鉴定人的第二年,就赶上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
在此之前,鉴定人很少真正出庭。2012年以后,法院认为有必要出庭,鉴定人无正当理由不到庭,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根据。
那时候,我把收到法院的出庭通知看成恶梦的开始。
开庭前很多天就着手准备。鉴定意见重新看,原始记录重新整理,尤其是被告一方提出的问题,要在内部重新讨论。
最难熬的是开庭前一天。多少次梦里突然醒过来,脑子里冒出一句:
“问到这个问题怎么回答最好?”
后来我才知道,真正让人害怕的,还不只是怕鉴定有错。更让人紧张的是:你根本不知道对方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律师问一个技术细节,在鉴定人看来可能毫无意义;但它背后有什么法律意义,会不会影响鉴定意见,我们其实并不清楚。
像走进一个漆黑的洞。知道从哪里进来,却不知道下一步是出口还是深渊。
所以每次庭审,直到法官说“鉴定人退庭”,我才真正放松下来。那时候最想做的,就是赶紧回家睡觉。
三、上过几次庭以后,又觉得质证不过如此
真正出过几次庭以后,慢慢又没那么怕了。
我们担心的是技术和结果:为什么采用这个方法?为什么得出这个结果?
但早些年的一些庭审,律师问得更多的是资格、盖章、出具时间,真正进入技术里面的并不多。
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说:“别总问这些程序问题了,能不能开始谈技术?”但鲜有响应。
我一直记得常州市新北区法院的一次庭审。
当时我们的一位鉴定人是东华大学纺织专业的教授。辩护律师围绕几个技术名词逐一发问。
教授回答了几次后有些不耐烦,拍着桌子说:
“你又不是我的学生,我没必要从原理给你解释每一个技术术语……”
现在看,这当然不是一个很好的法庭回答。但它确实反映了当时鉴定人的一种心态:这个技术我研究了这么多年,你连基本原理都不懂,怎么来质疑我?
还有一个很微妙的心理。
刑事案件中鉴定绝大多数是由侦查机关委托。中国传统司法鉴定中有一个很普遍的说法:鉴定人是法官的科学助手。鉴定人虽然强调中立、客观,但实际工作中与公检法机关联系密切,鉴定意见也常是控方证明犯罪事实的重要证据。
这种关系有时就体现在小事上。庭审拖到中午,检察官或者法官可能会给鉴定人准备盒饭,或者带到法院食堂吃饭,一般不会给律师安排。
这些小事说明不了制度问题,却会让当时的鉴定人形成一种位置感,甚至一点优越感:鉴定人是和公检法“一伙”的,关键时候,他们会帮我解围。
于是慢慢觉得,质证也没那么可怕。
四、后来,情况开始变了
再后来,法庭上的情况不一样了。
随着庭审实质化推进,律师也越来越专业。复杂案件中,辩护律师会提前研究鉴定意见、找专业人员帮助,质证开始真正进入鉴定方法、技术过程和推理。
尤其在技术秘密等案件中,一份鉴定意见有时直接关系到核心犯罪事实能不能成立。打官司,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打鉴定”。
猛烈到什么地步?
我亲眼见过法官当庭制止辩护人:
“鉴定人不是被告人。你只能向鉴定人发问,不能像对被告人一样讯问。请你重新组织问题,否则不要再问。”
也听过法官说:
“鉴定人已经回答了。你对他的回答不满意,也不能要求他一定按照你满意的方式回答。不许再问同样的问题。”
即便如此,也挡不住律师继续追问。
很多年前,一个律师当庭问我:
“你现在告诉法庭,球面积的公式是什么?”
我下意识回答:“这个问题和鉴定意见没有关系。”
他说:“有关系。你连球面积公式都不知道,是怎么在鉴定意见里计算的?”
