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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呀挖”知识产权

“挖呀挖”知识产权 法大知识产权法研究所
2023-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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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新兴学科建设项目2023第三十七期知识产权法午后茶会文 | 黄紫璇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新兴学科建设项目

2023第三十七期知识产权法午后茶会

文   |   黄紫璇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新兴学科建设项目会议品牌内容之一——“知识产权法午后茶会”(腾讯会议)第三十七期,于2023年5月12日晚八点举行。本次茶会主题为“‘挖呀挖’知识产权”,由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新兴学科建设规划项目负责人冯晓青教授、韦之教授主持,孙远钊教授、刘丽娟副教授、魏晓东老师、许耀乘法官助理、郝明英博士、高源同学、李浩同学等五十余人参与了本次学术活动。 


会议伊始,冯晓青教授对茶会主题进行简要介绍。近日,黄老师版本的“挖呀挖”短视频在网络上爆红,其以周杰伦歌曲《听妈妈的话》的简单旋律为伴奏,面对幼儿园儿童演唱并带有手指舞表演。以下问题值得思考:第一,正能量的作品对于促进学前教育十分重要,如何推动优秀作品的创作与传播,并打造优秀文化产业。第二,“挖呀挖”的著作权问题,如表演行为、歌曲中歌词与音乐的使用行为、表演者的教学行为、网络直播和第三方传播行为的著作权问题,以及“挖呀挖”的原创、改编与模仿中可能出现的著作权问题等。第三,涉及使用“挖呀挖”作为公司名称与注册商标等其他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


01

“挖呀挖”与合理使用


刘丽娟副教授认为,“挖呀挖”这类形式的创作应当被鼓励。但问题在于如何在著作权法的体系下予以鼓励。如果发生纠纷,法官有没有法律依据判定其不侵权?这一现象的根本问题在于,互联网时代的作品具有非常丰富的传播和使用形式,其与传统著作权制度存在利益平衡的矛盾。


冯晓青教授认为,创作优秀作品并非易事,喜闻乐见的作品不仅益于幼儿教育,还丰富了全民文化生活。如何保护优秀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值得我们思考。“挖呀挖”视频中黄老师带着小朋友的表演行为,根据《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可能属于“为学校课堂教学”而使用作品的行为,可以在合理使用的框架内思考和评价。


韦之教授提问,幼儿园的学前教育是否属于教学合理使用?中国的学前教育是比较开放的市场性行为,很多私立幼儿园具有商业色彩。


冯晓青教授认为,关于教学的合理使用,也有观点指出民办或私人性质的教学机构不适用教学合理使用,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郝明英博士指出,“挖呀挖”用于幼儿园的课堂教学属于合理使用。黄老师与桃子老师上传的视频中使用了一些已有作品,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文字作品,二是周杰伦的音乐作品,三是手指操。值得思考的一个现象是,如果在综艺节目中使用某一个已发表作品,一般情况下使用的歌词不能超过三句,否则涉嫌侵犯版权。在带有商业目的短视频与个人直播中,版权使用的边界是什么,什么情况下会构成侵权,这也值得思考。


高源同学认为,“挖呀挖”事件中,黄老师其实做出了一系列的行为。首先,第一个行为是在幼儿园课堂进行演唱。这个行为可能并不属于合理使用列举的情形,但是也难以被认定为侵权行为。不论是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广播权或者表演权的行为,都倾向于面向不特定公众。其次,黄老师在之后行为会有侵犯著作权的风险,如上传短视频的行为涉及信息网络传播权,后续接受公众打赏的直播行为可能涉及广播权,同时相关的团队把直播的录屏上传到网络环境中,这也涉及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一系列权利。此外,“挖呀挖”本身涉及多个权利主体,目前儿歌的词作者已经比较明确,但其是否会涉及他人改编权,也有一定的争议。最后,手指操的动作如比较简单,就应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目前“挖呀挖”的词段与旋律已经被广泛运用,包括一些官媒使用它作为宣传语。若后续在法院在认定侵权时,是否要考虑到这种社会影响?


