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主义在人类行动的科学中引起了两个革命性变化。迄今为止历史学一直是惟一的人的行动的科学，理性主义把批判性方法引入了历史学。它使这门科学摆脱了对编年史和过去历史著作中留传下来的那些东西的幼稚附属地位，并教导它不仅要利用新资料——文件，铭文等——而且要使所有来源受到批判性审查。历史科学由此所获得的东西绝不会再失去，它的价值也不再有争论。没有这种批判性方法，甚至连近年来从事“直观”历史的企图也无法进行，只能根据资料来研究历史，而且，没有一个人会严肃地怀疑应该批判地研究它的主题这个事实。惟一引起不确定性的问题不是是不是，而是如何分析和批评这些资料。
理性主义的另一个伟大成就是建立了人类行动的理论科学，即目的在于确定人类行为普遍正确规律的科学。这门科学归功于奥古斯特·孔德（August Comte）的仅仅是它的名称。它的基础是在18世纪奠定的。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思想家们所努力发展的首先是经济学，它到现在为止是社会学一门最精良的分支。但是，他们也力求为超越较为狭窄的经济理论范围而包括整个社会学的思想体系提供一个基础。
社会学的基本可信性和可能性在19世纪后半期受到挑战，可以存在不取决于历史背景的人类行动规律的观念使许多人不能容忍。因此，他们把历史看做惟一一门能把人类行动作为自身认识对象的科学。这种对社会学存在的权利的抨击几乎仅仅被用于反对经济学。这种批评没有认识到，经济学仅仅是更广泛的科学的一个分支，这种科学已扩大到超出了它的领域，但表现出同样的逻辑特征。以后，当社会学在德国更为人所熟悉，而且它所有的分支都受到抨击时，一个没有被注意到的事实是，它同样认为自己的陈述和经济学一样有普遍正确性。由于文德尔班、里凯尔特和马克斯·韦伯同时已经开始用新观点来探讨问题，其结果是开始不同地看待社会学的逻辑特点。
也许批判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动机首先是政治考虑。对于诸如施穆勒、布伦坦诺和哈斯巴赫等相当不少的人来说，这些动机确实是决定性的。许多人希望支持的政治与经济纲领在受到经济理论方法的考察后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这并不是根据不同的价值标准，而正是从其倡导者希望借助于这些纲领要达到的目标的观点得出的。只有对不考虑所有经济学论点的人干预主义才能够显现为一个达到这些目标的合适的政策。在其他任何一个人看来，这种政策的不明智都必定是显而易见的。1879年5月2日在德国国会前的演讲中，俾斯麦（Bismarck）力图用这个演讲证明自己金融与经济纲领的正确性。他断言，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对科学的重视并不大于对有机的制度的其他任何一种判断上，在这方面抽象的科学理论使他完全冷漠，而且，他是“根据我们熟悉的经验”做出判断。在论述政治科学的经济方面时，历史现实主义学派宣布了同样的观点，只是话语更多，但并没有什么更好的论据。但是，无论如何，在关于社会学科学特征的争论中还存在无偏见的批评。以下所讨论的正是这些批评。
有两种不同的方法可为方法论与认识论研究奠定一个可靠的基础。人们可以通过直接探讨认识论的最终问题来努力达到坚实的基础。如果提供了成功的任何保证，便可以有希望在深层次上找出真正坚实的基础，这种做法无疑是最好的。但是，也可以采用另一种途径，即从科学的一定的概念和命题出发检验其逻辑特征。显而易见，以这种方法绝不可能达到认识我们的知识的最终基础。但是，第一种方法也没有提供这样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第二种方法使我们避免了近年来涉及经济学方法论与认识论的大多数研究所遇到的失败命运。这些研究如此深地陷入了认识论最终问题的困境，以至于这些研究从未达到可以探讨社会学逻辑问题这一水平，而这个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最终问题具有用人类智力有限的手段无法把握的困难。
以下讨论的范围从一开始起就限制在狭窄得多的范围内。我们不主张探讨最终的认识问题。这里所做的一切是解释什么是社会学以及它在构成它的概念并得出结论时，对有效性有什么权利。我们将主要关注经济理论这一事实并不需要特殊的论证。至今为止得到最充分发展并且达到最系统的精确性的正是社会学的这个分支。最好是在一门科学最高度发达的分支中研究它的逻辑特征。在以下的讨论中，出发点不像许多关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著作不幸地所做的那样是古典经济学家给予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表述（这在逻辑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然而当然是理论现在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