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不仅仅想概括一个社会现象科学的纲领和方法论。除了关于历史学精彩的论述之外，他本人还出版了他称之为社会学的广博的著作。当然，我们不会承认它们对这个名称的要求。这并不意味着一种不利的批判。在韦伯死后出版的主要著作《经济与社会》中收集的研究文章属于近几十年产生的德国最好的科学文献。但这本著作最重要的部分并不是我们所说的意义上的社会学理论；它也不是这一术语的通常含义上的历史学。历史学研究一个城镇，或者德国城镇，或者中世纪的欧洲城镇。直到韦伯那时为止，历史学并不知道像他这本书中那精彩的一章那样的东西，这一章干脆探讨一般的“城镇”，即所有时代和各民族城镇聚居地的普遍的理论，城镇本身的理想类型。
韦伯（他没有认识到有一种目标在于普遍有效的命题的科学）认为这是社会学。如果我们应当默认这种用法，并为我们理解为社会学的东西找另一个名称，我们将引起难以澄清的混淆。因此，我们应坚持我们的区分，并努力给韦伯所认为的社会学起另一个名称。也许最合适的名称是：历史的普遍学说，或更简单一些，普遍的历史学。
人们通常用这个名称表示全面提供所有时代和民族的历史的企图，这一事实并不需要妨碍我们用这个词表示韦伯所进行的研究。因为，除非把一种文化或一个民族发展的历史与另一种文化或民族发展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否则将无法进行这种研究。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普遍历史学只是表示不失其本来特征和独立性，从而属于共同范畴的一系列工作。在我们的意义上的普遍的历史学——在韦伯意义上的社会学——在于生动地显示和个别地处理历史学所使用的理想类型的构建。这近似地、但也只是近似地对应于伯恩海姆在他对历史领域主题的划分中称为普遍历史学或较广意义上的文化史的东西。他对比了特殊历史与普遍历史，在其中他区分了两个次类：
（1）普遍的历史或广义的文化史，也称为世界史：人作为社会存在在所有时间和所有地方，在一致连续的发展中活动的历史。
（2）普遍的政治历史（Allgemeine Staatengeschichte），也称为世界史，以前也称为普遍的历史：所有重要民族的历史像大纲似地结合在一起。
当然，肯定不需要特别强调，问题的要害不是术语，而只是逻辑的和概念的区别。
这种情况类似于经济问题的论述。经济理论为一方和经济史及描述性经济学——它也必定是经济史——为另一方之间存在普遍的描述性经济学，它是用于特别处理经济史所用的理想类型的构建。
在实际科学工作和向公众的介绍中并不总能看到这些领域之间的界限，而且确实不存在这种区分的必要性。创造性思维产生了必须提供的东西，而且正因为这样，我们应该感谢它。然而，即使一个从未想过要跨过划分个别主题领域的界限的人也应该了解界限的另一面所发生的情况。没有一个社会学者没有历史学知识而可以进行研究工作的，而且，也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没有社会学知识而可以进行研究工作的。
历史主义宣称，历史方法是惟一允许和适于探讨人类行动的科学提出的问题的方法。历史主义支持者的一个集团认为人类行动的理论科学是完全不可能的。另一些人并不想完全否定在遥远的未来建立这种科学的可能性，这种科学将有历史学家方面更充分的艰苦的准备工作的果实可供支配。当然，历史主义的反对者从来没有向历史研究的正当性、逻辑上的可接受性或有用性挑战。在方法论论争中引起问题的决不是历史，而总只是理论。从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观点看，历史主义的致命错误正在于它对理论的否定。实际上，抨击理论的要旨基本是政治上的，其目的是保护不能经受科学检验的经济政策免受讨厌的批评。从科学的观点看，没有认识到所有历史研究和社会状况的任何描述都要以理 论概念和观点为前题这一真理，比认为可以不用理论研究历史和描述性经济学这种误解更严重。历史科学逻辑最迫切的任务是反对这种错误。