魏晓东老师认为,从解释论的角度看待“挖呀挖”短视频的著作权问题,要判断其是否构成著作权的权利限制;若其存在著作权,也不符合权利限制的规范,则该短视频将侵犯表演权或者信息网络传播权。但现在的问题是从合理使用制度研判存在一定困难。通说中著作权权利限制有三个要件:一是符合特定情形,即《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十三种情形;二是不得影响著作权人作品的正常使用;三是适当比例,要求“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短视频使用作品的比例很小,基本上可以构成适当比例,并且不影响作者的正常使用,但是它不符合《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的具体情形。因此,如何判断其不构成侵权是法院的一个难题。


孙远钊教授认为,合理使用制度来自美国的司法实践,后来被法典化。但是其移植到世界各地后,常常发生“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的现象。合理使用应当作为抗辩个案认定,而不是铺天盖地限制著作权的行使。例如,美国版权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是关于录音权(recording right)的规定,录音权是排他权,可以阻止他人使用同样的音律,但是不能阻止他人用自己的表达方式唱同样的歌。当然,要取得词曲的许可是一回事,但是用自己的表现方式唱同一首歌,不但不侵权,而且法律还要鼓励。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跳舞宝宝”案之所以引发很大的争议,是因为法院把合理使用扭曲成了一个公众权利。该案指出,权利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送要求删除信息的通知时,需要承担一个新的义务,即权利人要先弄清楚,对方是否有合理使用的可能。如果有合理使用的可能,权利人便不能发出要求删除的通知。


02

打赏能否构成商业性使用


冯晓青教授认为,在QQ音乐与全民K歌上翻唱已有版权的歌曲是为了文化的传播与娱乐,因此对这些场景中的版权保护水平不能过高,否则不利于促进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还会造成利益失衡。在网络直播中播放歌曲并接受打赏的行为,若没有得到授权,是否构成基于商业目的使用?由此可以继续探讨“挖呀挖”短视频是否以营利为目的。


韦之教授指出,个案中打赏的性质还有待争论,但在“挖呀挖”事件中打赏的商业性不需要讨论,因为这显然是视频制作者潜意识里追求的,其对打赏并非半推半就,并且结果上也产生巨大的商业利益。技术发展使得作品传播与利用更为方便,但在法律修改之前还是存在一个界限,为个人欣赏进行翻唱与将翻唱歌曲放入网络传播有本质区别。诸如全民K歌等平台也制造了很多明星,各种打赏与奖励带来很多商业利益。目前,打赏模式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甚至很多职业人士可以利用打赏模式生存,这至少是一个灰色地带。


孙远钊教授认为,打赏本身能否与商业性使用划上等号,这恐怕难以下定论,这是一个灰色地带。如果他人可以自由选择打赏,能否认定为以营利为目的?如果一开始被打赏者的合理预期最多是几百元,他也从来不期待自己会一夜爆红,但最后打赏的结果远远超出预期,这是否构成了商业性使用?另外,如果行为人借打赏出名的诉求超过他在经济上的期待,这能否与商业性使用划等号,可能还存在争议。对“挖呀挖”而言,要判断其之前是否已经有相当知名度,并一直依靠打赏方式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等。如果不是,只是类似于写文章赚一点稿费,这算不算商业性使用?


冯晓青教授提问,如果短视频制作背后有商业团队进行投资与包装,我们如何认定这是否属于商业行为?


郝明英博士认为,在理论上讨论打赏是否属于以营利为目的,是否某次没有被打赏就没有营利目的,是否某次偶然获得很多打赏便是以营利为目的,这难以下定论。如果背后有商业团队或个人营利的需求进行直播,这需要获得权利人的授权。若黄老师有盈利的目的需求,她要获得周杰伦的授权、词曲授权,也许还需要首发表演者的授权,但在实践是否可行是另一个问题。


许耀乘法官助理认为,在有关营利性的一个案例中,二审判决认为国有事业单位一定是非营利性的。但再审法院认为,国有事业单位这些看似类型化的事实,在个案中也有从事盈利性质的活动的可能。类型化的事实认知和客观法律事实是有区别的,因此对于“挖呀挖”事件,也可以抛开类型化的事实认知,从客观的法律事实层面来看待。幼儿园教师在直播时不一定是课堂,人们一般理解的课堂是教师对学生面对面进行引导,现在内部的线上会议也可以理解为课堂。但面向不特定的人,是否还能理解为课堂?同样,对于打赏是否具有商业性而言,在个案判断时也要跳出类型化,从一般认知之外的视角进行判断。


孙远钊教授认为,类型化处理并非从表象去判断,而是定出一些可能要考量的准则,万一有争议出现可以帮助法院依据这种测试方案进行权衡,判断是否属于商业性使用、是否存在合理使用等等。


03

模仿行为与版权保护边界


冯晓青教授认为,对“挖呀挖”的一些模仿行为,如“打呀打”等类似的表达,涉及版权保护的合理边界问题。模仿在人类社会发展与知识产权创新中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借鉴美国版权法中的转化性合理使用与滑稽模仿等概念,模仿行为不能轻易地被认定为侵权,版权的保护应具备必要的宽容度。如何划分假冒、仿冒等侵权行为与合法模仿的界限,可以进一步讨论。


刘丽娟副教授提问,很多博主都在模仿演唱“挖呀挖”,这是否侵犯表演者的权利?


