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杭州科贝公司注册了大量的运营内容、界面相似的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从事网络贷款信息中介等业务。微信服务运营商腾讯公司认为，被告存在伪造贷款资质获得微信认证、公众号内对其产品作虚假商业宣传、仿造微信“投诉”界面设置“投诉”模版三项行为，故提起不正当竞争诉讼。
争议焦点
一、腾讯公司能否以不正当竞争案由提起本案诉讼；
二、腾讯公司指控杭州科贝公司实施的各项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裁判推理
一、腾讯公司能否以不正当竞争案由提起本案诉讼
本案特殊之处在于涉案双方作为平台提供方与平台经营者用户，被告既是针对涉案微信公众号用户的经营者，亦是针对原告的被服务者。被告在注册公众号时接受并同意微信公众平台服务协议及运营规范，双方形成合同关系，而原告指控被告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当被诉行为同时违反双方协议约定时则构成侵权与合同责任的竞合时，受损害方依法有权选择哪种责任进行主张，因此，本案原告选择《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主张本身符合法律规定。
图片转载自凤凰网浙江综合
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在责任形式、赔偿范围、审查重点与侧重保护的权益等方面均有不同。结合本案来看，原告选择《反不正当竞争法》具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首先，从合同主体角度而言，因合同纠纷相对性之限，单以违约之诉只调整两原告与某一涉案公众号或小程序的注册主体之间的合同纠纷。但是，涉案被诉行为涉及数十个公众号，每一个公众号注册后实际运营时均内嵌由多个主体运营的网页，诸多具体经营活动均不是以单个公众号名义开展。因此，合同纠纷无法对其他参与该公众号或小程序经营并实施被诉行为的主体进行有效规制。本案被诉行为涉嫌伪造资质文件和批量认证微信公众号并进行虚假宣传、模仿界面、冒充“微信团队”等，已经对微信生态中的合法、真实、诚信等原则进行破坏。该行为带来的损益已与微信平台、微信用户以及其他经营者直接关联。
其次，从权益基础角度而言，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权益基础并非来源于原告与被诉行为主体之间约定的合同权利，而在于原告所称的其基于微信生态系统所获得的商业利益和竞争优势。被指控行为亦非仅限违约行为，而涉及伪造资质、虚假宣传、仿冒投诉页面等。因此，对被告行为放在整个微信生态系统中，与其对微信平台、微信用户以及其他经营者的损益一同进行综合评价，更为合理。
再次，从责任承担角度而言，本案中，原告指控被告行为损害了微信用户和微信平台上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致使微信用户、其他经营者对平台上小额贷款相关服务以及微信平台的产生指责性评论，势必影响原告的商誉。而消除影响不是合同纠纷的责任承担方式，违约损害赔偿亦以合同履行利益为考量。若被告侵权责任成立，不正当竞争纠纷之诉中包含“消除影响”等责任承担方式重在对原告的受损商誉进行补救，从而推动小额贷款相关活动在微信平台上的有序开展。
最后，从司法引导平台治理角度而言，经营者和消费者的网络是平台经济中最核心的资产。本案中，涉案被诉行为被诉整体上破坏微信生态网络节点间的交互活动，影响微信生态的总体价值创造，而非仅仅针对微信平台的违约行为。因此，此种选择《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平台治理的新举措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应予支持和肯定。
二、被诉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原告指控被告行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六、八条。被诉行为是否违反上述规定，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在于评价被诉行为是否具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不正当性或可责性，原告是否具有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竞争权益，原告的权益是否因被告行为造成损害，以及双方之间的竞争关系分析。
具体评述如下：
图片转载自凤凰网浙江综合
（一）被诉行为是否具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不正当性
1、是否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是关于混淆误认的规定。
经对被诉仿冒微信投诉界面相关事实的认定，涉案公众号在字体、排版、颜色的编辑方式等方面，均构成通过使用多个相关性识别元素构成一种整体性的混淆。涉案公众号在微信平台页面采用相似投诉页面，利用仿冒对象已取得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足以使微信用户误认为被告投诉界面系原告提供，应认为系其他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服务的混淆行为。
微信投诉服务是原告改善用户体验、完善微信生态建设的重要信息获取渠道。被诉行为拦截了部分用户向微信官方的投诉路径，在降低官方投诉频率，影响用户对微信团队信赖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推延或阻碍了涉案公众号受监督的时间或力度，严重破坏了用户体验，明显具有不正当性。
2、是否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是关于虚假宣传行为的规定。
互联网经济时代，将服务内容提炼成关键词并展示在公众号的“功能介绍”位置上，是微信公众号的主要推广方式之一，进入或关注公众号后，页面宣传内容和公众号推荐信息是用户继而了解相应产品服务的主要方式。
本案中，涉案公众号以对其服务性能、功能作出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误导消费者，以不正当的方式和虚构的信息吸引用户点击或关注，影响用户的甄别和自由选择，获取一定的竞争优势，同时分流其他经营者的潜在用户，损害微信平台中的竞争秩序，也有悖诚信原则和该行业公认的商业道德，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规定的虚假宣传行为。
