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韦伯看来，我们周围社会文化生活的真实形态（即具体情况的形态）在其普遍（由于这个原因而同样个别地构造的）的内容上，以及在其与其他社会文化条件（同样也是个别地构成的，它正由此而进入存在的）的联系上
看来是“社会科学的出发点”。但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
“文化现象”——“历史上的个例”——因果关系的解释引起疑问，因果关系规律的知识就不能是研究的目的，而只是研究的手段。这有利于并使我们能够按其个别性把现象的文化上重要的一些组成部分归因于具体原因。就完成了这项 工作，而且只就此而言，因果关系规律的知识才对认识个别的互相联系的事物是有价值的。而且，规律越“一般”，即越抽象，它们为个别现象的因果归因要求，从而间接地为理解文化事件的含义所完成得就越少。
韦伯把“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放在同一范畴内：这两者的任务都是“对文化现实的认识”。因此，在他看来，社会学和历史学的逻辑和方法论问题是相同的，即：
我们这门科学和每一门科学一样。探讨的概念的逻辑功能与结构是什么呢？或者，更特殊地说，就关键问题作表述：理论和理论概念的形成对认识文化现实有什么重要性呢？
实际上，马克斯·韦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抽象的经济理论”仅仅是“形成人类文化科学特有概念的方法的一种特例，而且，在一定范围内，也是它们所不可缺少的”；在这里我们有了“在我们面前的那些综合的一个例子，它们一般被称为历史现象的‘理念’”。它是“概念陈述”的产物，它把“确定的关联和历史生活事件协调为一个摆脱了内在不一致性的相互关联的宇宙”。我们可以通过构建一个“理想类型”来使自己明白这种相互关联的特征。理想类型是：
通过一个或几个方面的单方面强化，通过把多重分散而不连续的个别现象整合为一个内在统一的概念上的陈述而得出的，这些现象在有的地方多一些，在有的地方少一些，偶尔也根本没有，但它们同这些单方面强化的方面是一致的。
因此，在韦伯看来，“抽象的经济理论”提供了“一个交换经济、自由竞争和严格理性行动的社会组织中商品市场进程的理想的陈述，它与“中世纪的‘城市经济’的观念”或“手工业的观念”或“类似个人主义、帝国主义、重商主义以及与我们力图在思考和理解中把握实际的手段相类似的方式所形成的无数习惯上的观念“有同样的逻辑特征”。定义这些概念不能“根据它们的这样一些内容：它们来于对任何一种具体现象无前提的描述或把某些具体现象的共同点抽象和归并到一起”。韦伯说，它们是“理想类型”的标本，“理想类型”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简言之，所有文化科学——所特有的概念。
但是，甚至对韦伯来说，社会学和历史学也不相同。“社会学构建类型概念，并寻求事件的一般原理”，而历史学
是致力于个别文化上重要的行动、制度和个性的因果分析和归因……与每一种一般化科学的情况一样，它的抽象化的特点的前提是它的概念必须相对摆脱具体内容。它所提供的只是增加了概念的清晰度。这种清晰性的提高是通过最大可能地使含义适当而实现的，而使含义适当是社会学在形成其概念时要努力达到的。
因此，把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差别仅仅看做程度的差别，这两者的认识目标是同样的。这两者都运用了形成概念的同样逻辑方法。它的不同仅仅在于它们接近于现实的程度、它内容的充分性和它们理想类型构建的纯粹性。因此，马克斯·韦伯含蓄回答了曾经构成方法论论争实质的那一问题，完全是在那些否认社会现象的理论科学的逻辑合理性的人的意义上。根据他的看法，在逻辑上只能把社会科学设想为特殊的、某种性质的历史研究。
但是，他所熟悉和他所否定的理论并不是沃尔特·巴杰特（Walter Bagehot）和卡尔·门格尔在抨击历史学派认识论时所关注的理论。马克斯·韦伯所想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他想向我们证明：
