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使用理性——ratio的方法的意义上说，经济理论和每一种理论与每一门科学一样是理性主义的。的确，如果没有理性，科学能是什么呢？然而，人们努力使用形而上学的诗歌、伪装的哲学来与推论式推理相斗争。但是，这样做就否认了科学本身。
否认科学、否认科学推理，以及否认理性主义绝不像一些人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是生活的需要。相反地，它古怪的人和心怀不满的人编造出来的一个先决条件，充满了对生活的怨恨。普通人可能不会让那些“灰色理论”的说教搞乱自己的头脑，但他仍然热切地抓住在争取物质财富增加的战斗中能使人的技术装备改善的所有科学发现。许多以科学工作为生的人在他们的职业中无法找到内心的满足这一事实并不是取消科学的理由。
然而，那些在社会现象的理论，特别是在经济学和历史科学中聚集在反理性主义标准周围的人丝毫也不想废除科学。确实，他们想做点完全不同的事。他们想一方而把一些不能经受理性的批判检验的论点和陈述偷运进科学的推理链条中；而另一方而，他们想不加相关的批判而摆脱那些他们没有办法提出任何可靠的异议的命题。在这样的情况下通常所涉及的是承认一些政治党派的设计和观念，虽然往往这只是一个天赋较少的人——他会在某种程度上喜欢以任何代价受到注意——对科学成就的愿望。不是每一个人都诚实地公开承认他真实的动机是什么；在一个伟大人物的阴影下度过自己的整个一生是不愉快的。
如果有人支持国家自给自足，想封闭自己的国家而不与其他国家贸易，而且，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准备承担这种政策的所有物质与精神后果，那么，这是一种价值判断，其本身不能由论证所否定。但这并不是实际情况。群众会被引诱而为了支持自给自足做出某种微小的牺牲，但是，很难使他们为支持这种理想而做出重大牺牲。只有文人热衷于贫穷，即其他人的贫穷。但是，其他人对繁荣的偏爱大于痛苦。由于人们很少能在公众面前论证说，实现文人的这个或那个理想甚至在以相当大地减少普遍繁荣为代价时也不是得到的太昂贵，同时又抱着任何一点成功的希望，他就必然力图证明达到这种目标只会带来无足轻重的物质损失，或不带来物质损失，确实，甚至还会带来明显的物质收益。为了证明这一点，为了表明限制与外国的贸易和商业，国有化和收归市有，甚至战争都“是一件好买卖”，人们就必须努力把非理性的联结插入推理链条中，因为要用理性的、清醒的科学论据来证明这一类东西是不可能的。显而易见，不能允许在论证的长列中使用非理性因素。目的是非理性的，即它们既不要求也不能够理性地证明。但是，仅仅是给定目的手段的东西必须总是服从于理性的检验。
误解——尽管由于上述原因所有误解更为严重，但根据该学说的发展状况仍是可以原谅的——在于把“理性”行为等同于“正确”行为，它得到广泛流传。马克斯·韦伯表示了对这种混乱的反对，尽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他的著作的其他地方，他多次陷入这种混乱。
韦伯说：“边际效用理论论述……人类行动，仿佛它从头到尾都是在商业计算控制之下发生的，计算的基础是所有相关条件的知识。”这正是古典经济学的做法，但决不是现代经济学的做法。由于古典经济学在克服价值的明显的二律背反方而没有成功，对它而言除了从买卖人的行动出发就没有别的可行之路。由于古典经济学不能探讨使用价值的概念，也不知道使用价值如何分为主观和客观的，所以，它不能转回到这样的东西上来：它隐藏在背后，而且最终支配和指导着商人和企业家的行为，即消费者行为。凡是没经过商人的计算和会计账的东西都在古典经济学范围之外。然而，如果一个人把自己限于考虑商人的行为，那么，当然也就必须区分正确与不正确的商业行为了。作为一个商人——尽管按他作为消费者的能力并不也是如此——企业家把企业最大可能的货币利润作为他既定的目标。
但是，现代经济学不从商人的行动出发，而从消费者的行动出发，这就是说，从每个人的行动出发。按它的观点，因此——也正在此是它与古典经济学“客观主义”相对点的“主观主义”，同时，与旧学派的规范立场相对立的“客观性”——经济化的个人方面的行动既不是正确的，又不是不正确的。现代经济学既没有也不能关注一个人是喜爱健康的食品还是毒品；无论支配他的行为的伦理或其他是如何邪恶，它的“正确性”并不是经济学要判断的问题。经济学必须解释市场上价格的形成，这是指实际上如何得出价格，而不是应该如何得出价格。禁酒主义者把含酒精饮料的消费作为人的严重缺点，他们把这种缺点归因于误解、性格上的弱点和不道德。但是，根据交易学的观点，惟一存在的事实是对酒的需求。必须解释白兰地价格的人并不关心喝白兰地是否“理性”或道德的问题。我可能会考虑我对电影想要怎样，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必须解释电影、演员和剧院座位市场价格的形成，而不关注对电影的判断。交易学不问消费者是不是正确的、高尚的、严肃的、明智的、道德的、爱国的或常去教堂的；它不关心人们为什么行动，而只关心它们如何行动。
