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两份管辖权异议裁定书中“怒斥”律师的事儿掀起了大家讨论的热潮,引起了许多观点的碰撞。我们最近收集了一些来自知识产权律师和法官的观点,看看管辖权异议,以及某些理由奇葩的管辖权异议,在律师和法官各自眼中是什么样的:
管辖权异议是获得举证时间的无奈之举
法官进行道德审判不妥
法无禁止即可为
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已忍耐太久
乱提管辖权是缺乏法律信仰的表现
法官着眼点在于公共利益
通过以上“隔空辩论”,律师和法官的意见有明显分歧。律师为了当事人的利益极力呼吁,认为道德审判不妥,甚至认为法官具有官僚主义作风;而法官长期应对五花八门没有根据的管辖权异议请求,愤懑已久。不难看出,“屁股决定脑袋”,双方都是站在各自立场上发表各自意见。
为何管辖权异议会“异化”为当事人拖延诉讼的工具?
一方面,提出管辖权异议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管辖权异议不成立的,每件交纳50元至100元,上诉的不交纳诉讼费。在如此低廉的成本下,如果运用管辖权异议走完两审程序,在实体程序还未启动的情况下,将会为当事人(通常是被告)带来数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当事人可有较充分的时间进行诉讼准备工作,甚至转移财产、逃避债务。
另一方面,我国民诉法关于管辖权异议立法过于原则。任何法律制度设计时应考虑到各种极端情形的出现,包括制度被滥用的情况。现实中不可能期待每一个当事人或律师善意地使用该规则。所以要改变这种管辖权异议被滥用的现状,最现实有效的办法是为这种诉讼权利设置相应的限制性措施。
我国目前只有《民事诉讼法》第127条、《民诉法解释》第39条、第223条这三个法条中对管辖权异议作出规定。而这三个法条中,没有任何关于滥用管辖权异议程序的限制性条款,管辖权异议滥用的边界并不明确。因此当事人滥用管辖权异议拖延诉讼,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相比而言,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此有一些规定,值得我们借鉴,这些规定分别从侵权损害责任、罚金制度和诚实信用原则的角度对滥用诉权的行为进行规制:
法国新民诉法第32-1条规定:“以拖延诉讼的方式,或者以滥诉方式进行诉讼的,得科处3000欧元的民事罚款,且不影响可能对其请求的损害赔偿。
我国澳门地区民事诉讼法从诚实信用原则(善意原则)的角度,来规制诉权滥用。根据《澳门民事诉讼法典》(澳门政府法令第55/99/M号)第8条规定,在主导或参与诉讼程序方面,司法官、诉讼代理人及当事人应相互合作,以便迅速、有效及合理解决争议。同时,该法第9条规定了“善意原则”:(1)当事人应遵守善意原则,(2)事人尤其不应提出违法请求,亦不应陈述与真相不符之事实、声请采取纯属拖延程序进行之措施及不给予上第8条规定之合作。
我国2011年修改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将“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作为一类案由正式写入规定。但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中并没有关于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专门规定,实践中涉及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典型案例也比较少。(链接:案例一 案例二)
有句话说得好:“法律制度是一把刀,可以拿来杀人,也可以用来切菜”。管辖权异议到底是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还是拖延诉讼的工具,到底应该以当事人利益为中心还是考量司法效率问题,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表面看来,拖延了诉讼时间会对当事人有利,但诉讼久拖不决,会大大提高诉讼成本。尤其在知识产权领域,知识产权所保护的技术都具有一定的寿命,新兴市场发展瞬息万变。如果诉讼周期过长,可能使技术价值因时间而贬损,或在市场上丧失优势地位,即使胜诉也难以挽回潜在损失,意义不大。而法院定纷止争的功能也会受到挑战。
管辖权异议所产生的分歧,归根到底应依靠制度的完善才能解决,而不是靠相互对骂。目前的状况是,律师和法官站在各自的定位上争执不休,火药味太浓。因为大家都是法律人,都有最大限度利用规则的本能。正如我们采访的一位学者所言:
法官与律师都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唯有互敬互爱才有利于案件裁判。冲突产生的原因不外乎两者各有职业道德的约束,但又不免发生冲突。冲突必须要解决,但在现有道德和法律规则下必然无解。既无法律依据又非前辈先贤,法官对律师的的谆谆“教导”,必然是重拳打在棉花上,无处着力。类似的事情在英美,也许就不是问题。可见,尽管大家都属法律职业共同体,但共同体的生态尚未建成。
制度是冷冰冰的,但人心是有温度的。前文所采访的一位律师就提出一个设想:对于专利侵权诉讼这种确实需要大量准备时间的案件,法官如果可以在双方委托了代理人后分别询问一下需要的大致准备时间,可以降低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一方对法官的“不确定性”,也许能一定程度上降低无谓的管辖权异议的数量。另一方面,知识产权法官工作量巨大,作为律师也应当体谅法官的不易,在诉讼过程中,尽量避免提出无理的要求。
构建良性的法律职业共同体,需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换位思考。
SHIP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