有时甚至支配我们这门学科的历史学家的下述观念的无意义性：尽管离的很远，但文化科学的目标也应该是构建一个在逻辑上完整的概念体系，在某种确定的意义上这个体系可以用一种安排来理解现实，并从中再演绎出现实。
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其更危险的是：
产生于“自然主义”偏见的历史和理论的混合，不管人们是相信历史现实的“真实”实质即“本质”，被固定在这些理论的、概念的陈述中，还是人们把它们用作把历史挤入其中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还是人们把“概念”人格化为“真正的”现实，它作为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实际“力量”而处于一系列现象之后。
就马克斯·韦伯力求为历史研究的逻辑特征下定义而言，就他否定构建“历史规律”的努力而言，以及就他步文德尔班和里凯尔特的后尘证明自然科学在形成自己的概念时所用的方法对用史学不适用而言，可以毫不犹豫地同意他的观点。在所有这些方面，他继承并完善了前人的工作，而且，他对认识论的贡献是永恒的。但是，在他超越了这一点并企图确定社会学研究的特征的地方，他失败了，而且必然失败，因为他所理解的社会学完全不同于人类行动的规律性的科学，后者的可能性构成了方法论论争的主题。可以容易地从他个人的历史和他那时德意志帝国特别是大学的社会学研究成果的知识所处的状况，来理解和解释韦伯陷入错误想法的原因。这门学科的历史学家会关心问题的这个方面。在这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只是纠正这样一些误解，这些误解的来源肯定不能归因于马克斯·韦伯，但由于他把这些误解作为他认识论的基础，这些误解就得以广泛流传。
只有通过考虑经济理论概念实际上是否具有“理想类型”的 逻辑特征这一问题才能揭示韦伯错误想法的基础。可以直率地对这个问题作否定的回答。对经济学概念也相当确定的是，它们在其“概念的纯粹性”上“从来就不是在现实中可以经验地识别的”。在现实中，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找不到概念；它们属于思想的领域。它们是我们力求在思想上把握现实时所用的知识工具。但是不能主张通过对一个或几个方面的单方面强调和通过把一些地方多一些、另一些地方少一些，仍然也根本没有的多种分散而不连贯的个别现象整合为一个内在一致的概念上的代表，而它又与这些单方面强调的内容一致，来得出这些经济理论概念。相反，得出这些概念是通过对所考虑的每种个别现象中包含的东西的理解作反思。以一种在逻辑上无可辩驳而又正确理解现实的方式确定在这种意义上构建的这种或那种概念或论点是否真正成功是科学的任务之一，而这种科学的逻辑特征是争论的主题。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个别概念和论点的实质上的正确性以及把它们联结到一个体系中的理论结构的问题，而是系统阐述这种论点在逻辑上的可允许性与方便性，更不用说它们对达到为那门科学所确定的目标的必要性了。
构成社会科学，包括历史与理论科学的全部研究的主题的人类行动，是以事物的一种状态为前提的，我们将用戈特尔的表述来表示这种状态，因为马克斯·韦伯以我们认为是有缺点的推理的方式反对它。戈特尔把“缺乏”（他所理解的缺乏是这样一个事实：“不以某种方式减少对另一种渴望的满足，就不能实现一种渴望。”）看做支配我们行动的两个“基本条件”之一。而韦伯认为，对人们感到自己处于的这种基本状况存在着例外。认为“几个目标冲突，从而必须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是绝对成立的事物状态”并不正确。然而，只有在也存在“自由取用物品”的范围内，韦伯的这种批评才是正确的；但当它正确时，“行动”就不会发生了。如果所有物品都是“自由取用物品”，人们就只会节省自己个人的活动，即节省地运用他个人的力量和流逝的生命。他会对外部世界的事物漠不关心。只有在一个由不死的和对时间流逝无所谓的人居住的、每个人总是处处得到完全的满足完全厌腻了的安乐之乡，或者在一个无法实现满足的提高和进一步满足的世界中，戈特尔所说的“缺乏”这样的事情状态才不存在。只有在缺乏存在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行动；在没有缺乏的情况下，没有行动。