韦之教授指出,对“挖呀挖”的模仿原则上是允许的,但允许到何种程度可以思考。如果对黄老师的表演进行了奴性模仿,这又很容易被认为是不正当的。的确,这里也许存在一个灰色地带。如果黄老师的表演有一定独创性,她既是表演者也是作者,这个问题就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此外,人们总在感性上认为应支持模仿行为,但在理性上这与法律制度之间存在距离。


魏晓东老师认为,权利是从各个利益中抽象而成的一般性规范,不能太泛化,这必须要达成共识并通过立法实现。从法律解释的角度来看,若不构成权利就不应当保护,利益是自由市场竞争的机会,法无禁止既可为。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构成侵权的情况下,对短视频表演行为的模仿,应当都是允许的。否则网络与社会生活的文化产品就会受到制约。如果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都将其上升为权利,这会阻碍市场与知识产权的模仿自由,不利于实现著作权法的公共福利目的。


04

“挖呀挖”与“搭便车”


刘丽娟副教授提问,在“挖呀挖”走红之后,相关权利人能否禁止他人将其注册为商标?“挖呀挖”这三个字涉及商品化权的客体范围的界定问题。在“葵花宝典”案中,法院认可“葵花宝典”具有商品化权。“挖呀挖”和“葵花宝典”的关键区别在哪?


冯晓青教授认为,商品化权的客体是特指的,具有一对一的针对性。“葵花宝典”是独特的武林秘籍,其在公众心目中的指向具有唯一性。但是“挖呀挖”存在多个有名版本,甚至在2021年就有在先版本,只是大家可能不熟悉。其能否成立商品化权,如何划分权属,还得继续思考。


刘丽娟副教授提问,如果在公众心中“挖呀挖”变得很出名,且对黄老师产生指向唯一性的效果,这能否产生一个商品化权?


韦之教授认为,“挖呀挖”首先存在于他人创作的儿歌中,黄老师与桃子老师作为幼儿园教员带火了这首儿歌,她们对于“挖呀挖”的概念或市场价值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目前的商品化权没有法律依据,还只是理论上的推论。但是黄老师或桃子老师创造的价值应得到某种保护,这又与模仿有关。不论是模仿自由、知识产权还是其他财产权的保护不能绝对化,要在某种程度上保留出一些余地,给其他经营者与社会公众自由使用。保护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博弈。因此,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来保护并在个案中处理更为适合。从初步的证据来看,黄老师带火“挖呀挖”功不可没,她有某种正当利益,他人抢注便是不劳而获了。


刘丽娟副教授认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将商品化权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将其作为一种利益而不是一种权利来处理。


韦之教授认为,在个案中处理会比较公平,如果由专门的法律把它格式化,利益格局就会僵化。而且,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一种开放的思维对市场经济更有利。市场鼓励自由竞争,人们都有机会去争取合法利益。


刘丽娟副教授认为,以淡化领域的研究为例,美国只有两种淡化类型,一个是弱化,另一个是丑化。在欧洲则存在三种淡化类型:弱化、丑化与不正当利用及搭便车。就中国的淡化理论原本只有淡化与丑化,但是近几年的司法解释以及司法实践的逐渐认可第三种。“今日油条”案就非常典型,既不属于弱化,也不属于丑化。该案的争议点在于是否属于不正当利用,即“搭便车”这种情形。在美国相关学者的一些文章中,“搭便车”被称为misappropriation或free riding,他们反对第三种淡化类型。对这种“搭便车”的行为进行个性化处理,还是类型化处理会比较好?


孙远钊教授认为,淡化的前提应当是驰名商标,驰名商标完全是个案认定,必须要达到相应位阶才有价值淡化的可能。淡化不论用哪种方式,归根结底只看是否对既有价值造成减损,或者有减损之虞,具体要看法律条文如何规定。在Victoria’s Secret一案中,当时的法律规定淡化需要在事实上有价值减损,而不只是有价值减损的可能,这在举证上就有很大的差别。“搭便车”在市场状况中是天经地义的,任何人都想“搭便车”,有机会就可以玩擦边球,难以对之类型化。“搭便车”是不正当竞争的问题,而不是淡化问题。


冯晓青教授认为,短视频涉及很多知识产权纠纷案件,还涉及不正当竞争。模仿也和“搭便车”相关,知识产权作为实体权利是有限的,更多涉及法益保护,因此也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模仿,一方面要保护合法的自由竞争,另一方面这种“搭便车”的行为可以从主观与客观角度进行评价。主观上具有不正当攫取、占有或贬损他人商誉的故意,客观上对权利人造成损害,至于是实际损害还是损害之虞则与举证责任相关。网络文化不论作为一种生活时尚,还是一种传播手段,都涉及大量作品创作与传播。网络的共享精神还是很重要的,这就是美国转换性合理使用与滑稽模仿具有参考价值的原因。


