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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与历史学——社会学知识的普遍正确性

社会学与历史学——社会学知识的普遍正确性 知识产权辩论会
2021-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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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如果一个人像康德那样把“自然”想象为在它根据普遍规律决定的范围内的事物的存在,而且,如果他同意里凯尔特,认为

如果一个人像康德那样把“自然”想象为在它根据普遍规律决定的范围内的事物的存在,而且,如果他同意里凯尔特,认为“当我们从普遍性方面看待现实时,经验现实就变成了自然;当我们从特殊性和个别性方面看待现实时,经验现实就变成了历史”,那么,他就必定必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社会学——假定这一学科完全是可行的——应当看做一门自然科学,这就是说,一门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的科学。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应该否认历史规律的可能性。当然,在许多情况下,自然科学和规律化的科学(nomothetic)是相同概念的观念正是下述论点的根源:历史学只是为了成为一门人类行动的规律化的科学才必须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所有各种术语上的误解都最混乱地包围了这些问题的讨论。


康德和里凯尔特的术语无疑都是由于这一事实:在他们两人看来,社会学仍然是未知的,而且,甚至社会现象的理论科学的可能性本身对他们来说也从来没有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就康德而言,这不需要进一步的证明。就里凯尔特而言,只要注意一下他对于社会学的既少而又根本不适当的评论就可以了。虽然里凯尔特必须承认,对“自然科学或社会现实的一般化论述不可能有异议,但对他来说,变得熟悉社会学本身,以便找到一种解决其逻辑问题的方法的情况并没有发生。他无视“科学哲学的工作以科学知识本身为前提”这一原则。为此而指责里凯尔特是错误的,尤其是因为他对历史学逻辑所做出的贡献是无可争议的。尽管如此,必须遗憾地指出,里凯尔特在认识社会科学本身  内部表现出来的区别上远远落后于门格尔,后者的著作一开始就阐明了这一区别;这一区别是在向着从其特殊性上理解现象的历史科学与向着理解现象的普遍特性的理论科学之间。


在顽固地反对社会学认识中仍然坚持的最后一个主张是那些把社会学规律的正确性局限于一定的历史时期的人的观点。最早依靠这种权宜之计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继承者们在实际政治领域中想帮助干预主义达到胜利;而在干预主义看来,每一个证明社会现象次序中的规则性的努力都必定显示为对政府干预的全能性这一教条的危险的挑战。于预主义简单地拒绝任何理论。至少在理论领域内,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不同。当然,在实际政治中,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在逐步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政党逐步地接受广干预主义的口号。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没有怀疑过古典经济学的下述证明,即政府对市场的一切形式的干预都是无意义的,因为它们的手段不能达到指向的目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最欣然地接受了这一观点,因为这使他们能够指出,任何改革现存社会秩序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并求助于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解决所有的不满。


马克思主义所需要的是这样一种理论,这理论能使它宣布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可能性的极麻烦的经济讨论为无效——它不能对这一讨论贡献任何相关的论据。经济体系理论给它提供了这个机会。根据这种理论,在历史进程中,一种经济体系按着另一种经济体系,而且,在这种序列中——正如所有历史阶段论的情况一样——应当把后一种体系看做“更高”的体系。尽管马克思主义坚持自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但它相当朴素地接受了由李斯特、希尔德布兰德和施穆勒提出并由毕歇尔力图加以伪装的科学历史阶段论的基本形而上学与目的论的方向。所有历史的结局与目标都是社会主义的希望的王国。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经济体系而且还没有实现,所以,企图在今天发现将支配这种未来制度的经济和社会的规律是“乌托邦式的”尝试——而且,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这意味着是不科学的。按这种观点,科学的惟一作用是研究现在的和过去的经济体系的规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想针对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来完成这个任务。以后,又努力区分资本主义时代的几个次要时期,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特有的经济体系(早期资本主义、盛期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以及过渡时期),并描述每一时期的经济。


在这里我们可以不考虑桑巴特、罗莎·卢森堡、希法亭、布哈林和其他人为这些任务所做的努力的不适当性。这里我们关注的惟一问题是:只对一个历史时期正确的理论能是我们区分理论与历史意义上的理论吗?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以前我们关于历史阶段的规律的逻辑特征所说的话,就不难找到答案。只能根据理想类型把整个历史进程合为几个时期。因此,个别经济时期的观念从一开始就缺乏普遍正确性,因为定义它的特征不需要展现在由它所包括的每种个别情况中。因此,只能根据理想类型来设想被假定为只适用于那种经济时期条件的“理论”命题。


例如,如果人们假定“资本主义精神”的主导地位是历史上资本主义时代的准则,人们当然并没有断言,这种精神无论限制在多狭隘的范围内,也直接统治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仍然有其他“精神”在起作用的看法与理想类型是相当一致的;因为它肯定从来都没有坚持说,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时代毫无例外地流行着,它只是占主导地位。然而,如果一个人提出了比如说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格决定规律,肯定不会打算把这些规律作为毫无例外的情况。至少在其他方面主导的资本主义精神之外还可以发现有不同的精神的地方,其他价格决定规律可能正确,而且实际上也必定是正确的。由于这个原因,那些只愿意承认取决于历史的理论的人实际上是质疑任何普遍正确理论的合理性。在人类行动范围内他接受的惟一科学是历史,具有它特殊的理想类型的逻辑结构的历史。


但是,对这个学派以及历史主义的所有其他支持者来说,否认普遍正确理论的可能性仅仅有学术意义。实际上,这只不过是纲领性的。在实际做法上,从逻辑的角度看,毫不犹豫地使用的是那些只能被理解为有普遍有效性的概念和命题。进一步考察表明,被看做每个个别时期所特有的每种特殊“精神”呈现为统治着某个时期的大多数人的观念,而经济的特殊形式则证明是由这种观念的与众不同性与关于实现它的最好方式的流行观念所强加的社会合作的一种技术。


可以提出的批判是,现代人种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因此,纯粹而简单的人类行动的科学与在有限历史时期正确的人类行动科学的差别只能是在程度上,而不能是在逻辑特征上。但是,这种批判误解了可以加在人类行动科学领域中的普遍正确性概念上的惟一含义,即在应当严格定义的假设条件存在的任何地方都正确。人类行动科学的主题的确定并不根据人与其前人类先祖之间在经验上的差别,而是根据行动和细胞的单纯反应性的行为之间在概念上的差别。 

【声明】内容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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