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也就隐含地认识到，每个行动都涉及在各种可能性之间的选择。所有行动都是节约可用于实现可达到的目的的手段。行动的基本规律是经济原则，每个行动都要受它支配。想否认经济科学可能性的人开始时都必须怀疑经济原则的普遍正确性，即就其本质而言节约的必要性是所有行动的特征。但只有那些完全误解了这种原则的人才会这样做。
最普遍的误解在于把经济原则看做关于行动的实质与内容的陈述。人们进入心理学中，构建了欲望的概念，然后寻求欲望（即不满足感觉的出现）与行动的具体决策之间的联系。因此，欲望成为对行动的判断：想到可以将正确的行动，即与欲望相应的行动，与不正确的行动相对照。但是，除了在行动中之外我们无法确认欲望。行动总是与欲望一致的，因为我们只能从行动中推知欲望。任何人对他自己的欲望所说的任何东西总只是讨论和批评过去与未来的行为；欲望首先表现在行动上，而且只表现在行动上。当然，对每一个人来说显而易见的是，关于我们对于其他人——更不要说所有人——的欲望所说的东西，只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我们陈述他们如何行动了或认为将如何行动，或者我们说他们可能如何行动了或他们在未来将如何行动。
由于这个原因，没有什么误解能够比历史主义的下述误解更具根本性：它把“节省的愿望”看成是“以后的发展的一部分”，并补充说，“自然状态的人行动时不具有最充分的目的性；”或者它把经济原则解释为货币经济中生产的特殊特征马克斯谢勒尔正确地驳斥了这种思想，尽管他本人由于想找出价值等级的绝对决定法而没有从他这种对伦理学至关重要的回答中得出结论。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愉快的偏好大于不愉快并不是一个以观察和归纳为基础的命题；它在于这些价值的性质和感觉到的感情的性质。例如，如果一个旅行者、一个历史学家或一个动物学家向我们描述一种人或动物，在描述中情况正好相反，我们将“先验地”既不相信他，也不需要相信他。我们会说：这不成问题。
这些存在物至多是感到愉快和不愉快的事情与我们感到的不同，或者另外，并不是他们对不愉快的偏好大于愉快，而是由于对他们来说必定存在一种样式的价值（也许我们还不知道），而它“高于”这个阶段的样式，而且，他们能承受不愉快只是因为他们“偏爱”这种价值。或者我们面对的是意愿反常的情况，由于这种反常，他们把经历有害于生活的事情作为“愉快”。与所有这些关系一样，我们的命题所表达的，同时也就是对生活的异己的表达和具体的历史评价（的确，甚至是对人自己记忆的评价）的洞见的规律。因此，在所有的观察和归纳中都已经被预先假定了。例如，当涉及所有人类文化学经验时，它是“先验的”。甚至采用进化论的观点，也不能进一步“解释”这一命题及它所表述的事实。
谢勒尔在这里关于愉快与不愉快所谈的是基本的行动规律，它的正确性不取决于地点、时间、种族和其他。如果我们在谢勒 的话中以“主观上认为更重要”代替“愉快”，并用“主观上认为不重要”代替“不愉快”，就更明确了。
历史主义在满足于简单地宣称人类行动的品质不是超越时空的，而是在进化过程中变动的之时，没有很严肃地看待自己的任务。在捍卫这种表述时，至少有义务指出，在哪些方面所谓前理性时代的行动不同于理性时代的行动；例如理性之外的行动会如何发生，或者如何能发生。只有马克斯·韦伯感到了这种义务。我们把曾经做过的将这一历史主义的基本命题从新闻式的概述提高到科学研究水平的惟一努力归功于他。
在“有意义行动”的范围内，韦伯区分了4种类型。行动可以：
是（1）目的~理性的，即由外部世界对象和其他人的行为的预期所指引，而且，把这些预期作为达到由行为者本人理性地考虑和追求的目的的“条件”或“手段”；（2）价值的，即由对行为的一定模式所无条件固有的价值——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任何其他的——的有意识的信念所指引，纯粹是为了它本身而不管其后果；（3）感情的，特别是情绪的，这时行动由突然爆发的情绪和热情所指引；以及（4）传统的，这时行为由熟悉的习俗指引。