我清楚记得,他说完还在法庭上左顾右盼,颇有些得意。
而我心里,一万个问号闪过。
到底该不该背?背不出来,是不是就说明鉴定不可靠?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越来越意识到,如果永远只是一个“会操作”的鉴定人,碰到真正有准备的质证,会非常被动。
于是开始恶补课。学鉴定理论和规范,学知识产权法律,再后来学习证据法、诉讼法、司法解释和案例。
大约十年前,西南政法大学曾德国教授对我说:
“鉴定必须从证据法着手。因为鉴定意见本身就是证据。”
这句话我当时记住了。真正听懂,却用了很多年。
五、换了一个位置,我才知道质证之前还要“审查”
后来,一些朋友开始把别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拿给我看,让我提意见。
大概因为自己长期做鉴定,知道哪里最难、哪里罪容易出错,也知道有些地方是怎么“糊弄”过去的。
慢慢地,一些朋友邀请我更深地参与案件,帮助律师看鉴定意见、准备庭审问题,有时直接以有专门知识的人(专家辅助人)身份参加庭审,对鉴定人发问。
过去,我面对的是自己的鉴定。现在,我面对的是别人的鉴定。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逐渐明白:鉴定意见的质证,并不是从法庭上才开始的。
如果不知道一份鉴定意见的问题在哪里,到了庭上又能问什么?
所以在质证以前,必须先把鉴定意见看清楚,把问题找出来,判断严重程度,再决定哪些要带到法庭上去。
这个过程,就是审查。
这次换位也改变了我对律师的看法。以前坐在鉴定人席上,总觉得律师是在挑刺。真正站到另一边才发现,如果鉴定意见对他的当事人不利,找问题本来就是他的职责。
我也慢慢明白,律师和鉴定人不一定是敌人。一个提出疑问,一个解释专业问题,最后都是帮助法庭把事实查清楚。
六、再后来,我发现双方问的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
审查别人的鉴定意见多了以后,我又发现了一件以前很少想的事。
鉴定人最关心的是:“我的鉴定有没有问题?”
但审查人员还要继续问:“这份鉴定意见能不能作为案件里的证据使用?”
这两件事不是一回事。
比如一件检材送到鉴定机构以后,交接正常,包装没有问题,鉴定方法也正确,最后形成的技术结论完全可能是对的。
可是把卷宗往前翻,却可能发现,这件检材在进入鉴定机构以前,从哪里取得、由谁提取、中间怎样流转,本身有可能就存在严重问题。
于是会出现一个看起来很矛盾的结果:
鉴定人没有错。
鉴定本身也没有错。
但这份鉴定意见仍然可能不能成为定案依据。
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对我的触动很大。
过去作为鉴定人,我主要盯着鉴定本身。而做审查,不能只看那几页纸,还要往前看它建立在什么材料上,往后看它准备证明什么,放进整个案件以后能起什么作用。
以前我总是在问:“这份鉴定有没有问题?”
后来开始问:“即使它没有问题,它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这大概是我十五年来最大的变化之一。不是技术突然提高了多少,而是看鉴定意见的视角变了。
结语
现在再回头看十五年前的自己,很有意思。
最早怕质证,是怕别人问住我;后来不怕,是觉得别人问不到技术里面;再后来才发现,谁问住谁没那么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一份鉴定意见从做出来,到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中间还要经过什么。
一个是审查:先看清楚鉴定意见有没有问题,问题在哪里,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它作为证据使用。
另一个是质证:把审查中发现的、需要鉴定人说明的问题带到法庭上,通过发问和回答进一步查清。
我过去先遇到质证,后来才懂得审查;真正做了审查以后,又重新理解了质证。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针对鉴定意见,不能只是讲“鉴定应该怎么做”,还应当关注一份已经做出来的鉴定意见,接下来怎么看、怎么问,最后判断它能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这些问题,我也是用了十五年,才一点一点看见。
最后,回到那个球面积公式的问题。
如果今天再有律师问我:
“你现在把球面积公式当庭背出来。”
我大概会回答:
“辩护人,你说得对,这个公式是本项鉴定计算的基础之一。鉴定需要的不是把公式背下来,而是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它,知道到哪里查证,并且能够正确使用它。”
你猜,对方会不会继续说:
“鉴定人连这个公式都背不出来,所以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你猜,法官会不会因为我背不出公式,就否定这份鉴定意见?
你们觉得呢?
作者简介:
沈兵,上海汉光知识产权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鉴定机构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