现代主观主义经济学——边际效用理论——又一次拿起了古老的供求理论并进一步发展它，由于古典经济学家不能解决价值的悖论而曾不得不放弃这种理论。如果像现代理论那样看到市场价格变动的重要性在于在总需求与总供给一致之前没有达到静止状况这一事实，应该包括所有影响市场各方行为的因素——从而也应该包括误解、爱、恨、习俗、习惯和高尚这些“非经济的”和“非理性的”因素——也就显而易见了。
因此，如果在谢尔廷的意义上理解“经济因素”这个词，那么，谢尔廷所说的经济理论“假设社会只产生于经济因素的作用”就不适用于现代经济学。在另一部分我指出，甚至门格尔和庞巴维克（Bohm-Bawork）也没有完全理解他们所建立的理论的这种逻辑基础，而且，只是到后来，从客观价值论转向主观价值论的意义才受到赏识。
根据历史实在主义学派支持者普遍存在的观点做出的断言同样是不准确的。这断言认为，“抽象理论另一个主要虚构是‘自由竞争’，以及对发展经济主体协作的经济行动的政府的和其他公认的调节的绝对无足轻重性。”这种论断甚至不适用于古典经济学。很少有什么人想坚持认为，现代理论对垄断价格的关注太少了。买方或卖方受限制的竞争的情况并没有向这一理论指出特别的问题：它总是必须涉及的只是在市场上出现并行动的主体们。对那样一些人，如果除了他们意外发生的事件改变市场形势之外没有阻止他们的因素，他们仍然会进入市场，对这些人此外再不能做出什么预测。理论——对古典理论和现代理论都是正确的——也没有认为“政府和其他公认的调节绝对无足轻重”。它非常努力地研究这些“干预”，并构建价格控制和干预主义的特殊理论。
米切尔利希（Mitscherlich）也认为，边际效用理论“最适合于自由经济”。由于这个原因，中世纪“根本就不能有这种想法”那时它将是“毫无意义的”。他问道：“真的，当卡尔·门格尔认为‘仍然可以用既定的供给满足的欲望强度的最后程度——即边际效用——作为评价的衡量标准’时，中世纪会对这种陈述说什么呢?”
可以认为，中世纪对现代价格形成理论的了解并不比对牛顿力学或心脏功能的现代观念的了解多多少。但是，中世纪的下雨与今天的下雨没有什么不同，而且，心脏的跳动也与今天没有什么不同。尽管中世纪的人不懂边际效用规律，他们的行动仍然与边际效用规律所描述的没有什么不同，而且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就是中世纪的人也力图用使每一种欲望达到同等水平满足的方法来分配他能支配的手段。就是在中世纪，富人与穷人也不仅仅在他吃得更多上。甚至在中世纪，除非一个人对牛的评价高于马，否则没有一个人自愿用一匹马换一头牛。甚至在那时政府和其他强制机构的干预主义行动所引起的效应与现代价格控制和干预理论所指出的也没有什么不同。
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强烈异议是，“自由竞争经济必定”构成了“它的基本纲领"，而且，这种理论不能“从理论上理解现在的有组织的经济，即有调节竞争的经济”和“帝国主义的整个现象”。当提出这种异议时，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在历史上开始反对理论的战斗并使这种战斗坚实而普及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上，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够准确地判断每一种个别干预主义手段和所有历史形式的干预主义的全部现象的效应。当一个人认为历史学派由于经济理论不能解释干预主义的历史现象而否认了这种理论时，他只是把历史事实颠倒了。实际上，这种理论被否定正是因为他不得不根据这种理论得出一种解释。但是，历史学派的追随者在政治上不能接受这种解释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知道如何拒绝它。只有把“理论上的理解”与“无批判地赞美”等同起来时，才能断言，现代经济学在理论上没有理解帝国主义的现象。
而且，肯定没有一个哪怕只略微有意地跟踪近年来政治与经济讨论的人想要否认，为解释“有调节”的经济所提出的问题而作的每一件事情。都仅仪是由具有“纯”理论方法的理论家们完成的。且莫提通货问题和垄断价格，我们只要回忆一下关于失业作为一种长期现象的原因和关于保护主义问题的讨论就可以 了。
马克斯韦伯认为，三个假设构成了抽象经济理论的基础：交换经济的社会组织、自由竞争和严格的理性行动。我们已经讨论了自由竞争和严格理性的——即有目的的——行动。关于第三个假设，读者一方面可以参看现代学派所有研究的出发点，即孤立的、无交换的经济，某些人力图嘲笑地称之为鲁宾逊·克洛索经济；另一方面，参看有关一个假想的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经济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