在每一种有意义的行动以外，还有“一种行为的单纯反应形式，它没有伴随主观上赋予的含义”。有意义的行动和单纯反应行动之间的界限处于流动不定的状态。
首先，让我们来考虑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单纯反应”的行为。生物学和自然科学一般只能从外部探讨它们考察的对象的行为。由于这一原因，它们所能确立的只不过是刺激和反应的关系的存在。在此之外它们必须说：一无所知。自然科学家可以模糊地猜测，受到刺激的物体的行为方式要用与理性人行动类似方法来解释，但他并不习惯于更深入地说明这些事情。然而，就人类行为而言，我们的立场完全不同。在这里我们把握含义，即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行动者主观上所企望的含义”，它并不是“客观上‘正确的’，或形而上学地决定的‘真正的’含义”。我们不能认为动物有人的理智，当我们观察到动物中的一种行为模式，而如果我们在人类中也观察到了这种行为模式，我们就可以把握它时，我们说这是本能行为。
人类对刺激的反应可能是反应性的，或是有意义的，也可能同时既是反应性的又是有意义的。身体对毒物做出反应性反应，但此外，行动也可以通过采用消毒剂做出有意义的反应。另一方面，惟有有意义的行动对市场价格上升做出反应。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有意义的与反应性的行为的界限是无法确定的，正如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界限无法确定一样。然而，可能的情况是，只是我们思考的不完全性才阻碍我们去发现，行为和对刺激的反应本质上是相似的，而且，它们之间的区别仅仅是程度不同而已。
当我们说，人类行为的例证仅仅是反应性的、本能的或意动的时候，我们指这是无意识地发生的。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在我们认为自己以这种方式行为是不明智的时候，我们有意地着手消除纯粹反应性的、本能的、或意动的行为。如果我的手碰到一把锋利的刀子，我本能地把手撤回来；但是，例如，如果是有意的外科手术，我将努力通过有意识的行动克服反应性行为。有意识的意志只有通过容忍那些它认可为方便的而且它自己会从事的反应性的、本能的或意动的行为才能控制它能够进入的我们行为的一切领域。因此，人类行动对准的东西与适于心理学的极不相同，而从适于人类行动科学的研究的角度看，有意义的行为和单纯反应性行为之间的界限根本无法确定。在意志有变为有效的力量的范围内，只存在有意义的行动。
这使我们去考察韦伯将之与理性行为对照的行为类型。首先，非常显而易见的是，韦伯所说的“评价的”行为根本无法与“理性”行为区分。理性行为要达到的结果也是价值，而且其本身超出了理性。用韦伯的话来说，它们有“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理性的行动“仅仅在其手段上说是‘理性的’”。韦伯所说的“评价的”行为与理性行为的不同仅仅在于它把一定的行为形式也看做一种价值，并因此而把它安排在价值的等级顺序中。如果一个人不仅想一般地维持生活，而且还要以一种“受尊重的”和“与其在生活中的地位相一致”的方式生活——比如说一个有老式标记的普鲁士年轻贵族，他对政府职业的偏好大于律师——或者如果一个人由于不想放弃他的政治信仰而放弃了政府工作职务所提供的好处，那么，这绝不是一种可以称为非理性的行动。坚持已形成的对生活看法或政治信仰是一种和其他任何目的一样的目的，而且，也像任何其他目的一样进入价值的等级顺序。
在这里，韦伯陷入了旧式的误解，功利主义的基本观念就一再遇到这种误解，它把“目的”仅仅作为物质的并可以用货币表示的价值。韦伯认为，“任何人的行动，如果不考虑可预期的结果，而是为他深信的似乎是命令给他的东西服务，不管这是哪一类东西，是责任、荣誉、美丽、宗教教育与对下一代的爱，或者为了某个‘问题’的重要性，他都在以纯粹评价的方式”行动。当他这样说时，他用了一个不恰当的表述形式来描述这种事情状态。应该更准确地说，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把责任、荣誉、美丽等的价值看得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为了这些而放弃了其他的目标和目的。这样就很容易看出，这里所涉及的是目的，它的确不同于大多数人的目标，但仍然是目标，因此指向实现它们的行动必须同样称为理性的。