3、是否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是关于诚实守信原则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定义的规定，属于原则条款。在具体适用中，对虽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所列举，但确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而具有不正当性的竞争行为，可以适用该条予以调整。
本案中，被告伪造资质文件、注册一定数量的公众账号进行非法经营，并以此获得竞争优势。该行为不仅具有违法性，而且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破坏了微信生态中的公平竞争秩序，损害了原告及其他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具有明显的不正当性和可责性。原告公司以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主张，法院予以采纳。
（二）原告是否具有反不正当竞争意义上的竞争性权益
1、互联网领域商业生态系统的经营模式
互联网环境下的市场主体通过创新经营模式，逐渐打造互联网领域的商业生态系统，营造出由网络平台提供经营场所和众多支撑服务的动态结构系统，平台提供方、平台其他经营者和用户相互影响组成共同进化的经济共同体，以提升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协助产业数字升级。因此，互联网领域商业生态系统所带来的经营模式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该经营模式形成的商业利益和竞争优势依法受法律保护。
2、微信生态系统的经营模式是否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信息时代，包括本案微信服务在内的各互联网平台构建的网络生态系统，是新时期经济社会的创新经营模式。司法具有不妨碍以及保障市场成果的价值。经营模式本身并未明确规定为知识产权保护对象，单纯就经营模式而言，通常不受法律垄断性保护。但是，正当经营模式带来的商业利益或竞争优势依法受到保护。当某一商业模式给经营者带来一定的商业利益和竞争优势，他人不得以不正当竞争方式损害其正当利益，《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禁止破坏该商业模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方式对其予以保护。
3、原告对微信生态系统是否具有竞争性权益
庞大的用户基础和经营者基础是微信平台重要商业资源，是原告在微信生态系统这一经营模式可获得的商业利益和竞争优势。原告为研发、维护、推广微信服务支付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其由此获得的正当商业利益和竞争优势应受到法律保护。以不正当方式对微信一般用户权益、经营者权益和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的损害势必会损害微信服务的竞争优势，理应受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
（三）原告是否因涉诉行为遭受损害
本案中，被告伪造贷款资质文件、虚假宣传行为、仿冒微信投诉界面等被诉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害正是基于对上述微信生态系统所形成的竞争优势的破坏。对于互联网平台而言，扩大用户数量、维护用户忠诚度、保障平台交易秩序和商业信誉、完善系统建设，意味着赢得市场空间，获取流量利润，也是前项所述微信生态系统的商业利益。被告上述各项行为，在损害平台的一般消费性用户和其他经营性用户的同时，也损害了微信平台的利益，扰乱了微信生态系统的竞争环境和市场秩序，被告的行为与原告所受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四）竞争关系分析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在于通过规制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行为，阻止市场主体以不正当方式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维护“平等、公平、诚信”的市场竞争秩序。不正当竞争行为既可以损害特定竞争者，也可以是损害消费者或社会公众，而不以损害特定竞争者且相互之间具有竞争关系为必要。故此，判断一项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并不以损害特定竞争者且其相互之间具有竞争关系为必要，而应根据其是否违反竞争原则或者其他具体法律标准而进行认定。但是，竞争关系仍具有原告资格意义，在本案中同样作为确定原告资格的考量因素加以分析。
本案双方系平台提供者与平台经营者用户，两者之间虽从事为不同行业，不具备直接竞争关系，但被告经营所处的平台系原告经营维护的对象，正是被告通过种种不正当方式，不恰当借助对方的经营资源，在获取自身竞争优势的同时，损害平台、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利益，破坏的是微信平台正常竞争机制和运行秩序，这既是原告的竞争优势所在，亦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要保护的市场秩序的重要组成。因此，被告以不正当方式获取竞争优势的同时，损害平台提供方竞争优势的行为，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原告作为微信平台的共同经营者，据此获得原告适格。
综上所述，法院认为，被诉行为以伪造贷款资质注册认证涉案数量公众号，公众号介绍及产品介绍、推送信息存在虚假宣传，仿冒微信服务投诉页面行为，损害了原告合法权益，降低微信服务的效率和信誉，扰乱微信生态系统的竞争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裁判结果
一、杭州科贝公司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杭州科贝公司赔偿腾讯公司、经济损失65万元；
（2018）浙8601民初1020号
本案系首例网络平台管理者通过不正当竞争行为向网络平台用户主张侵权责任的新类型、疑难复杂案件。该案的判决开创了互联网平台治理新路径，适用了竞争关系不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的思路，拓展了商业模式《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范围，首次同时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兜底条款和一般条款，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同步前进，回应了互联网时代对法律的新需求，很好地反应了司法政策的导向作用和指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