05

商品化权或公开权问题


孙远钊教授认为,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商品化权,故尽量不要用“商品化权”这个说法,因为它很容易与另外的概念产生混淆,即commercialization,指技术转让中的商品化,其主要以专利为主,包括商业秘密等。在美国,所谓的“商品化权”被称为right of publicity,即公开权。只要涉及指认身份,就是公开权的问题。近期“AI孙燕姿”事件也与“挖呀挖”有相关性。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提炼孙燕姿的声音,用它演唱周杰伦的歌曲,这里面有许多有趣的问题。用文字或图片等训练人工智能,必须要取得原权利人的许可,这是没有争议的。但在孙燕姿平常讲话或公开演说里抽取一些话语用于人工智能分析却不需要许可。这就是典型的商品化权或 right of publicity的问题,因现行法律没有规定,所以孙燕姿告不了著作权侵权,因为这不是她唱的歌,她不是权利人,而周杰伦也告不了孙燕姿。


冯晓青教授认为,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到,利用人工智能收集数据不能侵犯他人版权与其他民事权利。人工智能模仿一个表演者特有的表演形象,这在实践中是否侵权或属于不正当竞争,要看听众是否易引起混淆。若产生了负面影响,还是会存在法律问题的。


韦之教授认为,这是典型的奴性模仿。《民法典》保护个人的人格与个人信息,个性化的声音表达,包括演唱中特定情感的模式,都具有很强的个性。即便孙燕姿没唱过这首歌,但我们都认为这是她的声音,这就恰恰说明人工智能的模仿已经相当到位,足以乱真,因此侵权成立的可能性很大。


孙远钊教授指出,问题在于侵了什么权。


郝明英博士认为,《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三条规定,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民法典》目前没有明确规定声音权,一些学者认为该条是准用性规则。声音是一种人格的标识,其包含的人格利益不能被其他人格权所覆盖,属于一项具体的人格权。也有学者提出声音权是指自然人自主支配自己的声音利益,决定对自己的声音进行使用和处分的具体人格权。用人工智能提取并使用自然人的声音,使声音与特定的自然人建立了一个特定的联系,这里可能涉及自然人声音的法益或声音权的保护。喜马拉雅有个栏目叫单田芳声音重现,他们在这个栏目中使用单田芳的声音之前获取了单田芳后人许可。“AI孙燕姿”事件也可以从这个方向进行思考。


冯晓青教授认为,以前也有自然人模仿名人的声音,甚至有的长相都比较相似,观众都没有认出来。这与人工智能模仿声音是否有相同的地方、是否侵犯表演者的人格权,值得研究。


许耀乘法官助理提问,在实践中如何进行鉴定声音?


韦之教授认为,实践中已经有这样的技术,例如商标审查中已经可以鉴定有显著性、识别力的声音商标,知名度高的明星的声音识别力极强,技术上可以实现。


李浩同学认为,声音商标的注册是经过审查的,但不能排除两个自然人有一样的声音,即便是明星也如此。声音还是无法鉴定的。


韦之教授认为,这个问题与乔丹或姚明的姓名有相似性,一方面这是普遍现象和普遍概念,另一方面看谁创造了更多的知名度,就是这样一回事。


冯晓青教授指出,人们可以思考声音是否与指纹一样,现实中真的会有两个人声音完全一样的情况?另外,由于涉及表演模仿或相关侵权纠纷,两人的性别、年龄或者相貌都要相似,否则很难让观众混淆。因此,实际上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很小的。


韦之教授认为,把孙燕姿公开演说或唱歌的声音用人工智能进行提取与重新组合,这就是一个证据。在实际打官司时能否找到证据是另一回事,但这种操作恰恰证明了人工智能盗用或冒用声音的过程。


孙远钊教授认为,《民法典》对声音保护的准用规则存在很多问题,把国外比较成熟的right of publicity正式引入中国立法具有迫切需要性。但是在国外,不论是姓名权、肖像权还是声音权,基本上是好莱坞明星用来对付影片公司著作权的手段,是要绊著作权的脚,因此用起来要非常谨慎。


会议结束之际,冯晓青教授对本次沙龙进行了总结。本次茶会对“挖呀挖”事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主要从知识产权与反不正竞争的角度进行探讨:一是从著作权角度讨论相关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以及权利保护的边界;二是讨论合理模仿与侵权或不正当竞争的界限,还涉及搭便车问题;三是对网络打赏是否具有营利目的进行讨论;四是讨论了商品化权或公开权的相关问题。




根据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新兴学科建设项目

2023年第三十七期知识产权法午后茶会内容整理和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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