关于传统行为，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一个农民答复建议他用化肥的农业化学家说，他不允许任何城里人干预他的耕作。他想继续像他的父亲和祖父所有有能力的农民都告诉他的那样，用他们村数代人已习惯的同样方法耕种，到现在为止这种方法被证明总是成功的。这种态度就他而言仅仅表示，这个农民想保持已被接受的方法，因为他认为这种方法是较好的方法。一个贵族地主拒绝他的管家把他的名字、头衔和军装用作从他的庄园运送到零售市场上去的黄油包装上的商标这一建议，他这种拒绝的根据是这种做法不符合贵族传统的论点，他这时的意思是：我将放弃只有牺牲我的部分尊严才能得到的收入增加。在一种情况下，家庭习俗被保留下来是因为——这种保留是否恰当对我们并不重 要——认为这样做更为“理性”；在另一种情况下，是因为与它相联的价值高于通过牺牲它而可以实现的价值。
最后，仍然存在“感情的”行为。在感情冲动的情况下，目的的等级顺序改变了，而人们更容易屈从于一种需要立刻满足的感情冲动。以后，根据较冷静的考虑，对事情的判断会有所不同。一个人冲去救助溺水的人，这会危及自己的生命，他能这样做是由于他服从了一种要帮助人的瞬间冲动，或者是由于他感到有证明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英雄的责任，或者是由于他想由于救人性命而得到奖励。在每一种情况下，他的行动都取决于这样一种事实：他暂时把去帮助人的价值看得如此之高，以至于其他考虑——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家庭的命运——都置之度外。很可能以后的再思考将使他有不同的判断。但在当时——而这是惟一重要的事情——甚至这种行动也是“理性的”。
因此，当马克斯·韦伯企图对比理性行动与非理性行动时，他在有意义的行动范围内所做的划分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可以看做是人类行动的每一件事，由于它超出了人体器官的单纯的反应行为，都是理性的：它在既定的可能性中进行选择以达到最值得追求的目标。一门想考虑行动本身，而把它的目标的特征除外的科学不需要其他观点。
韦伯的基本错误在于他误解了社会学的命题所提出的普遍正确性的要求。只要给出了所假设的条件、经济原则、交换率形成的基本规律、报酬规律、人口规律和所有其他的类似论点就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都是正确的。
马克斯·韦伯一再把格莱辛定律（Greshams’law）作为经济学命题的例子。但是，他没有忘记在“规律”这个词上加一个引号，以便表明，在这种情况下，以及在社会学（他被理解为一个包含着历史地理解的方法的学科）的其他命题的情况下，有待解决的一切都是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社会行动过程的由观察来证实的典型的机会（chances），这种社会行动在存在着一定的事情状态时是可以预期的，而这种事情则可以由行动者的典型的动机和具有的典型含义来理解。”他说，这种“所谓的‘格莱辛定律’”是：
在给定的条件下以及在纯粹理性的行动这一理想类型的假设下，一种理性上明显的预防性的人类行动。只有有关按官方法规而不足值的货币种类从流通中实际消失的经验（这种经验最终可以用某种方式在“统计上”表示出来）可以告诉我们实际采取行动在多大程度上与它一致。这种经验实际上表明了，这个命题有达到很远的有效性。
格莱辛定律——阿里斯托芬在《蛙》中偶然提到过这个定理，尼古拉·奥雷姆（1364年），法国主教、学者和经济学家（1325~1382年）明确提出了它，直到1858年才由麦克劳德以托马斯·格莱辛爵士的名字命名——是价格控制的一般理论的在货币关系上的特殊运用。这个规律的基本要素不是“良”币的“消失”，而是这一事实：在用“良”币和“劣”币进行支付有同样法律效应时，对债务人合适的做法就是用被当局低估了的货币支付。断言“在纯粹理性行动的理想类型假设下”情况总是这样，这是不行的；即使把“理性”这个词用作“达到最大货币收益”的象征时也不行，而在马克斯·韦伯心中显然是这个意思。
在不久前所报道的一个案例中格莱辛定律被“放弃了”。许多奥地利企业家访问了莫斯科，而俄国统治者（他们想让这些企业家给予苏联长期商品信贷）用了波特金王公与他的君主打交道的老方法来让他们了解俄国的情况。这些绅士们被领到一家百货公司，他们在这里有机会购买一些旅行纪念品和带给自己在奥地利的朋友的礼物。当一个旅行者用大额银行券支付时，他得到作为找回的零钱的金币。他惊讶地提到他还不知道金币实际仍在俄国流通。收银员对此的回答是，顾客偶尔支付金币，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像处理每一种其他货币一样处理金币，也把金币又作为零钱找出去。这个奥地利人显然并不相信“奇迹”，他并不满意这个回答，并进一步关注这件事。最后，他成功地知道了，在他们这个代表团来访前一小时，一个政府官员曾来过这家百货公司，交给收银员一个金币，并命令他有意地把这枚金币作为所找的零钱适当地交给一个外国人。如果这个偶然事件真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那么，就肯定不能否定苏联当局这一行为的“纯粹的目的理性”（在韦伯的含义上说）。从目的——获得长期商品信贷——的观点来看，这样做给苏联当局引起的成本——它由黄金的升水决定——显然是值得的。如果这种行为不是“理性的”，我就要问还有什么是理性的。
如果格莱辛定理假设的条件不存在，那么，该规律所描述的行动本身也不会发生。如果行动者不知道货币的市场价值不同于法律控制的价值，如果他不知道他可以用市场评价比较低的货币进行支付，或者如果他另有原因要给予债权人多于他所应得的——例如，由于他想给债权人一个礼物，或者由于他担心债权人的暴力行动——那么，这个规律的假设就不适用。经验告诉我们，就大多数债务人~债权人关系而言，这些假设是适用的。但是，即使经验能够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假设的条件都不存在，这也决不能削弱使这个规律成立的推理链条，或使这个定律失去它应有的重要性。然而，无论该定律假设的条件是否存在，而且，无论该定律所描述的行动本身是否出现，“纯粹目的理性的”行动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生。甚至给债权人送礼物或躲避敲诈者威胁的人的行动也是理性而且是有目的的，就像人们由于无知而行动得不同于他信息更多时的行动方式时所做的那样。
格莱辛定律代表了，在假定的交换行动为既定时，毫无例外地时时处处适用的交易学的规律在一种特殊情况下的运用。如果把这些规律不完全地和不精确地想像为仅仅与直接而即时的货币收益有关——例如，如果把它们的含义解释为人们力图尽可能廉价地购买和支付债务，并尽可能贵地卖——那么，当然，就必须以一系列进一步的论点来补充它们，如果人们想解释比如说百货公司提供的为了吸引顾客的广告物品的特别低廉的价格。但是，绝不能否认，在这种情况下百货公司也是根据冷静地考虑“纯粹理性地”和有目的地行事的。
如果我只是想买肥皂，我就将研究许多商店的价格，并在最廉价的商店购买。如果我认为这种购买引起的麻烦和时间损失如此严重，以至于我宁可多花几分钱，那么，我就将不进行任何研究而到最近的商店购买。如果我还想把帮助一个贫穷的残疾老兵和购买肥皂结合起来，那么，我就将从无效率的小贩那里购买，尽管这可能会更昂贵一些。在这些情况下，如果我想把我的支出准确地记入我的家庭会计簿，我就必须以普通出售价格记入肥皂的费用并分开作一个超支部分，在一种情况下作为“为我的方便”，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作为“由于仁慈"。
交易学的规律并不像许多学者给予它们的表述使我们相信的那样准确。当我们把普遍正确性和客观性的特征归于交易学的命题时，不仅要从通常的和字面上的认识论含义来理解客观性，而且还要在摆脱价值判断色彩的意义上理解客观性，即与在近来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中对社会科学的要求（当然有完全正当的理由）相一致。主观价值理论用同样的方法解释每一种价值判断，即每一种主观价值评价，以便解释交换率的形成，它根本不打算区分什么“正常的”行动与“非正常的”行动；只有它达到了这种要求。如果那些参与价值判断讨论的人熟悉现代经济学并懂得它如何解决客观性问题，那么，有关价值判断的讨论就会更富有成果。
拒绝承认经济学定理具有科学规律的特点，以及建议相反地谈论“趋势”，这只能用历史现实主义学派反对现代经济学时具有的不熟悉性来解释。无论什么时候谈到经济学，它想到的只是古典经济学。因此，引证一下这个学派最新的代表，卡尔·莫斯的观点：
一个给定的事实永远地而且无条件地有另一个作为结果——这样一种因果联系（纯粹的或自我包含的）的链条在经济生活中从未出现过。在现实中，每一种因果联系通常都与其他事实结合在一起，同样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原因起作 用。后者作为规律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前者的效应。因此，结果是作为一种因果的复杂性的效应而出现。把整个过程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程式，它把一种效应归因于一个原因，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与过程的多种因果的复杂性不相容。在一定的事实在因果关系上很大程度地支配一个事件出现的情况下，……说规则性或与规律或倾向的一致性更合适一些，但总要有点保留，即这种趋势的作用可以受到其他因果因素的抑制或修改。
这就是：
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现象中，所有规律的有条件性与相对性的实现，这在经济学中早已得到证实。
当我们一方面考虑到，对于牢记古典经济学留给我们并最早甚至保留在奥地利学派奠基人术语中——尽管它肯定与其宗旨不一致——的价格决定的经济与非经济原则之间的区别的每一个人来说，这些以及相关的观点必定显得是何等明显；另一方面考虑到，我们这里面临着历史现实主义学派的基本错误时，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些和相关观点的广泛传播了。
每一种因果关系的规律——无论是在哪一门科学中——都给我们以原因和结果的关系的信息。这种信息对我们知识的理论价值以及对理解具体事件和确定我们行动方向的实际重要性绝不受这一事实的影响：同时另一种因果关系会引起相反的结果，以致一种因果关系的影响完全或部分被另一种的影响所抵消。偶尔努力用其他条件不变（ceteris paribus）以限定规律来考虑这一点，但这终究是不言自明的。收益规则并不会因为例如发生了抵消其效应的技术变化而失去其作为一个规律的特征。求助于“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逻辑上是不可靠的。人体也是活的，而且它的过程要服从于“多样性的因果复杂性”。但肯定没有一个人会简单地由于同时吃氰化物必定送命而想否定吃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有利于身体的功能这个观点的规律特征。
总之，社会学的规律既不是理想类型也不是平均类型。宁可说，从其目的在于认识人类行动的每种情况中的本质的和必然性的东西的科学的角度看，这些规律是应当从现象的充分性和多样性中挑出来东西的表述。社会学概念的得出并不是“通过单方面强化一个或几个方面，通过把多重分散面不连续的个别现象整合为一个内在统一的概念上的陈述；这些现象在有的地方多一些，在有的地方少一些，偶尔也根本没有，但它们与这些单方面强化了的方面是一致的”。宁可说，社会学的概念是可以用同样方式在它们涉及的每个单独事例中找到的特征的般化。社会学的因果关系命题表述的不是作为一个规则而发生，但绝不总是必定发生的东西。它们表述的是在它们假设的条件已给予的范围内总是必然地必定出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